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免想象、前夜與“不革命”的家庭 ——朱婧小說集《貓選中的人》簡論
一
關于朱婧的小說創作，現在我們頗為在意的一個相較同輩作家而言、多少有些空白意味的階段是2008至2017年，如朱婧自言“其時對我來說，最大的困惑是我并沒有能力處理寫作之外的與寫作相關的事情。于是居然就放下了寫作這一件事”[1]。諸多觀察者在討論朱婧的寫作理路時往往會有意識強調這約摸十年的“隱去”，而“隱去”的言下之意則裹挾著某種可堪玩味的猜想：倘若這十年朱婧沒有停止小說創作，她還會是現今將小說集《貓選中的人》帶到讀者面前的朱婧嗎？猜想在很多情況下是縹緲的，不過關涉朱婧與她的小說世界，可以肯定的是，恰是正當其時的“暫停”與“重啟”，賦予了朱婧迥異于2008年之前那個主要以校園青春文學作為標識昭示眾人的自己的實體經驗、情感結構與意志選擇。
2017年恢復寫作的朱婧，似乎逐漸有意識地抽離掉其在更為年輕的階段極為在意的、以小說人物自身為出發點的角色想象與關系想象。小說集同名作品《貓選中的人》，主人公“始終未能和母親建設一種母與子的聯系，推而對于親密關系始終缺乏想象”[2]，《光進來的地方》的“我”決意與女友（也即后來的妻子）交往，也是由于“避免非理性的想象”[3]。而《我的太太變成了鼠婦》中妻子向丈夫所述少年時代于路邊意外遇蛇的經歷，或可為朱婧的這部小說集提供注腳一種：“看到蛇的關鍵，不要讓它離開你的視線，就不會害怕。”[4]“不要讓它離開你的視線”，意味著對一類具有限定性的準則規范的遵循，同時也表意為對潛在的、未知的想象因子的排斥與拒絕。由此就《我的太太變成了鼠婦》《貓選中的人》《在那天來臨之前》等小說而言，“選中”與“被選中”便有了宿命的痕跡，而關乎日常的想象則在此懸空。饒有意味的是，同樣是命定的“選中”與“被選中”，《貓選中的人》的太太“選中”了“我”，隨之也擦亮了“我”原本黯淡的人生；《我的太太變成了鼠婦》的主人公“選中”了條件般配的結婚對象，卻終演繹為一段意料之外的驚悚經歷。朱婧試圖拋出這樣的命題：究竟是哪些因素支配著看似理所應當的夫妻關系、親子關系？而我們何以唯能用“選中”或“被選中”等說辭去說服他人或自己？
需要看到，朱婧自青年時代以來的寫作，直至當下，依舊有其一以貫之的特質。2007年出版的小說集《美術館旁邊的動物園》“自序”里，朱婧有過如下一番自白：“一個地方，一個城市，或者一個人，我更希望看到其更真實的樣子、更真切自然的狀態。有時，這種好奇未免太過強烈，我更想觸摸到柔軟的內在，它讓我覺得富于趣味并常常感動。”[5]當評論者借由2008年至2017年的“隱去”，包括2017年以來的“返場”，進而旨在表明朱婧寫作脈絡的一個似乎顯而易見的轉折點時，實際上他們忽視了某種“觸摸”的執念仍烙印于朱婧晚近的小說，只不過此時的朱婧更為明晰地認識到原本熟稔的形式、寫法、技藝已然無法匹配現實生活洶涌而至后所產生的新的感受與經驗。
