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南京，1932年11月9日的傍晚，三位女大學生走進詞曲家吳梅（1884-1939）的家，也一并走進吳梅的《瞿安日記》。這一天，吳梅在日記中寫道：“晚間王嘉懿率二女生至，一名沈祖棻，一名龍沅。沈極美，又是吳人，吾婦頗投契也。略談去。”不過是一次尋常的師生見面，不過是相熟的學生帶著陌生學生的一次普通拜訪，在吳梅而言，這是一件需要記錄的日常瑣事。不過，除了沈祖棻給他留下美好的印象之外，這次會面對吳梅而言實在可有可無。

這三位女大學生在今天的知名度排序，無疑是沈祖棻（1909-1977）、王嘉懿、龍沅。沈祖棻是知名女詞人，在今天廣有聲譽；而王嘉懿和龍沅，則近乎默默無聞，只在提及沈祖棻與民國詞社研究（如趙郁飛《晚清民國女性詞史稿》等）時，人們才會注意到這兩個名字。回到吳梅日記，王嘉懿在這天之前，已頻繁在日記中閃現身影。高年級的學生王嘉懿，是老師們身邊活躍的學生。此后，沈祖棻在吳梅日記中出現頻次持續上升，當她就讀金陵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研究班時，她在吳梅日記中的曝光度已遠超王嘉懿。

在那天的會面中，沈祖棻無疑是主角；而王嘉懿，至少曾在老師面前活躍過，時不時出現在《瞿安日記》中；唯有龍沅，不僅得不到《瞿安日記》的重視，也在隨后的歷史書寫中被遺忘。歷史的光亮很難公平撫照世人，一如人世的幸運從不講究人人平等。

在追尋龍沅其人其事的旅途中，我不止一次想這樣一個問題：一位中國現代史上毫不起眼的女性，要被寫進歷史，究竟有多難？我以為吳梅日記這一天所記載的龍沅，很可以作微觀解答這一問題的案例。

一、沈祖棻“長沙時期”的東道主

文獻中的龍沅，顯眼地出現在沈祖棻的信札中。沈氏存世信件不多，尤其是1949年以前所作信件更屬寥寥，而有限的十數通中，以呈汪辟疆（1887-1966）者最多。在閱讀這部分信件時，很容易使人想起程千帆（1913-2000）和沈祖棻抗戰時期短暫駐留長沙的經歷。程沈二人的這一段長沙歲月，顛沛流離，他們談得并不多，而可明確征信的，恰在沈祖棻信札中。

沈祖棻1934年中央大學國文系畢業照，圖自葉兆言《老南京：秦淮舊影》，重慶大學出版社，2014年

1937年底，沈祖棻離開安徽屯溪，抵達長沙后，致信汪辟疆、宗白華（1897-1986），信中回憶道：“其間艱苦危險，筆難盡述。幸達長沙，宛如隔世。本擬投奔湘潭瞿安師，或湘鄉曾氏處。刻知吳、曾二家均行止未定，不便遽往。幸無意中得遇舊同學龍沅，暫寓其家。惟此間風聲緊急，遷者日眾，龍府恐亦難安居于長。則受業將何往焉？”（《書札拾零 子苾日記》，第5頁）始于大學時代中文系的友誼，在此發生奇妙的作用。當沈祖棻在長沙彷徨無依時，她幸運地遇到了同學龍沅，住宿問題很快得到緩解。信中特別提及“龍府”，令人想見華堂大屋，而龍沅的大家族出身也呼之欲出。我近年因有意從事湖南攸縣龍氏家族研究，至此很快聯想到龍沅或出身攸縣龍氏家族。這個家族與辛亥革命等重要歷史事件密切相關，且直接參與了湖南圖書館、長沙明德中學、湘雅醫院等機構的創辦。承龍氏家族后裔告知，龍沅果是其中一員。1937年，龍沅居住在長沙城北麻園嶺，即龍家的新西園，而非世所熟知的西園北里龍宅。麻園嶺的龍宅，分中西兩棟建筑，龍沅與父母龍紱瑞、黃國儀及其他姐妹兄弟等同住中式樓，西式樓是其兄龍伯堅、黃君宛及兒女居住。

龍沅在攸縣龍氏家族中究竟處在什么位置？她在1932年與沈祖棻一同拜訪吳梅之后，又去了哪里，從事什么工作？這都是令人好奇的問題。想要探尋，就不能不在文獻中繼續搜尋。日記、書信作為更加私密的文獻，也許會給這類小人物留下更多的空間。

在沈祖棻一九四二年五月二日致汪辟疆信中，我意外地發現大段為龍沅推轂的內容。信中寫道：“茲有懇者，同學龍沅女士，其品性學問及處境，為師座所深悉。畢業之后繼續研究，日益精進，博覽群籍，勝受業遠甚。歷任湖南各中學教職多年，富有經驗。其母家復遭兵燹，急須出外任職。想母校文系甚為缺人，務請師座為之安置。想母校文系對于他校畢業者尚兼收并蓄，對本校本系畢業之同學，當必更盡力，一切自無問題也。如圖書館有位置，亦適合龍沅姊之工作也。惟師圖之。”由于同學的情誼以及1937年底的借寓之恩，沈祖棻和龍沅走動得更加密切。盡管在1938年春天，沈祖棻離開長沙，但密切往來的書信見證了她們在烽火歲月中的友誼。在1938年底長沙“文夕大火”之后，龍沅家族遭遇重大損失，她迫切需要謀求工作，以維持生計。龍沅此時并不滿足于中學教員的職位，而是希望在大學工作。可以想見的是，她曾寫信向沈祖棻求助，請她代為推薦，畢竟沈祖棻是汪辟疆等老師眼中的得意門生，她的話或將發揮更大作用。然而，抗戰時期，重慶的工作并不容易尋求，況且是大學的職位。不出意料地，龍沅這次找工作的努力宣告失敗。

求職的失敗并不影響友誼的綿延，沈祖棻依然與龍沅保持了較為密切的往來。存世的沈祖棻信札和日記多作于1970年代，其中并無關于龍沅的只言片語，但附錄于信件中的詩稿，卻有深切懷念龍沅者。該詩是沈祖棻1972年至1974年間所作《歲暮懷人》組詩之一，在所懷諸人中，龍沅排第五，在她前面的是殷孟倫（1908-1988）、游壽（1906-1994）、曾昭燏（1909-1964）、陳孝章（1908-1976）。這一排序未必大有深意，卻也透露兩人交往的親密。前有沈祖棻小序談及作詩緣起，是“慨交親之零落，感時序之遷流”。沈氏述及作詩目的，又是：“九原不作，論心已絕于今生；千里非遙，執手方期于來日。”（《涉江詩詞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171頁）可見她寫這組詩時，情感是何等地深摯。沈祖棻懷龍沅一詩云：“翠袖單寒挹淚多，璧臺金屋誤嬌娥。燕京老去依嬌女，誰共黃塵慚逝波。”這首詩，不易懂。好在，程千帆有箋云：“龍沅，字芷芬，湖南攸縣人，中央大學中文系畢業，適湘中巨閥茶陵譚氏子。芷芬德茂姿中，不得于乃夫，終致仳離，故詩前二語用杜甫《佳人》詩、《世說》玉鏡臺、相如《長門賦》事也。解放初在北京，近聞早移居澳大利亞矣。”（《涉江詩詞集》，172頁）

