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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文學論爭與新時期的文化政治——以《喬廠長上任記》的經典建構為例

蔣子龍的《喬廠長上任記》在全國工作重心轉向現代化建設的背景下應運而生。小說在《人民文學》1979年第7期發表后反響很大，并獲得1979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秵虖S長上任記》被認為是新時期“改革文學”的開山之作和代表性作品，奠定了蔣子龍在當代文學史中的地位，也是學界研究“改革文學”繞不開的一部作品。近年學界對《喬廠長上任記》的研究，有的以其為個案反思新時期文學的起源，考察其與新時期文學的關系，如張文聯的《<喬廠長上任記>與新時期文學的文化政治》、黃平的《<機電局長的一天><喬廠長上任記>與新時期的“管理”問題——再論新時期文學的起源》；也有的著重考察《喬廠長上任記》所引發的論爭問題，如徐勇的《“改革”意識形態的起源及其困境——對<喬廠長上任記>爭論的考察》。在現有的對《喬廠長上任記》論爭問題的研究中，大多是從文藝界和官方的角度來考察，而對于讀者這一環則討論較少。實際上，文學報刊圍繞《喬廠長上任記》舉辦的作品研討會和座談會，以及1979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評選過程中，始終有讀者熱情參與和支持。因此，本文將著力呈現文學專家（文學編輯和文學評論家）、官方和讀者三方介入《喬廠長上任記》的發表、論爭、座談會、評獎等環節，探討這三方力量參與建構經典的具體過程，以此深入探究《喬廠長上任記》經典建構背后的文化政治內涵，進而挖掘“改革文學”熱潮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逐漸消退的深層原因。

一 蔣子龍的爭議與《喬廠長上任記》的論爭

《喬廠長上任記》講述了經歷10年動亂的某重型電機廠生產停頓、人心渙散，老干部喬光樸主動請纓擔任廠長，大刀闊斧進行改革，扭轉了衰敗局面。小說大膽揭露10年浩劫對我國工業事業造成的嚴重損害，暴露了領導干部層的某些陰暗面，反映了“四化”建設面臨的種種阻礙和矛盾沖突，體現了作家的社會責任感和使命感。小說發表后，在全國文藝界和廣大讀者中引起強烈反響。經上海人民廣播電臺、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播送，《工人日報》等報紙轉載后，在全國產生強烈反響，“喬廠長”成為人們競相談論的對象，呼喚“喬廠長”式人物的到來成為人們的熱望。

但沒過多久，《喬廠長上任記》就遭到了極為嚴厲的批判?！短旖蛉請蟆贩謩e在1979年9月12日、9月19日、10月5日、10月10日的“文藝評論”欄目整版發表評論文章，其中有否定和批評，也有肯定和贊美，（1）意圖形成百家爭鳴、藝術民主的氛圍。但從文章篇幅占比來看，很顯然批評的文章占據主導地位，且批評的火力也較猛烈。這些文章批評《喬廠長上任記》在思想傾向和人物塑造上有嚴重問題，批評集中在郗望北這一人物形象及喬光樸對他的態度上。小說中郗望北是“文革”中的造反派頭頭，傷害過不少老干部，也包括喬光樸?！拔母铩苯Y束后，電機廠黨委根據群眾的一再要求，宣布將郗望北停職清理。但喬光樸卻不計前嫌，大力提拔郗望北當自己的副手。召珂認為：“郗望北這一形象的出現絕不是偶然的，而是當前社會上出現的那股企圖翻揭批查運動的案的逆流，在文藝創作中的表現?！保?）宋乃謙、滑富強批評喬光樸“把‘四人幫’誣陷老干部，和我們的揭批查運動混為一談”。（3）劉志武認為郗望北是“一個活靈活現的反對揭批查者的形象”，“正是神秘的小說人物郗望北的出現，才是《喬廠長上任記》引起爭論的癥結”。（4）王昌定認為：“作品從始到終缺乏對林彪、‘四人幫’的深仇大恨，反倒充滿了對揭批查運動的不滿和詆毀，再對照小說中對一群曾受林彪、‘四人幫’迫害的老干部（包括冀申）的諷刺嘲笑甚至挖苦的描寫，不能說作者的愛憎是不分明的?！保?）這類批評文章認為，小說中喬廠長同情并重用造反派頭頭、“火箭干部”郗望北，反映出作者借此反對黨中央的“揭批查”工作和思想解放運動。

