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大家知道，用檸檬汁在白紙上寫字是看不出來的。可是如果把紙拿到火上烤一烤，棕色的字就會顯出來，意思也就一清二楚了。

——卡森·麥卡勒斯《傷心咖啡館之歌》

一

在我認識的所有人里，次姐是最誠實的幾個人之一。而且可以說，這種誠實不是她追求得來的，而是出自本能。她來北京看我時，我們打車，我坐副駕駛位，她坐后排。她幾乎在落座的同時就把從后座撿到的一串金項鏈交給師傅，說：“這是有人丟的。”之后扭轉頭去看窗外景色。就像這一切并未發生。或者說就像打了一個哈欠一樣不以為意。我盡管知道她很誠實，并且誠實到常有人來欺負的地步，但還是為她做出這樣的舉動感到震驚。這幾乎違反了正常的情理。因為任你是誰，在撿到這樣一串看起來價值不菲的首飾時，都得端量和盤算一下。直到明白這是不當得利，才可能把它交出去，而且是不是交給眼下的師傅也得掂量清楚，他難道和自己一樣值得信任嗎？有些人可能還會把首飾抓在手心，不聲不響地帶走，因為誰叫失主自己不當心呢。

可就是這個從不會說假話的次姐，七八年前，有差不多一年時間，總是張開雙手，認真而痛苦地向人訴說一件荒誕不經的事：她那不爭氣的腦組織——或者說腦葉、大腦皮層、腦灰質溝回——被又細又薄的血管捆作一團，因為捆得緊，腦葉不舒服，血管也不舒服，弄得她痛得死去活來；她總感覺自己隨時要撲倒、昏迷；她說什么也要到醫院去請醫生把腦殼打開，把那纏成一團的血管好好理理。（今天回想，因為在講述時反復調整，她的一雙手展開在一個極為合適的幅度。這個幅度——大概相當于籃球的直徑——代表著她對聽講者有一種強制與懇求，代表著她的頭痛病隨時要發作，她好把這雙手不偏不倚地移向兩側太陽穴。在遠處瞧，會覺得不是她傴僂著身體向人講述，而是一個無頭者把自己因為怪異而充滿醫學研究及傳說價值的頭顱抓在胸前——就像一個摩托車騎手抓著頭盔——對人傾訴。又或者她不僅僅是在傾訴，也是在騰出一雙手，好幫對方繃住那需要繞成團的毛線。又或者，她的雙手像是戴著一副因犯死罪而被法院打上的木枷。）

她說的自然是沒人信的，誰會相信人的腦子會被血管纏起來呢，這和在腦子里長出一艘船來一樣缺乏道理。在縣城這樣一個熟人社會，人們在聽說一件明擺著是不可信的事時，不會去反駁對方，不過在心里，又把對方說的當作偽裝某種意圖的修辭。也就是說，他們認為我次姐說的不是腦子里的疾病，而是自己可憐的身世。甚至也不是可憐的身世，就是她需要安慰。他們認為我次姐編造了一個故事。他們不無敷衍甚至是帶有一絲輕蔑地去安撫她，要么話說得特別好聽，比如“這歲數了，誰身上還沒個病呢，我們沒病不惹病，有病診病，總歸是不怕”，眼睛卻既淘氣又狡猾；要么眼睛凝視著她，顯得特別關切，嘴里說出的話卻極為冷漠（“哦，是這樣啊”）。他們就是要留一點跡象出來，好讓我次姐知道，他們當然是知道她在無病呻吟的。

讓我次姐著急的就是這個地方。因為她反復對人申辯的，壓根就不是什么想象的事物，而是真實的疼痛和危險。是她那斷斷續續流淌著血液的腦血管糾纏成一團了（那些血要么長時間無法通過變窄的血管，要么忽然一下就通過，并且因為涌入過多，使此處的血管外皮鼓脹）。“我騙你做什么？我有什么必要騙你？哎呀我真不該跟你說，我跟你說還挨你一頓笑話。我每隔幾小時就嘔一次，嘔得滿地都是，你又不是看不到。還不是我難過了要嘔，是它自己突然就從我嘴里沖出來，根本來不及防備。我要曉得它什么時候嘔，還不曉得嘔到衛生間去，還等它嘔地上？”她這樣說，差不多要跺腳和哭泣。“嘿，誰說你騙人哪？”那些聽眾說。可是透過他們的語氣，我們聽見的都是這樣的潛臺詞：“你就繼續編吧，你怎么不編你頭上長出一對角呢？”