詩的前兩句，經程千帆先生箋釋，使人豁然開朗，其中所藏婚姻的傷心往事，由此不難讀出。而后兩句，讀罷程先生的箋注，仍感覺不甚明了。揣想詩意，大概指龍沅在解放初去了北京，而后可能去澳大利亞投奔女兒了。程先生箋此詩時已是1990年前后，而詩作于1970年代，可判定的是，解放后沈祖棻與龍沅仍然時有聯系。這種聯系，至少程千帆相當清楚。這又可證沈、龍二人交誼之深厚。

沈祖棻的性情是孤高的，一位引起沈祖棻長期思念的朋友，當有她不得不懷念的理由。

二、中央大學的“釵頭鳳”

時間回到1930年代初期，憑借吳梅瑣碎的日記，我們可以約略覓得龍沅的蛛絲馬跡。吳梅是一位對日記有自覺追求的優秀作者，他閱讀錢大昕《竹汀日記》后，曾感慨達官顯貴有時不記內容只記陰晴，于日記中寫道：“若我輩，則日記惟恐不詳，不獨家庭瑣屑不當遺漏，即錢財出入亦須登錄，以備遺忘，身非顯官，不必作廟堂議論也。”（1933年5月23日）吳梅不遺漏家庭瑣屑的日記觀，落到日記寫作實踐中，則使他的日記具有相當的日常性。許多并不重要的人，闖入吳梅的生活，也能得到他日記的照拂。

于是，在1932年11月9日那次拜會之后，龍沅還數度出現在吳梅的日記里。三天以后的中午，龍沅又和沈祖棻一道拜訪吳梅，并呈上詞作請吳梅批改。1932年11月12日，吳梅日記曾載“為改龍生《水龍吟》一詞”。此后很長一段時間，龍沅在吳梅日記中消失了，但這條線索已表明龍沅學習的興趣在詞。她和沈祖棻這天的拜訪，是彼時中央大學國文系詞學熱的寫照。沈衛威在《民國中央大學師生的文學生活》（《名作欣賞》2015年第1期）將南京高校此期的文學生活概括為：舊體詩詞創作、雅集聯句、創作與研究并重的教學活動，而龍沅正是這種文學生活的受益者。

龍沅1934年中央大學畢業照，圖自《從紳士到革命家——我的祖父龍璋》

中央大學國文系畢業生，原臺灣成功大學教授尉素秋（1907-2003）《秋聲集》中回憶：

民國二十一年（1932）秋天，我和高班次的四位女同學組織了一個詞社，第一次集會于梅庵六朝松下，訂名為《梅社》。其中以王嘉懿班次最高，曾昭燏學識最淵博，龍芷芬最嫻靜幽雅，沈祖棻才華最富，我的班次最低。彼此切磋琢磨，視為益友。后來杭淑娟、徐品玉、張丕環、章伯璠、胡元度等相繼入社，可謂極一時之盛。各人填詞都用筆名，這筆名是由社友共同選定的。棻是“點絳唇”，娟是“聲聲慢”，品是“菩薩蠻”，璠是“虞美人”，芷是“釵頭鳳”，環是“破陣子”，我是“西江月”，聞之者都能悠然神會。社友中棻、娟二人和我最接近。我們都住女生宿舍南樓，朝夕過從，常海闊天空的談到深夜。（尉素秋《〈秋聲集〉校后記》，王留芳主編《沈祖棻研究文論集》，2009年，81頁）

這是一段“夢里花落知多少”的校園生活，時過境遷，仍是女詞人尉素秋所不能忘懷的。倘或沒有這位同學的記載，梅社的具體情況人們固無從知曉，而梅社成員的龍沅，也就更不能為人所認識了。時間濾鏡梳洗后的回憶，不免有夢幻色彩，那如歌的校園生活，也未必沒有波瀾。即如“梅社”諸人的筆名，也有允當，也有不如意甚至惹來糾紛的。在另一次回憶詞壇舊日朋友的文章中，尉素秋再度細數“梅社”諸友，談及龍沅時，詳述因“釵頭鳳”而鬧出的一次小小風波。

釵頭鳳龍芷芬。湖南攸縣人。她是我們中間的頭號好人，誠懇敦厚，酷愛整潔。走起路來姍姍細步，顫裊裊地。作品中間，“繡幌珠簾”一類的名詞不時出現。我說：“這位典型的閨閣大小姐，叫她釵頭鳳如何？”大家鼓掌認為恰當。

大家商量筆名時，芷芬不在座，后來她走進來，對于這些人的筆名，擊節欣賞，談笑風生。及看到她和“釵頭鳳”三字連在一起，馬上變了臉色，不容我們分說，惡狠狠地指著我說：“你如此刻薄，開玩笑不是這種開法！”拂袖而去，不理會我們，大家都感到愕然。我無緣無故的受了這番委屈，跑到她的湖南同鄉曾昭燏處訴哭說：“芷芬平時和易近人，今天忽然如此乖僻，令人百思莫解。”昭燏聳聳肩說：“是你該挨打，你真的出于無心嗎？”從此我們知道她的凄涼身世，原來她的婚姻破裂，和周密在《齊東野語》上敘述南宋陸放翁和唐氏的仳離類似。后來放翁與唐氏在山陰城南的沈園相遇，題《釵頭鳳》一闋在墻壁上，唐氏倚調和之，不久便抑郁以死。這兩首釵頭鳳詞，賺了有情人不少的眼淚。芷芬認為我是有意調侃她離婚，當然生氣。我正打算向她去請罪，黃昏時她推門進我的房間，知道我是出于無心，后悔不該當眾罵我，拉著我的手走向北極閣的山徑，在松風襲人的夜幕下，咽著淚訴說她的凄涼經過，我們緊緊地握著手，互相含著淚道歉，直到現在，她那纖纖素手的握力，使我記憶猶新。（尉素秋《詞林舊侶》，王留芳主編《沈祖棻研究文論集》，2009年，77頁）