卡夫卡在寫給友人羅伯特·克魯施托克的信內談到，“由于寫作素材而產生的恐懼可能總是生活本身的一次停頓而已。人之所以窒息而死，一般來說不是由于缺乏空氣，而是由于缺乏肺的呼吸力量”[6]。有理由認為2008年前后的朱婧已有感于自己需要重新調整“肺的呼吸力量”。這種調整有特定的客觀緣由，也源自朱婧這一批寫作者渴望朝向的寬廣境地。2017年后我們應重新認識的朱婧，在某種程度上走向了曾經的自我的反面，她逐漸舍下了一度沉溺的“青春寫法”，不再疲于編織繁雜而糾結的情感關系網，反之，朱婧折身返至當下具有普遍性的人際關系建構模式的原點，讓自己成為“少女朱婧”的質疑者。這之中很關鍵的一點，也是這部小說集《貓選中的人》著重呈現的，即日常生活與人際相處當中“想象”的瓦解，但恰恰是人與人的情感關系里想象因子的散失，構成了敘事層面的新的想象結構——為何現代社會的運行機制與價值立場恰恰暗示著要將“想象”逸出“日常”范疇的趨勢，以及我們當中很多人為何會避免想象的發生？
《危險的妻子》有如此言：“對成年人來說，應付生活日常已經需要竭盡全力。”[7]“竭盡全力”的落腳點是一種被廣泛認可與遵循的穩定形態，其又聯系著不可逾越的邊界感。《一日與永恒》里“我”在飯局上巧遇的電影學專業老師，就在作為生活的越界者后旋即復歸充滿秩序意味的邊界內部。越界，并未令他心喜于突圍以后的新奇，而是感慨“人都是有邊界的，我嘗試過了，知道邊界在哪里了，以后，我就再也不想嘗試了”[8]。如果將這種邊界意識與《我的太太變成了鼠婦》里妻子回憶年幼時所見的蛇相對接，對于朱婧小說世界的男女來講，危險不在于“邊界”或“蛇”的存在，而是它們的消失，包括消失后具有不安定性的外部窺探。有關邊界感的訴求，也正是《危險的妻子》《我的太太變成了鼠婦》《光進來的地方》《在那天來臨之前》《影》《葛西》等小說中人物抗拒指涉家庭關系、家庭角色的想象的根源。應看到，這些相似的行為表現背后，是相關人物試圖將家庭關系、家庭角色加以工具化。父母、夫妻、兒女，以及其他角色僅需在各自所屬的邊界內，完成被字面義圈定的功能屬性即可。而如果逸出了既定角色的邊界，則意味著相關個體或群體必須要考量角色“應有算法”之外的未知構成。當代人最為難堪狼狽之處隨即浮出水面。比如《危險的妻子》。“我”的好友梨花在獲知丈夫出軌的消息后，由最初的憤怒情緒轉至“智力的較量”。她跟蹤丈夫肖及其情人，猜測著他們正在發生的種種，“像談論八卦一般談論她丈夫出軌的最新動態”[9]。這是一類令人感到詫異的夫妻相處模式，而梨花卻是想要通過這種悖謬的跟蹤行為洞察丈夫隱秘的情感內核。不過極為諷刺的是，即便梨花借由旅行不斷“征服”世界的各處地域，但她終究無法突破自己與丈夫之間的認知屏障、情感屏障。至于小說里有關“我”與丈夫昆之間相處的書寫，絕非是以此設置為梨花與肖的破碎關系的對立面，“我”之所以能維系眼前這看似完滿的家庭，主要原因也是在于避免想象。即便昆的行為細節隱有曖昧的氣息，但“我”止于當下的乖覺姿態，使得所有不安演繹為一組也許永遠不會有人主動尋求破解的密碼。不僅是梨花與肖，“我”與昆同樣是家庭之名義下的陌生人，她們履行角色所應遵循的默契，而角色外的人事則讓她們感到無助，甚至是倦怠。
對于相應角色關系“名”與“實”的勘探，很顯然同朱婧曾經的“隱去”有著密切的聯系。朱婧本人就對被外界頻繁提及的寫作空白期有過這樣的回應：“在這個世界上，寫作者的自我生長，很多時候是在黑暗中的，即使這么多年，我所謂‘中斷寫作’，但不為人所知所見的生長從來沒有停止過。評論者看到的往往是他們所能看到的。”[10]而家庭，這方朱婧自寫作伊始就視作主題原點的空間地帶，成為了“返場”的朱婧加以檢視與重構的對象。
