鐘叔河：“寫出來的都是自己的話” ——讀《暮色中的起飛——念樓散文選》
《暮色中的起飛——念樓散文選》 鐘叔河 著 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近日拜謁鐘叔河先生，獲贈裝幀精美、印刷精良的大作《暮色中的起飛——念樓散文選》。鐘先生投我所好于扉頁簽名題跋：“蕭躍華先生存念。九十四歲鐘叔河，甲辰病中于念樓。人生知己難，文章知己尤難。蕭君雖小我三十余年，亦文章知己也，贈此為念，又及。”
大作分“書話”“瑣談”“往事”“自述”四輯，收入散文76篇，取其中一篇標題作書名。這些散文過去大多看過，返京的高鐵上又溫故知新，鐘先生讀書、編書、寫書的一幕幕涌上心頭。
鐘先生年近古稀回憶“我的第一位老師——列那狐”。那年他五歲，大他十多歲的表哥找來鄭振鐸翻譯、開明書店出版的這本童書。他打開灰綠色的封面，立即被潔白的洋紙上印著的精致而又生動的鋼筆畫所吸引：“就這樣，列那狐把我引進了書的世界，文學的世界。”15歲，他模仿古人用文言文撰寫筆記體《蛛窗述聞》（海豚出版社2016年11月全稿影印出版），只為好玩有趣而已，從沒想過將來當作家。鐘先生曾奉“平生無大志，只求六十分”為座右銘，人生規(guī)劃是當老師，養(yǎng)家糊口，傳宗接代。可17歲的他喜歡的周南女校的一名16歲女生報考了新華社和報社合辦的新聞干部培訓班，他“便跟著她去考”。結果鐘先生考上了，她卻受不了一次很普通的批評，一賭氣去了新疆。
“我是典型的早戀、早婚、早育，年輕時并沒想過要做出多大的成績。”鐘先生毫不避諱自己年輕時候的“不肖”，但人生旅程中的苦難激發(fā)了他的進取精神，他下定決心好好讀書，用事實證明自己并非一無是處，更不像有的人所說的那么壞。他與夫人患難夫妻相濡以沫，力傭為生，妻子成為五級木模工，丈夫成為六級劃線（繪圖）工。隨著家庭收入的逐步“增加”，原先只淘幾毛錢一本舊書的鐘先生，后來兩塊四毛錢十本的《四部叢刊》連史紙本《高太史大全集》也敢買回家了。令他在出版界一戰(zhàn)成名的“走向世界叢書”單行本，多是這個時候用白菜價撿回來的。鐘先生“引車夜歸，閉門寂坐”，瀏覽過郭嵩燾、曾紀澤、載澤、戴鴻慈、康有為、梁啟超、容閎、黎庶昌等人的200多種原作。
禍兮福之所倚。鐘先生在湖南省第三勞動改造管教隊時，憑手藝和會寫文章被安排到工業(yè)隊兼“搞宣傳”。他通讀了《二十四史》《資治通鑒》，希望從歷史中找到現(xiàn)實的答案。外人看來百分之百的蹉跎歲月，他卻覺得撿了個“便宜”：“盡可以在勞動的余暇‘自由’地考慮中國的過去和未來，有時也能搜集和整理一些材料。”
“閱讀從來是我的生活。”《曾國藩教子書》《知堂書話》《賣書人和讀書人》《買舊書》……這位把讀書當成最高生活的出版家，有著與翁森《四時讀書樂》不同的感受：“老實說，讀書是用心甚至傷心的事，帶來的不一定都是快感，往往是傷感，甚至痛感。”（《因何讀書》）這與孫犁所說，“中國人的行為和心理，也只能借助中國的書來解釋和解決……書無論如何，是一種醫(yī)治心靈的方劑”，似有異曲同工之妙。鐘先生48歲半路出家干出版，敢為人先，出手就是高峰，在新中國出版史上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他在《送別張中行先生》中說：“張先生的一生是讀書的一生，他的修養(yǎng)和境界都是因讀書而有。他寫的《順生論》，受到很深的佛學影響，也是讀書和思考的成就。”其實他自己又何嘗不是這樣？