但天津方面也并非鐵板一塊，天津的文學期刊《新港》1979年第11、12期連續刊登6篇評論文章（6）和4篇來稿摘登，（7）旗幟鮮明地正面肯定《喬廠長上任記》。針對《天津日報》上大量批評郗望北、反對“揭批查”的觀點，《新港》的評論文章用客觀的分析予以反駁：“為了反映當前一些人的真實的思想情況，才寫了一段郗望北對自己‘停職檢查’問題的看法。只要我們對郗望北那段關于‘火箭干部’的議論進行實事求是的分析，就可以知道，它并不是如同召珂所指責的那樣，是在氣焰囂張地翻揭批查運動的案。而是通過郗望北的話，提出了必須正確對待文化大革命中涌現出來的新干部，特別是那些只犯過一般路線錯誤現在改正認識了，并有革命熱情和工作能力的新干部的問題，就是說要反對這一問題上的形而上學傾向。”（8）“蔣子龍同志的可貴之處，正是在于他解放思想，獨立思考，以藝術家的勇氣塑造了郗望北這個犯過錯誤而又改正錯誤的青年干部形象，最后不是把他打倒，而是讓他為四化貢獻力量，這就打破了流行的公式，使造反派出身的青年干部的形象富有新的思想內容和現實意義?！保?）實際上，早在8月22日，《新港》就邀請了20多位業余作者針對《喬廠長上任記》進行了座談交流。與會人員都認為《喬廠長上任記》引起強烈反響不是偶然的，“這篇作品就是用鮮明的藝術形象生動而真實地反映了生活。寫出了人民要求實現‘四化’的強烈愿望和迫切心情，揭示了黨的工作重心轉移以來現實生活中新的矛盾，使人們看到了希望，受到了鼓舞”。（10）參加座談的是來自各行各業的業余作者，所以他們的發言可以看作是廣大讀者對《喬廠長上任記》的態度。

由此可見，天津的大部分文藝界人士和普通讀者對《喬廠長上任記》是持肯定和支持態度的，批評和反對的聲音主要來自《天津日報》。作為天津市委的機關報，《天津日報》反映的實際上是天津市委領導對蔣子龍及《喬廠長上任記》的態度。1979年12月25日，當時的天津市委書記劉剛親自給中宣部副部長朱穆之寫“告狀信”，并請朱穆之將信轉給胡耀邦、周揚。他在信中表示，在市委宣傳部召集的《天津日報》編委座談會上，按朱穆之同志指示批評了《天津日報》“戴帽子、打棍子、揭作者老底”，但他堅持認為小說有嚴重的政治錯誤，小說中“文革”造反派頭頭郗望北的論調以及喬光樸對其的重用，阻礙了天津正在展開的“揭批查”運動，并要求中央能給《天津日報》一點民主權力，準許其批評這篇小說的缺點和錯誤。（11）“揭批查”運動是從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到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的兩年多時間里，中共中央統一領導的對“四人幫”反革命集團的清查運動。中共中央把揭發、批判“四人幫”反革命集團的罪行和清查其幫派體系作為各項工作的綱，目的是把被他們顛倒了的路線是非糾正過來，從政治上、思想上清除“四人幫”反革命集團的流毒。聯系當時的政治語境可以發現，雖然《天津日報》上的4篇批評文章也強調要民主評議，實際上已將此問題上升到政治批判層面。

蔣子龍和天津市委領導及文藝界的糾葛由來已久。1976年，蔣子龍在《人民文學》復刊號上發表了《機電局長的一天》，這篇小說的寫作背景是鄧小平主持工作后對各方面進行大刀闊斧的整頓，全國的政治、經濟形勢漸趨好轉。面對礦山機械廠生產混亂、百廢待舉的局面，機電局局長霍大道拖著病體，親自率領機電局各大廠挑起整頓機械工業廠的重擔。作品問世后受到讀者的熱烈歡迎。但由于政治風云突變，全國掀起了“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機電局長的一天》由于對工廠科學管理和工業生產力的強調，被視為“為右傾翻案風制造輿論”的代表作受到批判。時任文化部部長的于會泳召開了一次創作會議，這次會議決定讓蔣子龍在《人民文學》上做公開檢討。經過《人民文學》編輯部負責人與天津市委領導王曼恬的溝通，蔣子龍同意寫檢討。但由于檢討初稿未獲通過，實際由袁水拍定調而由李希凡執筆，擬出了《努力反映無產階級同走資派的斗爭》的檢討文章。同時，為了遵照“以實際行動改正錯誤”的指示，蔣子龍在天津市委領導王曼恬點名要求下，參加了話劇《紅松堡》創作組，并寫出了反映同“走資派”斗爭的農村題材小說《鐵锨傳》。檢討文章和小說同時發表于《人民文學》1976年第4期。

兩個月之后“四人幫”倒臺，歷史翻開了新的一頁?！按蠖静荨薄稒C電局長的一天》變成了“香花”，而《鐵锨傳》又成了“大毒草”，受到了公開批判，蔣子龍也成為“揭批查”的對象。發表蔣子龍小說的《人民文學》小說組組長涂光群認為蔣子龍寫《鐵锨傳》，不能完全由他本人負責，應由編輯部及上邊的決策人負責，蔣子龍是可以“說清楚”的?！氨M管天津有讀者就這篇小說給該刊和《人民日報》寫來批判文章，并說蔣與‘四人幫’在天津的代理人王曼恬的陰謀活動有牽連，但該刊和《人民日報》則對此置之不理?！保?2）《人民文學》甚至主動跟蔣子龍道歉并向他約稿，據涂光群回憶：“沒過多久他送來新作手稿《老廠長的新事》給《人民文學》。這篇手稿復審時我改題為《喬廠長上任記》，我請《機電局長的一天》原來的責任編輯崔道怡（當時他正為人民文學出版社編選建國三十年短篇小說選）參加對小說稿的文字潤飾。定稿后在《人民文學》1979年7月號以顯著地位刊出?！保?3）