二
關于小說集《貓選中的人》，朱婧意在言說的、也指向家庭內部那些人與事終成定局前習焉不察的“前夜”。《我的太太變成了鼠婦》的年輕太太在漸生出令“我”恐懼與疏遠的“深度宅女”面目之前，也有著引人注目的外貌與氣質，與“很容易建立起一種讓生活流暢到絲一般順滑的日常”[11]的相處能力。至于“我的太太變成了鼠婦”，也儼然有著能夠循跡的“前夜”：夫妻之間的冷淡與隔閡、乏味的家庭主婦生活、妻子與男性友人非同尋常的親昵關系……而有關“前夜”的出現，同樣并不令人感到意外。“我”對“妻子”這一角色指向明晰的功能需求，恰恰使其或有意或無意地忽視了妻子作為“人”的褶皺與幽微。丈夫通過妻子“造像”，用以營造形式層面完整和諧的家庭，而妻子則為了“造像”與“消耗時間”而必須要依仗其他獨特的途徑方式，形成趣味、情感，乃至人生價值的轉移與重塑。而《在那天來臨之前》，小說標題就預示了不可避免的結局。“我”遇到了家世、學歷、性情皆稱完美的未婚夫，人生即將沿著順遂的徑向迤去，但最終“我”并未選擇與未婚夫結婚。這篇小說的一個聚焦點在于“在那天來臨之前”的“我”與“我”的原生家庭——咄咄逼人的母親、沉默寡言的父親與看似早熟的“我”。朱婧對于敘述者“我”學生階段的書寫，多少聯系著其早年的青春文學續筆，不過重建了“肺的呼吸能力”的朱婧很明顯不再停駐于此。《在那天來臨之前》與朱婧發表在《青春》雜志2019年第7期的短篇小說《那般良夜》有著貫穿的線索細節，即家庭成員悄無聲息的離家，同離家后整個家庭結構形態的突變。《那般良夜》里“消失的母親”，于《在那天來臨之前》轉換為“消失的父親”，朱婧這兩篇小說皆沒有對家庭成員離家的“前夜”進行詳細鋪設，仿佛一切都是意外發生，但家庭的風暴又都早已有所暗示：門當戶對的婚姻沒有讓父母成為彼此眼中理想的配偶，“焦灼撕扯”映襯為日常光景的憎厭底色。而“選中”或“被選中”則是一道將家庭想象徹底摒棄的咒語，咒語的另一端是愈發渺小與“接受這種渺小”[12]的個體。
對照暗涌的“前夜”，在《貓選中的人》這部小說集里，比如《影》，小說家借男主人公之口頻繁強調的一個詞是“親密”，但其并不因此彰顯個體與個體的親密關系，而是旨在昭示現代人怎樣艱難地模擬一種本應最為基本的情感屬性，以及這種情感嘗試的失敗。《影》關于“我”與作為成功人士的妹夫的相處片段，有如此敘寫：“我們曾經親密過，最親密的時候一周我們至少有兩次一起外出喝酒。那是他準備和我妹妹結婚的前夕。我更愿意理解成是一種理性思考后采取的行動，我是一個性格乖張年長獨身的哥哥，妹妹將要嫁給一個前程似錦野心勃勃的男性，這個男性必須對我進行考察，以解釋這一切背后是否有潛在的危機和陰影。”[13]能夠注意到，即使是看似出于本能而形成的親密感，其背后也是相關對象基于理性考量所矯飾的一種以親密形式為表征的利益訴求。而《影》里兄妹之間的情感、夫妻之間、親子之間的情感，都僅是在維系角色被外界所預設、希冀的面向。正是這些人物在實際相處過程中缺乏真正意義上的親密感，從而引發了稚童死亡疑云等一系列迷霧事件。
