敞開生態文學的創作觀念
中國生態文學從發生發展到現在“已成氣候，蔚為大觀”，走的路其實不算長，但走得比較穩當。在國家層面生態文明建設受到特別的重視，傳統生態思想資源被充分激活，加上西方生態文化思潮不斷涌入、作家和評論家們熱情加盟，生態文學呈現出良好的發展格局。然而，文學在總體上要獲得更好的發展，文學觀念與文學形態需要不斷敞開。在翻看大量生態文學作品后，我發現“敬畏自然”的傳統尺度相對禁錮了生態文學的時代發展，生態主體的位置和構成也成了新問題。我們要明確生態并非“我們和它們”的簡單生態，否則可能導致符號化寫作。
生態文學的出現主要與區域生態破壞問題時有發生相關，這是生態文學存在的邏輯依據。但能否就據此斷定所有的災害都是生態問題？能否把所有的災害都簡化為人為的災害？英國學者劉易斯·托馬斯在《脆弱的物種》中寫道：“整個地球是活的，是一個整體，一個活的東西，一個生物，它為我們也為自己呼吸著?！边@傳遞出一個信息，即作為一個“活物”的地球，自身必然有著它自身的“生老病死”與能量平衡規律。
但是，當下的一些生態文學敘述，幾乎把自然災害統歸于“人類中心主義”之惡，把動物的滅絕、水流的干涸、氣候的惡變等現象直接想象成人類非理性征伐自然的后果?？茖W地說，很多被想象制造出來的所謂“災害”，其實是自然法則的一端，是地球自身運行的規律。文學評論家興安在《烏蘭哈達：觀看自然的方式》中明確表示：“或許正是這些災難保持了地球的相對穩定和有序運轉，保證了人類以及所有生物的存在和繁衍。”他認為“災害是自然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并從老子的“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也”中找到精神根脈。這樣的視角，拓展了災害書寫的廣度與深度，使自然災害超越了我們熟知的生態價值而抵達了某種“神圣意義”。
另外，現在的生態敘述，普遍以人與外在自然的關系為起點，“人”基本以前綴方式出現在“人+”的生態模式，比如“人+自然”的自然生態、“人+社會”的社會生態、“人+生命”的精神生態等。我們可以見到大量的“人”站在江河、動物、植物、山石、土地、森林、天空、草沙，以及風雨雷電的前面，反思一項舉措、一段歷史，“有情宇宙觀”的生態視野看到了“人與自然，對抗與融入，堅韌與脆弱，思想與情感，靈魂與精神，昨天與今天，歷史與未來”等豐富元素。但是，生態文學對作為“內在自然”即人類自身的身體自然表達不多，對科技時代人工控制和改造身體器官的關注也不夠，這需要生態敘述的身體轉向。這里的“身體轉向”不是轉向生態文化中蘊涵的“身體學”，而是轉向人類身體的天性，即主要指向生理性。然而，當下生態寫作者更愿意高密度關注地球的“肉身性”，卻遺忘或遮蔽了自身，缺失了用“纖細至底的觸覺撫摸到自己身體的原貌”的能力，這是生態文學的停滯處。
還有，中國的生態文學寫作依然受古人的“人與自然”關系影響。不過，古人不提“人與自然”，只提“天人合一”“天地人和”“與天地參”“萬物一體”，自然基本被天、地、萬物等符號置換了。從傳統意義上說，“人與自然”的“自然”是道家看中的“自然”。老子在“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中明確天地間自然萬物與人的根本法則，以及自然而然的萬物和諧思想。莊子“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的天人論、《淮南子》“一立而萬物生矣”的萬物同源說，也是在強調人與自然融合的整體觀，強調人與萬物的自生自化。而儒家更看重“人”。孔子說：“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他明確了“天”具備什么功能，這是生命意義上的“自然”，人是“自然”的元素之一。道家和儒家的共同點都是從整體觀角度思考自然與人的關系，思考中國文化思想中的“究天人之際”問題，以這種古老生態觀念寫作的作品在當下占據大多數。
其實，我想要說的是另一種創作理念，包含著人類如何與人工的自然共存共生，也包含著科學技術時代如何構建一個新的生態體系與新的認知裝置。這涉及從“傳統人類中心論”向“現代人類中心論”的轉換問題?，F在盛行的生態文學寫作主要以自然生態為軸心，這很大程度局限了生態文學寫作的豐富性與復雜性。法國當代哲學家菲利克斯·加塔利提出“三重生態學”理論，即自然生態學、社會生態學和精神生態學是彼此貫穿的，要規避生態危機就要關注處于再造過程中的環境、持續變異的社會場和不斷生成的主體性。生態觀念需要敞開，因為它面向的是變動不居的“活物”。生態作家或文學評論家若以刻舟求劍的態度固守“生態文學的立場就是敬畏自然”，那么所有關于現實的生態敘述很容易滑入某種偽生態敘述。
閱讀當下一些生態文學作品時，會遇到太多意料之中的風景與“人+自然+反思”的寫作模式。文學評論家丁帆思考過作家們能否區分原始自然、人工自然、偽自然的問題，他強調：“無論采用什么樣的自然書寫觀，一個文學亙古不變的隱在價值觀念是不能遺棄的，這就是人性的、審美的和歷史的看待自然與人的關聯性。”他提醒大家：“當你從夢中醒來，面對現實生活困境的時刻，你會毫不猶豫地舍棄自然生態主義理念，因為它會阻遏你在現實生態環境中的現代文明生活秩序。我們究竟要活在什么樣的生態文明的文化語境中，這是一個問題。”
有些生態文學作家或評論家把“無為”和“不爭”視為人對待自然的根本原則，并用文字來實踐“梭羅哲學”。但是，人類文明與人類社會的進步應該如何實現呢？我們是不是要重新審視現代人的生存方式和文明的發展倫理呢？期待我們的生態文學創作跳出自然生態的窄門，少些情緒喧囂，而能提供更多的沉思，并不斷強化主體的精神價值。
（作者：周紅莉，系《東吳學術》雜志主編、常熟理工學院中文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