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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青佚作《在曠野里》的發掘、發表和出版雖然只是剛發生不久的事，但似乎已經構成了一個文學史“事件”。由此引發的效應不只是促使我們思考經典作家的創作，也延及對時代生活與文學之間關系的反思。這部寫于一九五三年的作品圍繞撲滅棉蚜蟲這一集中事件，出乎意料地切入人的思想和精神世界，塑造了縣委書記朱明山、副書記趙振國，縣長梁斌，青年團縣工委副書記李瑛、監委會副主任白生玉等一批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伴隨著從炮火硝煙中走出來的革命干部從部隊轉向地方后的工作經歷和心路歷程，呈現了新中國成立初期關中地區的社會風貌和干部群眾的所思所想。小說使用了那個時代的主流敘事方式即經典現實主義的手法，在“反映論”的美學范式下，對現實生活事件的忠實記錄構成了主要內容，但主題卻指向了人的思想和精神問題——其中已經隱約顯現出后來《創業史》的影子。如果注意到這部作品誕生于一個文學“向內轉”還未發生的特殊年代，更使人贊嘆柳青的文學見識和對生活之敏感。

小說從主人公朱明山赴任途中開始寫起，從在車上遇到李瑛，到報到后趙振國向其介紹情況，以及梁斌去農場走訪等，經過四個章節的扎實鋪墊之后才進入棉蚜蟲的防治工作這一小說完成部分的主要情節。雖然采用了多視角的敘事方法，且敘述者常常跳出故事進程來進行“客觀”的觀察與敘說，但顯然朱明山的視角才是主視角，情節主要隨著他的行動和回憶而展開。在這個過程中，小說實際上緊扣了干部隊伍“革命勝利之后怎么辦”這一重大政治命題，褒揚了朱明山等人身上體現出的始終不忘貫徹黨的群眾路線，實事求是、光明磊落、公道正派的優良作風；同時也揭露和批評了梁斌、公安局長郝鳳岐等向百姓耍威風、講求個人享受、搞小圈子的錯誤做法。在表現方法上，小說注重把革命干部的思想變化放置在人民群眾對黨和剛成立不久的人民政府的期待中加以審視和考量，展現普通百姓的生活狀況和心理狀態，描繪關中人民建設社會主義國家的熱情，同時也寫出了干部隊伍在實際工作中的不適應和與群眾愿望之間的差距。這一主題詮釋了開篇引用的毛澤東同志指出的“我們熟習的有些東西快要閑起來了，我們不熟習的有些東西正在強迫我們去做”這一當時干部隊伍遇到的普遍性問題，使小說具有了立場分明的批判現實主義色彩。

《在曠野里》從廣闊和綿密的生活現場發現素材，整體性把握時代精神和社會情態，洞察世道人心和個體的情感世界，為當下的讀者“穿越”到七十多年前風雷激蕩的時代洪流中提供了新契機。小說所描繪的時代背景和人物活動空間是剛剛成立兩三年的新中國，開篇第一章的字里行間就能讓人感受到社會在百廢待興中蘊藏著的蓬勃朝氣：“列車已經出了煙塵彌漫的市區，帶著轟轟隆隆的巨大響聲，沖到渭河平原上的田野中了”，“透過紗窗，眼前展開了一眼望不到邊的已經叢茂起來的秋莊稼，遠遠近近地隱蔽在樹林子里的村莊，一節看見一節又看不見的、反射著陽光的渭河，以及那永遠是那么雄偉、那么深沉、那么鎮靜的和藍天相襯的黑壓壓的秦嶺……”。從“列車”到“渭河”再到“秦嶺”，我們從中讀出的不只是對自然風景的描摹，更有它們作為國家象征的修辭。與此相似的風景描寫還出現在第八章的開頭部分。而在第十章中，伴隨著對李瑛人生理想的展望，寫出了對未來的希望：“……拿這短短兩年中祖國所起的幾次驚心動魄的巨大變化看來，她承認她的想象力是可憐的。祖國的未來將會比她任何一次重新涂色過的理想更加美好……”而與此相反，從老區下來的革命干部們的心態卻發生了復雜的變化：“有的以為自己沒文化，悲觀了；有的以為自己有功勞，驕傲了；有的以為到站了，要下車?！睗摬卦谌巳褐械募w性困惑，與激情當下和美好未來相比，強烈的情緒反差揭示出了問題的嚴重性。小說把革命干部的思想蛻變和農村封建迷信思想等問題的批判置于“建設”的框架中，充滿了實踐性意義。

