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陳國良接替了父親處理舊書的工作，并把它作為超市保安這個正業之外的外快業務，在此過程中，他先后認識了在城中公園“混日子”的湯團、鐵桶等人，之后又與職高同學宋小東重逢。隨著他們之間的日漸熟悉，“下崗潮”之下的生活世界也被草灰蛇線地勾勒了出來。以往類似主題的作品多選擇北方重工業工廠為故事發生地，而阮夕清則巧妙地以買賣舊書為切口，順著毛紡廠、模具廠、印刷廠、棉紡廠這些南方國營輕工業工廠，讓一個空缺的時刻逐漸顯形。

這樣一個時刻的重要特征，就是新的話語尚未完全誕生，但舊的情感與記憶卻已經飛快地被命名、切割和回避討論，因此一個“失語”的空缺時刻被制造了出來。陳國良時常感到“熟悉的一無所知”，正是身處其中的典型狀態：“他坐在熟悉的一無所知之中，不過，這無關他們，他坐在任何人群中都是這種感受：當你覺得熟悉，總有一句話或一個表情恰到好處地提醒你，保持好分寸；當你覺得應該遠離，又有一種習慣甚至依賴，把你適當拉回。”1990年代“下崗潮”中社會關系和人際關系的劇烈變動，造成了既“熟悉”又“一無所知”的矛盾感受。不過，“失語”未必只會表現為“沉默”，有時它還會借用其他的方式來言說自身。陳國良與宋小東借用電視劇式的臺詞對話就是一個癥候，它提醒著我們：當可被言說的語言體系中無法找到當下情感的對應物時，一種套路化的表達方式就會出現。因為不借助“套路”，就無法言說。在新與舊之間，《華夏第一公園》將“失語”的“瞬間”凝固下來，這個“瞬間”選擇用“故事”來作為裝著“新酒”的“舊瓶”，這就是“奇聞化”的時刻。

具體而言，華夏第一公園發生的是“江湖故事”。在這里，人物彼此以綽號相稱，排斥可以定位自身在社會結構中位置的姓名、住址、父母職業等信息（而超市保安等所謂“正業”則需要這些信息），江湖社會的現代移植在這里結出了奇異而危險的果實。黃子平評價十七年時期的革命歷史小說時，認為綠林好漢的故事提供了一種越軌的想象。但不同的是，這里已不再有完整清晰的軌道，生活喪失了對自己恰如其分的讀法。而借用“江湖故事”的透鏡，“奇聞”必然頻頻現身。所以，文本中的“新聞”都以“故事”的形式出現：宋小東逗樂旅館老板娘的方式是講新聞中的“偷情殺人、廁所搶劫”，湖光棉紡廠倒閉真相與新聞報道之間名實分離，記載著“兇殺、墜機、澳洲山火和上證指數”的報紙被拾荒者蓋在臉上。從千年秘傳的“蒙汗藥”到被《江南晚報》命名的“聽話水”，所指不變、能指漂移，相同的事物不過是改頭換面，重新粉墨登場。“故事”以自身的過剩來昭告一種敘事的空缺，因為如果將一切“生活”都讀為虛構的“故事”，這恰恰意味著真實的“事件”沒有被正確言說。這樣的后果就會是，由于已有的“故事”往往同時攜帶著固定的情感、記憶和感受方式，借用它們言說自身，未得命名的情感的“特殊性”就會被稀釋在某種“普遍性”之中，從而以為“日光之下并無新事”。

論回小說本身。在敘事上，這一“中間時刻”沒有敘述自身的語言，因而它以“奇聞化”的狀態現身。在內容上，它還同樣是人際倫理關系的過渡時刻。在兩個社會段落的空格之處，一個恐怖的逗號插入其間——傳銷。它將人際關系的倫理性徹底抽空，用天花亂墜的糖衣修辭包裹著內在的“空無”。宋小東從職高到五元旅館的下降過程中，“傳銷”經歷是不可忽視的關鍵一環。他的身份證被超市扣押無法拿回，正是象征著在傳銷發生后上一段落的人際社會對“身份”的收回。如果承認人的“社會性存在”無法自證其有，需要在一定的社會關系結構中定位自身，那么宋小東和陳國良類似“平行世界”般在公園中總難相遇的狀況就幾乎是一個隱喻：宋小東的社會關聯和自身存在都處于一種將滅之態。傳銷破產的宋小東與所有親戚朋友斷聯后逃亡，除了作為“職高同學”的陳國良，沒有人可以證明宋小東的過往與來源，宋小東因此也就難以證明自身的“社會性存在”。盡管兩人之間“同學關系”如此微弱，但殺死了陳國良，宋小東就無法在社會意義上被承認為“宋小東”，他將變成類似于湯團、鐵桶等用可替換綽號命名自身的任何人。在此意義上，“謀殺”正是個體舍去自身社會身份的一個宣告，而它的發生過程也就變得饒有意味：人際中善意而有機的聯結已經隨著“下崗潮”和傳銷的沖擊逐漸崩解，曾經有機人際關系的孵化之地——工廠成為了計劃殺人之所，但其殘存的形式卻頑強又悖論性地體現在了某種集體儀式——廣播操之中。在“殺與不殺”之間，人際中殘存的倫理在抵抗著傳銷這個惡意形式的吞噬和擴張，“有點不好意思”，既讓人不寒而栗，又蘊含著某種絕望的懷舊。

不過，“謀殺”畢竟是“未遂”的，小說情節設置的妙處也就在這里。陳國良得知真相是從湯團之口，事后的敘述和追認成為了一種隔層處理，讓陳國良真正意義上“經歷”謀殺的時間點挪到了“事后”。被告知真相后的回憶讓他再次回到了發生現場，而一旦建立了回顧的記憶路徑，他將無法逃離對死亡的“可能性”的不斷確認——“幸存”的體感將鏤心刻骨，達摩克利斯之劍將常懸頭頂。但它隨時“可能”失敗。這不只屬于陳國良，這是一代人的共有體驗。“可能”，讓每個人都成為了薛定諤的貓，在命運的盒子揭曉答案之前，誰都無法將自己與死亡的關聯徹底切斷。因而陳國良“總覺得自己被某處遙不可及的存在隨意地拿捏，身不由己”。一切“可能”都在“中間時刻”暗流涌動，這就是本篇小說最有意味之處，它將1990年代“破敗”又“欲念涌動”的“瞬間”牢牢凝定，在“守法”與“無法”之間的“江湖故事”地帶，是尚未分明的混沌。

事實上，懸疑與謀殺，作為一種用法律正義、詩學正義去追問歷史正義的補償方式，在“新東北文學”中同樣常見。這種不約而同或許意味著，就像陳國良在超市遇到的驚懼中舉起榔頭自衛的壯漢，“攻擊”的行為反而是一種虛弱的自衛。當一種“偶然”的危險隨時可能降臨，“謀殺”某種意義上不過是自衛的極端化呈現。或許正因如此，“生活”的前置謂語才變為了“保衛”，而留在藍天下的每個人都成為了“幸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