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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花城》《青年作家》《廣州文藝》《作品》: 書寫技術變革現實里人們的期許
      來源:文藝報 |   2024年06月26日09:03

      現代化如離弦之箭,作者們在過去與未來、真實與虛構之間逡巡,追問新的時代條件下人和文學的變化。期刊新作是當下生活的切片,《花城》《青年作家》《廣州文藝》《作品》中既有個體志向的表達、對文學本體的探求,也有對新技術革命、心理疾患、人口老齡化、婚戀家庭、親密關系等話題的討論。

      當“虛構”成為寫作的主題

      在先鋒小說中,“虛構”自身就構成一個鮮明的主題,當下作家在此延長線上繼續探討自我和虛構的關系。鬼金《被虛構的人》(《青年作家》2024年第4期)的主人公時常叩問“被虛構的感覺”從何而來,答案既指向混亂顛倒的外部世界,也指向虛脫的身體和空洞的內心。主人公意欲掙脫虛構、找回自我,但終究還是折返虛構,視其為避難所。思鑄航《偽薔薇刑》(《青年作家》2024年第4期)的主人公深陷于生活的無意義感,選擇用虛構來涂抹現實,直至二者水乳交融。小說揭示虛構雖是自救的行動,但也有自溺的危險。西倫《小說家之死》(《青年作家》2024年第4期)中,小說家馬薩掉進自己的故事里與筆下人物疤面人會面,在敘事迷宮中追尋自我。作家們把迷惘、挫敗等體驗交付給繁復的技巧,通過虛構制造逃逸之路,織就意義之網。

      因為廣博的閱讀量和嫻熟的技巧,作家得以在虛構世界中輾轉騰挪。王甜《書村奇遇》(《青年作家》2024年第3期)是以《桃花源記》為底本展開的靈異故事,也是《狂人日記》的當代變體。王陌書《垣伯記》(《青年作家》2024年第3期)從標題起就有意與《約伯記》發生互文,春秋時期出身沒落士族的主人公涉歸,有大志而無恒心,在經歷了系列變化爭端之后重回家門巷口。水鬼《古典夜生活》(《青年作家》2024年第4期)由五個短小精悍的古代故事組成,涉及江湖俠客、小偷、工匠、書生等人物,頗有古典志人志怪小說的風格。嚴彬在短篇小說《夏呂斯的愛情》(《作品》2024年第3期)中以腳注的方式直接提醒讀者,主人公是“從普魯斯特小說中出走的人物”。不同的文化資源被挪用、轉化到新的敘事中。

      飛速發展的技術改變了生活世界,文學以何種“技巧”來回應“技術”,對作家來說是一大挑戰。楊清霖《朱砂痣狂想曲》(《作品》2024年第3期)以羅馬神話隱喻現代人物命運,以“朱砂痣”這一符號勾連起三個年輕人:穿梭在虛擬與現實之間的自戀者溫如玉、有監視癖的結巴林乾良和對異性有控制欲的馬山威。小說通過二男一女之間“看與被看”的關系,折射信息時代里人們的生存處境。廣奈《我們如此熱愛飛躍》(《作品》2024年第4期)虛構了“后瘟疫時代”的作家、作品和評論,通過戲仿多種文體來展現文學以虛擊實的能力。小說的主要部分是一份來自2096年的講稿,其中“飛躍須要欲望與幻想助推”的論斷與技術時代“何以為人”的問題緊密相關。曹暢洲《第一作者》(《花城》2024年第2期)講述人工智能給藝術、法律等領域帶來的沖擊,回應技術進步論者的樂觀設想。在未來世界,我們通過關鍵詞搜索來自動生成文本,通過腦機接口來概覽海量故事,文字媒介本身也面臨合法性危機,這無疑是“文學終結論”的回響。小說戲仿翻譯腔和新聞體裁,結尾處的一串小號字體顯示閱讀器的型號版本,直觀地呈現技術變革給讀寫活動帶來的影響。

      現代病與文學想象

      文學是勘探,是呈現,亦是療愈。作家經由疾病敘事,觀照人的身心狀態。謝小靈《鄉村醫生》(《作品》2024年第3期)通過醫生被愚眾摧毀的遭遇,重寫“吃人”主題。楊帆《倒立的人》(《花城》2024年第2期)采用第一人稱和第二人稱敘事,“我”以記者的身份記敘脊椎病患者“你”的生活。但這不是一篇新聞報道,而是給被侮辱與被損害者的悼文:正值盛年卻身體畸變,在重壓下無法昂首生活,通過倒立“調整肉身,扭轉乾坤”,最終喪生于一場洪災。韓東《還你一顆心》(《花城》2024年第2期)從開精神病的假證明寫起,最后揭開梁斌為白婭麗換腎的秘密。疾病勾連人事,是故事的重要樞紐,主人公將十數年的恩怨縮寫為“他給我一個腎,卻要我的心”。而更多的疾病敘事聚焦于心理或精神疾患,比如李少蓀《隱》(《青年作家》2024年第3期)中一場車禍過后,母親離世、女兒進入精神病院,敘述者抽絲剝繭,揭示家庭悲劇的元兇是冷漠的父親和破碎的夫妻關系。余靜如《世紀末的焰火》(《花城》2024年第2期)為抑郁癥賦予“懷鄉病”的涵義。主人公阿澤從市中心搬至郊區,將新居打造成童話王國,“仍要過孩子般的生活”;一次久違的家宴驗證往日親情難以維系,主人公在城市與鄉村、童年與成年之間彷徨無地,在故事的結尾跑向記憶中的千禧年。李修文《木棉或鲇魚》(《花城》2024年第2期)使用“重復”敘事營造疾病體驗,身患抑郁癥的于慧掉入夢魘,在幻覺中偶遇愛人/工人的幽靈,并一起實現階級復仇。作者把病因溯源至國企改制,疾病由此獲得了歷史深度。小說技巧繁復,虛實相生,上述一切究竟是緣于疾病的臆想,還是欲說還休的歷史創傷,交由讀者自行定奪。