《詞林舊侶》原刊臺灣《中國國學》第十一期，時間在1984年。文章末尾，尉素秋一一道出各人在詞社活動結束后的人生遭際。留在尉素秋美好記憶中的往事，也一并帶出龍沅的傷心往事。只是由于此時尉素秋年事已高，加以兩岸音訊不同，有些記載不免失真，然而，始終沒有提及龍沅的結局。沈衛威《民國中央大學師生的文學生活》一文細數諸人后來的命運：曾昭燏1964年跳靈谷塔自殺，沈祖棻與程千帆琴瑟和諧，尉素秋嫁任卓宣（葉青，1896-1990），徐品如嫁著名報人卜少夫（1909-2000）等，也并不道及龍沅的下落。

《國立中央大學學生錄》所載龍沅、曾昭燏、游壽、常任俠等人學籍信息

國立中央大學1930年所編《國立中央大學學生錄》，保存了龍沅和她的朋友們的學籍信息。其中明確記載龍沅，湖南攸縣人，居住在南京安將軍巷二四號，是中國文學系1928級學生，學號三六二四。王嘉懿（1909-1935），四川瀘縣人，住址在南京唱經樓西五九號，為中國文學系1927級學生，學號二九八八。而沈祖棻住址在上海愛文義路聯珠里一五三九號，為商學院不分科一年級學生，入學在1930年，學號為四九〇。三位不同年級的學生，因詞社結緣，最終走到一起，成為吳梅日記淡淡的一筆，卻給后人重繪中央大學學生的校園生活提供了豐富的想象空間。王嘉懿1933年1月畢業，曾昭燏1933年6月畢業，她們是中央大學第六屆畢業生。而龍沅最終在1934年7月與沈祖棻一道畢業，成為中央大學第七屆畢業生（《國立中央大學二十四級畢業紀念刊》，214頁）。龍沅在中央大學整整呆了六年，當是民國時期中央大學國文系本科學習期限最長的學生，而她完成的畢業論文《金詞論略》（索書號：四三三·四三六八三），最終也入藏中央大學圖書館（《國立中央大學圖書館中文圖書書名備檢初稿》，232頁）。

羅家倫題“國立中央大學圖書館中文圖書書名備檢初稿”

在短短數年的校園共同生活之后，這批中央大學國文系的女學生終于要各奔前程，此后多數人也終生不再見面了。其中最悲慘的是王嘉懿，據《瀘縣志》記載，她畢業后由瀘縣縣政府任命為瀘縣縣立第一女子小學校校長，但1935年冬“以積勞致疾，在職病故”（王祿昌等編《瀘縣志》卷第四，1938年，16頁）。誠如沈祖棻悼曾昭燏詩所云：“風雨他年約對床，重來已隔短松岡。一言知己曾相許，繞指柔含百煉鋼。”（《涉江詩》，169-170頁）人生的聚散離合，原屬尋常。只是尉素秋、沈祖棻、龍沅等人當時并不能意識到，大學時光會是她們人生最快樂的日子 。

與曾昭燏、沈祖棻等人日后各有建樹相比，龍沅無疑是默默無聞的。在歷史文獻中，她進入無聲無光的世界，不再能為世人所熟知。但在1930年代，她應當是快樂的，雖然多愁善感，曾被婚姻所傷害，可中央大學國文系浪漫的文學氛圍，使她在收獲友誼的同時，也窺探到詞學的世界。

龍沅和沈祖棻時不時拜訪吳梅，這是1934年4月23日吳梅日記的記載：“下午體有不適，請假。龍沅、沈祖棻至，余方布署客座也。”（415頁，上冊）那時的師生關系不像如今這樣隔膜，連大學生也可以闖入教授的家門。龍沅無疑受中央大學吳梅、汪東等人影響，愛上了填詞；又在同學的鼓動下，加入了“梅社”，成為校園詞壇的活躍分子。而最終，她的畢業論文也選擇詞學課題。吳梅1934年5月16日日記云：“晚閱龍沅畢業文卷，題為論金人詞，亦奇作也。”（《吳梅日記》上冊，421頁）想來，龍沅最終還邀請吳梅作她畢業論文的導師，而她所研究的金代詞，在當時少有人涉獵，終于得到吳梅“奇作”的評價。由此可見，龍沅不乏學術眼光。

然而，龍沅終于是要畢業了。1934年5月26日，中央大學國文系畢業生請老師們合影，吃晚飯。黃侃（1886-1935）出席了，和他關系不睦的吳梅就沒有參加，但他在日記中記下此事（《吳梅日記》上冊，423頁）。只是，在老師眼中，龍沅并非那一屆最優秀的學生。吳梅1934年6月16日日記云：“翟貞元來，為書楹聯一、橫幅二。今歲畢業中，以貞元與沈祖棻為女生之翹楚也。”在公平而合理的高校生態中，最優秀的學生往往在校園繼續深造，或直接留校任教。而龍沅這樣雖努力但并不脫穎而出的學生，無論是否繼續在高校研究學問，都不是眾人關注的焦點。龍沅或許也曾努力過，黃侃1934年7月3日日記云：“龍沅（研仙之侄女）來，求書與旭初。”（《黃侃日記》，江蘇教育出版社，2001年，983頁）這應當是龍沅第一次見黃侃，而這一回求書與汪東（字旭初，1890-1963），大約有所請托。黃侃此后的日記未提及此事，他應當拒絕了龍沅的請求。不過，這一次，龍沅在老師面前透露了自己的身世，她是辛亥革命元老龍璋（字研仙，1854-1918）的侄女。

由于她的家庭及個人原因，龍沅無法繼續深造，而她在民國高校歷史文獻中也退場了。現在，龍沅想要在歷史上留下赫赫聲名，必須要自致隆高，或是依靠家族的力量了。

三、譚延闿愛侄譚光和他的婚姻

順著程千帆對《涉江詩》中懷龍沅詩的箋注，我們不難發現龍沅曾陷入一段豪門婚姻，最終釀成婚姻的悲劇。這場婚姻的男主角來自譚延闿（1880-1930）家族。自譚延闿父親譚鐘麟（1822-1905）以科第顯耀之后，茶陵譚氏家族一躍成為湘中乃至整個中國清末民初重要的家族。而龍沅所在的龍氏家族，自龍友夔（1794-1869）的三個兒子龍汝霖（?-1881）、龍溥霖、龍湛霖（1837-1905）崛起之后，業已成為湘中望族，龍氏家族下一輩的龍璋、龍紱瑞（1874-1952）等人更是辛亥以來一系列革命活動的參與者和重要贊助者。由于龍紱瑞與譚延闿的親密關系，這兩個家族的聯姻早在他們的議題中。他們最初想要撮合龍伯堅與譚祥（1906-1989，譚延闿之女，后嫁陳誠），由于龍伯堅本有婚約在身，這次聯姻并未成行。兩個家族的長輩將目光轉向了龍沅，而譚延闿四弟譚恩闿（1882-1910）之子譚光（1902-1977）與其年相若，于是兩人順利締結姻親關系。

