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明湖讀書會于2018年4月23日成立，是一個在暨南大學中文系現當代專業老師指導下，由愛好讀書寫作的學子組成的讀書會，成員含本科生、碩士、博士百余人，成員從2019年起參與《作品》雜志的“品藻”專欄及“明湖杯”大學生文學評論比賽。

《一百年，許多人，許多事》，楊苡口述、余斌撰寫，譯林出版社，2023年1月

申霞艷（主持人語）：我們這次共讀的是楊苡口述、余斌撰寫的《一百年，許多人，許多事》，這是一本畫面感、氛圍感十足，深情款款的傳記。翻譯家楊苡生于1919年，她從舊家庭走出，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代知識女性，她譯的《呼嘯山莊》至今廣為流傳。紅塵離亂，千帆過盡，滄桑不曾遮蔽她的天真，好玩之心和詩意之眼同在，她的回憶“有我”卻并無“我執”，有“小我的親切”又有“大我的普遍”，歷史脈搏在悠悠往事中跳動，“她”的世紀徐徐展開，往昔在清風、明月中復活。

@林蓓珩：她的故事，抑或歷史

百歲老人楊苡的口述從頭細數，近4萬個日子從“家族舊事”“中西十年”“從聯大到中大”三大部分伸展至歷史深處。舊式家族生活的苦悶壓抑、中西女校的無憂時光、與戰火為伴的求學生涯、充滿齟齬的婚后日常……身份的轉換伴隨著獨特的生命體驗，背后是時代的巨變。楊苡用女性的語言剝去既定印象的表皮，還原出個人視角下的歷史真實。“率真”是本書最大的特點，哪怕對至親亦務求“不虛美，不隱惡”。她也無保留地解剖自己，五四新思想的啟蒙，青年人的苦悶，貴族小姐身份的束縛，以及離家遠赴西南聯大追求夢想，也坦言自幼優越的生活環境造成了她對真實生活的無知。婚姻生活中的困擾、對伴侶的不滿，以及與大李先生和穆旦之間朦朧的情愫，一一道來，讓人不得不欽佩她“說真話的勇氣”。她對歷史上的名人進行了一次大膽的祛魅，近距離地展現他們的日常生活，用歷史的邊角料勾畫時代的側影。時代浪潮沖刷后留下的吉光片羽，折射出一位女性永不褪色的天真、果敢與堅韌。這部珍貴的口述史為我們提供了觀照歷史的獨特視域。

@邱毓賢：苦痛與不屈的女性生命史

以女性視角切入百年波瀾，楊苡口述自傳展現的女性生命史既有苦痛，也有不屈。楊家奉守著男性權力中心的家庭結構，不僅強調等級觀念，而且將對生命的規訓與壓抑視為理所當然。身為大姨太的楊苡母親與年輕的二姨太被賣進、送進楊家。大太太有漫長的裹腳史，楊苡母親被放足的小腳也有畸變。楊苡母親生下的兒子楊憲益一出生便被大太太抱走，她在人前只能畢恭畢敬地稱呼兒子“少爺”，妻與母的職責被功能化，禮教優先于血緣。丫頭來鳳遭受男廚師的摧殘，后因“丟臉”被送走，楊苡母親連哭泣也“一點動靜都沒有”。懼怕夫妻之事而離婚的大姐、羞于看到男性穿泳衣而不愿去度假的二姐、流產后登臺唱戲的四姐，三者的不幸結局尖銳地反映出封建家庭對女性性教育的缺失、對職業可能性的扼殺及離婚之難、生育之險。

令人感動的是，新文化運動后，不少女性有機會改變人生。楊苡小姨求學的天津婦女職業學校為底層女性提供了求職通道。楊苡與姐姐多次爭取后得以出門讀書，在中西女子教會學校，一群女孩子聯結成彼此攜扶的共同體。書中還提到眾多值得銘記的女性，如羅沛霖解除婚約時找的“好像是中國第一位女律師”、“中國第一位花腔女高音”黃友葵、為解放事業與新中國成立作出貢獻的陶琴薰、陳璉……多年后，當成為翻譯家的楊苡在客廳向口述史記錄者談起舊時人世，一個可以自由發言、具有女性主體意識的新家庭空間形成了。與長兄楊憲益的自傳大不相同，楊苡細膩耐心地把握歷史與家族、個人與時代的關系，傾聽有悲有喜的生命回聲。

@古格妃：“生正逢時”的時代見證

楊苡的個人生命史與社會新思潮的興起相伴相生。五四一代經歷新思想與舊道德的沖突，悠揚的安魂曲、青春、愛情、信箋、戰火、動蕩，為革命史提供了一份個人證詞。楊苡以“舉重若輕”的方式潛入大歷史的另一面：天津住處每況愈下的數次搬遷，坐黃包車穿越租界的日常，歷史課堂內容由希臘史到中國近代百年史的改變，在國文課上與新文學名家名作的相遇，課余時間排演李健吾的反戰獨幕劇《母親的夢》，畢業季打破常規用中文演繹易卜生的《玩偶之家》，與巴金通信訴說內心苦悶渴望沖破“家”的束縛，為逃避日軍追捕只身前往昆明求學奔向“新的生路”，在聯大期間加入高原社讀新詩寫新詩，“八一三”登報結婚儀式從簡，生產后走出家門重返校園完成學業……對家國危難的感知與自由生活的渴望，“少年維特之煩惱”的憂戚與“娜拉走后怎樣”的感傷，經由在場的青春體驗，最終搭建起個人和時代之間的精神通道。口述史在五四延長線上回顧一代人從私密的家庭空間進入公共空間，將個人的命運與民族國家的命運緊密地聯系在一起。楊苡帶著我們溯回二十世紀，重新感受人生與時代、革命與歷史的千鈞分量。

