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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慶邦的最新長篇現實主義力作《花燈調》，在出版之前就先后入選“新時代山鄉巨變創作計劃”和“新時代文學攀登計劃”。作品上架后，讀者跟隨劉慶邦走進一個偏遠山村，看一位女性駐村第一書記如何帶領村民走出貧困、奔向富裕的故事。

近日，劉慶邦接受新黃河專訪，談《花燈調》背后的創作故事，包括小說中的歷史感和未來感、小說中新時代新人形象的塑造，特別是他為小說所做的兩方面準備等。過往大半生的經歷，在創作這部小說的過程中成為一種積累，也化為一種使命，而在革命老區遵義市實地生活、采訪的那段經歷，則讓他對脫貧攻堅、鄉村振興有了更為深刻的體驗和理解。

塑造新時代新人形象

記者：《花燈調》的主人公為什么是向家明這樣一位女性駐村第一書記，而不是周志剛、夏方東，甚至郝思清這些男性形象？

劉慶邦：寫這部書的時候，就事先有了一個想法，或者說事先有個構思，我覺得要寫脫貧攻堅，或者說要寫山鄉巨變，最好要塑造一位駐村第一書記的形象。全國有五十多萬名駐村第一書記，他們一般政治站位高，有著廣闊的視野，有著堅定的信仰、不變的初心。我覺得駐村第一書記在脫貧攻堅過程中的作用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一開始就想寫一位駐村第一書記。

書中提到的那幾個人物都有原型。周志剛這個人物讓我非常感動，他很早就開始帶領村民修路，簡直就是一個英雄，但是我覺得駐村第一書記向家明更合適。駐村第一書記帶有統率性，不僅對脫貧攻堅有統率性，對整部書的素材都有統帥性。讓我驚喜的是，向家明的原型人物是一位女性駐村第一書記，比起男性駐村第一書記，更容易出彩，更容易讓人感動，更有藝術性，更有文學性。我去遵義定點生活，在那里住了十多天，每天都在跟她聊。除了跟她聊，我跟她一塊走村串戶，翻山越水，得到了很多意想不到的收獲，所以我下定決心要塑造這樣一位駐村第一書記的文學形象。

我要把向家明塑造成一個新時代的新人形象。咱們一直提倡塑造新時代的新人形象，那什么是新時代的新人形象呢？正是在塑造這個人物的過程中，我逐漸明白什么是新時代的新人形象。他們有什么特點呢，剛才我說到了，有堅定的信仰，有不變的初心，關鍵有新思想、新作為、新擔當、新奉獻等一系列的“新”，才構成了這個新人形象。我覺得這些“新”都在向家明身上體現出來了，這個新人形象簡直是活靈活現的，或者是血肉豐滿的、光彩照人的，這些形容詞都用也不為過。

記者：在小說里，向家明其實是有成長過程的，一開始想當檢察官，結尾主動留在高遠村，為那里更長遠的未來謀劃、行動。

劉慶邦：我在塑造這個人物的時候，并不是一味地給她戴光環，并不是一味地拔高，我要寫她的七情六欲，寫她的兒女情長，也就是說，她有她的局限性，她也想職務升高，也想多掙工資，遇到一點小事也跟丈夫發脾氣、使性子，平常她又是非常可愛的、率真的，愛唱歌，一些女性所喜歡的她都喜歡，情感很豐富。像寫喜歡小狗的那些細節，都是我親眼所見。她看到一只小狗喜歡得不得了，還要跟小狗同框合拍，吃飯的時候偷偷喂一下小狗，這些細節我覺得都很說明這位女書記善良的心。這些多方面的形象就是一個立體的形象了。

這里我提醒你注意一下，這個小說，一是有歷史感，二是面向未來。歷史感就是賡續紅色血脈，這個地方是遵義，遵義是當年紅軍四渡赤水路過的地方，是革命老區。我寫他們去參觀遵義會議會址，參觀戰爭紀念館，這些都是小說的歷史感。再一個就是面向未來，小說中高遠村的石林，下一步的發展是要建成公園，為這里的鄉村振興開先機。在寫結尾的時候，我考慮到要立足歷史和現實，但是要面向未來。

為《花燈調》準備大半生

記者：您在《后記》中提到，準備了大半生，醞釀了幾十年，終于把這本書寫了出來。《花燈調》在您的文學創作生涯中，應該處于一個怎樣的位置？

劉慶邦：我覺得一部長篇小說肯定要做充分的準備，沒有充分的準備，幾十萬字的長篇小說不可能寫出來。

這個準備分兩個方面的準備，一個叫不自覺的、被動的、長期的準備，就是指作家的人生經歷、人生經驗。他們問我為《花燈調》準備了多長時間，我說準備了大半輩子，不光是技巧文字的準備，還有生命的準備、饑餓的準備、生活的準備等一系列準備。這個準備就是不自覺地，我還沒寫小說就開始做準備了，就開始積累了，我覺得這個準備特別重要。因為有長期的準備，小說才容易厚重，根才扎得深。

