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李翊云

《我該走了嗎》，李翊云著，上海譯文出版社，2023年11月

在美國文壇中，華裔作家李翊云無疑是一位有目共賞的作家。其作品豐富深刻，包攬無數獎項，廣受稱贊。此前，這樣一位備受關注的作家一直堅持用英文寫作，并拒絕將作品譯回中文，直至譯作《我該走了嗎》于2023年在中國出版。繼《理性終結之處》后，這是她的又一部寫于長子文森特去世后的長篇小說。在承襲了李翊云一貫深邃、精妙、嚴密的語言風格的同時，小說還從字里行間泄露了主人公的真實情感——無論對于小說主人公，還是作者而言，都伴隨其一生的悲痛。

翻開書本的扉頁，我們看到上面寫著“獻給……始終、永遠的文森特”。小說的主要內容是主人公莉利亞在85歲時開始為故人羅蘭的日記作注。她與羅蘭有過一段露水情緣，并有了女兒露西。她向羅蘭隱瞞了露西的身份，與吉爾伯特建立起自己的家庭。一切本應順風順水，然而露西在27歲的年紀選擇投水自殺，留下了年幼的女兒凱瑟琳。為了尋找露西輕生的原因，莉利亞決定從羅蘭的日記著手，尋找這對父女共同的精神內核。小說共分為三部，前兩部交織著莉利亞的現實生活和對過往的回憶，第三部是莉利亞對羅蘭日記的正式作注，每個日記的選段后都有莉利亞的標注，“日記-標注”的結構從中反復出現，他人的聲音、羅蘭的聲音和莉利亞自己的聲音交錯在一處，或來自過去，或來自未來，如同一支配合默契的交響樂，互為襯托，互為補充，互為糾正，為整部小說提供了奇妙的復調。

如果說《理性終結之處》講述的是一位母親如何直面愛子自殺的悲劇，是一次與自我的對話，《我該走了嗎》則是一次對悲劇的哀悼、溯源。最終人們該如何背負著悲劇自我重塑？不少人把它當作女性版的《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因莉利亞和羅蘭與“我”和作家R的感情軌跡何其相似，喪子之痛又何其悲切，然而，不是所有的故事都是愛情故事，羅蘭的日記，甚至羅蘭自己都并非小說的關鍵。莉利亞難以否定，“如果我們未孕育出一個女兒，我會不會把羅蘭忘了？”她作注并非出于對羅蘭的一片癡心，而是她的女兒莫莉向她拋出的問題：“露西的死是合情合理的嗎？”在遭到莫莉的質問之后，她終于發現，盡管自己對露西的成長格外關照，但她從未弄清露西輕生的原因。羅蘭的日記是莉利亞追憶往事的媒介，羅蘭本身是莉利亞探索露西輕生之謎所需的范本，正因露西與羅蘭在血脈上的相似，莉利亞才只能通過他的過去解開心結。不過，羅蘭的日記為小說提供了重要的視角，即羅蘭心目中的自己和其他人。日記中的羅蘭不像莉利亞記憶中的那樣通達，他敏感、多情、志大才疏，因伊舅媽和西德爾困惑，甚至自嘲“認識西德爾之后，我沒有一天長大”，他對過去不由自主的美化難以得到莉利亞的認同，讓莉利亞發出了和羅蘭相似的感慨：“人會在自己的日記里說謊嗎？”日記的敘述者并不可靠，日記之外的敘述者自然難逃相同的質疑，讓人不由得猜想莉利亞是否也像她自陳的那般鐵石心腸。

莉利亞與《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中的“我”存在本質的不同——莉利亞從不耽于外物而失去自我，因而從未失控。她認為自己的家族是拓荒出身，鐵石心腸是刻在移民和拓荒者基因里的特質。“我的愛和我這個人一樣硬……只要我能做的事，我傾盡全力去做，但我不與暴風雨、洪水、地震作斗爭，我不哄自己相信我能不做我自己……只有軟弱的人才從他人身上尋求回報，我們的回報是我們自己。”從療養院其他老人和莉利亞自己的子女口中也印證了這一點，在他們看來，莉利亞是個刻薄、不友好、欺凌他們、不討人喜歡的老人，莉利亞評價自己敏感而自私，這樣的人仿佛情感遲鈍，永遠不會陷入失落中難以自拔。但莉利亞的悲傷有跡可循，她僅通過文字就能與西德爾取得共鳴：“西德爾需要那份鐵石心腸，否則怎么能在失去唯一的孩子后活下去？”不管哪個母親，忍住的淚水都不會多于她，但莉利亞拒絕流淚，她“是那種不管過什么樣的生活都盡量實現最大作為的人”。事實如此，她是個對他人和對自我都格外嚴厲的人。盡管她將度過的每一天視作對露西放棄生命的拒絕，盡管她日夜思索希望露西以何種身份活下去，她仍不表露悲傷。她將五個孩子撫養長大，配合著每一任丈夫的生活，同時保持自我的清醒與獨立，她不算是家庭中的奉獻者，因為處理瑣事不妨礙她從中取樂，游手好閑。