@許哲煊：對二十世紀“文學場”的豐富

翻譯家楊苡也是現代文學的親歷者，她與巴金、李堯林、沈從文、冰心、穆旦、蕭乾、吳宓等赫赫有名的作家的接觸，其口述史是對二十世紀“文學場”的豐富。她與李堯林的懵懂情愫讓人更能理解巴金《家》中高覺新的形象。李堯林在大哥去世后背負起家中的重擔，巴金是在哥哥的保護下得以自由寫作。李堯林的家族責任讓他在感情上存在多重顧慮。是哥哥們犧牲自我支撐舊家族的運轉，覺慧式的新青年才能到廣大的人群中去。“覺新”們的處境反映出生活的復雜側面以及真實的殘酷性。抗戰勝利，李堯林卻病故了，這讓人想起《寒夜》中在抗戰勝利的鞭炮聲中默默死去的汪文宣。巴金一生都對兩位兄長的悲劇抱憾，他作品的感染力是從血和淚中來的。此外，沈從文于楊苡亦師亦友，常鼓勵她寫作，并“勸我以后少寫那些凈是口號的抗戰詩”，這也反映沈從文對文學純粹性的追求。沈從文怕耽誤學生念書而反對跑警報，雖然存在更大爭議，卻也讓我們更好地理解這位著名的現代作家。另外楊苡對穆旦、蕭乾、吳宓等人的回憶雖是蜻蜓點水，卻也因細節的力量豐富了我們的感知。她對西南聯大艱苦卻又自由的學校生活的點滴回憶亦具啟示性。

@曾嶸：有聲的中國

不論是由“述”到“作”的媒介轉換，還是“多聲部歷史”的比喻，“聲音”始終是口述史的關鍵所在。本書盡量復原“說—聽”的現場“靈氛”，保留著口語的隨意、靈動與個性。圖書收錄的一百五十張照片——從黑白到彩色、從青春到遲暮，“有圖有真相”，與正文、旁注共同構成多聲部的敘事合奏。有趣之處在于這本口述實錄不僅彰顯自身的“聲音”特性，還記錄了歷史中的“聲音”。

聲音與技術發展、媒介變遷相關，楊苡的觀影記錄就隱伏著一條從默片到有聲片的歷史線索。少女楊苡大膽給好萊塢明星瑙瑪·希拉寫信，她收到了來自大洋彼岸的六寸簽名照，這幀照片始終陪伴她。后來在昆明看好萊塢默片，講解員像說書人一樣為觀眾翻譯對白和劇情，他的“云南腔”參與受眾的接受過程。“從無聲到有聲”突顯聲音的技術之維，而“眾聲喧嘩”之景則有文化政治的意味。比起古詩，成長于五四之后的楊苡更愛好新詩；排演話劇，師生爭取用中文而非英文演出。白話與文言、國語與外語相互碰撞，聲音在傳統與現代、中國與西方之間糾纏。

楊苡在中西女校接受音樂的熏陶，既有贊美詩也有革命歌曲和流行音樂。音樂護佑了她心靈的完整，抵擋外部的風霜。受困于家庭的“娜拉”只能遠望抗日游行的隊伍，直到她趁著戰亂出走。在西南聯大，轟炸聲與警報聲不斷，流亡學生將自我的苦悶化作鏗鏘之音，書寫抗戰詩歌振奮精神。從音樂、戲劇到詩歌、電影，楊苡的口述為我們從斑駁破碎的歷史中留下一個“有聲的中國”。

@邱文博：“主情”的口述史，難忘的“碎碎念”

《一百年，許多人，許多事》的故事選取、回憶編排具有鮮明的個人色彩：以極細微極形象的日常生活細節呈現時代變化，以倒影的方式延展了歷史敘事。楊苡一生經歷了軍閥混戰、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等，在時代的洪流中奔涌成長。作為戰爭、革命的親歷者，楊苡寥寥幾句便道出時代轉型中的親朋好友的結局，勾勒出巨浪對于個人的沖擊，她的抒情節制有度，相應地，大歷史與小人物相對所產生的悲劇感被弱化。經過時光淘洗的散發著詩意輝光的生活細節卻細膩地展現出來：“有月亮的晚上”，楊苡與室友并坐在操場上，“傻看月亮和各種形狀白色的云飄過去”，對著星星訴說自己對心上人的思念，彌漫著學生時代特有的青澀與純真氛圍，讓今天的讀者身臨其境；在宿舍與室友共捉臭蟲，“一共捉了四十多只”的輝煌戰績，固然有戰亂帶來的苦楚、窘迫，卻也具校園生活獨有的樂趣和青春本身的光澤。與巴金的二哥大李先生在海河邊散步的場景，大李先生的動作與眼神，永遠留在楊苡的記憶中。正如余斌在后記中提到，楊苡對于過去人事的訴說是“主情”的，在我看來，這份情更多是“樂”，是苦中作樂，是歷盡滄桑之后依然葆有的少女詩情，是生命尊嚴永不褪色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