現實生活與情感關系的錯位與背反，讓人總是試圖避免關乎“前夜”的另一種想象與實踐，從而繞開復雜而曲折的人性探索。但《細路秘徑》結尾處，話劇社指導老師在傳授社員表演經驗時卻指出“學做一個好的演員，是學會剝離，學會丟開自己，打破束縛，讓本能綻放，通過身體呈現給觀眾”[14]。在憑空建構的時空當中，人反而借由其他暫定的面孔樣貌、角色身份，擁有想象與勘探真實自我的機會。因此朱婧需要將敘述的內核放置回人物叵測的“前夜”，且頻繁在小說里調度各種形成對照關系的副文本，進而意在直指當下群體與個體具有普遍性意味的現世頹境與情感旋渦。而更為重要的是，朱婧顯然希冀以此恢復讀者久已散失的關乎個人、關于家庭、關于周遭一切的想象力。
相應反思，一方面關涉具體的現實生活內質，同時也指向青年寫作者如何逸出有關個體與家庭關系的日趨模式化的敘事窠臼。當越來越多青年寫作者習慣于在自己的作品里直陳代際之間戲劇化的隔閡與沖突，朱婧卻借小說集《貓選中的人》試圖論證一種具有廣泛性的角色定位、家庭形態的建構形式本身的合理性與正當性與否。從這個角度而言，小說集《貓選中的人》與2019年出版的《譬若檐滴》，理應視為朱婧小說創作的拐點，不過同時也要認識到這種轉向究竟落位在哪些層面。私以為，這其中很關鍵的一點，即朱婧逐漸擺脫了對于角色關系的形式建構的迷戀，相反，朱婧讓缺失與遺憾彌漫在自己營造的家庭結構形態內，通過“消失的父親”抑或“消失的母親”令一種長期缺席的想象得以降臨：在特定個體消失之前，她（他）面臨的是怎樣的“前夜”？如果沒有厘清相關議題，我們身處時代的青年寫作所指涉的家庭問題、代際問題，很多情況下可能不過是脫離現實要義的偽命題。
三
關于《貓選中的人》，還是應再次強調家庭之于這部小說集諸篇的位置意義。應指出，二十世紀初期國內不少小說就揭示了家庭作為革命策源地的特殊性。魯迅《狂人日記》、茅盾《子夜》、巴金“激流三部曲”（《家》《春》《秋》）、路翎《財主底兒女們》等，在關注封建腐朽家庭趨于衰敗與沒落的命運的同時，也呈現了終將沉寂的家庭又是怎樣意外地成為新青年形成精神啟蒙與革命形塑的場域地帶。而轉至改革開放時代初期的小說創作，事實上普遍隱含了中國現代小說里家庭空間誘發個體產生革命意圖這一敘事“小傳統”。其時諸多小說里家庭書寫指涉的革命意圖，又鉚合“傷痕”這一特定的文學風尚，這也可回溯至百年中國新小說史開端以“血”與“淚”來構筑國民（尤其是青年群體）情感肌體、精神肌體的脈絡特征——我們同樣能在魯迅、郁達夫、茅盾、巴金等人的作品里注意到相似的策略、標靶。
之所以要談到二十世紀相應時期國內一系列小說創作中，“家庭”承載的毫不掩飾的革命指向，源因《貓選中的人》這部小說集的相關篇什，如《危險的妻子》《我的太太變成了鼠婦》《影》《葛西》，恰恰是在講述這個時代的家庭怎么“不革命”了——這似乎偏離了二十世紀中國小說家庭書寫的一條顯豁的邏輯路徑。《葛西》即為一例：一個因為父親的輕率之舉而瀕臨破碎的家庭，其由父親導致的“創傷”卻最終莫名愈合，“我們三人以家的名義重新聚到一起，一些事情已經不可掩飾地變得清晰”[15]。在相關小說里，能留意到當下語境里以家庭為單位的群體形態的危機來源，多數并非“傷口”的撕裂，而是“傷口”以異乎尋常的方式形成自我愈合。