《申報》1922年11月5日第18版登有《譚光君與龍芷芬女士婚禮紀》一文，記錄了譚光與龍沅于1922年11月4日結婚之事，文云：

前湖南督軍譚延闿之侄仲輝君，與湘紳龍紱瑞之女芷芬女士，于昨日結婚。禮堂筵席，均設虹口塘山路三十七號住宅，介紹人為前清廣西提學使汪詒書與奉天東邊道俞明頤兩君，本埠各界士女往賀者甚眾，聶云臺昆仲亦均往賀。一時車馬如云，高朋滿座，大有山陰道上之應接不暇之勢云。

《申報》1922年11月5日第18版載譚光、龍沅婚事

在上海虹口塘山路三十七號的譚延闿寓所，譚、龍二人這天的婚禮頗為盛大。婚姻介紹人是汪詒書（1865-1940）和俞明頤（1873-1966，國民黨要員俞大維之父），而曾國藩外孫聶云臺（1880-1953）等寓滬湘籍名流也紛紛到場祝賀。只是，盛大的婚姻未必是幸福生活的起點，而譚光與龍沅的婚姻不幸印證了這句話。

先看看現代史上同樣不那么起眼，但留下較多歷史痕跡的人物譚光吧。《民國人物大辭典》列了“譚光”詞條，對其生平梗概有較為清晰的敘述：

（譚光）又名仲輝，湖南茶陵人，1902年（清光緒二十八年）生。幼年喪父，賴伯父譚延闿撫養成長。1915年秋起，先后在上海私立同濟中學、私立同濟醫工專門學校醫科、私立上海復旦大學求學。1925年，任湘軍總部秘書。1926年，任國民革命軍第二軍司令部中校秘書，后改任蘇聯顧問翻譯。1928年，任國民政府農礦部秘書。1932年后，歷任國民政府委員孔祥熙隨從秘書，中央銀行秘書處秘書、副處長、處長，行政院參事，湖南省銀行、四川省銀行董事。1945年4月23日，遴選為第四屆國民參政會參政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在上海信華貿易公司工作。1957年6月后至蘇州，任蘇州市文管會委員，蘇州市政協委員。1977年6月21日，病逝于上海。終年75歲。（河北人民出版社《民國人物大辭典下》，2805頁）

已經列入民國史研究詞典的譚光，擁有比龍沅更多傳世的機會。由于譚延闿的關系，也由于他在廣州期間曾任孫中山（1866-1925）的德文秘書，譚光很早就成為孔祥熙（1880-1967）的心腹，職位雖不高，但權力很大。他晚年所撰《我所知道的孔祥熙》（《文史資料選輯》第25輯）一文，娓娓出孔祥熙的生平軼事，非親聞者不能為。當時的報刊對此也有寫照，如1933年11月1日，孔祥熙任財政部長，譚光作為孔氏親隨秘書到部赴任。《申報》云：“財長孔祥熙一日在八時抵京，返陵園陵新村寓邸略事休息，隨來人員有秘書譚仲輝及張瑞之……”（《申報》1933年11月1日第3版）報刊之外，其他人的回憶錄中，譚光也頗受孔祥熙器重。民國時期曾在財政部擔任秘書的常州人汪元，數十年后，仍記得譚光隨孔祥熙赴任的場景，“體型瘦小者為秘書譚仲輝，操湘語。……數日后方知厓略，蓋譚氏為部長親信機要也。譚氏才思敏捷，性格豪放，語急聲朗。”譚光不僅頗具才華，辦事也極為干練。汪元提及1934年春夏之交，第二次全國財政會議期間，孔祥熙擬贈與會代表紀念品，至于究竟贈何物，則議論未定，“譚秘書仲輝，則以時值溽暑，建議各贈一折扇如何。孔氏頷首。”可見，譚光深受孔祥熙器重，也與其辦事能力有關。至遲在1935年，譚光已任中央銀行秘書長。于是在現代報刊上，常可以見到譚光的新聞報道。作為社會名流，新聞報刊為他預備了更多留名的機會。例如1939年3月12日，歐亞航空由重慶飛往昆明的航班失事，當時風傳中央銀行香港分行經理譚光在內，記者們采訪后得知譚光人在香港，沒有搭乘那班飛機，傳聞不確（《申報》1939年3月16日第9版）。

與龍沅相比，譚光在歷史舞臺上無疑更為閃亮。何況他繼承了叔伯父譚延闿、譚澤闿（1889-1948）的文物賞鑒興趣和愛好，在書畫作品上留下了諸多印記，為今人的追憶提供了必要的支點。李軍《且待小僧伸伸腳——記茶陵譚光》一文補充譚光生平事跡，指出其又號“籟公”，署名有作“籟”者。1957年，譚光在蘇州居住在道前街，曾捐贈祖母鐘太夫人誥命卷給公家。此外，譚光過錄了王闿運各類批點本，刊行其父譚恩闿詞集《靈鵲蒲桃鏡館詞》等。譚光舊藏有劉墉行書《管晏列傳》卷、何紹基隸書《畫梅訣》卷、《臨張遷碑》冊等，印章有“茶陵譚光鑒藏書畫記”“天籟簃藏”等，其中“譚光”白文、“茶陵譚光”白文、“仲輝長壽”朱文三印為喬大壯所刻（李軍《春水集》）。譚光繼承了譚延闿兄弟對王闿運的濃厚興趣，影印本《王闿運手批唐詩選》，即據譚光過錄本影印。他還藏有《湘綺樓八代詩選》，過錄了譚延闿秘書呂苾籌、簡叔乾（1884-1961）等人的批注，又曾捐《王湘綺年譜》給蘇州市文管會。1936年，譚光還將所藏譚延闿書法作品交中華書局印行，包括《譚延闿行書王湘綺詩》《譚延闿雜臨古碑帖》《譚延闿行楷古格言附自作詩》《譚延闿大楷枯樹賦》等。

譚光舊藏伊秉綬橫額

湘中文獻之外，近年拍賣市場所見譚光舊藏字畫碑帖甚多。這固然與譚光的收藏世家出身有關，也與他長期在銀行系統工作，位居顯要關系密切。財富、家世以及恰當的位置，都為譚光在后世留名提供了支撐。然而，與譚光有關的傳記資料，提及龍沅者實屬寥寥。夫妻關系雖然重要，但每個人的光環都只屬于他自己，更何況譚光的復雜婚姻狀況，使他談及妻子往往三緘其口。于是，龍沅只有在不能不提時，才會被“卷入”有關譚光的文獻中。

