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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孫郁:原野里的樹
      來源:《長城》2024年第3期 | 孫郁  2024年06月20日09:00

      孫郁, 曾任中國魯迅研究會會長,《魯迅研究月刊》主編,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現任中國人民大學吳玉章高級講席教授。著有《魯迅憂思錄》《魯迅與俄國》《民國文學課》《往者難追》《思于他處》《孫郁散文》等。曾獲第八屆高等學校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人文社會科學)一等獎、第十二屆華語文學傳媒大獎年度批評家獎、朱自清散文獎、丁玲文學獎等。

      孫犁的女兒孫曉玲老師給我打電話,說自己寫了本新書,回憶父親的日常生活。她把我的一篇文章作為書的序言印上去,讓我感到意外,但一面也想,這是自己與孫家的緣分。我沒有 見過孫犁,但他有些生前好友是我的朋友,這些年,與孫犁家人有過一點交往,親切感自不用說。在我成長的路上,孫犁是影響過我的人,隨著年齡的增長,越發感到這位前輩的分量之重。

      我一直覺得孫犁身上有許多謎,要破譯起來,并不容易。他在抗戰期間寫下的文字,都奇妙得很,比起許多小說家,更深地切入時代的路徑,且不失人性之光。那時候,大眾化的理念,在文壇被一次次提及,因為作家把目光投射到民間文學中,審美意識與象牙塔的距離變遠了。主張抗戰文學的,不再提倡早期新文學家一貫的理念,而是強調舊形式的利用。章回小說、民間戲曲的重要性也提到議事日程上。“文章下鄉,文章入伍”,也的確帶來鼓動百姓的作用,在強調寫作的宣傳功能的時候,作品也不免出現平庸的現象。施蟄存在《新文學與舊形式》一文中就指出:

      我們談了近二十年的新文學,隨時有人喊出大眾化的口號,但始終沒有找到一條正確的途徑,以至于在這戎馬倥傯的抗戰時期,不得不對舊式的俗文學表示了投降。這實在是新文學的沒落,而不是它的進步。我希望目下在從事寫作這些抗戰大鼓、抗戰小調的新文學同志各人都能意識到,他是在為抗戰而犧牲,并不是為文學而奮斗。

      施蟄存的觀點是從審美立場出發的一種感嘆,左翼作家未必都會同意。一個特別的例子是,在冀中平原出生的孫犁,卻體現了異乎尋常的創作力,他不是靠舊式辭章激活了審美,而是在大眾生活中找到新文學的表達內涵,在深挖鄉村生活抗日主題的過程中,也保持了新文學的基本品質。

      青年時期的孫犁曾仔細研究過魯迅作品,對于先生的知識結構、翻譯趣味和小說特點,都有過認真的梳理。因了魯迅,也接觸了不少外國小說。作家如何介入生活,怎樣保持寫作的鮮活度,是很有心得的。孫犁知道,自己不熟悉的東西是難以下筆的,要表達的,應該是生活里刺激過自己,甚至影響過自己的部分。在四處轉戰的日子里,最為熟悉的是后方的情形,從這后方的民眾命運里,也感受到戰場的風云,百姓的日常生活。這些都深深地激發了他的寫作熱情,作品多從人性出發,描述善良的人與殘酷的戰爭的反差,美麗如何遭受不幸,意志又如何克服了苦難,顯得自如、得體,水到渠成。

      過去為了講文學史,我寫過一篇小文,大意是,在延安時期,孫犁的文字開始成熟,與當時其他一些作家不同,他寫作時,忠實于內心的第一感受,不太去重視外在的觀念。有時候文字中有自己的影子,又不固步自封,心貼在大地上。在注重文學的宣傳功能的時候,他不忘魯迅的話,“求內容的充實與技巧的上達”,生命感覺是深切的。這一點,他與蕭紅的創作在什么地方有相似性,于豐富的內覺中再現生活,而非從觀念出發。思想與愛憎,融在具體的細節與畫面里,沒有早期左翼作家的左派幼稚病。

      無論是《荷花淀》還是《蘆花蕩》,都給鄉村的生活帶來一種時代感,寧靜的水區和蘆葦蕩,有著迷人的氣息。與沈從文贊美那些與世隔絕的超然的美不同,孫犁筆下的鄉村社會,寧靜中有緊張、有血腥,但也有人性之暖意和縷縷靈思。戰斗的隊伍里并非都是土里土氣的人,其間藝術、學識、愛的品質織成高貴的心靈之圖。《琴和簫》里的參戰的夫婦和兩個孩子,都極具藝術天賦,他們的形影,給炮火中的生活帶來了綿綿情思。《丈夫》里寫的那個村子里出來的軍人,是一個書迷,在村子里每每不忘詩書世界里的精神之火。這些與蘆葦蕩里的搖櫓的船夫、編葦席的村婦,構成了迷人的水鄉之圖,那片被踐踏的土地,原也帶著超然之趣,流水里亦有美的聲音。但孫犁并非醉心于這種世外桃源式的境界,那些不過是戰斗者精神的陪襯,在平淡和秀美背后的承擔感和救贖意識,才是增加作品感染力的原因之一。

      特殊時期的所歷所感,被孫犁巧妙地勾勒入文。小說《囑咐》生動出奇,作者寫水生外出打鬼子,八年后路過家鄉,請假探望親人,一路心情,纏綿而柔軟,自責、慚愧等感受雜陳。與妻子見面的片刻,真實感人,又帶著東方人的含蓄。八年里,父親逝世,孩子長高,妻子勞頓,但大家誰都沒有抱怨。這次重逢,僅僅半天不到,一早妻子就送丈夫又出發了。送別的方式很奇特,用的是冰床,在結冰的白洋淀上悄聲行進著。一面是不舍,一面是詩意的畫面,最冷酷的與最暖心的元素匯成一幅冬景圖,暖流里的光,晨星般閃爍在頭上。

