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月記》：奔月，逃離抑或超越？
王秀梅的新作《奔月記》讓人不禁聯想到神話故事“嫦娥奔月”。如果說，神話故事中的“嫦娥奔月”是不得不做出的選擇，那么在王秀梅的《奔月記》中，“奔月”則是一次次逃離困境、探尋出路的愿望和行動，它既有著人對于現狀的不滿，更蘊含著人渴望實現自我和解的祈盼。作家以平淡從容卻果敢大膽的筆法，敏銳地捕捉到都市小人物們的生存與生活困境，在幽微之處觀照個體的精神世界，在困頓之處書寫行動與精神的雙重逃離，奏響美學與哲學的文學迭奏。
小說圍繞“李復家裝修”展開敘述，玉器店女老板李復和她的兒子俞樹、裝修工人王貴兄弟、吉他老師孟瑤等人物接連登場。這些人物各有各的難言之隱，彼此眼中“月亮”的象征意義也不盡相同，但他們都鍥而不舍地“奔月”，即千方百計想逃離自己生命的困境。
奔月，源自童年與現實的創傷經歷。關于“奔月”的故事集中呈現在裝修工人王貴身上。王貴幼年被冤枉為小偷，在眾人孤立他時，只有一個女同學關心他。這個女同學患有癡呆病，總覺得自己的船長爸爸能把船開到月亮上去，令年幼的王貴十分羨慕：“我也想乘坐一艘船，離開地球，到月亮上去。誰也不認識我，誰也不會嘲笑我孤立我。”小時候遭受的創傷在王貴的精神世界烙下了深刻的印記，對“奔月”的渴求也如種子般扎根他心中。而在現代都市，小說人物的創傷來自原子化社會所帶來的孤獨感與荒誕感。大都市里，傳統熟人社會逐漸凋敝，疏離的社會空間中，人心的隔閡、人情的淡漠，無一不令都市成為承載秘密的容器。對此，作家在小說中打開了一扇玄幻之門：比如，李復的兒子俞樹有超強的第六感，懂得讀心術，能夠預見事件的發生，比如王貴與俞樹之間奇妙的感應與共鳴……小說沿襲了作家王秀梅在《去槐花洲》《后來》等小說中具有玄妙魔幻色彩的書寫，將奇異的情節放置于現代都市日常生活中，借此突出小人物在現代社會感受到的無力、孤獨與荒誕。作家敏銳洞悉這一現狀，力圖解開隱匿在日常生活表象下、超出小說人物想象的反常規秘密。通過不斷地解密，作家將人的生存本相和精神世界還原，揭示現代化雖然建構了欣欣向榮的物質文明，卻也使得個體不得不面對物欲制造的焦慮和創痛，陷入精神荒蕪之地的現狀。童年的創傷記憶與現代社會的荒誕現實，均為“奔月”制造了動力來源。
奔月，是逃離人生困境的樸素愿景。在王貴看來，“奔月”意味著逃離童年陰影，逃離人心陰暗、惡意叢生的現實生活。為此，他付諸努力，因為傻子小杏和年少時關心他的女同學一樣有著單純善良的心靈，他便屢次幫助小杏，在他人孤立嫌棄小杏時關心她，希望以此與惡毒之人區別開來，并抵達純潔美好的精神“烏托邦”。可作為城市茫茫人海中再微小不過的一粟，王貴雖有高學歷但只能住城中村、從事裝修工作，現實生活中的生存壓力步步緊逼。與此同時，那些道德低下、抱有偏見的人仍盡享榮華、豐衣足食，更讓他的精神飽受煎熬，感到莫大的挫敗與無力，不惜違背現代社會的法律法規為弱者打抱不平，憑借“拿人家東西”懲治在他看來“惡毒、不堪、詭詐、自負”的人。譬如，因為主人家李老太太厭惡地嫌棄傻子小杏，他就偷了老太太的碧玉項鏈送給小杏，認為只有小杏的單純才配得上大自然的美物。可見，身處現代法治社會，王貴卻體現出一種王學泰先生所言的“游民意識”，一種古代游俠似的罔顧禮法，只尊崇懲惡揚善、鋤強扶弱的價值觀念和處事邏輯，游離于主流價值判斷之外。
王秀梅在采訪中曾言：“疼痛是我文學的根基。” 偌大的命運之網籠罩下，如何逃離現實之痛是人一生的命題，也是作家書寫的動力源泉，即便逃無可逃是人們普遍的生存生活處境，自我超越更是難上加難，可作家似乎并不旨在提供解決之道，也并未流露出悲觀沮喪的情緒。她創作的志趣與格調令其飽含深情地觀照筆下人物的命運，開掘他們從微小處生花、在疼痛中成長、努力逃離人生困境的執著精神。不僅如此，通過書寫小人物的“逃離”，她試圖啟發讀者思考——作為現代社會中的微小個體，我們或許應該以一種“逃離”的姿態面對堅硬的現實：在現實物象之外不斷追問人生、生命的意義，以博大澄澈的情懷，孜孜不倦地探索超越內在自我，達到自洽圓融之精神境界的可能。
（作者系廈門大學中文系碩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