曾任民進中央聯絡委員會副主任陳秉立（1917-？）是譚光表侄，所撰《差堪告慰故王孫——紀念譚光先生》一文，對譚光生平事跡有詳細介紹。然而，這篇有關譚光最詳細的傳記，提及譚光的婚姻和妻子，也十分愛惜筆墨。文章提及他娶了龍紱瑞的女兒，卻和龍紱瑞兒子龍伯堅關系不和。至于原因，陳秉立文中避而不談。大約這是為尊者諱吧。最終，陳秉立不能不說到譚光的婚姻，于是有如下兩段敘說：

“文革”期間，先生備受顛沛。一女譚蓉（號頌嘉），大學畢業后，原在中學執教，早已偕其夫婿赴港。此時如夫人病故，撫有一女名莉。

……

他們表兄弟（指黎澤濟與譚光）之間，尺牘往來不斷，一言不合，可以幾月不通音訊。他如夫人去世后，從舅曾有“復辟”之勸，希望他與龍破鏡重圓。他說你要置令姑母于何地？他強調龍不孝其母，似乎二人恩斷義絕。可是有一次莉莉陪姊姊頌嘉去看她的母親，問他要叫什么。他說：“姊姊怎么叫，你就怎么叫！” （《湖南文史資料》第46輯，1992年，116-117頁）

譚光的婚姻是不幸的，晚年似乎也想和龍沅和好，但終于沒有成功。他的生平履歷，前述已經較為豐富，而他的為人，則陳秉立的文章有豐富的描繪。陳秉立認為，譚光“雖無赫赫之功，然特立篤行，有足多者”（112頁）。文中舉例說譚光少年喜詼諧，作打油詩說譚延闿肥胖胖，張子武矮墩墩等，都可見他的捷才。他有世家公子作派，抗戰前回長沙舊宅，打賞某廚師出手就是一百元。這就不僅是學乃伯譚延闿精于飲食，而有豪公子出手闊綽的作派。抗戰期間譚光在重慶卸任后，居住在歌樂山“松陰小筑”，不過四十歲，卻經常與章士釗（1881-1973）、程潛（1882-1968）、覃振（1885-1947）等人詩酒流連，儼然寓公。解放后，他的工資待遇是45元，他說自己是“九五之尊”。譚光在蘇州時，聽聞周恩來陪同埃塞俄比亞皇帝塞拉西來訪，他跟著走了很遠，人問他為什么，他說：“周總理來了，雖說見不到，多跟著走幾步也是好的。”

如此貴公子，可憐可愛，卻在婚姻上遭遇了悲劇。

四、家族文獻里的龍沅

依靠家族姻親后裔的傳記文，譚光的事跡有被世人熟知的機會。而社會知名度甚小的龍沅，也不能不依靠其家族后裔所撰各類著述，以便不被世界遺忘。在此，家族后人的記憶為龍沅的一生提供了必要的記憶場所。龍氏家族后裔所編《西園印記》（2020年）中，曾提及龍沅，而他們最近正在編輯的《龍紱瑞支下家族人物傳略》中有龍沅詳細的傳記，茲迻錄如下：

龍沅（1905—1988.4），字芷芬，因在同輩姐妹中排行第五，故小名為五。龍紱瑞次女，母黃恭人國儀，湖南攸縣人。

龍紱瑞與國民黨第一任行政院長譚延闿是發小，兩家更是世交。因此譚延闿很想與龍紱瑞結為兒女親家。但因長子龍伯堅已經訂婚，兩人商定將龍紱瑞的二女兒龍沅許配給譚延闿的侄子譚仲輝（譚仲輝的父親譚恩闓是譚延闿的四弟，英年早逝，譚仲輝由譚延闿撫養）。上世紀二十年代中葉，譚仲輝大學畢業后，龍沅出嫁到譚家，與譚仲輝成親。1926年女兒出生，取名譚蓉，小名嘉寶。由于婆母譚四太太早年守寡，觀念老舊，且寵子無度，導致婆媳關系緊張。譚仲輝是一名花花公子，有孩子后經常夜不歸宿，在外與舞女、妓女鬼混。龍沅得知后大吵一架，一氣之下搬回娘家，但沒有帶走孩子，天真地認為孩子需要媽媽，譚仲輝會來接她回家。未曾想譚仲輝無人管轄，更加自由，直接在外與一名妓女同居，根本不管發妻的痛苦，也從不提接發妻回家。而譚四太太竟聽任兒子胡鬧，不聞不問，只是代為養育孫女嘉寶。龍紱瑞眼看譚仲輝對愛女如此不恭，卻無能為力，便建議龍沅報考大學，充實自己。龍沅聽從了父親的建議，于1931年春考入中央大學國文系，與著名女詞人沈祖棻為同班同學，且友誼深厚。1935年春龍沅大學畢業，獲學士學位，但沒有外出工作，一直與父母住在一起，過著養尊處優的生活。

抗戰勝利，龍紱瑞率全家逃難返回長沙后，于1946年親自出面聯系子侄龍毓聃，安排女兒龍沅進入長沙郵政儲匯局檔案室做事。但龍沅不知珍惜來之不易的工作，不僅不虛心向同事學習如何管理檔案，還經常發大小姐脾氣，把同事整理好的檔案搞得亂七八糟，給同事增添了許多麻煩。同亊無奈，只好報告龍毓聃。龍紱瑞得知此事，立即讓龍沅辭職回家賦閑。長沙解放后，龍沅到省教育廳應聘小學教師職位，被分配至常德市一小學，擔任語文教師。由于身材矮小，且講課聲音弱小，學生經常不服從管理，經在課堂上起哄架。龍沅無法忍受，在當了三個月的小學教師后，主動辭職回家，與父母一起生活。父母去世后，1952年長兄龍伯堅調往武漢工作，龍沅便進京投奔大妹龍璿，租住北京匯文中學第一任中國校長高鳳山先生在東裱褙胡同的房產，后搬至東觀音寺乙33號租住。1958年因房屋拆遷，龍璿家搬至建國門外永安西里輕工業部宿舍，龍沅便租住高鳳山校長在蘇州胡同的房產，其解放后的生活費由女兒嘉寶每月郵寄。1966年“文革”開始，龍沅與嘉寶的聯系中斷，生活陷入困境。大姐龍玨讓倆兒子陳珽、陳璐輪流給龍沅寄生活費，直到上世紀七十年代“文革”結束。