1918年，卡夫卡在以古希臘神話人物普羅米修斯的故事為主線而改變的一則小說里，為普羅米修斯的命運安排了四種可能性。這之中，第四種設想是頗堪玩味的：“根據第四種傳說：人們對這毫無道理的事厭倦了。諸神厭倦，老鷹厭倦，傷口也厭倦地合上了。”[16]韓炳哲在《倦怠社會》的“前言”部分引述了卡夫卡的這則小說，且指出自己寫作《倦怠社會》的核心動機，正是意在對卡夫卡《普羅米修斯》里“傷口也因厭倦而愈合”的表述進行剖析，因為韓炳哲意識到“這種倦怠感并非由不受約束的發展、升級導致，而是來自一種有益的自我降解”[17]。可以認為，朱婧小說里家庭與家庭角色的避免想象行為，他們對家庭成員的理性工具化訴求與家庭成員身份角色之外界域的刻意規避，包括對人際關系引申出的分歧、矛盾的遠離，其主要因由就是他們以此類方式形成了如韓炳哲所言的“一種有益的自我降解”。也正是如此，朱婧小說寫到的家庭及家庭成員漸次從一種基于革命話語與“傷痕”話語的脈絡傳統當中逸出。家庭自20世紀初期在魯迅、茅盾、巴金等人小說里逐漸深化的革命形態，在朱婧的小說里則演變為卡夫卡式的頹敗神話，而“傷口”在現今語境中充滿荒誕意味的自我愈合與過早愈合，則是理解現代社群結構與家庭形態變化的關鍵切口。
“一種有益的自我降解”，這是朱婧小說世界很多人奉若圭臬的人生說明書。有益，在此處充滿著吊詭的誘惑力，進而契合了“算法年代”的某種“正確性”訴求。當我指認朱婧晚近的小說昭示的是“不革命”的家庭時代，從另一方面也意味著一類必要的張力關系與彈性狀態的消隱。妻子跟蹤與窺視出軌的丈夫而又任其自由發展（《危險的妻子》）、丈夫面對趨于乖張的妻子選擇了頻繁出軌而非直面糾葛（《我的太太變成了鼠婦》）、無法同年幼兒子正常相處的鰥夫（《光進來的地方》）、充滿隔閡而始終以沉默相對或單方面抱怨為常態的夫妻關系（《一日與永恒》《在那天來臨之前》《葛西》）、面對妹妹學生時代在網絡世界里的荒唐行為而無能為力的哥哥與家人（《影》）……這些小說里，對話是一種被主動舍棄的行為項，因為對話是對于“有益的自我降解”的背離。在朱婧小說里的那些家庭“不革命者”看來，對話是讓生活顯出革命跡象的導火線，而這正是“算法時代”所要規避之處。鑒于此，《先生，先生》在朱婧的《貓選中的人》這整部小說集里無疑是頗感另類的一篇。小說主人公寧先生儼然寄托了朱婧毫不掩飾的理念與憧憬：傳統典致，極具才情，玲瓏和氣，卻“有她自在的世界與始終的醒惕”[18]。而說《先生，先生》另類，也在于寧先生并非朱婧小說里其他女性人物頻現的那種乖覺面目。寧先生看似溫潤，實則有著堅守，有著抵抗，也在堅守與抵抗中達成了指涉自我與外部社會的對話關系。寧先生沒有將人生收縮于“一種有益的自我降解”，包括晚年對于患病丈夫的悉心照料，其實也是寧先生有意避開“順暢”的生活邏輯的一處例證。她在某個苦痛階段鄭重地審視日常與時代之于自身的關系，同時寧先生并未因一種可能到來的厭倦心理而過早愈合“傷口”，反之，她在未必理想化的境遇里體察到了人生的開闊處與豐盈處。在此或可將舍斯托夫給予契訶夫的評價致于寧先生，也致于朱婧：“因為人們逃避勞動和苦難，所以真正的新事物通常就在違背自己意志的人中誕生。”[19]