二 權威報刊、文學評獎與《喬廠長上任記》的經典建構

不同于《天津日報》和天津市委對蔣子龍和《喬廠長上任記》的批評，北京文藝界和中央層面對《喬廠長上任記》一直持支持和肯定的態度?！暗本┑脑u論界并沒有大張旗鼓地進行評論，連《文藝報》也只是在‘新收獲’欄目發表了一篇很短的介紹性評論。在《天津日報》發表了對《喬》的批判和否定文章后，北京方面才動作起來?！保?4）《人民日報》《文藝報》《解放軍報》《光明日報》《工人日報》《文學評論》等主流報刊通過發表正面評論文章、組織座談會等形式，不斷肯定和強調《喬廠長上任記》的積極意義，而讀者的歡迎和支持成為這些文章著重突出的一面。讀者的身份具有政治先進性，成為文學評論家們論證《喬廠長上任記》正面意義的有力確證。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討論中，中共中央黨校理論研究室編的《理論動態》第85期（1978年9月15日）發表了《人民群眾是文藝作品最權威的評定者》一文，將文藝作品的評判權力和標準交回到人民群眾的手中。而在對文藝作品的評論上，文藝領導和文藝專家的作用和人民群眾的作用是“相輔相成，辯證統一的關系，而不是排斥和對立的關系。但是，這一切都離不開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愿望和要求”。（15）

宗杰認為：“隨著黨的工作著重點的轉移，在全國人民為祖國的四化開始新長征的時候，要求我們的文學站在時代的前列，積極反映四化斗爭這個新的生活領域，提出和回答人們所關心的新的問題，積極歌頌為四化而奮斗的英雄?！秵虖S長上任記》正是適應了時代的需要和群眾的要求，通過生動的藝術形象的塑造，提出并回答了實現四化斗爭中的一個尖銳問題。”（16）丁振海、朱兵認為：“在林彪、‘四人幫’危害十年后的今天，在比較多的人肉體上和精神上的外傷、內傷尚未治愈的情況下，喬光樸的精神狀態是難能可貴的。這個人物的思想和性格，反映了我們現實生活中的主流和方向，反映了億萬人民的意志和愿望?！保?7）王扶認為：“《喬廠長上任記》不僅有著強烈的政治思想意義，提出了許多發人深思的問題，而且有著強烈的藝術感染力。它那磅礴的氣概，鮮明深刻的人物形象，奇峰突起的情節，富有哲理性的語言等，都給讀者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保?8）文華、憲鏞認為：“小說把歌頌與暴露統一起來，把揭示現實生活的矛盾同推動社會生活的前進結合起來，即是說，通過干預生活，作品向讀者指示了一條如何對待現實生活——為實現四化而奮斗的道路。應該說，這正是《喬廠長上任記》這篇小說在思想性和藝術性方面的主要特點和突出的成就，也是它之所以引起廣大讀者共鳴的根本原因。”（19）

1979年10月6日召開的《文藝報》編輯部會議上，馮牧發表了深思熟慮的系統意見，其中第一條就是要撰寫一篇評論，論述喬廠長是一個典型，希望發表一篇論述改革題材和改革人物的評論，表達對《喬廠長上任記》的肯定和贊賞。劉錫誠接受任務，評論文章采用了馮牧發言時所起的標題“喬光樸是一個典型”。（20）這篇文章肯定了喬廠長的改革舉措，強調了小說的價值和意義：“小說的主要成就在于為我們塑造了喬光樸這樣一個在新時期現代化建設中煥發出革命青春的闖將的典型形象……《喬廠長上任記》是正當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開始的時候文學創作領域里具有重要意義的一篇力作。”（21）值得注意的是，《喬光樸是一個典型》安排在《文藝報》1979年第11―12期合刊，即第四次文代會專號上發表。鄧小平的《在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會上的祝辭》中強調“實現四個現代化”是新時期全國人民的中心任務，落實到文藝上，“要塑造四個現代化建設的創業者，表現他們那種有革命理想和科學態度、有高尚情操和創造能力、有寬闊眼界和求實精神的嶄新面貌。要通過這些新人的形象，來激發廣大群眾的社會主義積極性，推動他們從事四個現代化建設的歷史性創造活動”。 （22）《喬廠長上任記》很顯然呼應了第四次文代會精神。