龍沅盡管性格有缺陷 ，但心地善良，對人沒有防備之心。文革初期，九十歲高齡的房東高鳳山夫婦因海外關系（兒子家在美國）遭紅衛兵毒打。鄰居都不敢出頭，龍沅卻挺身而出，勸紅衛兵“要聽毛主席的話，要文斗”，將自己陷入險惡境地。紅衛兵將她剃成“陰陽頭”，并勒令她每天到居委會“早請示，晚匯報”，限制她的人身自由。

龍沅自女兒嘉寶三個月大離開婆家回到娘家后，再未回過譚家，也再未成家。1976年“文革”結束后，嘉寶回國省親，將父母雙方接到上海，勸說兩人復合，譚仲輝堅決不同意（譚仲輝上世紀六十年代出獄后，回到蘇州道前街的家中繼續與黃女士同居，并收養黃的妹妹的孩子為養女，取名譚莉莉，成為事實婚姻）。龍沅孤苦伶仃，且年事已高，嘉寶不放心母親一人在京生活，便于1981年接她去香港一起生活。但龍沅不知如何與人相處，經常與家中傭人發生矛盾。1983年《中英聯合聲明》發表后，嘉寶一家決定移民加拿大。龍沅年事已高，不能承受長途跋涉，舟車勞頓。1983年底，嘉寶只好將母親龍沅送到長沙表弟龍式昭家，委托龍式昭為其養老送終。

龍沅回到長沙后，性格缺陷更加明顯，經常做出一些讓人哭笑不得的事情。但侄媳婦張璟一直理解她，包容她，精心照顧她。1988年春龍沅去世，終得善終。

作為現代史中的人物，龍沅是微不足道的，但在龍氏家族內部，她受到父母的關愛，受到兄弟和后備的關心，最終也平安走過并不容易的一生。在龍永寧《從紳士到革命家——我的祖父龍璋》）（榮寶齋出版社，2011年）所附《記父親龍伯堅》一文中，也有對龍沅較多記載。其中為如上傳記所不及的是大致有兩件，一是與譚光母親不合的細節，據云譚母有“借你肚子生子”一說；第二件則是譚蓉請她去香港養老，龍沅曾對龍永寧說：“我是不會去的，我決不做大英帝國的順民。”后來迫于無奈，龍沅才去了香港。

龍沅性格的傲岸與孤僻，她的家人并不諱言，而她在特殊年代的仗義執言，又全然使人恕了她倔強的脾氣。可以說，家族敘事中的龍沅，性格上的缺點被包容，而那些優點則被永遠銘記。

龍沅1920年代攝于南京安將軍巷龍宅，圖自《從紳士到革命家——我的祖父龍璋》

由于這篇傳記的存在，龍沅的人生過往不至于破碎不堪，我們由此能了解一位女性在20世紀艱難的成長歷程。傳記可修正以往研究處不少，如程千帆箋注沈祖棻《懷人組詩》中云“近聞早移居澳大利亞矣”，顯然不確，龍沅后來所去乃是香港。程千帆、沈祖棻之所以聽聞龍沅移居澳大利亞，據龍家后裔云，原因在龍沅女婿在紡織行業工作，曾去澳大利亞工作多年，故有此傳聞。后來新疆天山毛紡廠成立，其人任外資方經理多年。凡此，都是這份傳記的價值所在。

自然，由于這傳記是龍氏家族口耳相傳記憶的凝定，其中也不無可商者。譬如龍沅的結婚時間，明確在1922年，而時移世易，龍家后人卻認為在1920年代中葉。又如龍沅與譚光母親的關系，在龍家人看來，錯在譚母。而在譚光看來，則是龍沅不孝順老人。此外，龍沅自國立中央大學畢業以后，龍家后人以為她并不工作，養在家中，也與事實不符。考沈祖棻寫給汪辟疆的信，明確可知龍沅1940年前后在湖南各中學任教。

另外，龍家后人聲稱譚光在外與妓女同居等，與事實未必完全相符。《申報》1935年6月20日第8版曾載《沈西園忽潛逃自殺》的社會新聞，新聞提及：

惠中旅館賬房沈西園，年三十四歲。與女子劉采珍姘識，生子。劉屢要求沈與原配妻子脫離，然后與彼正式結婚。沈之原妻程氏始終不愿應允，且已生有二子四女。平日沈程感情亦甚濃洽，故沈對此亦無解決辦法。劉定今（十九）日與沈在蘇州飯店結婚，劉之親友屆時均到賀喜。詎沈、劉二人忽均臨時失蹤，旋發現沈在木瀆石家飯店吃生水煙自殺，被茶房發覺未死。劉現在姊處，其姊夫系上海中央銀行秘書處長譚仲輝。

這則社會新聞涉及譚光，而媒體因為他系名人，必要采訪。譚光隨后對此做了相關說明。這是見諸于《申報》1936年6月26日第12版的《中行秘書譚仲輝談沈劉婚姻糾葛真相  劉氏姊妹已登報脫離姊妹關系》。

《申報》1936年6月26日第12版載譚光對沈劉婚姻一事的回應

由此可知譚光在1935年已經公開對外聲稱其夫人是劉素貞。劉氏是否妓女，尚難確信，而在彼時，譚光和龍沅的婚姻在事實上早已結束。

譚、龍婚姻的破產，除去婆媳關系之外，或還與他們的成長經歷有關。譚光雖曾在同濟德文學校學習，卻由于成長環境使然，受傳統文化影響更大。他所目睹的家族長輩的詩酒流連生活無疑是舊式的，傳統的。而龍沅雖也生長在舊式大家族，但她早年就讀于曾寶蓀（1893-1978）所創辦的藝芳女子學校，是1918年該校創辦時大學預科四位學生之一（曾寶蓀《曾寶蓀回憶錄》，岳麓書社，1986年，72頁），因該校原本起初就在龍宅辦學。相對而言，龍沅或許受新式教育的影響大一些。另外，譚光交游廣泛，而龍沅性情較為孤僻，這或許也是夫妻不和的重要原因。

在婚姻失敗之后，龍沅在父親的鼓勵下試圖打開人生的新局面。在中央大學國文系的學習經歷，為她的重生提供了機遇。她曾努力教書，積極著述，也曾請師友推轂，以謀求在高校任教。1940年，她甚至將所撰著作遞交中央庚款委員會，以謀求出國留學的機會。但傅斯年（1896-1950）讀罷，認為龍沅“雖送來三冊著作，然除緒論二葉外，皆抄撮成書，并無考辯。轉徙中能抄撮成篇，固為勤勉，然其著作之能力如何，無從懸揣。列為備取，置之最末，亦無不可。然此等情形，似永無補入之望，或亦徒然也”（1940年6月某日，傅斯年致管理中英庚款委員會。轉引自桑兵《晚清民國的學人與學術》，440頁）大學畢業六七年之后，龍沅潛心撰寫的著作并未有新的建樹，而仍是傳統的抄撮辦法，于是，現代高等教育機構也對她關上了工作和深造的大門。