“功蓋三分國，名成八陣圖。”鐘先生將他自己離休前的40多年干活時間“天下三分”，大約“只有一分是在當編輯匠”，寫寫“出版說明”，一直到快要離休和離休之后才應朋友之請，開始寫點文章在報刊上發(fā)表。他偶有所感，發(fā)而為文，一定是心里有話要說，而且這話一定得是他自己的話。鐘先生謙稱：“如若說這些東西亦稍有可取，這便是寫出來的都是我自己的話。”哪怕引用或發(fā)揮先圣昔賢的名言，他也要“先經過咀嚼品嘗，把自己幾十年的辛酸苦辣與之相調和，變成自家爐鍋里舀出來的湯汁”。“盡管它可能說得不美不正確，總歸是我自己的話，不是鸚鵡學舌，也不是吠影吠聲，這一點是差堪自信的。”（《說自己的話》）
鐘先生對1600多年前的車胤、孫康這兩個讀書模范提出質疑。他讀初中二年級的冬日晚上熄燈后，悄悄來到雪地月光下讀《儒林外史》，雖然有“明月照積雪”映著，可睜大眼睛也只能依稀辨識幾個筆畫簡單的字，終于無法卒讀，只好老老實實鉆進冰冷的被窩去做好學生。我和小兒于京城大雪之夜帶著大字本線裝書“映雪”過，確實影影綽綽。“囊螢”鐘先生沒實驗過，而我卻多有體驗。夏日夜晚，湘中山村，小朋友結伴去捉螢火蟲，放在小玻璃瓶里玩耍。如果誰說這玩意兒也能夠照明讀書，大概三歲小孩都不會相信的。“可是，像這類美化‘模范人物’的‘大頭天話’，父師拿來教訓子弟，卻一以貫之地教了幾百上千年，從來沒有人來揭穿。”（《囊螢映雪》）明末的“浮白主人”開過這兩尊偶像的玩笑，似乎并未影響他們繼續(xù)高高地被供在神龕上。
《千字文》有關蒙恬造筆、蔡倫造紙之說影響甚廣，幾成定論。鐘先生從司馬遷的《史記》、范曄的《后漢書》、張華的《博物志》、韓愈的《毛穎傳》、馬永卿的《懶真子》等書入手，抽絲剝繭，去偽存真，覺得祖先把人民群眾“發(fā)明創(chuàng)造”的功績記到偉大人物個人名下的可能性比較大。“小爐匠奉太上老君為行業(yè)神，戲班子尊唐明皇作祖師爺，看似荒唐，其實無非是典籍中黃帝造舟車、神農做耒耜的通俗化，二者并無高下之分，全都是偶像崇拜的表現(xiàn)。”（《恬筆倫紙》）
黃裳稱張岱為“絕代的散文家”，鐘先生也說：“我于古人中，最喜張岱的文章。他的風格，可以四字括之，就是‘自說自話’，絕不作陳言套語。寫人事，他不用心歌頌什么暴露什么，而愛憐哀矜之意自然流露，能感人于百載之后。發(fā)感想，他從不想載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而家國之憂、無常之痛時見于字里行間。”（《暮色中的起飛》）鐘先生的《漢口竹枝詞》《李鴻章的詩》《清朝的官俸》《湖南官話》《時務學堂何處尋》……走的就是“自說自話”的路子。他認為，“古文最簡約，少廢話。這是老祖宗的一項特長，不該輕易丟掉”。他身體力行“學其短”，將文章寫得短小精悍、清清爽爽。其晚年代表作《念樓學短》暢銷20多萬冊，何故？楊絳的《序言》一語中的：“選題好，翻譯的白話好，注釋好，批語好，讀了能增廣學識，讀來又趣味無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