我相信，在這長時間的講述中——也可以說是長時間的尋覓中——她總會找到一個兼具同情心和耐心的人，后者絕不認為她的表述在大方向上有錯，而只是覺得，因為受制于文化知識水平特別是醫療知識水平，她在措辭上運用不當而已（我認為，在藥店長年站柜臺，只是加重了她對醫療知識的誤會，也就是說，使她比那些不在藥店上班的人更加地遠離醫療知識，因為她勤于去掌握的那些或真或假即使是真的也被夸大了的知識，目的都是滿足她對生命易殘廢、易消逝以及易瘋狂的恐懼）。也就是說，他認為她確實受到疾病的折磨，只是這疾病深通易容之術，使得人們難以對它進行準確的指認。他熱忱地鼓勵我次姐去醫院，進行一次全面檢查。就像掃雷那樣把身體掃描一遍，并且把她認為正在承受痛苦或者說導致痛苦的地方多掃幾遍，反復地掃，務必做到全面覆蓋，不留死角。

二

然后就是我們知道的，出于對自己所承擔的判決者的角色的謙讓——這可是一種既雅致又冰冷殘忍的謙讓——醫生既沒有說我次姐腦部存在疾患，也沒有說不存在。他說“不排除”。然后做出兩個建議，一是多少天后再來復查，一是去資質更好的醫院檢查。對那些粗放管理自己身體的人來說，醫院給出這樣的結論就意味著自己沒病，對細心呵護自己身體、容易敏感的我次姐來說，它卻意味著一場明顯的隱瞞。

說到這里，我想先說一種在一些醫生特別是女醫生那里存在的道德自律，就是避免告訴一個危重的病人他得了什么病。我們可以把這種行為叫“人道主義撒謊”或者“人道主義隱瞞”。我經歷過醫生的這種好心。二〇一三年我因咳血到友誼醫院門診，醫生開具檢查單讓我去拍胸片。拍完未幾，就聽見影像科大夫喊大家取片子，喊別人都是“××在嗎”，喊我卻是“艾國柱，艾國柱的家屬在嗎”，這怎不叫我恐慌和心疑。我上前應答：“我是。”他要把結果交給我時，辨別了我一眼，說：“你是家屬嗎？”我反問他：“大夫，是什么情況？”他說：“你拿著它現在就去找給你看病的大夫。”今天回想，他之所以問“家屬在嗎”，是認為一個人情況這么嚴重，拍完早就回病房了，只能派家屬留這兒。另外，就是他受職業道德約束，決定只把這一可怕的情況告知家屬。當我來到門診室朝里望時，大夫扔下正在瞧的病人，喊我進去，說影像科的同事已經打來電話。大夫建議我迅速去胸科醫院就診，因為它是專門看肺的。我問大夫胸片上顯示的是什么。他說可能是肺結核，也有可能是別的，總之不能拖，能今天去就不要明天去，能上午去就不要下午去。路上，我端量報告單，發現上邊并未提及肺結核，倒是出現很多像結節、陰影等我掌握不了但一看就知道兇險的詞。我永遠都記得，在踏入胸科醫院大門后，道路在我面前分岔，朝左那條豎著指示牌“肺部腫瘤”，朝右那條豎著“肺結核”，我雖然知道大夫說“肺結核”只是為了讓我不要有那么大的壓力，我極可能得的是肺癌，并且通過他以及影像科大夫支支吾吾的語言我知道這癌其實發展得很深，可我還是朝右走去，仿佛我認定它是肺結核它就是肺結核。在圍繞肺結核做了一周檢查后，一位門診女大夫忽然當著其他病友的面對我悲憤地說：“你怎么還在查這些啊？你趕緊地去綜合性大醫院。你在我們這里每檢查一次都要三四天才出結果，我請問你還有幾個三四天？”之后我去北大第一醫院、協和醫院就診，有機會看到這樣一幕——每當醫生把我的CT膠片掛在觀片燈前，實習生們就帶著驚詫和敬意圍攏上去，醫生對著他們頻繁指點：“瞧瞧這里，瞧瞧哇，可不常見。”我因此知道他們對影像顯示的情況如此嚴重而人還活著感到不可思議。而我羞澀地背著雙手，沉浸在自己終究為醫學事業做出了一點微薄貢獻的幸福當中。我可以負責任地說，幾乎所有接手我的大夫都先往肺癌的方向查了一遍，但沒有一個人直通通地對我說：“我們在查你得的是不是肺癌。”直到現在我也不確定我肺上得的是什么病，在這個病一直沒有查清楚的情況下，醫生倒是順帶著幫我發現了右腎上生長有透明細胞瘤。但主治大夫也避免使用腫瘤、癌癥這樣的詞，只是使用了占位的說法。

