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悲憫與小說的趣味——倪學禮小說論
倪學禮是一位長期在大學從事教學與科研的學者，教書育人是他的主業。但他也是一位思想敏銳、內心篤定又不失鋒芒的小說家。他的小說創作起步于20世紀90年代，之后從未停止過。三十年來，雖然從數量上并不在同齡作家中占優勢，但幾乎他每一部（篇）作品都是精心結撰之作。他的長篇小說《梅花四，紅桃五》《追趕與呼喊》及《草原》《金燦燦的峽谷》《夜泊文心》《擦肩而過》《一個胖子的減肥生涯》《隱形婚姻》《第六條白裙子》《六本書》《一樹丁香》《站在河對岸的教授們》等中短篇小說，在通讀之后往往給人“余巧未及展，仰手接飛鳶”的美感與快感。在其創作中，既有現實主義的凌厲，也有現代主義的探索，當然還有傳統和通俗小說的筆法以及這些手法的融合。在他的全部創作中，既有對人性和命運的揭示，也有對當下精神困境的追問，還有對蕓蕓眾生和萬家燈火的精細描摹。最近幾年，倪學禮的創作愈加老道，幾乎每一篇創作都能新意迭出，寄寓深遠。值得指出的是，這些年他在小說創作的溝通雅俗、傳統與先鋒方面，做出了許多難得的探索與實驗，同時還在努力“求變”的過程中，始終保持著一種“不變”的創作傾向，即以強烈的問題意識和反思精神，勘破世事的浮華，努力探究和塑造生命的內質和紋理。總體而言，由于他的學者和編劇身份，他的小說世界明顯呈現出三重品質，即學者的反思與堅守、小說家的悲憫與探險、“講故事的人”的趣味與智慧，而這三者往往又是交織在一起的。
在反思中重新找尋“良知”
從根本上說，人的生命境遇即是“洞穴”，總是困于眼前的幻象而不知，這是柏拉圖很早就已揭示的真相。隨著歷史和文明的發展，人類的生活天翻地覆，但這種宿命般的境遇卻始終在劫難逃。如今，人類社會已進入到由資本、技術與數字所統御的時代，加之話語的繁殖與泛濫，當代人的生活更是幻象叢生。物質和欲望總是制造著各種幻象，而人也總是很輕易就迷失。人們在獲得前所未有的物質滿足和享受的同時，在精神上卻失去更多，不斷陷入冷漠、孤獨和無邊的虛無。面對這樣的歷史遭遇，人究竟應當如何自處，如何走出“洞穴”，這是以守護思想與精神為己任的人文學者與知識分子必須思考和回答的問題。而對于小說家而言，當然應當更加敏感，在與歷史和時代的對話中，不能不走向深刻的反思與尖銳的批判。也就是說，應當通過嚴肅的藝術創作，努力“在這已然成為陷阱的世界里探索人類的生活”，（米蘭·昆德拉著，尉遲秀譯：《小說的藝術》，上海譯文出版社，2019年5月，第36頁）這是作為小說家最重要的美德。
倪學禮正是這樣的小說家。2005年初冬至2008年春，他先后發表了三篇以學者生存狀況為題材的諷刺小說，即《站在河對岸的教授們》《一樹丁香》《六本書》，并以突出的嚴肅性和反思性，實現了個人寫作史上的一次飛躍。這三部中篇具有連續性，共同講述了內蒙古一所名為E大的高校中文系在職稱評定、博點申辦、博導遴選過程中所引發的一系列矛盾沖突，所以也可看作一部完整的長篇。這幾篇作品充分暴露了一段時期里大學在快速發展中所滋生的一些問題，彰顯了作者強烈的責任感和批判精神。在這部作品中，作者主要塑造了四類知識分子形象：以金河為代表的有學問有堅守的學術帶頭人；以林若地、李冰河為代表的四處鉆營、弄虛作假的學霸和學混；以古樹林、徐塵埃為代表的有真才實學，卻老實本分、處處吃虧的底層學者；以孟校長為代表的與時俱進、圓滑練達又不失公心的管理者。