我總以為，朱婧是借小說集《貓選中的人》輾轉找尋自己所期許的真正的讀者。朱婧的小說特征，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多與“少數”“微妙”“邊緣”“懸念”“陰影”相勾連，而朱婧小說關涉這些關鍵詞的終極指向，暗合的是這個時代顯豁的精神癥候。甚至理應指出，朱婧實質上是我們漸趨習慣的庸常生活的革命者與反叛者。二十世紀以來中國小說史有關家庭與家庭書寫的革命性傳統在此間宛轉形成了另一種續接，只不過朱婧小說要鉚合的主題不僅是具體的時代趨勢與社會氛圍，也是逐漸受囿于“一種有益的自我降解”的精神幻覺與情感陷阱。作為某種意義層面的寫作革命者，朱婧嘗試于剖析當下普遍化的家庭機制與角色準則的合理性，通過家庭形態當中殘缺之象的營造與生活謎障的破除，產生久違的敘事想象力，也帶來同矛盾性相伴隨的對話的可能性。對于朱婧而言，小說集《貓選中的人》構成了她寫作的新的開端，同時也是她與小說人物、現實世界被選中的讀者共行的新的開端。
注：
[1] 《本命年寫作，獻給2018怎樣的故事》，《現代快報》2018年2月11日。
[2] 朱婧：《貓選中的人》，《貓選中的人》，山東畫報出版社2023年版，第58頁。
[3] 朱婧：《光進來的地方》，《貓選中的人》，山東畫報出版社2023年版，第70頁。
[4] 朱婧：《我的太太變成了鼠婦》，《貓選中的人》，山東畫報出版社2023年版，第30頁。
[5] 朱婧：《自序：最初的事》，《美術館旁邊的動物園》，明天出版社2007年版，第1頁。
[6] [奧]卡夫卡：《卡夫卡文集 第4卷》，祝彥、張榮昌等譯，作家出版社2011年版，第107頁。
[7] 朱婧：《危險的妻子》，《貓選中的人》，山東畫報出版社2023年版，第12頁。
[8] 朱婧：《一日與永恒》，《貓選中的人》，山東畫報出版社2023年版，第85頁。
[9] 朱婧：《危險的妻子》，《貓選中的人》，山東畫報出版社2023年版，第6頁。
[10] 何晶：《朱婧：我愿意給小說的人與事預留一份“天真”》，《文學報》2020年4月16日。
[11] 朱婧：《我的太太變成了鼠婦》，《貓選中的人》，山東畫報出版社2023年版，第25頁。
[12] 朱婧：《不懼微芥，神矣圣矣》，《文學》2019年第2期。
[13] 朱婧：《影》，《貓選中的人》，山東畫報出版社2023年版，第130頁。
[14] 朱婧：《細路秘徑》，《貓選中的人》，山東畫報出版社2023年版，第190頁。
[15] 朱婧：《葛西》，《貓選中的人》，山東畫報出版社2023年版，第209頁。
[16] [奧]卡夫卡：《卡夫卡小說全集 III》，韓瑞祥等譯，人民文學出版社2023年版，第268頁。
[17] [德]韓炳哲：《倦怠社會》，王一力譯，中信出版社2019年版，第2頁。
[18] 朱婧：《先生，先生》，《貓選中的人》，山東畫報出版社2023年版，第154頁。
[19] [俄羅斯]列夫·舍斯托夫：《創造源自虛無——安·契訶夫》，《舍斯托夫文集 第5卷》，商務印書館2019年版，第13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