三

我雖被確診患透明細胞瘤，且在右腎進行腫塊切除手術，卻并不對這個可能復發的病感到害怕，有時還隱隱感到光榮。因為我竟能做到藐視它。我記得手術是在二〇一六年做的，也許是二〇一七年。具體月份記不清了。手術大夫姓嚴。在他之前，一位年邁的大夫因害怕失誤拒絕了我的請求。現在，若非給我看病的大夫留意到并開具檢查單，我自己是不想著要去做這方面的復查的。我這么做，并不是不知道癌癥的可怕，而是覺得在濟濟一堂、競相開放的疾病百花園里，它算不上是摧毀力最強和對人最折磨的。最讓我恐懼的是中風、尿毒癥，或者說，最讓我恐懼的是因為這種病帶來的肢體癱瘓或者血液透析，這意味著我需要依賴別人。而我盡管喜歡在生活里指使這指使那，卻在內心厭惡自己依靠和麻煩別人，更何況是反復地依靠和麻煩別人。特別是在一些讓人感到羞恥的事情上，比如排便。我父親可能也有同樣的想法。他當然知道多臥床幾天對身體恢復更有利，但他總是冒險在醫生允許之前就起床。這還不是因為他厭倦透了麻煩別人？哪怕這個別人是我母親。他的去世和他第三次長時間臥床以及急于下床去衛生間自主排便有關。現在看來，他的這種行為簡直是喪失了理智。可是，有多少成年人能長時間忍受自己像嬰兒一樣需要別人照顧呢？在稍微能自主的情況下，人們通常會馬上恢復自主行動。咳，我想說，經過這些年的折磨，我并不認為人有能在“有病”和“沒病”之間選擇的自由，人只能在“得沒有尊嚴的病”和“得不那么傷及尊嚴的病”之間做出選擇，也就是說，人只能在癌癥和中風之間做出選擇。那么，相對于中風，得一個切除腫塊后就能自如行走、外表看起來和正常人無異的癌癥，簡直可以算得上是恩賜了。是老天在照護我，讓我得上癌癥，讓我還能行使自己處理自己糞便的權利。

四

今天（二〇二二年一月六日），意外接觸到“病恥感”這個詞，我想，我之所以害怕中風和尿毒癥，除開它們會導致我麻煩別人外，還因為它們使我在社會面前不再體面。這種不再是徹底而永遠的。只要活著就會延續。在得這種病之前，我們在形體和氣質方面固然比不上運動員和明星，卻是不憚于暴露自己的。我們行走在社會上，是能相對滿足別人和自己的期待的。是能感受到那種由自信產生的習習春風的。但在得這種病后，我們對自己的暴露就會感到恐懼。因為，這樣一個自己再出門，就和拔光羽毛的鳥、衣不蔽體的流浪漢、沾滿血污的蛇一樣，是叫人惡心的。我記得在一本書里看到一種說法，乞討者為了讓人施舍，就把自己的形體弄得骯臟和畸形，路人為了及時從有可能加劇的惡心感里脫身——因為他有可能接觸自己——選擇丟下銅板。我記得在七八年前，我從北京西站接到中風的父親，他把左手搭在我肩膀上，隨著我緩慢的腳步一瘸一拐地往前走。一個匆匆路過的婦人朝他敞著口兒的挎包放進去五元錢。我驚愕不已。很明顯我們是被當成乞丐了。我有一些感動。今天我對這樣的施舍有了更深的理解。它可能是因為慈悲，也可能是因為行人在本能地為自己購買類似赦罪券的東西（一種免于惡心的票據？）。