其中第二類人物寫得最為鮮活，作者調用各種諷刺手法，以夸張和漫畫式的筆墨，淋漓盡致地表現他們的齷齪與不堪，可謂生動傳神，入木三分。比如《站在河對岸的教授們》中，林若地教訓古樹林道：“你知道你為啥到今天還是個副教授嗎？就是你這人忒較真，給別人留的余地小，到自己那兒就沒余地了。你就說我吧，在你看來，我頂多一肚子狗屎，可我這狗屎卻上了墻。”“我靠的啥？靠的就是瞎攪和，把大家攪和煩了，大家就把不該給我的先給我了，完了我再幫著別人攪和。”當然，第三類人物塑造得也比較鮮活，作者還為人物精心設計了某些性格缺點，比如古樹林對妻子的疑神疑鬼，徐塵埃的膽小怕事和摳門兒，從而使人物變得更加真實富有立體感，同時還通過制造反差，增強了小說的可讀性，既令人捧腹，又令人感動。
不過，從深度和獨特性來看，還是第一類人物最為成功。正是對這類人物成功的“正面書寫”，體現出了小說最為獨特的價值與意義。針對當下的小說創作，謝有順在答《解放日報》曹靜問時曾指出：“在一個價值被顛倒、踐踏的時代，展示欲望、書寫黑暗經驗、玩味一種竊竊私語的人生，早已不再是寫作勇氣的象征；相反，那些能在廢墟上將潰敗的人性重新建立起來的肯定性的寫作，才是值得敬重的寫作。”從這個角度來說，倪學禮的這些作品無疑是屬于值得尊重的寫作。他沒有像有些作家那樣，將儒林小說寫成喜劇、鬧劇、甚至是滑稽戲，也沒有寫成悲劇，而是忠實坦蕩地寫成了正劇，并成功地塑造了一種新的知識分子形象——他們面對市場經濟帶來的沖擊和侵蝕，盡管難以獨善其身，內心充滿矛盾、掙扎和無力感，但始終能夠保持應有的尊嚴和風度，在大是大非面前堅守學者的良知與道義。其中《站在河對岸的教授們》中對主人公金河的精神自傳式刻畫，更是構成了中國當代知識分子的心靈史和精神史。在他的精神世界里，既有儒家精神傳統所推崇的“良知”，又有古希臘和大學創制以來所推崇的自由精神。因而他無論怎樣掙扎，始終都沒有失掉底線，始終保持著作為學者的良知和品格。比如他最后還是將關鍵的一票投給了古樹林；將因不知情收下的3000元錢想辦法退還給了學生家長；清醒地拒絕了暗戀自己多年的女學生，因為他深知“作為民眾的核心——知識分子，如果被權力、金錢、美女收編了，就意味著療治民腐的力量也土崩瓦解了，那社會就要從根兒爛了”。于是，這種“肯定性”書寫之于作家，就彰顯出了其獨特的意義，即能夠勘破儒林的種種幻象，重新找尋未曾泯滅的學者“良知”。
另外，這些小說還是一部努力張揚大學精神的大學史。什么是大學？王德峰說，從根本意義上來講，現代大學不僅是“公共知識和實用技術的積累者和傳遞者”，更是“一個民族的公共意識和公共精神的塑造者”；大學是三位一體的構成，即學術共同體、知識分子的圣所、民族精神家園的守望者。（王德峰：尋覓意義，山東文藝出版社，2022年10月，第54、56頁）可見，倪學禮的小說正是這種認識和信念的藝術體現。作者不僅借人物之口反復加以申辯，“大學是新思想和新理論的策源地，是知識分子的精神家園”；“從蔡元培先生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到現在每一個大學所張揚的開放式、國際化的辦學理念來看，任何一所大學都希望把自己建成一個自由國”，還多次以隱喻性的結局，對這種精神加以肯定和深情的呼喚，比如兩位老副教授古樹林和徐塵埃，一位被全體通過評上了教授，一位被聘為首批博導；古樹林在臨終前仍對學術念念不忘，對獨立自由的境界充滿向往。