但情感的忍耐和遏制最終會造成耐受甚至麻木。莉利亞最終似乎耗干了她宣泄情感的機會——“不哭對一個人產生奇特的影響好比用一道堤壩攔住所有要流的眼淚，一輩子活得像個值班的看守，日日夜夜，確保沒有裂縫、沒有滲漏、沒有洪澇的危險……有一天，你對自己說，我想再看一眼那里面的水。堤壩說，什么水，女士？于是你爬到壩頂。對呀，什么水？另一邊是一片沙漠。”她并非因鐵石心腸才不為女兒落淚，而是為了不被悲傷壓垮而不得不鐵石心腸。這是一層穿上便與人的血肉結合的盔甲，讓莉利亞看上去不近人情，卻在三十七年后仍放不下露西的死，并選擇通過這份日記將她對生活的理解傳授給凱瑟琳和約拉，因為她們是露西唯一的后人。

這份精神的韌性支撐她度過長達37年的悼念與抗爭，以至于她在面對“幸運”與“不幸”時也平靜地一視同仁。她對任何事物的看法都帶有宿命論的色彩——露西的死算不得悲劇，“假如把人生過得和大多數人有一點不同，那樣算很不幸嗎？選擇一種不同于大多數人的死法也算嗎？”吉爾伯特因露西之死而悲傷時，她也說：“沒有法律禁止災難降臨在你頭上。反過來，也沒有法律禁止幸福落到你頭上。換一個當母親的，處于我的境地，也許會因一個孩子的死而慟哭：為什么是我？真正的問題是：為什么不是我？”生活不公平地讓一部分人遭受痛苦，但公平地不去挑選遭受痛苦的人。在莉利亞看來，悲劇總會降臨，但悲劇不源于任何人的決定。“傷我們的只有生活，我們不向生活報復，因為我們不為報復而活。”

從這個角度看，莉利亞也是作者李翊云的一種折射，宿命論的論調充滿了李翊云的人生，李翊云也如莉利亞一般習慣隱藏自我，和莉利亞對露西之死的糾結相同，李翊云也一面在播客中說：“我的大兒子死了，過去了就是過去了，我不躲藏。”一面在書中懷念文森特：“你要在就好了，沒有你，房子里空蕩蕩的。”

這源自李翊云不美滿的原生家庭。母親是家庭的“暴君”，而父親是母親責罵的對象。“面對驕縱跋扈的妻子，他的應對方式永遠是無節制的退讓和自我麻痹。”他沒有保護李翊云姐妹免受母親的傷害，只是告訴女兒，一切都是命運的安排，只能逆來順受。因此，李翊云只能靠自己逃避母親的控制，寫作也許是她唯一的途徑。母親不懂英文，她便開始用英文寫日記，防止母親偷看。不用母語寫作、不將自己的作品翻譯成中文，都源于幼時被母親偷看日記的心理創傷。李翊云素來以冷靜的筆觸著稱，但年少時的經歷依然讓她養成了向家人隱藏自己的習慣。莉利亞喪女之后的心理活動也許正與李翊云失去長子后的思緒相應和，莉利亞長年與悲傷為伴，武裝并重構自我的過程也是李翊云正視自己的家庭悲劇的過程。小說其實是對生活的折射，莉利亞的絮語也是作者的絮語。它幾乎沒有連貫的故事情節，沒有波折，但卻有堅韌的骨架，因為這就是生活本身。

莉利亞試圖在日記中尋找答案，露西和羅蘭的確相像，她也仿佛從西德爾身上看到了自己。羅蘭與西德爾的關系相較于情人，更類似母子。羅蘭得不到西德爾的全部關注，但西德爾卻用自己的思想構筑了羅蘭此人。同樣地，露西在莉利亞的影響下長大，但我們只能從莉利亞口中得知，她對露西格外關照，而露西是否從莉利亞身上得到了她想要的東西，已然無跡可尋。羅蘭與西德爾、露西與莉利亞，二者構成對應，但死者必定不能對照日記中的生者。最終，莉利亞沒能找出答案，李翊云也許也找不到文森特輕生的原因，但相較答案本身，直面悲痛并自我恢復的過程要重要得多。

對李翊云而言，《我該走了嗎》是對生活的摹寫，對悲痛的接納。莉利亞與悲痛為伍多年，堅韌的思想是她的武器，但悲痛不是敵人，不一定必須擺脫。正如李翊云本人所言：“我拒絕和解，但我接受現實。”她對簡單的出路不感興趣，安寧本身即是陳詞濫調。比起拋棄悲痛，構筑更堅強的自我，讓自己不再對悲痛抱有恐懼，才是更有勇氣的做法。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學外國語學院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