      孫犁在戰亂中,筆下帶出一股輕靈之風,在描述殘酷的存在的時候,不忘的是人的愛意的捕捉。《光榮》寫一個叫原生的青年外出打鬼子,妻子不解,滑落到暗地,但婦女干部秀梅卻在家鄉默默工作,幫助原生的老人,支持著前線。最終二人走到了一起。這個愛情故事,有著民間的善惡之辨,家國之情也被演繹得楚楚動人,思想上的隱含也清晰可辨。孫犁寫鄉下女子,美麗而傳神,對于內心純然氣質的勾畫,動人之處不遜于沈從文。四十年代末,在《山地的回憶》里,寫了為小戰士做襪子的女孩,心直口快,又善于助人,在最艱苦的環境里,那些山里人的無私之情,像山野里的清露,含著草香。現代作家中善于寫女性美的,有很多,巴金寫女性,也是純美的,不過他好似受到了外國文學的影響,多為幻影里的投射,這與他信仰的安那其主義有關。孫犁卻飄出泥土里的聲音,是大地上的寫真,是田園詩與邊塞詩的交融,是鄉土精神與戰爭意識的匯通,這些都在土地上犁出了道道詩行。

      十四年抗戰,中國人的損失是巨大的。孫犁親身體會到反抗侵略的代價,不止一次寫到了死,但筆觸是淡淡的,有時候側面多于正面,間接勝于直接。以存世者的眼光,回望著美的隕落,可謂百感交集。《琴和簫》寫大菱、二菱受父母影響,都喜歡樂器。但在戰斗中,父母不幸犧牲,而兩個有天賦的孩子,在轉移中也不幸中彈死去。他們本可以有一個完美的家,也本可以成為不俗的藝術工作者,但一切都因戰爭而終止了。小說中的“我”聽到孩子去世的消息后,惆悵感不由升起。作者以戰士的口吻,寫下了如下的文字:

      當然,我想起那些死去的同志和死去的朋友。但是這些回憶抵不過目前的斗爭現實。我想,我不是靠過去的回憶活著,我是靠眼前的現實活著。我們的眼前是敵人又殺死了我的同志們、朋友們的孩子。我的眼前是一個新局面,我們將從這個局面上,掃除掉一切哀痛的回憶了。

      我整天就在那一個小莊子上工作,一股力量隨時來到我的心里。無數花彩來到我的眼前。晚間休息下來的時候,我遙望著那漫天的蘆葦,我知道那是一個大帳幕,力量將從其間升起。忽然,我也想起在一個黃昏,不知道是在山里或是平原,遠遠看見一片深紅的幕布,飄卷在晚風里。人們集齊的時候,那上面第一回出現兩個穿綠軍裝的女孩子,一個人拉南胡,一個人吹簫,演奏給人們聽。

      這是戰爭歲月里的審美,不是高聲呼號,也非慢慢的吟哦,在《白洋淀紀事》的系列作品里,讀者看到了戰亂、反抗、死滅、希望……那些可愛的人都是有著生活與情感的喪失的,為了抵御侵略,犧牲了自己正常的生活。在不得兩全中,奮不顧身才顯得那么動人。小說寫了五顏六色的鄉民,并不掩飾國民性的問題,但反侵略啟蒙了百姓,喚起了大眾,是清清楚楚的。晚年的孫犁,對于批評家將自己比附為沈從文,不以為然,他知道,自己筆下的鄉村,不是超然之圖,而是一個大時代到來之前的沉默和不安之景,是人心從暗夜里走出,迎接曙色的一次次眺望。

      讀孫犁作品,覺得是受到俄國“同路人”作家的影響的,即善于從側面寫一個時代的變遷,在細小的片段,折射心性之原色。札彌亞丁、裴丁、雅各武萊夫等作家無不如此。但孫犁剔去了舊俄作家的灰色、絕望之氣,代之而來的乃是清新、純然之色。不妨說,以逆反的方式,嫁接了審美之枝,生出另類的花葉來。這種攝取域外經驗的方式,在國內并不多見。從這個角度看他的精神背景,也大有可琢磨之處的。

      這是有趣的:寫出土地真魂的孫犁,不是用俗語與民謠,或民間藝術完成這些的,而是用了新文學的語言和外國小說結構,即以新形式寫出新內容來,但又不失本土性。京派作家也寫鄉土,但是有些象牙塔中人的儒雅,不免霧里看花。孫犁是戰爭隊伍里的一員,知道血與火,懂得愛與恨,且又善意地打撈出人性中最為柔軟的閃光。這在戰爭文學中,殊為難得,不僅有別于茅盾這類寫實作家,與趙樹理也完全不同的,他有京派的修養而拒絕了書齋之氣,含鄉土精神而無凝固之感,通透、自然,文字里流動著云水間的氣息。看那些短篇之作,格局都不太大,人物也略顯單薄,而人性之井深邃。以往的小說概論,都不太好解釋這樣的文本,那么說他屬于獨辟蹊徑者,也是對的。越到晚年,他的文字越好,文章出入于古今之間,卻無老氣。我猜想這與他早年在白洋淀的經驗有關,原野里的樹,耐得住風雨,無論怎么蒼老,樣子都是好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