《月亮灣》：鄉村的暖光與被它照亮的鄉魂
作家唐慧琴長期生活在鄉村，一個時期以來，她的長篇小說、中短篇小說都是以獨特的內視角，書寫著當下農村生活鮮活的波瀾，不僅表現著轉型期的倫理困境，更探尋著鄉民精神重建的光亮。近段時間讀到唐慧琴的小說集《月亮灣》（河北教育出版社，2023年9月出版），仍然有耳目一新之感。首先一個突出感受是她愛寫草木，且常常情意凝貯。這些草木的主人，或者廝守鄉土或者遠赴城市，無論貧富悲喜，都有一股執拗勁兒，一種看似不合時宜的癡氣；無論經歷什么變故和疼痛，他們總會依憑這份執拗和癡氣，如草木逢春，讓善意發榮滋長，在鄉土遭逢異變的當下，兀自從大地深處接續一脈靈韻，為美麗的月亮灣重鑄鄉魂。這些花木所象征的正是這種可貴的德性。如作者談創作時所說：“多年的鄉村生活經驗讓我感覺到，鄉村不僅有迷失，還有持守；不僅有灰暗，還有清澈；不僅有傷痛，還有溫暖；不僅有晦澀，還有詩意。”正是這一“持守”“清澈”“溫暖”和“詩意”的寫作立場，讓《月亮灣》擺脫了當下鄉土寫作既有的若干范式，在眾多鄉土之作中脫穎而出。
《月亮灣》共收錄十篇小說近作，觀照的中心乃是當下的鄉土倫理。比如《嫦娥奔月》《樹上的鳥兒成雙對》，小說最打動人心的地方在于，作者以平視的目光和同情之心，寫出了每一位人物的局促與不安，但最終給讀者呈現的還是人心的柔軟和人性的寬厚。《嫦娥奔月》有一幕，三伙伴在葫蘆娃的茶室里談天，小石頭和葫蘆娃都說要“談理想”，老張哭笑不得：“這倆家伙，心可真大啊，一個兒子在監獄蹲著，一個被債主追得像燕兒一樣滿天飛，還有心思談什么理想啊。”可是，兩人是那樣一本正經，葫蘆娃希望東山再起后在月亮灣建一個書畫院，讓月亮灣成為藝術之鄉，小石頭則希望建一個名叫抱石齋的奇石館。這處關于理想的討論，看似高蹈，卻妥貼地融入故事中，并凸顯了作者對鄉土文化重建的特殊觀察和思考。在脫貧攻堅之外，在鄉土秩序崩毀之外，還有一個鄉民們設想和期待的衣食之上的“理想”，它代表的是被很多鄉土寫作者無意忽視或有意屏蔽掉的精神性的追求，而給這篇質感沉實的小說起名“嫦娥奔月”的寓意也正在這里。
當下鄉土社會的巨變反映在很多具體層面，比如農業經營由同質到異質的轉變，鄉民關系由熟悉到陌生的轉變、社會結構由緊實到松散的轉變等等，這些在唐慧琴的小說中都有展現。應該說，新時期以來大量鄉土小說都有類似的情節，但是唐慧琴在處理這一素材時卻有自己的思考。首先我們要注意的是，小石頭等人物都是“守村者”，他們也曾外出打工，但生活的重心一直在月亮灣，始終有對故鄉的認同和歸屬，他們守望鄉土的動機說不上高大上，只是素樸執拗地堅持自己做人的準則而已，但當大多數鄉土寫作者把重心放在書寫農民入城、返鄉、空心化等流動經驗上，小石頭們的“在地性”經驗一向不被關注也就難以獲得呈現。因為畢竟不是所有的鄉民都選擇離開村落這一鄉土社會的核心空間，正是這些守村者的存在，鄉土性才有所依附，村落共同體才能發揮其結構性的調適功能，漸涼的鄉情和鄉愁也才有轉暖的可能。我們看到，一方面，性格純良的小石頭病入膏肓，令人唏噓；另一方面，鄉情仍是他們生命最后的撫慰，而他們的離去也為村莊注入了強大的向心力，把親人和鄉民們團結在一起。
其次，唐慧琴無意預設一個新與舊、傳統與現代、保守與進步的二元框架，而是回到鄉村的實際，從鄉土禮治的重建和人際信任的修復這一考量出發，思考德性、道義這些已被漠視的仁義觀念的涵養之功。小石頭酷愛奇石、癡迷藝術，《樹上的鳥兒成雙對》中的德順行止有度、干凈干練，這都說明他們并非傳統的老舊農民，他們對誠篤這一底線的堅守也不應單純理解為傳統預制，而毋寧說是鄉土倫理構成本然的體現，證明在當下的鄉土社會，淳樸敦厚的道義和真正有情的禮俗依然可以成為鄉土倫理重建的重要資源，為中國鄉土社會內生性發展的運行機制提供必不可少的滋養。德順去世后，寶成決定把德順宅子里的竹子移栽到家院來，這當然是象征意味濃厚的一筆，德順之德自有傳人。
小說集《月亮灣》的其他八篇小說均以女性人物為主人公，在情節上也多有映照，比如《好大一棵樹》里的蘇蕓、《長在屋子里的樹》里的小福、《一彎新月掛滿天》里的小惠，要么是開了茶葉店，要么是開了茶館，她們的性情也頗相似，溫婉、正直、富有同情心，又有各自的纖細和敏感。這種相似對于作者而言是一種挑戰，意味著她需要在近似的情節架構和人物設定中，寫出共相中的殊相來。唐慧琴采取的是真正讓自己廁身其間的內視角，以一個傾聽者和觀察者的姿態而非代言人的站位去體察這些女子的兩難，體貼她們的苦衷，也努力捕捉她們的精神之光，同時也小心翼翼地避免將當下鄉村女性面臨的復雜問題簡化為道德問題，寫出了問題的深刻和糾纏。相比于其他女性鄉土寫作者，唐慧琴并不特別在女性的性別意識上用力，很少以身體作為表達手段，也無意強化自己女性寫作的立場，但貼著人物的寫作站位卻讓她實在地寫出了鄉土之變下女性的別一種疼痛，為討論女性鄉土主體性的建構，以及女性在鄉土文化和倫理建設中的結構性意義等話題提供了很出色的文本。
《苦楝花》和《去高蓬》均在家庭內部展開，聚焦的是家庭親情的常與變，而兩個小說情感調性的不同，正體現了唐慧琴對鄉土家庭倫理之“常”與“變”思考的錯綜，小說中的惶惑與留戀、疏離與回返、審視與依偎，其實也都是一體兩面的關系。或者說，她敏感并痛心于當下鄉土社會親情的異變，但還是努力以女性的溫煦和慈悲去做縫補修葺，無論結局如何。唐慧琴表現了當下農村的種種苦惱與苦澀，迷茫與彷徨，以及試圖穿透它們的“柔軟的光影”。這些光雖然細弱，但卻是照亮傳統鄉村倫理轉型的一束束光源。
（作者系山東大學文學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