另一個準備，就是自覺的、主動的、臨時的準備。這個指的就是我去遵義定點深入生活了。這兩個準備都非常有必要，或者說叫相輔相成、不可或缺。我長期生活在北京，對農村的脫貧攻堅不是很了解，聽說的都是一些表面的、粗線條的，要是把它全部寫下來，必須去撲下身子定點生活去了解，這太有必要了。可以說，如果我沒有去遵義生活，這個長篇我寫不出來。

寫完以后，我覺得心里非常踏實。比較起來，我之前的一些農村題材小說，反思的多，或者說批判現實主義的多，這一部小說我主要是從審美的角度寫的。李敬澤說過，日本的川端康成寫的是日本美，劉慶邦寫的是中國美，這個評價主要是針對我的一些短篇小說而言，但是也對我有啟發，作為中國作家，我們要寫出中國美來。那么脫貧攻堅、鄉村振興，就是真正體現了中國美，它是中國的一個奇跡。

《花燈調》不僅是我創作的一種理想，還是我人生的一種理想，作為劉慶邦的人生的一種理想。創作的理想就是說，非常想寫一部自己想寫的、對得起自己的作品，和時代匹配的一部作品。所謂人生的一個理想，就是不再受窮，人不再受窮，家庭不再受窮，國家不再受窮，整個國家能夠富起來，然后強起來。知道窮離我們并不遠，知道富來得多么不易，特別珍惜，所以寫作的愿望特別強烈，我覺得這是我們這一代作家的一個創作優勢。

感情的付出是雙重的

記者：寫作《花燈調》的過程中，對您來說最大的挑戰是什么，是體力上的，還是情感上，還是創作技法上的？

劉慶邦：寫每一部作品對自己都是一個挑戰。它是一部長篇，我需要寫好幾個月，每天專心致志地寫。

我給我自己總結，我寫這個長篇有三個優勢。第一個，我吃過苦，我從小吃過很多苦。第二個，我不怕吃苦，我七十多歲了，到一個山村去定點深入生活，住在人家駕校的一個宿舍，睡硬板床，自己燒水，自己照顧自己，自己克服困難。這個時候到那里，千萬不要講條件，千萬不要擺作家的譜，一定要放下身子來。我歷來認為我自己不怕吃苦，因為我從小吃的苦太多了，在農村吃苦，在煤礦吃苦，我都過來了，比較起來，吃這點苦算什么，這點苦不算什么，所以說我不怕吃苦。第三個，我從1972年開始寫第一篇小說，擁有了超過半個世紀的寫作經歷，因為長期地寫作、長期地訓練，應該說起碼知道小說怎么寫。

我對自己的體力還比較自信，能夠坐下來堅持寫作。我習慣每天早上4點就起床投入寫作，早上寫寫，上午寫寫，下午休息，還是很注意調整。有時候擔心自己體力不支，但是寫完以后覺得意猶未盡，所以說還可以。

我寫完這個長篇以后，又陸陸續續寫了七八個短篇，正在陸續地發表。因為寫短篇像短跑一樣，有時候更考驗人的體力，說明狀態還可以。

對《花燈調》投入了很多感情，這是真的。像這種主題寫作，最大的問題就是怕沒有文學性，就怕寫得很生硬，容易主題先行，容易概念化，容易凸顯政策，容易簡單記錄過程。我一開始就清醒地意識到這一點，我說文學性是主題寫作的生命，或者說文學性是主題寫作的價值所在，如果沒有很高的文學性，那么你的主題寫作就是失敗的，那么我就一定要把文學性深化。

文學性是怎么取得的呢，就是情感化，就是投入情感。任何小說寫作的審美都是以情感為中心的，我們所有的文學創作都是為了表達情感，那么這樣的主題創作也是表達情感的，所以說我對這個長篇、對主人公向家明投入的情感太多了。這個感情的付出，是雙重的。駐村第一書記為老百姓過上好日子，付出這么多的情感和淚水，我在寫作的過程中也同樣付出了很多的情感和淚水，我夫人在幫我打印的時候也跟我一塊掉眼淚。這種流淚，我覺得是一種幸福的眼淚，對得起這個時代，對得起讀者，也對得起自己，我是這么想的。

我覺得這部長篇小說有改編電視劇的潛力，希望有識之士能把它盡快地改編成電視劇，那樣就受眾更多，覆蓋面更多，會更好，有這么一個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