之后，倪學禮對知識分子“良知”的書寫告一段落，直到2023年冬天《夜泊文心》的發表，才又重啟他的儒林寫作。這說明他始終保持著敏感，而且當再次提筆時，他的寫作意圖仍然旗幟鮮明：因有感于清代樸學大師俞樾的命運和人格，計劃從三個層面關系上，即以師生、知己關系為主線，以夫妻關系為輔線，以與故鄉關系為隱線，“勾勒其曲折的命運軌跡、描摹其通達的精神氣象、展現其高遠的人生境界以及他在亂世之中所堅守的道義理念”。最后，小說也很好地達成了這種意圖。而且在我看來，還有回頭望月的意味，將過去未及深描的儒學精神，不僅作了充分的展現，還給予了深情的贊美：“君子求道，當如紅輪；終日乾乾，孜孜不倦。”從中可見，經過多年的沉淀，倪學禮對知識分子有了更深的思考，尤其是與儒學精神似乎產生了強烈共鳴。知識分子何為？什么才是真正的學問？錢穆在《中國歷史研究法》中說，止于至善，此乃中國學術思想最高精神所在，若沒有了這“善”字，一切便無意義價值可言。可見，這也正是《夜泊文心》所要表達的核心精神。其實，又何止做學問，文學創作亦是如此。
在悲憫中重新找尋“真情”
當然，倪學禮小說的反思與批判是多方面的，除了對知識分子和大學的思考，還有許多對于現代性發展及其帶來的精神困境的反思，比如對異化、冷漠、孤獨的呈現和揭示。不過，顯然倪學禮的創作并未停留在反思本身，而是通過這種反思去表達一種悲憫的情懷和對真情的尋找。這在他早期作品中或多或少都有流露，但在最近幾年則比較集中。比如2022年春發表的《一個胖子的減肥生涯》《擦肩而過》和2024年初發表的《金燦燦的峽谷》《草原》等都是這樣的作品。
《金燦燦的峽谷》是一篇細節呈現能力較強的作品。小說講述的是賽罕烏拉大草原上一家獵戶向一只狗熊“復仇”的故事。其中父親與狗熊之間的那場絕殺，寫得驚心動魄，動感十足，同時又極富畫面感——在金燦燦、亮閃閃的峽谷間，獵人與熊狹路相逢，你來我往，間有獵狗躍身而入，少年驚恐而立。小說采用的是一個少年的敘事視角，故事情節主要是寫他的阿媽從前被狗熊害死，父親為此追蹤三年，這天夜里終于帶上兒子開啟了尋仇之路，不過經過一段你死我活的廝殺后，在兒子的哀求下，父親最終放棄了對熊的獵殺，因為他們發現這只熊已有身孕。當然，小說并未平鋪直敘，而是精心設置了一個懸念，即少年事前對他阿媽的死因和父親這次狩獵行動的目的并不知曉，但當他得知真相后仍然哀求父親放過熊，這個反轉的結尾就顯得格外動人。莫言說：“故事就是小說的皮，其他我要講的一切都可能是小說的皮上的毛、由毛所構成的花紋、由毛所呈現的顏色等。”當然，倪學禮要講的一切也是在故事之上。
首先，這篇小說從頭至尾，寫足了大自然的氣味與神秘——賽罕烏拉大草原上，人的行蹤總是混合著動物的騷味和迷人的果香，還有潺潺的河水、形狀和顏色各異的花葉。作者如此精心的營造，表面上是寫自然的偉大饋贈，實際上是在寫都市人早已失落的家園。其次，小說多次寫到父親對自然的敬畏和愛護。剛出村子就囑咐兒子“走路一定要輕，盡量別去驚擾莊稼地、草叢里和樹木間的那些昆蟲和小動物們”；擔心狼道上的鐵夾子會誤傷喂奶的和懷孕的母狼，他趕忙憤怒地打掉它，大喊“過去不是這樣的，過去絕不是這樣的”。這顯然是一面鏡子，為了照出現代人對自然敬畏之心的喪失。最后，小說還寫了少年的善良天性和對萬物生靈的熱愛，尤其是超越一切仇恨的愛心和平等心，這無疑是在反寫都市人日漸冷漠和枯萎的心靈。這是一篇以“草原”來對照“都市”的精彩寓言。在故事之上，作者寄寓著對都市文明的多重反思。當然，它首先還是一篇現實主義作品，是扎根于現實土壤的藝術創作。其中的很多細節都來源于真實生活，比如父親愛護自然的細節很可能就源于倪學禮的親身經歷。據他回憶，童年時他曾遇到過一位車老板，“從草地上站起來，他一定要把屁股坐塌的小草輕輕地扶起來；路上遇到黃羊、狍子、兔子甚至是一條小小的馬蛇子，他一定要停下車，等它們經過自己再走”。倪學禮的新作《草原》，也是同樣的主題，而且表現得更為突出，甚至具有鮮明的生態美學的風格。小說通過講述一位年輕寡婦花溪因失眠而深夜巡山、與自然神交一夜的故事，從中串聯起她與丈夫相愛和冒死護林的往事以及與其他男人的短暫交集，表達了草原人對萬物生靈的熱愛，批判了城市人對自然的破壞和善良的缺失。可見，這又是篇構思巧妙、內蘊豐富的小說。在藝術效果上，與《金燦燦的峽谷》同樣渾然天成，都可稱為是以悲憫之心來反思現代性的深刻寓言。