除了權威期刊上的正面肯定文章，1979年的全國優秀短篇小說評選更是在《喬廠長上任記》的經典化過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兑痪牌呔拍耆珖鴥炐愣唐≌f評選啟事》最初發布于《人民文學》1979年第10期。和1978年的第一屆全國優秀短篇小說評選一樣，1979年的評選仍然采取“群眾推薦與專家評議相結合的方法”，評選啟事后附了《一九七九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推薦表》，推薦表不僅需填寫篇名、作者、發表時間及報刊名稱，也需要填寫推薦人的姓名、年齡、工作單位和職業。截至1980年2月10日，《人民文學》編輯部共收到推薦表257885張，比1978年的數量增長12倍以上；推薦小說2000篇，比1978年的數量多700余篇。據粗略統計，推薦者中最多的是工人，約占40％；其次是學生，超過20％；各級廠礦、企事業單位的干部，接近20％；中學教師占10％；其余10％為農民、士兵和其他行業的文藝愛好者。（23）1980年1月24日，《人民文學》編輯部評選工作小組列出一個基本是以讀者推薦票數為序的備選篇目。3月5日，評選委員會再次開會，對備選作品正式進行評議討論?！度嗣裎膶W》主編李季主持會議，副主編葛洛向評委們報告了評選工作進展情況，草明、沙汀、謝冰心、劉白羽、賀敬之、唐弢、王蒙、袁鷹、孔羅蓀、陳荒煤等參會。評委們認為：“一九七九年短篇小說受到讀者廣泛而熱烈的歡迎，一個重要原因是著力描繪了我們這個時代的新人。那么多讀者投‘喬廠長’的票，表明群眾渴望現實生活中更多地出現像他那樣為‘四化’而獻身的闖將。”（24）

1980年3月25日，1979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評選結果揭曉，并在北京舉行了頒獎大會，《喬廠長上任記》以27000多票（25）獲得年度小說獎第一名。從票數可以看出，即使《喬廠長上任記》發表以來爭議不斷，但是廣大讀者用投票的方式給予小說肯定和支持。3月25―29日，陳荒煤、馮牧、秦兆陽等與獲獎作者進行座談。馮牧在座談會上談了自己對三年來文藝創作的成就、文藝思想的發展以及文藝形勢的評判，特意提到蔣子龍《喬廠長上任記》引起的爭議，并立場鮮明地予以支持并明確表態：“一切從事文藝創作組織工作和文藝理論批評工作的同志，都有責任、有義務來給目前還處在惶惑不安之中的作者們以支持、幫助和鼓舞，使他們的思想更加明確起來，健康起來，更具有進取心，更具有信心，使他們前進的步伐更加堅定，更加迅速。這是一個迫切的、實際的、重要的責任?！保?6）

三 “工人業余作者”、歸來的“老干部”與經典建構的文化政治

1979年10月10日，《文學評論》編輯部和《工人日報》在北京聯合召開座談會討論《喬廠長上任記》。參加座談會的有作家、文藝評論家，如陳荒煤、馮牧、孔羅蓀、許覺民、劉賓雁、屠岸、朱寨、劉心武、從維熙、張鍥、張潔、李陀等，還有一些工業部門的負責人、廠長、工程師、工人?！度嗣裎膶W》負責人葛洛、劉劍青和小說作者蔣子龍，以及北京部分新聞單位的人也應邀參加了座談會。與會者對《喬廠長上任記》給予高度評價，“認為它是粉碎‘四人幫’以來最優秀的短篇小說之一，標志著我國日益繁榮的短篇小說創作又達到一個新的高度”。 （27） 馮牧、陳荒煤、張潔、劉心武、張鍥等對蔣子龍予以了支持和鼓勵。（28）

馮牧、陳荒煤特別強調蔣子龍的“工人業余作者”身份，并提出肯定其身份的問題。馮牧認為：“對于蔣子龍同志這樣一個工人業余作者，他有多少責任，對他的問題應作什么結論，并不困難；聽說已作了結論，而且還作了檢查。這就要求我們從蔣子龍同志的全部工作歷史、全部創作活動，他的作品所反映出來的全部政治思想及其對生活的態度，對他作出全面的、正確的、實事求是的評價?！保?9）陳荒煤說：“蔣子龍同志是一位勤奮的工人業余作者，他從一九六五年開始寫作，前后共發表了近二十篇作品。雖然他的創作道路并不平坦，但他一直沒有放下筆……工人作者為什么會遇到這樣種種困難和不幸遭遇？由此可見，必須繼續深入批判林彪、‘四人幫’推行的極左路線并肅清其思想流毒，才能不斷發展壯大文學隊伍，進一步繁榮社會主義文學事業?！保?0）此外，陳荒煤還在會上說了一些在會議綜述和發言摘要中都沒有提及的話。他認為：“文藝界有許多爭論，是極左思潮的繼續。經過歷次運動后，工人作家還剩下了幾個？為什么產生了工人作家，又遭到如此的命運呢？應該寫文章指出，《天津日報》的幾篇文章，是打著百家爭鳴的幌子打棍子。如果承認是爭鳴，那就要允許反批評?！保?1）蔣子龍“工人業余作者”的身份被突出強調，這一身份“也是《人民文學》編輯部向蔣子龍組稿的理由之一，在當時無疑具有重要的政治合法性，從而成為支持者肯定其創作合法性的重要‘砝碼’”。 （32）

