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宇《王朝的余暉》：真實性與文學性的深度交融
從《共和，1911》《段祺瑞傳》，到《燃燒的鐵血旗》《淮軍四十年》，作家季宇一路走來，聚焦晚清的動蕩歷史、辛亥革命的風云跌宕、民國的浮沉滄桑，以一系列厚重作品呈現中國近現代歷史的真實、復雜面貌。新出版的《王朝的余暉》，又是他厚積薄發的一部長篇紀實力作。
歷史紀實文學不是純然的歷史著作，不是只有冷冰冰的歷史數字或歷史事件，而應是一方面保持了紀實的歷史品格，另一方面又具有文學的獨特魅力。《王朝的余暉》有幾個方面令人印象極為深刻：其一是歷史場面的情境化。比如，開篇的引子就以一場大雪引出了將要講述的歷史事件、歷史人物、世相百態及人心種種。季宇老到的文字仿佛復原了歷史的固有現場，讓人身臨其境。這種歷史紀實的方法很快就將讀者帶入到歷史的特定情境之中而欲罷不能。這部近50萬字的厚重著作，很多地方都將歷史現場化、情景化了。這樣就能夠給作家提供充分的文學可能性空間，從而作家可以閃轉騰挪，盡情揮灑自己的才情。
其二是歷史進程的情節化。晚清以來的歷史進程本來就縱橫捭闔，充滿戲劇性和歷史的偶然性。作家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將歷史進程條理化，把淮軍四十年的起承轉合、命運遭際充分凸顯出來，同時作家將關乎淮軍命運與發展的一些關鍵性的節點、事件、人物進行濃墨重彩的渲染，這樣淮軍的歷史發展進程就被深度情節化了，這樣既不違背紀實性的歷史要求，又讓文本酣暢淋漓的敘事性得到盡情發揮，可謂相得益彰。歷史事件的前因后果、歷史過程的跌宕起伏、人物命運的陰差陽錯、世道人心的變遷推移都在歷史情節化的敘事中得到了全面深刻的展示。
其三是以歷史人物帶動歷史事件，呈現歷史進程。文本取得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人物的真實豐滿。書中的曾國藩、李鴻章、劉銘傳、李秀成等許多歷史人物，作家既寫出了他們的政治軍事韜略，也寫出了他們的真實性情、個體欲望與歷史局限。這些人物都曾經在歷史上叱咤風云，他們對歷史進程施加的影響足以撼天動地。文本著重講述了歷史人物的命運故事，他們的故事讓讀者了解到歷史的真實進程和錯綜復雜的歷史面貌。正是季宇深厚的文學修養進入到歷史的講述之中，才使得文本的文學性與歷史的紀實品格渾然一體。
《王朝的余暉》是怎樣逼近歷史的本然的呢？一方面，作者必須要做大量的歷史功課。在海量的歷史材料面前，作者的貢獻就是不僅要去偽存真，找尋到佐證歷史的真實材料，同時還要從這些材料中尋找到歷史的邏輯線索。唯有如此，才能構建起合乎歷史邏輯的框架，才能將歷史素材還原為真實的歷史場景。所以文本援引了大量有關歷史人物、歷史事件的第一手資料。
另一方面，每一種歷史敘述都有其一定的敘述立場和價值判斷，這里不僅有官方的歷史資料，也有散落民間的歷史遺跡，還有一些地方百姓的口耳相傳。作者的高明之處就在于把對同一事件的不同回憶、見解、史料等拿到文本中進行共時性“晾曬”，將各種資料的說法、觀點進行分析對照，多角度多方位地對事件、人物、進程進行聚焦，力圖在“視界融合”的多重觀照下找尋歷史真相，找出最合乎邏輯的史料和線索。作者自己還多次到歷史曾經發生的場所實地探訪，力圖將自己的歷史認知和自身的感受統一起來。
此外，季宇善于構建歷史的大邏輯。歷史雖然雜亂，各種事件、人物紛繁復雜，沒有歷史大識見的人往往會迷失在歷史的重重迷津中，但作者卻在文本中構建了晚清四十年淮軍發展變化的大邏輯。作者將涉及的所有歷史人物、事件、活動納入歷史大邏輯之中，這樣，淮軍發展的整體線索就非常清晰了。盡管歷史邏輯不屬于歷史的表層真實，但它屬于歷史的本質真實，更能說明歷史的大趨勢、大走向和歷史規律。
如果僅僅停留在歷史真實的表層實錄，無法獲取歷史紀實的思想史意義和歷史敘述的啟示性價值，這樣的紀實就只是歷史事實的羅列、歷史材料的堆砌。《王朝的余暉》的厚重、大氣，不僅來自文本真實地講述了淮軍自1862年創立后近40年風雨浮沉的命運，在“千年未有之變局”中，淮軍所承擔的歷史角色、應有的歷史定位，更主要體現在創作主體對創作客體的深度介入。可以說是作者的歷史洞見、歷史認知、思想情懷以及歷史精神照亮了歷史晦暗的存在，才讓淮軍四十年命運的歷史意義得以凸顯。文本中多處出現主觀評判的敘述段落。這些評判不是作者想當然，而是創作主體在掌握大量歷史事實的前提下做出的理性分析和判斷。這些分析評判正是作者歷史洞見的深度體現，同時彰顯了其歷史情懷、人文思想，是基于史實之上的史識，也充分展現了他歷史書寫不隱惡、不虛美的嚴謹態度。同時，作者對歷史人物的心理動機、情感意緒、權謀韜略也進行了合理的推測，對歷史的一些環節進行了一些必要的“想象”，對歷史的迷津進行了一些大膽的“假設”。這些推測、想象、假設表面看來似乎和紀實文學的紀實品格相互抵牾，但是正是這些臆測、想象或假設讓歷史富有更大的彈性和張力，更具歷史鮮活的感性，也讓讀者深入到更廣闊的歷史審美空間。
（作者系安徽外國語學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