說起悲憫，它是所有嚴肅小說共同的品質。作為嚴肅的小說家，倪學禮的作品當然也具有這種品質，比如《金燦燦的峽谷》和《暖雪》等。不過，表現最為突出的大概是他于2009年發表的一部長篇小說《追趕與呼喊》。我甚至認為，小說中的主人公小麥，其實就是悲憫的化身。而且從形式與內容契合度上來看，可以說是作家完成度最好的小說之一。
從表面上看，這篇作品寫得很通俗，包袱不斷，但實際上卻大有深意。它寫出了一種真正的悲憫精神，值得當代人再三品味。同時，它也構成了整部小說一切敘事的動力。試想正是因為悲憫，小麥才愛上知青林木——“她第一眼見到他就感覺他像個剛啄開蛋殼的小雞崽兒，柔軟、文弱，讓人憐惜、讓人喜愛，恨不得趕緊地把他抱在懷里”；也正是因為悲憫，如阿來所說小麥非但沒有被城市的人情與規則所吞沒，反而化開了城里人的蔑視、自私與猥瑣，反過來成為這些人的同情者與施予者，感化了婆婆和小姑。從小麥身上所體現出的悲憫，顯然已不是世俗道德所能輕易評判的，而是屬于真正的小說意義上的悲憫。李敬澤在《為小說申辯》一文中說：“偉大的小說家對人一視同仁，他公平地對待人、對待生活。當然，你可以稱之為‘悲憫’……在他眼里，你們都是如此特殊和如此具體的人，在他的‘存在’的尺度上同樣對你們滿懷好奇之心、滿懷‘悲憫’。”不過，我認為悲憫只是倪學禮這篇小說的意圖之一，此外還另有一個重要的指向，就是力圖通過這種悲憫，重新找尋人與人之間的真情。比如，小說結尾處小姑與小麥的真情流露，就明顯指向了這一點。
之后不久，倪學禮發表了《第六條白裙子》《隱形婚姻》，可以說都是對真情主題的延續和深化。這兩篇小說，反思了當代人所謂同居、試婚、開放式婚姻、上娛樂節目速配等社會現象，揭示了在“自由、獨立、平等”表象下，人的自私、冷漠、缺乏責任感的本質，以及由此帶來的更深的精神壓抑。《第六條白裙子》的主人公馬平川與戀人郝迪同居八年卻不結婚，愛情在庸常的日子里已逐漸消耗殆盡；《隱形婚姻》的主人公丁子與舒潔采取的是“婚約式”開放婚姻，他們相互獨立，互不干涉，不料舒潔已失蹤多日，他卻毫無覺察。之后，兩部小說就開啟了對他們的“實驗”，將這些觀念的“幻象”放在火上炙烤，馬平川和郝迪被拉去經歷了一場愛情速配節目，為此馬平川感到大受侮辱，“你的意思是我的老婆就像超市里的貨物，我就是那購物筐，觀眾只要隨手把它裝到筐里就行了！我憑什么讓那些沒文化的人給我定終身啊？不干，堅決不干！”而舒潔跟丁子則搞起了“捉迷藏”，丁子意外收到了一個三歲小孩，因懷疑是自己的“私生子”，所以只得去找所有跟自己發生過關系的女人，并且深感他“肉體上獲得自由了，可精神上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壓迫”。當然，小說最終并未讓他們一直壓抑下去，而是讓他們在渡盡劫波后，從幻象中突圍出來，都重新找到了真我與真愛。馬平川和郝迪終于憶起純真的往事——當年郝迪因買不起白裙子而受辱，是馬平川口挪肚攢地為她買了那條白裙子，于是真愛被重新喚醒，有情人終成眷屬；而丁子在與第二個女人重逢后，終于被她的清新與純凈所打動流出了眼淚。由此，小說喚醒了真情，也重申了悲憫。可見，悲憫是一種更深的情懷，已不止于對他者的同情，而是對于包括自己在內的一切人的同情。因為文學是人學，所以必然是悲憫的事業；而小說又因為事無巨細，乃是對人最深的理解與觀照，所以更是充滿無盡的悲憫。
在探險中重新找尋“實感”和“趣味”