自然，龍沅的家世，使她有更多被銘記的機會。那篇傳記所提及的人物，有不少在當代頗具知名度。如陳珽（1919-2011）曾任華中工學院副院長、華中理工大學研究生院院長。不過，若無家族文獻披露，人們很難想象龍沅與那些名人有何關系。一個人要在后世留名，要被歷史文獻記錄，總得靠她自己的活動，靠她自己的著述。在龍沅自身，也曾有著述，有遺稿。不過很遺憾，她的詩詞文稿，前些年龍氏家族后人被人欺騙，下落不明。她早年在藝芳女校學習的化學科筆記，稿紙上印有“藝芳大學”字樣，則被張璟捐贈給長沙實驗中學（前身為藝芳女校）。

五、日記：向著“小人物”的特色情緣文獻

程千帆曾說，“在我的老師們當中，吳瞿安先生、黃季剛先生和辟疆先生都是每天記日記的。”（《汪辟疆文集》，1067頁）今天所能見到者，吳梅日記保存最完善，記龍沅事最多，黃侃日記殘存不少，也有一條載及龍沅，至于汪辟疆日記，則目前所知殘存三冊，其中或亦有關于龍沅的記載吧。

倘使沒有日記，龍沅也并不一定被遺忘。她的生平和事跡為沈祖棻所記得，留在詩文及致名人汪辟疆等人的信札中。同時，她也為她的家族及其后裔所緬懷，成為長沙龍氏家族記憶的一分子。可是，日記無疑放大了她的人生。在名人日記中，她是簡單的一個名字，偶爾閃現一兩回，卻已足夠供后人想象她曾經的生活。她是默默無聞者，但進入日記之后，她是一個可以合理想象的歷史人物。

對龍沅這樣的在普通水準以上的現代女性而言，留名后世的機會看來無限豐富。她自己的著述，她丈夫的名聲，現代報刊的新聞報道，友朋的詩文寫照等等，似乎都給了她留名后世的種種可能。不過我最終探尋結果卻是，惟有日記和書信文獻才給她確定無疑的刻畫。家族的記憶雖必不可少，細節豐滿，卻可能充滿錯誤。何況，對于龍沅早年的生活，隨著時間推移，則家族回憶越往后，就越難以描摹。在這方面，吳梅、黃侃等人的日記，才為龍沅早年生活的勾勒，奠定了可靠的坐標。雖則在吳梅、黃侃而言，龍沅只是一個無疑闖入日記的“小人物”。

日記之于龍沅這樣的小人物有如此重要的意義，不僅在于它可以為其在名人日記中掙得位置，留下歷史想象的空間。更在于它還實在地修補個體的生命史。在龍氏家族文獻中，龍沅的叔叔龍紱慈（1888-1945）的稿本日記顯得尤為關鍵。龍紱慈這份并不漫長的日記記載了侄女龍沅的早期生活。如1924年正月初一，龍紱慈收到譚光和龍沅的夫妻聯名賀年柬，也收到龍沅的家書。

龍紱慈1924年正月初一日日記載收到譚光、龍沅夫婦賀年片

那時龍紱慈在杭州，譚氏夫婦在上海。這對新婚夫妻此期時常作書給龍紱慈，譚光也經常到杭州看望龍紱慈。1924年3月1日，龍紱慈還與譚光等人一道泛舟西湖。1924年6月8日，龍紱慈日記云：“得仲輝書，芷芬于昨早舉一女，即作書賀之。”初為人父的譚光迫切地和叔岳父報告這一喜訊。不過，或許從這個小孩出生開始，譚、龍夫婦間已因婆媳關系鬧出別扭了。龍沅在小孩滿月后即到杭州叔父家居住，一個月以后的 8月12日，龍紱慈日記云：“仲輝來迎芷芬。閑止約晚餐于三義樓。”第二天日記云：“仲輝同芷芬早車去滬。”大概經過一個月時間，譚光才去接夫人回家，而居中調和的是他們的證婚人汪詒書（閑止）。至于譚光，在龍紱慈日記中出現次數更多。當龍紱慈1926年底移居上海時，譚光不僅以車相迎，還安排住宿等。譚光的交游本領，也在龍紱慈日記中得到印證。如1926年12月22日日記云：“過閑止，同乘伯葵車赴塘山路，仲輝招午飲也。堯叟、閑止、虞山、叔乾、大武、璇父、宏群、伯葵、叔通、仲頤、綬丞、健石同座，三時始散。”譚光召集的宴會，有汪詒書、袁思亮、簡叔乾、譚澤闿、陳叔通等人。從各方面而言，譚光已經取得遠超他年齡的社會資本。可以說，龍紱慈的日記為探尋龍沅、譚光這對年輕夫婦婚后的生活，提供了必要的證據。他們的婚姻后來雖然崩盤，但也曾有相對和平的新婚燕爾。

在龍氏家族，有龍紱慈日記為龍沅和譚光的關系增添確定性的證據。在譚氏家族，則有譚延闿日記為他們的人生作見證。譚延闿十分鐘愛譚光，他的日記，在他生前，譚光可能是極少數的通讀者之一，或至少做過抄錄（譚光《我所認識的孔祥熙》）。而譚延闿日記中有關譚光的記載也十分豐富。在日記中，譚延闿稱譚光為“大毛”。譚延闿對譚光的婚事很是關心，1922年11月2日日記云：“今日龍家來鋪房，亦頗整飭，知嫁女不易矣。晚，與龍八合請媒人汪九、王三，以俞三、余大、呂滿、岳胡、龍滿、黎滿陪，吾與大武、曙邨、大毛亦入座。酒席皆從豐美。”而1922年11月4日，譚光和龍沅的婚禮，譚延闿日記記載得更加詳細。日記云：

七時醒，坐三十分起。今日大毛與龍女結婚，以吾居為禮堂，大武居為客室。周夢賢駕愷得那克新車來髹漆猶未乾也。指麾布署一切。呂滿來，黎同康伢自校來。午飯于大武家。賀客續續至，張石侯、朱鐵錚自漢口來，秦子直、子剛、李栗璵、周坦生、唐子中、袁大皆一坐而去。四時后，衡生往親迎媒人，汪、王乘一車，新人一車，女儐相一車，軍樂隊一車。不同執事，導從甚為簡便，車行甚速，頃之即新娘入門矣。以俞三為證婚人，簡先生司儀，一依通行儀式。既畢，新人往洞房行合巹禮，易衣。復入禮堂，以舊禮謁祖，見諸尊長，于是禮成。吾家設二席，待媒人及諸親友。衡家三席，待諸學生。大武家一席，則諸軍人、政客也。女客飲樓上。既散，諸人鬧洞房，曾兆?頗極詼諧之談，勝平時之瞎鬧多矣。寢已十二時矣。