      精致的虛構把疾病打造成社會隱喻和歷史寓言,非虛構寫作則還原疾病的“本來面目”。余冰如的散文《晚鐘》(《青年作家》2024年第4期)記錄患有宮頸癌、阿爾茨海默病的家婆的最后時光。“我”和丈夫目睹疾病如何迅速摧毀老人的身心,在陪伴絕癥患者的過程中承受巨大的精神壓力,也更新了對生死的認知。經由后輩視角,老年經驗和養老經驗一同浮出水面。在《“養老院院士”的日課夜課》(《作品》2024年第3期)中,老人不僅是書寫對象,而且是書寫主體。作者蘇晨在94歲之前寫下這篇回憶錄性質的文章,以第一視角如實記錄養老院的建筑、布局、活動、費用,在回望個人生命的同時,間或提及瘟疫的影響。生老病死是亙古不變的主題,而老年形象的凸顯與人口老齡化的趨勢相關,年齡和階層、性別等因素一樣值得關注。

      對親密關系的重建

      婚戀家庭在當下依然是十分醒目的主題,作家選取不同的切口來解構愛情神話。徐曉《手腕》(《廣州文藝》2024年第3期)圍繞31歲211大學博士生安安的第10次相親展開,對愛情的美好想象與殘酷現實相互碰撞,凸顯女性的困境、城市外來者的身份認同等問題。格尼《誰是李莎麗》(《青年作家》2024年第3期)啟用雙生子的寓言模式,兩種截然不同的情感觀得到戲劇化的呈現。李莎麗執著于瓊瑤小說里“至死不渝”的純潔愛情,用短暫的一生上演一出出愛情戲碼;“我”以平穩為第一原則,完全服從現實考量,早早結婚生子。二人暗地里渴慕著對方的生活,作者則檢視了兩極選項。《氣味》(《青年作家》2024年第3期)以嗅覺為切入點,講述一個精神出軌的故事。已婚男子對M女士的氣味著迷,發現她有交往對象時動了殺機,嗅到自己身上“如膿血般腥臭”的氣味后落荒而逃。在上述書寫里,愛情或凌空蹈虛,稍有不慎就被現實碾碎;或低如塵埃,卑瑣茍且可被欲望套牢。

      但作家們仍選擇用情感來克服現實危機,在文學中紀念愛情、修繕婚姻、呼喚純真。王一禛《戀情一種》(《作品》2024年第4期)中兩位年輕人多思善感,雙雙選擇自殺,但故事以兩人靈魂相會的超現實情節作結,作家在筆端守護了純粹的感情。方麗娜《留一個機場給你》(《廣州文藝》2024年第3期)的主人公左婷意外邂逅昔日的老師兼愛人韓孝宗,展開對少年青春成長的回溯與反思。回憶并非簡單的記憶復現,而是一個自我修復的過程,她與往昔的自我和解,也寬宥了如今的丈夫。陳吉楚《重陽佳節》(《廣州文藝》2024年第3期)講述了祖孫三代人的創業史,家族企業創始人許北炬的“廣州情結”與他的愛情期冀密不可分,愛情構成創業的情感動力。塞壬的散文《她的世界》(《廣州文藝》2024年第4期)記錄工人趙月梅的生活,趙月梅并未因愛情受挫就把自己指認為受害者,反而把“不計后果沒有退路搭進整個生命的一場愛情”當作“人生中唯一的一次純粹的燃燒”。鄢然的散文《新村碎影》(《青年作家》2024年第4期)回望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我”在成都太平南街新村度過的年少時光,懷念真摯的友情和一無所求的純真愛情。

      在典型的情愛之外,作者還選取其他切入口來探討人與人的關系。尹學蕓擅長寫真情和假意的混合態,《無事之城》(《花城》2024年第2期)中“閨蜜”之間互稱花名(紫薇、百合、芙蓉、西番蓮),她們是城市里彼此的陪伴,看似親密無間,實則充滿試探和防備。一位男性加入她們的共同體,西番蓮遭其侵犯后誕下一子,而后卷款攜子逃走。敘述語調兼具反諷和抒情,人物的背景、動機被敘述者部分隱藏,讀者無法斷定這一切是否由西番蓮一手策劃。友誼自有其花期,溫情和算計相互纏繞。趙雨《流螢蝸牛》(《花城》2024年第2期)中的主人公“我”在租房期間遇見嬉皮女孩許佳儀,相似的家庭背景導致他們“在同個地方待的時間不能太長”。城市里充滿偶然相遇和不告而別,兩位無“家”可歸的年輕人建立起短暫而親密的聯系,故事以“我”返鄉、女孩搬家告終。在最后的抒情段落里,螢火蟲在黑暗中起舞,這是二人情誼的唯一見證,也是作家和讀者的會心時刻。人與人的情感聯結,是變化無定的現實里人們的共同期許。

      (本文為暨南大學明湖讀書會的討論成果,參與者為:劉志珍、曾嶸、林蓓珩、許哲煊、邱文博、邱雯意、張昀菡。曾嶸統稿,指導老師申霞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