不僅蔣子龍自身“工人業余作者”的身份具有天然的政治合法性，小說《喬廠長上任記》中的主人公喬廠長的身份也具有政治上的先進性。喬廠長不僅是反映時代精神的英雄人物和社會主義新人，更是革命老干部和知識型企業家。作為革命老干部，10年浩劫絲毫沒能消磨喬廠長的斗志和氣魄，他對黨的“四化”建設事業懷有強烈的使命感和責任感，放棄機電局電器公司經理的“美缺”，立下軍令狀，主動請纓回到生產停頓、人心渙散的重型電機廠。喬光樸是一位既有豐富的現代化工廠管理經驗，又有扎實的技術知識的現代企業家。他20世紀50年代曾到蘇聯學習，并在列寧格勒電力工廠擔任過助理廠長，回國后被派到重型電機廠當廠長。因此，作為老干部和知識型企業家的喬光樸實際上也是“文革”后“歸來者”的代表?！啊母铩Y束以后，‘歸來’的政治主體，除了知識分子，就是一大批在‘文革’中失去政治合法性、被批倒批臭的老干部。他們重新走上領導崗位，被賦予重任。一方面，歲月蹉跎，他們已不再年輕，深覺來日無多，需要只爭朝夕；另一方面，他們在‘文革’中急劇受損的政治道德信譽也急待修補。老干部們是否承當得起帶領人民走向未來的崇高使命，許多人心中充滿疑慮?！秵虖S長上任記》以及更早的《機電局長的一天》就是向這一新生的政治群體老干部——昔日的所謂‘走資派’致意和表達信任的作品。”（33）

《喬廠長上任記》發表的1979年7月，雖然國家早已將工作重心由階級斗爭轉向經濟建設，但當時文壇的主流還是反映“文革”創傷的傷痕題材作品。隨著“傷痕文學”創作影響越來越廣泛，圍繞“傷痕文學”的論爭也不斷升級?！稄V州日報》1979年4月15日發表了黃安思的《向前看呵！文藝》，《河北文藝》1979年第6期發表了李劍的《“歌德”與“缺德”》。這兩篇文章批判“傷痕文學”揭露“四人幫”造成的“傷痕”是“向后看”，揭露社會生活中的陰暗面是“缺德”，提倡文藝要“向前看”，要“歌德”，歌頌黨的領袖、社會主義、工農兵和四個現代化事業。這兩篇文章受到文藝界大部分人的反駁，認為把“向前看”與“向后看”，“歌德”與“缺德”作為文藝為“四化”服務的界線，有悖于文藝創作規律，制造了新的題材禁區，打著“為‘四化’服務”的旗號，反對解放思想和“雙百”方針。但不斷升級的論爭確實也反映出當時文藝界一部分人迫切希望文藝作品能告別“傷痕”題材，反映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面貌?！啊秵虖S長上任記》的登場一下子改變了文壇上只有‘傷痕文學’的錯誤印象和當時文學題材顯得狹窄的局面?！保?4）值得一提的是，在蔣子龍事件中，馮牧和陳荒煤的支持起了決定性作用，因為《喬廠長上任記》“使馮牧、陳荒煤等人多少擺脫了遭受指責的窘迫處境，力挺《喬》并以《喬》來帶動作家選擇更寬泛的文學創作題材，順理成章”。（35）但更重要的是，馮牧、陳荒煤等文藝界領導本身就是“文革”后“歸來者”中老干部和知識分子的代表，理想的喬光樸形象也是“歸來”的馮牧、陳荒煤等性格和內心的投射，他們對于“喬廠長”的全力支持和正面肯定，與其說是對國家主流意識形態的應和，不如說是對自身重新登上歷史舞臺并有所作為的有力確證。

四 時間、數字與現代化焦慮

1978年12月，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黨中央做出全黨工作重心由階級斗爭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的戰略決策，標志著集中進行經濟建設和經濟體制改革的新時期的到來。政治上解放思想、撥亂反正，經濟上改革開放，一場空前偉大而又艱巨的改革出現了。1978年，《人民日報》《紅旗》《解放軍報》聯合發表元旦社論《光明的中國》，把發展速度問題提高到政治問題的高度，指出“建設的速度問題，不是一個單純的經濟問題，而是一個尖銳的政治問題”，“加快經濟建設的速度，是國際國內階級斗爭發展的需要，是歷史賦予我們的光榮使命”。（36）1979年《人民日報》元旦社論提出了更為緊迫的時間問題：“當前，擺在我們經濟戰線面前的任務，就是把主要精力集中到生產建設上來。在新的一年開始的時候，我們從第一天起就要搶時間，爭速度，加快前進的步伐……時間是緊迫的，一年、一月、一天、一小時都不能耽誤?！保?7）