譚延闿這一天的日記，全為婚事所占據。也正因這一天日記，譚光和龍沅的婚禮細節才完成呈現目前。這天的婚禮可真氣派，嘉賓也是盛裝出席，如周夢賢駕駛著油漆未干的凱迪拉克閃亮出場。至于最終的六桌宴席，譚延闿也記載得清清楚楚。由此可見，譚延闿日記固然有關民國政經大事，可對這些小人物而言，它作為家族記憶或湘人記憶的貯所，似乎更為重要。于龍沅和譚光而言，則譚延闿不僅旁觀了她們婚姻的開始，也一并在日記中記載了她們婚姻的破裂。試看譚氏日記所載：

1927年7月25日。大武來書，言大毛夫婦反目事。龍八至，盡取奩具以去，有孔靜翁之風矣。以黨義“離婚絕對自由”論之固當。舊式婚姻真不可耶？

1927年7月26日。歸，俞三來自牯嶺，龍八來自上海，相見大喜，俞三五年不見矣。略置酒治具款之……龍去，與俞三談至十二時。……詠安來，龍八女亦偕來，故龍八居旅館，俞三居吾對門室中。

1927年7月27日，八時半起。呂滿來，龍八率其女來，言大毛事，姑婦勃谿，夫妻反目，殆不可復合矣。……俞三、龍八、呂滿父子同飯，小飲，食酸湯麫。

1927年9月13日，大毛來，言與龍女仳離事。

在1927年夏天，龍沅和婆婆勃谿，致夫婦反目。龍紱瑞（龍八）至譚光家中，將妝奩取走，仿佛清末長沙頑固派文人孔憲教（孔靜翁）作派。對此，譚延闿頗為通達，他認為倘若按照國民黨黨義而論，離婚是自由的，但他也很疑惑，舊式的婚姻難道就這么不可靠了嗎？最終，1927年9月13日，譚光告知伯父譚延闿，他和龍沅的婚姻走到了盡頭。盡管譚光和龍沅的離婚并未影響到譚延闿和龍紱瑞的關系，但譚延闿對譚蓉（嘉寶）的關心，依然隱隱有責備龍沅之意。日記中對此也有寫照：

1927年9月6日，至大毛家。三樓三底，屋尚新，與四太略談。食炒面。兩侄孫女皆長大，然無母之兒，可哀也。

1928年12月29日，四太率端攜嘉寶，瘦弱可驚，如長生少時，皆初生時失營養所致。

1929年6月7日，大毛來，攜嘉寶，瘦弱不似四歲人也。

譚延闿很喜歡小孩子，日記中時常可見他對兒童的關心。于此可見，他盡管不欲深究譚、龍婚姻的過錯，對龍沅的負氣歸娘家，不免有微詞。自然，深入家庭層面的爭論，除去日記和書信之外，人們往往難于探聽事情的原委。由于龍紱慈日記恰在這些年份缺失，于是，我們只好借譚延闿日記重審此事的原委。

我自然知道，日記與書信不可避免地帶有相當多的主觀性，好在我無意于做譚、龍婚姻的審判官，我只是努力從中看見記憶和書寫之于現代人物評價的真實較量。日記作者天然的情感，在日記中總會流露二三。在譚延闿日記中，譚光是“大毛”，而龍沅是“龍女”；在龍紱慈日記中，龍沅是“芷芬”，而譚光則是“仲輝”。親疏有別，是人之常情，也是文獻自帶的情感特質。每一個人都是他們家族記憶中更珍貴的一份子，而日記把這種人之常情通過稱呼，通過記載的輕重和筆鋒帶有情感的落筆，呈現出來。由此，日記也就成為擬人化的文獻。歷史上并不重要的小人物，在擬人化的日記文獻中，是一個個活生生的，在日常生活中重要的一份子。他們是家人，是朋友，是生活視野里不能不記的那一個個特別的人。作為具有特色情緣的日記，雖然天然偏愛名家，但卻因此總也向著小人物。小人物會被大歷史沖刷得一干二凈，會被正經正史梳洗得無影無蹤，但在未經刪節的稿本日記中，他們雖在許多時候微不足道，卻是始終堅定地站立在那里。只要你愿意，你總能從這個小人物身上打開不一樣的歷史大門。而龍沅，就是這樣一位受益于日記文獻的現代小人物。

往昔陳寅恪（1890-1969）不治近代史，原因在于他認為“認真做，就要動感情”，他寧愿將那些感情寄托在更遙遠的歷史時段。這當然不錯，誠如羅志田所言，“近代中國實在有很多不如意的事，即使常人研究，直面不如意的歷史現實，與研究古代史（特別是漢唐）者相比，仍不可同日而語；也只能在表述中盡量保持冷靜，甚至冷酷。”（羅志田《風雨雞鳴：變動時代的讀書人》，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9年，331頁）研究近代人物如此，研究現代人物就更難把握理智和情感的邊界了。把現代人物作為方法，究竟是逃避還是進取？尤其是把目光轉向小人物，能夠拼接出一塊受人矚目的歷史版圖嗎？

在尋找龍沅的文獻記憶之旅行將結束之際，我認為，這是值得的。對現代小人物的探尋，是值得付出努力的方向。無論是文學的、歷史的，還是思想史層面的，在現代人物這里，我都有更為相近的感同身受。我以為，那里有直接與現在關聯的痕跡，有如今可以接觸到的人與事。這是現代的可愛之處。1936年4月18日，陳寅恪復沈兼士（1887-1947）信中云：“凡解釋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挪借其意，大概揭示一現代小人物，也未嘗不可以作一部家族史，作半部現代史。

如果沒有日記，龍沅和譚光而言，可能如美劇《權力的游戲》第六季第九集收尾，珊莎·史塔克對拉姆斯·波頓所言：“你的言語將會消失，你的家族終將消逝，你的名字黯然消散，所有關于你的記憶都被徹底遺忘。”（Your words will disappear. Your house will disappear. Your name will disappear. All memory of you will disappear.）而有了日記，這對歷史上的小人物、恩怨夫妻，在各類文獻記憶的較量中，與現代歷史大人物并無多大差別。向著小人物的日記，牽連著書信、報刊、傳記等構成現代文獻之網，兜底了有關他們的文獻記憶，于是，他們也有了更多被世人閱讀和談論的機會，不至于被世界遺忘得那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