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雖然“留城”作為都城、縣名或特定地名在傳承至今的不少古籍或志書中都多有零星記載，但據說如今早已沉陷于微山湖湖底的古留城的本源風貌似也變得難考或不可考。然而，不同于歷史學格外強調和突出“第一歷史”或“文獻真實”意義上的“歷史真實”，文學所著力探求和凸顯的是主體審美或想象意義上的“藝術真實”。以此而論，雖然史學意義以及文獻記載中的古留城風貌及其歷史演進之路語焉不詳或僅存只言片語，但都不妨礙小說家以此為基點和審美對象所展開的無限想象、對話、推演和藝術建構。由古留城本身所蘊含并昭示出的豐厚而多元的歷史價值和審美意蘊，必然內在而深遠地影響著像劉學安這種生于斯長于斯的鄉土型作家的文學實踐和文化思考。

在整體上，《留城吟》給人印象最深刻之處，首先就在于通過講述明萬歷年間以張謙為代表的張良家族后人實施“旺城興寺”，推進學堂教育，繼而達到復興留城的故事，從而對古留城之貌（地理風貌、民風民俗、家族世系等）、之變（歷史變遷）、之事、之質（文化脈象、精神傳統等）作了較為詳盡的追溯、勘驗、描寫。在此，從對家族、寺廟、學堂三大文化空間及其交互關系的典型建構，到對文脈或學統上的“留城之學”及其深遠影響的有力表達，再到對典型人物“留城之戀”及其悲喜際遇的深情講述，最后到對無法拯救、無可奈何的“留城之陷”的交代，都可充分表明，劉學安在“留城考古”基礎上所作的文學想象與故事演繹，都是著力于豐富的歷史內涵和獨特的文學性建構的自洽性的審美實踐活動。因此，它不僅是史（史實或實事）與詩（審美、想象）互聚生發的藝術結晶， 更是作者情不自禁地吟唱出的一曲文化贊歌與歷史挽歌。

復興留城，確切地說，是在文化與精神上復興留城可能有的非凡氣象，構成了這部長篇小說所著力表達的主題向度之一。在小說中，張家是留城最有名望的世家大族，自然也是擔負復興或重建留城的大任。傳承到張斌（留城商會會長）、張謙（族長、掌管龍興寺）這一代，他們把“旺城”和“興學”作為復興留城的兩大舉措：常年供奉著祖傳之物的龍興寺，雖是在發現“家廟早被黃水沖得沒了蹤影”后的移址另建，但也是周邊唯一大寺。包括僧人、張氏子弟在內的留城人在此參悟、交游或學習，事實上，這也就成了留城人精神信仰的中心；張謙興辦學堂并陸續招收高志、張豹等學子（也稱為“十八劍客”）在此學書、習詩、練劍、修身、悟道，實際上也就是為復興留城作后備人才隊伍建設。在其培養下，高志、張豹等新一代學子快速成長、成才。在此過程中，一方面，小說細致刻畫了張謙作為彼時留城“第一圣人”的學人形象：仁者愛人，言傳身教；傳道授業，一視同仁；對孩子們的未來殷切期待——參加科考，獲得功名。另一方面，也詳細描寫了各類學子們在為學和為人方面的各種表現和作為，尤其注重描寫師生之間圍繞書法、作詩、練清風明月劍等課目所展開的論辯或問道場景，從而展現留城學統新氣象。由此可以看出，復歸、想象并描摹詩書耕讀、正心濟世、齊家治國的古士人精神傳統，以及在彼時境遇中所可能達成的理想結果或文化藍圖，應是作者在其中所寄予或表達的主體愿景與核心意旨。

“留城之戀”，即講述高志與兩位女子張瑞玉、張麗情感瓜葛的青春與成長故事，構成了這部長篇小說最有內蘊、最感染人的核心內容。這種經由小說家想象和建構的獨一無二的留城故事，很可能首次開啟了書寫古留城之魅的先河。這是一個多么復雜、多么浪漫，又多么悲傷、多么無奈的“留城之戀”?。「咧?，這位張家雇工之子、學堂里最優秀的學子，自小與張家小姐瑞玉（即“玉玉”）平等相處、兩小無猜，成年后互生情愫，宛然上演了一出金童玉女式的愛情大戲。然而，中間因盛府二小姐張麗的加入和熱烈追求，而終使這段姻緣風流云散。小說對于高志和張瑞玉情感關系的描寫，力在渲染一種美而憂傷的情調和命運結局。行動若近若離，念想綿延不絕，話語欲蓋彌彰，姻緣陰差陽錯，到頭來，只能徒留遺憾與悲傷！這正如瑞玉在得知高志與張麗訂婚后寫的詞作所言：“留城昨夜又雨，禪寺相思難馭。晨醒懶梳洗，沉溺舊時聚。想續，想續。錦書云中何旅？”小說對高志與張麗關系的描寫，力在呈示一種世俗層面之上的道德倫理圖景，表面上看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不得不聽，不得不從；酒后亂性，致對方懷孕，責任不得不負，而實際上是一直對自己酒后所為心存懷疑并努力尋求答案的高志，當事實清晰之后，為了維護張麗，又表現出一個男人在個人終身大事上難得的襟懷，也因此，姻緣際遇，冤生孽結，悲劇亦由之而生。這正如后來高志娘所言：“她大戶人家的小姐，哪能過上咱這樣的日子？都是我和你爹把你耽誤了?！笨墒?，同樣如他娘所說：“要不你出去轉轉，看能不能打聽到玉玉的消息。”而高志的反應：“瞅著漸漸暗下來的天空，沒再說話?！蹦敲?，她倆還能破鏡重圓嗎？這個只能留待讀者去獨自思考了。