革命戰爭勝利前后的對比，是柳青用來剖析人物內心世界、塑造藝術形象的重要手法。朱明山主動要求離開地委到縣上，為了適應新的崗位，他不斷調整著工作方法。在火車上，他就朝鮮停戰談判與旅客辯論，但放棄了在軍隊里的講話習慣，對戴眼鏡的老先生給予了足夠的尊重。他重視群眾的智慧，善于從人民中學習，鼓勵并推廣種棉能手蔡治良的治蟲辦法。在治蟲動員會上，面對梁斌將轉變農民思想看作是一場“戰爭”的錯誤表述，朱明山及時進行了糾正：“你們千萬不要把不久以前對付地主階級和反革命分子的那套辦法，拿來對待不愿治蟲的農民?！绷罕笞鳛樾≌f中的“反派”形象，在縣長的崗位上存在著違背黨的群眾路線、用個人意志取代實事求是原則、追求個人權威等問題。在農場里，他武斷地要求伐掉已經掛果的蘋果樹改種麥子，并通過上綱上線的政治話語把對此表示異議的老雇工“和人民政府分開”。而在他“從副縣長變成縣長不久，大家就私下議論他變成另一個人了”，“他在縣政府里好像成了‘真理的化身’，凡是他的話一概不容爭辯”，甚至“新刷了房子，換了一套新沙發，加強了他的權威的氣氛”。不正之風和新工作的難度挫傷了好干部的積極性，白生玉因此生出要回陜北的想法，認為“這達有人來了，文化高；咱是累贅，要看人家的臉色，還哼兒喊哩……”。除此之外，干部的個人生活特別是對待家屬的態度被用來表現人物，這令人想到一九五〇年蕭也牧發表的《我們夫婦之間》中，進城后的李克和張同志之間的矛盾與和解過程。柳青這部小說筆下的人物雖然不是“進城”，但這也看出，“有些陜北干部不讓家屬來新區：有的是想和家庭包辦的不識字女人離婚，有的就是準備著什么時候回家種地去”，反映的正是當時的普遍情況，因為不適應新的復雜形勢而產生的個人與工作、個人與自我之間的矛盾也構成了支撐小說的結構性力量。

《在曠野里》聚焦干部問題和干群關系，但與“只問病源、不開藥方”的“問題小說”不同，它在提出問題的同時給出了“解決”方案，即干部要加強學習從而提高文化，以更好地為人民服務。對知識和理論的苛求成為作者賦予很多人物的共有品質。朱明山赴任途中，帶的小皮箱里裝著“書”這種“比金子更貴重的東西”；在火車上他還在閱讀《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當他遇到李瑛時，“看見女同志扇涼的是這兩年在中國最流行的書籍之一——加里寧的《論共產主義教育》”，迅速對李瑛帶上了“心理賞識”，并由此想到了自己的妻子高生蘭。不注重學習，是朱明山對妻子不滿的主要原因。高生蘭中學畢業后到區上當文書，與文化水平比自己低的區委書記朱明山相識，二人在“她向他學習，又幫助他學習”的過程中萌生感情。但后來被生活所迫，高生蘭“和書報絕了緣，而同針線和碗盞結了緣”。朱明山不得不送她到黨校學習，甚至將此作為維系二人幸福的主要辦法：“可是他知道，如果不讓高生蘭到黨校去學習一個時候，他就要永遠失掉他倆結婚的時候所有的幸福?！辈粌H在這些“正面”人物身上，就是梁斌這個書中最大的“反派”，也以學習為武器。他在治蟲動員會上講了“兩個多鐘頭的報告”，而這是頭天晚上“在帶罩的煤油燈下仔細地重讀《論人民民主專政》的結果”。從這一點上說，在“十七年”時期的文學創作中，《在曠野里》較早地注意到了農民出身的革命干部進入“后革命”時代后的道路選擇，以及走上領導崗位后的成長和教育問題。

由于《在曠野里》是未竟之作，人物和線索未來得及充分展開，高生蘭還未正式出場，朱明山如何處理與她的關系？梁斌又有著怎樣的政治命運？作者怎樣解決這些問題，我們已不得而知。但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這些問題的解決方案顯然也是創作中的難題。這部小說作為柳青的第一個長篇，帶有那個時代小說創作的通病，例如泛政治化的敘述、圖解政策、人物臉譜化和符號化等。當然，我們不能用現在的思想觀念和藝術標準去否定一部寫于七十多年前的作品的藝術價值，柳青的創作帶來的啟發無疑是深刻的和多方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