1979年7月，也就是十一屆三中全會過后僅半年時間，蔣子龍的《喬廠長上任記》發表，小說及時而迅速地反映了全社會轉向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宏大時代主題，塑造和歌頌了改革家喬光樸的英雄形象。小說這樣描寫喬光樸剛毅的硬漢形象：“一張有著礦石般顏色和獵人般粗獷特征的臉：石岸般突出的眉弓，餓虎般深藏的雙睛；顴骨略高的雙頰，肌厚肉重的潤臉；這一切簡直就是力量的化身。”（38）喬光樸不僅僅是正義力量的化身，更是一種時代精神的象征。作為現代化建設者，他過人的才干、果敢的開拓精神和雷厲風行的工作作風，迎合了社會轉型期社會大眾對“改革英雄”的熱切盼望。《喬廠長上任記》參與了全民現代化的想象和建構，反映出社會轉型期各界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強烈愿望和改革訴求。

《喬廠長上任記》中對現代化的渴望被簡化和具化成了對“時間”和“數字”的緊迫追求。喬光樸懷著要大干一場的雄心整頓百廢待興的重型電機廠，并計劃在8到10年內實現工廠自身的現代化。小說用喬光樸的5條發言記錄開篇，這些發言記錄全部圍繞“時間”和“數字”而展開：“時間和數字是冷酷無情的，像兩條鞭子，懸在我們的背上。先講時間。如果說國家實現現代化的時間是二十三年，那么咱們這個給國家提供機電設備的廠子，自身的現代化必須在八到十年內完成……再看數字。日本日立公司電機廠，五千五百人，年產一千二百萬千瓦；咱們廠，八千九百人，年產一百二十萬千瓦……其實，時間和數字是有生命、有感情的，只要你掏出心來追求它，它就屬于你?！保?9）喬光樸在電機廠大刀闊斧改革，得罪了很多人。廠黨委書記石敢收到很多控告信，有的是直接寫給廠黨委的，有的是從市委和中央轉來的，全是控告喬光樸破壞民主，獨斷專行。喬光樸看完一封封控告信，暴怒地拍桌子痛罵。局長霍大道開導喬光樸并問他精力怎么分配，喬光樸回答：“百分之四十用在廠內正事上，百分之五十用去應付扯皮，百分之十應付挨罵、挨批。”（40）霍大道聽后態度異常嚴肅起來：“太浪費了。百分之八十要用在廠里的正事上，百分之二十用來研究世界機電工業發展狀態……我們要的是實現現代化的‘時間和數字’，這才是人民根本的和長遠的利益所在。”（41）

除了這些直接的闡述，小說中也有很多表征時間、數字等效率的細節，帶來強烈的緊迫感。小說塑造了年輕的德國專家臺爾的形象，德國進口的二百六鏜床試車，鏜床的電器部分在安裝中出了問題，西門子電子公司派臺爾來解決。臨來時臺爾向公司保證在7到10天內解決問題，但因晚到廠7天，作為補償他特別賣力，不到3天就將問題解決。喬光樸對其大為贊賞，并向七車間值班主任布置任務：“把你們車間三十歲以下的青年工人都招呼到這兒來，看看這個臺爾是怎么工作的。也叫臺爾講講他的身世，聽聽他二十三歲怎么就把技術學得這么精?！保?2）臺爾的形象代表了西方國家的先進性與現代性，喬光樸對臺爾工作時長和年齡的強調和稱贊，很顯然也是對西方發達國家現代化高效率的肯定。在個人的情感生活上，喬光樸仍有種時不我待的緊張感，不肯浪費一分鐘。他和廠里的工程師童貞有著十幾年的感情糾葛，而他第一次返回電機廠時就在黨委會上單方面宣布和童貞結婚，不容對方猶豫和思考。對此童貞氣得渾身打戰，質問他知不知道明天廠里的人會說閑話，喬光樸說：“我要的正是這個效果。就是要造成既定事實，一下子把臉皮撕破，你可以免除后顧之憂，潑下身子抓工作。不然，你老是嘀嘀咕咕，怕人說這，怕人說那。跟我在一塊走，人家看你一眼，你也會多心，你越疑神疑鬼，鬼越纏你，閑話就永遠沒個完，我們倆老是謠言家們的新聞人物。一個是廠長，一個是總工程師，弄成這種關系還怎么相互合作？”（43）喬光樸果斷宣布結婚是為了快速消除廠里的閑言碎語，從而和童貞全身心地投入工作。而童貞從氣憤到感動的轉變，也表現了這段愛情不僅僅是兒女私情，更是被賦予了時代內涵。