《留城吟》雖然充盈著關于文化復興的贊歌，播散著關于青春與成長的優美情歌，但終歸是一曲關于歷史與命運的無盡挽歌乃至悲歌。因為歷史上真實存在的古留城最終被泛濫的黃河水所淹沒，所以，用文學方式講述這段歷史時期的留城故事，似已不得不預設下了某種基調和結局。我覺得，劉學安從對歷史遺物或遺跡的“考古”以及對相關文獻的耙梳，到在此基礎上所開啟的關于古留城的文學想象與虛構，其間一定在古今之間有著或悲或喜、或冷或熱的兩極體驗。那么，落實于具體寫作，這就生成了一種頗耐尋味的文本景觀：雖然作者所把握的留城歷史、所描寫的留城風景、所建構的留城故事、所塑造的典型人物，基本是向著獨特、厚重、崇高、悠遠或美的認知維度大幅開拓，但是由此所建構的理想世界及其種種關系體系，或正如《紅樓夢》中富麗繁華的“紅樓世界”最終衰微、坍塌，以及《水滸傳》中梁山好漢們最終分崩離析一樣，也必將因留城遭遇不可抗拒的自然力量的推毀而消亡。也就是說，無論張斌、張謙們“旺城興寺”的藍圖與行動多么神圣而偉大，龍興寺、新學堂、留城多么壯麗而宏偉，高志、張豹等學子們才學或理想多么靈透而高遠，他們的愛情多么美麗而憂傷，甚至無論智深們為利為欲所俘的靈魂多么卑俗而丑陋……這一切都終將隨著黃河泛濫、水淹留城而最終“煙消云散”。這種由巨大反差所生成的文本格調以及所給予讀者的體驗，只能是透徹的悲涼或悲劇。這也就是這部長篇小說之所以在主體意蘊和審美情感上深觸人心的根因所在。在此尤須強調的是，不同于西方經典小說中所時常虛構出的某地突然消失——比如，馬爾克斯《百年孤獨》中被一場颶風卷走的馬孔多鎮，《留城吟》中留城的消亡，在歷史上是確定無疑的實有發生。事實上，無論實有還是虛有，由此所映襯和生成的悲喜兩重天的藝術張力感，則是最能彰顯這部小說深層意蘊并能深觸讀者內心的最重要的觸發點。

此外，這部長篇對留城歷史上發生的災難，以及對人心、人性的復雜性，也作了一定的描寫、開掘。關于前者，除無法逃避的水患外，小說還講述了鼠疫、旱災、蝗災等自然災害對留城所屢屢造成的嚴重威脅。因為水患頻繁，留城人被迫逃離；甚至因為鼠疫，留城學子們連參加科考的資格也被剝奪。這也就不斷強化了關于留城歷史書寫的沉重而悲涼的面影；關于后者，小說既也描寫了他們在生活和學習中所遭遇的挫折或困境——比如：高志對清風明月劍從懵懂到徹悟的演變過程和他的為情所困、所亂，也展現了他們在信仰和生活之間的游移乃至背叛——比如：寺中智深的破戒以及為利或欲所俘；張豹的精神倦怠、溜街亂逛、酗酒。

《留城吟》的藝術探索與實踐有以下兩點也頗值得一說：

其一，在形式建構方面對中國古典小說多有吸納或借鑒。這突出表現在，主要以各種對話描寫形塑人物，推動情節，建構關系，同時大量嵌入新創詩詞（比如單第三章就高達19首）以及引入經典詩句、名言、民謠、曲詞等，并以作為意蘊生發與主題表達的重要修辭手段。詩詞、韻文引入小說的實踐，很顯然是對古典小說為文傳統的回歸——詩詞在中國古典小說中的大量存在并承擔多方面的敘事功能，在世界文學范疇內也是獨有風景。這不僅使其小說語言趨于“雅化”，也為重啟這種書寫傳統作了有益的探索與實踐。

其二，在小說核心意象建構和神秘氛圍營構方面讓人印象深刻。無論龍興寺內供奉的作為信物或靈物的能自行飛動的鐵管，由張氏先人創造并被學子們操練的清風明月劍術以及由張良祖喜愛并流傳下來曲子《思念》，作為核心意象在小說中的反復出現，還是慧覺法師屢屢說出的“不可妄語，不可妄想，不可妄動，阿彌陀佛”，高志和瑞玉合舞“清風明月”、繼而破除蝗災的魔幻場景，以及劉伯通家門前那對化作拄著拐杖的白胡子老頭托夢于主人的石獅子，作為一個個典型細節在小說中的陡然出現，都以其對某種神秘、玄機或玄幻的暗示性表達而生成了較為繁豐的文學意蘊。

綜上，《留城吟》之于劉學安，與其說是“以一種形式彌補了當地文化傳承方面的遺憾”、一種“自覺文化擔當”，或一種“‘欲罷不能’的個人興趣和‘水到渠成’的自然溪流”，還不如說是一種起于吾鄉吾土、力在對話歷史、旨在精神尋根的文化產物；因為留城形象及其故事在“當代中國”文學敘事中是缺席的，所以《留城吟》的出版，就至少具有了以下不容漠視的價值和意義：作為目前國內第一部以文學方式為古留城作傳，想象和演繹古留城人文之魅的寫實小說，在題材、寫法和意義上都是“獨特的這一個”；作為一部含蘊著豐富的歷史訊息、充分彰顯“地方性品格的長篇歷史小說，它不僅助益地方文化建設，助推當地文旅發展，也為拓展當代小說的審美視域和表現空間，做出了很好的示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