寫到這兒，我忽然想到，還有比中風更可怕的病，就是需要在肚子上開口造瘺的病，比如直腸癌。哎呀，想一想，一個人活著，卻要把糞便排到掛在體外的米黃色袋子里，啊，想想就讓人顫抖。朋友，讓我死吧。啊，袋子要是破了，散著熱氣的糞便灑落一地，那就更加痛苦和無助了。真要是這樣，就把我丟到水里頭溺死吧。或者由大象伸出它的腳掌把我踩死。然后我想到，我之所以如此害怕被歧視、嫌棄、厭惡，是不是因為我在處于正常狀態時對這些不幸的人有意無意地表露了歧視、嫌棄、厭惡，甚至可以說放肆地表露？或者這么說，我雖未帶頭表露，卻也尾隨或默許了。如今，我從我過去對人的踐踏，看到自己所面臨的被踐踏的境況，怎能不驚慌？正如獄卒被判入獄，他怎能不從自己過去是怎么對待別人的方式推斷出今后別人對待自己的方式，怎能不魂飛魄散？另外，存在不存在一種可能：我們之所以嫌棄別人，是因為我們不想對他承擔責任？又：如果不去承擔相應責任，我們是會愧疚的，但當我們發現別人也不承擔后，就會理直氣壯。

然后，我又想到，雙規、留置、審查以及一般預示著隨后必到的處分、判刑，對一名曾經風光的官員的損害。這二者簡直可以相互轉義：

正常人——造瘺者

官員——落馬者

或許我們能看到世上最悲劇的場面，就是一名落馬的官員和一名造瘺者在過道相遇，誰也不能給誰幫助，誰也不能安慰誰。有時他們可能會想，哪怕是把他們隔離在麻風病院也好啊。我認識兩名干部（當然是我認識他們多，而他們可能只是聽過我的名字卻不能記住），一男一女，落馬時級別分別是處級和副處級。他們是我認識的自信度最高的幾名基層領導之一，今天（二〇二二年一月七日）我在《尤利西斯》第一章看到這樣的話：“勃克·穆利根用腳后跟轉了個圈兒。”我雖然沒有看見他們這樣做，卻認為沒有比這個動作更能體現他們在職時的心情。有時我喜歡接近他們，因為他們的聲音是那么高亢有力，這種高亢有力不是有意為之，而是從身體深處自然噴發出來的，代表著天生的熱情。他們行走帶風。有時會像運動員那樣以小碎步踏上連續十幾級臺階。他們在享受職位所帶來的尊耀時毫不避諱，毫不遮掩。多年后，我聽說，他們在被調查后，男的精神出了問題，女的長出滿頭白發。過去當干部時，她可是擁有一頭濃密的黑發的啊，那可是她年紀雖大卻仍保持著青春活力的象征啊。我想到我看到的一些反腐報道，落馬者給人的最大印象就是顯露一頭狼狽的白發。出現這種“一夜白頭”的景觀，要么是因為現在不允許也不方便染發了，要么是因為精神受到重創。不管如何，都讓我想到，這是一種褫奪：像把烏紗帽、蟒袍和靴子從你身上剝奪下來一樣，把黑色素從你頭發里剝奪下來，你再無資格擁有這東西。之后，我又想到，在旁觀者眼中，這還不只是褫奪，可能還是顯現。也就是說，你一開始就是禽獸，只不過直到現在，偽裝才被識破。就像《西游記》和《聊齋志異》里描寫過的。《西游記》還算好的，因為在神仙說出“孽畜，還不快快顯形”時，無論當事人還是讀者，都能感受到那種嚴厲里夾含著輕松的東西，夾含著諒解。而在《聊齋志異》里，當一個苦心修煉的狐貍、鬼或者別的什么異類，好不容易具有了人類的形體，也過上了人類的生活，卻被道士打為原形時，留給它們的便只有無地自容了。它們根本沒辦法面對自己那丑陋、枯槁、怪異的軀體。旁觀者看見落馬者那滿頭像鬼一樣的白發時，想的是這樣的話：你欺騙我們多久了啊。

……

全文見《芙蓉》2024年第3期

【作者簡介：阿乙，江西瑞昌人，生于1976年12月。曾長期擔任警察、編輯。出版有短篇小說集《灰故事》《鳥，看見我了》《春天在哪里》《情史失蹤者》《騙子來到南方》，長篇小說《早上九點叫醒我》《下面，我該干些什么》《模范青年》《未婚妻》，隨筆集《寡人》《陽光猛烈，萬物顯形》《通宵俱樂部》。曾入選《人民文學》“未來大家TOP20”、《聯合文學》“20位40歲以下最受期待的華文小說家”，獲蒲松齡短篇小說獎等十獎項。作品被翻譯為英語、法語、意大利語、西班牙語等10余種語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