有研究者認為，《喬廠長上任記》“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政治上所要求的進行現代化建設的動員；另一方面也用文學的方式來實現了對政治的‘圖解’，從而為‘以經濟為中心’的政治尋找合法性的依據。這兩種圖式也基本上成為了后來的‘改革小說’的基本模式”。（44）蔣子龍后來又陸續發表了《人事廠長》《狼酒》《開拓者》《拜年》等一系列反映工業戰線生活的小說，塑造了機床廠人事廠長高盛五、分管工業的副部長應豐、省委書記車篷寬、重機廠總調度室主任冷占國等一批通曉業務、銳意改革、果敢善斷的工業戰線“改革者”形象。而這一時期其他作家也創作出了與“喬廠長”一樣剛強正直、有膽有識的“改革者”形象，如張鍥《改革者》中的徐楓、焦祖堯《跋涉者》中的楊昭遠、水運憲《禍起蕭墻》中的傅連山、柯云路《新星》中的李向南等。這些在當代文學史敘述中被命名為“改革文學”的小說，生動全面地記錄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初期工業生產領域的改革歷程。有意思的是，這些小說大多是以企業干部的視角展開故事的，具有專業知識背景的干部理所當然地成為主導改革進程的歷史主體，但幾乎所有“改革文學”中的改革者，都癡迷于以“時間”和“數字”為效率表征的現代化想象?！皢虖S長”們利用“時間”和“數字”條目化改革任務，明確目標，細化進程。但是過分強調計劃和效率，壓制了工人的主觀能動性；他們大膽沖破重重阻力與束縛，敢想敢干，對工人和下屬說一不二的作風，也在無形中產生了獨斷專行等不符合現代企業管理規范的作風。在“改革文學”的寫作模式中，原本作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主體的工人，其形象普遍比較模糊，生產勞動場景也變成了稀有景觀?！爸劣诟锩甏臍v史主體工人階級，在改革文學中則被消除階級意識、政治覺悟與創造精神，變成了被物質金錢驅動的去政治化的被動經濟人，是被改革者的魔棒任意驅使的無主體性的個人，而且是作為一個數字存在的經濟單位——勞動力。”（45）

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文學作品突出表現的社會經濟體制改革的目的是實現現代化，改革也是通向現代化的重要手段，但真正的現代化不僅僅是經濟層面的現代化，更是人的主體意識和文化層面的現代化。以《喬廠長上任記》為代表的“改革文學”缺乏真正的現代化的改革意識，其對“‘四化’的理解，一定意義上仍舊是‘數字和時間’所呈現出的經濟的層面而非文化及其他更深層的面向，或許這也是改革文學難以為繼的最根本原因。它不能解決經濟增長和傳統文化之間的復雜關系，‘改革’和‘四化’似乎只能在經濟和政治層面進行，‘改革’一定意義上就失去了文化的支持”。（46）在建設“四化”就是最大的政治的社會轉型初期，不畏艱難、勇挑重擔、雷厲風行、開拓進取的“喬廠長”們是理想的改革英雄，契合了社會轉型期各界渴望變革的迫切需求?！案母镂膶W”預設的“只要改革，生產就能搞上去”的敘事模式呈現出了改革的具體圖景，滿足了廣大讀者群眾對現代化的想象和訴求。但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逐步深入，社會政治、歷史痼疾、思想文化等各方面的復雜矛盾逐步顯現，“改革文學”沒有能伴隨著現代化改革的進程進一步深入到社會政治和思想文化層面，其熱潮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漸漸消退。

注釋：

（1）正面肯定的文章有黃桂元：《卓有成效的探索——讀短篇小說<喬廠長上任記>》，《天津日報》1979年9月12日；劉德銘、及樹楠：《新的探索——讀<喬廠長上任記>》，《天津日報》1979年9月19日；周金田：《冀申的出現說明了什么？》，《天津日報》1979年10月5日；高桐年：《這樣的“迷惑性”有何不好？》，《天津日報》1979年10月10日。

（2）召珂：《評小說<喬廠長上任記>》，《天津日報》1979年9月12日。

（3）宋乃謙、滑富強：《喬廠長能領導工人實現四化嗎？——評小說<喬廠長上任記>》，《天津日報》1979年9月19日。

（4）劉志武：《文學應是生活、時代的一面鏡子——評小說<喬廠長上任記>》，《天津日報》1979年10月5日。

（5）王昌定：《讓爭鳴空氣更濃一些——也談<喬廠長上任記>》，《天津日報》1979年10月10日。

（6）這6篇文章分別為：朱兵、臻海的《短篇小說創作的新突破——評<喬廠長上任記>》，朱文華、許錦根的《怎樣看待<喬廠長上任記>的思想傾向和人物塑造——與召珂等同志商榷》，楊志杰、彭韻倩、王信的《“四化”的絆腳石為什么碰不得？——也評<喬廠長上任記>中的冀申》，滕云的《<喬廠長上任記>與現實主義》，丹晨的《鞭笞時弊的好小說——也評<喬廠長上任記>》，方今的《一個有啟示意義的形象——談談<喬廠長上任記>中的郗望北》。

（7）這4篇來稿摘登分別為：彭少峰的《喬光樸——新時期的英雄形象》、達政的《冀申的形象真實而可信》、王鳳禮的《文藝批評應該實事求是》、薛寶琨的《“關公戰秦瓊”式的評論》。

（8）朱文華、許錦根：《怎樣看待<喬廠長上任記>的思想傾向和人物塑造——與召珂等同志商榷》，《新港》1979年第11期。

（9）方今：《一個有啟示意義的形象——談談<喬廠長上任記>中的郗望北》，《新港》1979年第12期。

（10）《一篇深受讀者歡迎的小說——本刊編輯部召集部分業余作者座談小說<喬廠長上任記>紀要》，《新港》1979年第10期。

（11）（12）（14）徐慶全：《〈喬廠長上任記〉風波——從兩封未刊信說起》，《南方周末》2007年5月17日。

（13）涂光群：《五十年文壇親歷記（1949-1999）》，第279頁，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5。

（15）沈寶祥編著：《〈理論動態〉精華本》，第95頁，北京，中國三峽出版社，2009。

（16）宗杰：《四化需要這樣的帶頭人——評短篇小說〈喬廠長上任記〉》，《人民日報》1979年9月3日。

（17）丁振海、朱兵：《推動四化建設的好作品——也評〈喬廠長上任記〉并與召珂同志商榷》，《人民日報》1979年10月18日。

（18）王扶：《時代的主角 生活的鏡子——讀短篇小說〈喬廠長上任記〉》，《解放軍報》1979年9月8日。

（19）文華、憲鏞：《一篇揭示現實生活矛盾的好小說——讀〈喬廠長上任記〉》，《文匯報》1979年9月3日。

（20）劉錫誠：《在文壇邊緣上》（增訂本），第339頁，鄭州，河南大學出版社，2016。

（21）劉錫誠：《喬光樸是一個典型》，《文藝報》1979年第11-12期。

（22）鄧小平：《在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會上的祝辭》，《文藝報》1979年第11-12期。

（23）見《欣欣向榮又一春——記一九七九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評選活動》，《人民文學》1980年第4期。

（24）《欣欣向榮又一春——記一九七九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評選活動》，《人民文學》1980年第4期。崔道怡的《春花秋月系相思——短篇小說評獎瑣憶》（《小說家》1999年第1期）對草明、沙汀、冰心、劉白羽、賀敬之、唐弢、王蒙、袁鷹、孔羅蓀、陳荒煤等評委們的發言有相對較詳細的呈現。

（25）《去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評選揭曉》，《人民日報》1980年3月27日。

（26）馮牧：《關于近年來文學創作的主流及其它——在一九七九年獲獎短篇小說座談會上的發言》，《上海文學》1980年第5期。

（27）《鼓勵業余創作 端正文藝批評——<文學評論>和本報聯合召開優秀短篇小說<喬廠長上任記>座談會》，《工人日報》1979年10月15日。

（28）座談會后，《工人日報》1979年10月15日用整版篇幅以“貫徹雙百方針 繁榮文藝創作”為題，刊登了《喬廠長上任記》座談會部分發言摘要，分別為：馮牧的《四化需要闖將 文學也需要闖將》、陳荒煤的《不能放下這支筆》、劉賓雁的《從時代的需要出發》、張潔的《會有更多更優秀的喬廠長涌現》、劉心武的《給作者以更多的藝術民主》、張鍥的《做激流勇進的戰士》、吳佩綸的《工業題材的好小說》、劉杰的《工人歡迎喬廠長！》。

（29）馮牧：《四化需要闖將 文學也需要闖將》，《工人日報》1979年10月15日。

（30）陳荒煤：《不能放下這支筆》，《工人日報》1979年10月15日。

（31）劉錫誠：《在文壇邊緣上》（增訂本），第343頁，鄭州，河南大學出版社，2016。

（32）張慎、鐘義榮：《歷史轉型初期文學論爭的復雜性——以<喬廠長上任記>風波為中心》，《山西大同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5期。

（33）張文聯：《<喬廠長上任記>與新時期文學的文化政治》，《文學評論》2010年第3期。

（34）劉錫誠：《在文壇邊緣上》（增訂本），第345頁，鄭州，河南大學出版社，2016。

（35）徐慶全：《<喬廠長上任記>風波——從兩封未刊信說起》，《南方周末》2007年5月17日。

（36）《光明的中國》，《人民日報》1978年1月1日。

（37）《把主要精力集中到生產建設上來》，《人民日報》1979年1月1日。

（38）—（43）蔣子龍：《喬廠長上任記》，《人民文學》1979年第7期。

（44）張偉棟：《“改革文學”的“認識性的裝置”與“起源”問題——重評<喬廠長上任記>兼及與新時期文學的關系》，《當代作家評論》2009年第3期。

（45）馬春花：《男性氣質與發展主義——性別視閾中的改革文學》，《文藝研究》2018年第4期。

（46）徐勇：《“改革”意識形態的起源及其困境——對<喬廠長上任記>爭論的考察》，《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