在《第六條白裙子》《隱形婚姻》這兩部作品發表十年后，倪學禮接連發表的《一個胖子的減肥生涯》和《擦肩而過》，仍然包含真情主題，但側重點卻明顯有所變化。如果說此前的小說還是在反思當代人情感的缺失，那么這兩篇小說的反思則更深了一步。它們有著相近的主題，即作者敏銳地發現，如今人們的生活愈來愈習慣于科學、規范和高效，人與人之間愈來愈缺少關愛與溫情，結果導致各種負面的生存感受隨之而來。如何洞穿這些新的幻象，重新找尋人所應有的最基本、最真實的“感覺”，成為作者在小說中探討的主題。
不過，這兩篇小說雖然主題相近，在藝術上卻有各自的探索。初看起來，前者傾向于卡夫卡的變形手法，后者則偏向于伍爾夫的意識流。尤其是從前半部分來看，這樣的傾向更為明顯。兩篇小說在寫法上顯得有些冒險，容易落入窠臼。不過，一旦冒險成功，也可能別開生面。事實上，兩篇小說的確闖出了一條新路，即現代主義和現實主義的自然融合，較好地實現了由虛入實、虛實相生的藝術效果。
從現代主義的角度看，《一個胖子的減肥生涯》雖然沒有卡夫卡的《變形記》和舒爾茨的《鱷魚街》那么夸張，但其實也寫了一個“變形”的故事，只是主人公一覺醒來沒有變成甲蟲，而是變成了超級大胖子，至少有910斤。之后，他千方百計減肥，按照最科學的方法，還享受著妻子最科學的配餐，但無論如何還是變得越來越胖，終于因肥胖器官衰竭而死，然后他的妻子和司機成立了一個“肥胖研究中心”。而從現實主義的角度看，這篇小說則寫了一場令人不寒而栗的“謀殺”，他的妻子與司機通奸合謀，想通過長期催肥害死他，結果后來被他識破，但他卻不動聲色，并放棄了減肥，以巨大的“悲憫”成全了他們，僅在他涂鴉的窗簾上留下一行字：“你要我胖，我便胖。”而這一切都發生在一座名為馬前鎮的、以“理性王國”而聞名的新興科技小鎮，而故事的真相最終則是由一位“觀念派”藝術家來揭曉。他本來是想到小鎮上尋找某種觀念作為靈感，不想后來卻被胖子的留言以及窗簾上的涂鴉深深觸動，最后“他第一次能夠憑著感覺、而不是理念來作畫”，并聽從內心的聲音完成了一幅《生命》之作。
這篇小說在形式上的最新穎別致之處就是詩歌引入，即以7首現代詩推進敘事，以惠特曼的詩開篇，以胖子所作的6首詩穿插其間。在我看來，作者的用意在于使詩歌發揮兩方面作用：其一，鋪墊、暗示、懸念設置。通過反復在詩句里提及“褐綠色的蛇”作鋪墊，暗示帶著褐綠色帽子的司機與妻子通奸合謀的真相——“我看見了那條蛇//那條褐綠色的蛇……//它無處不在//它在那女人身上”。其二，與理性世界形成鮮明的對照。因為詩歌代表感性的世界，所以能夠借以展示一個與馬前鎮這個理性王國相對照的心靈空間，同時展示胖子的內心世界，即這座新興科技小鎮上唯一的心靈綠洲，從而形成鮮明對比與敘事張力，進而凸顯理性主義生活的荒誕與幻象本質。因而，小說將“感覺”之于人的重要價值，在凄美而動人的詩境中更加有效地傳達出來，給人以深刻的印象與啟迪。另外，還將詩歌、小說乃至文學之于當今時代獨特的、不可或缺的價值彰顯了出來。謝有順說，“人類進入了一個越來越迷信確切知識、迷信技術和智能的時代”；但“想象力并不是多余的，審美和不確定的事物并不是可有可無的”，它們“在不斷地反抗這種不容置疑”，“仍在有力地改變我們對世界的認知”。（丁帆、梅家玲、王堯、謝有順：《科技文明的時代，傳統文學何為？》，《揚子江文學評論》2024年第1期）
詩歌的引入，也是中篇小說《擦肩而過》的技巧之一。在這篇小說中，詩歌也起到了相同的作用，只是在具體的處理上與前者存在差異，僅在結尾處使用一首詩，而其他地方都不過是草蛇灰線，所以詩味不及前者濃郁。當然，這篇小說的主要技巧并不在此，而在于采用了近似意識流的寫法，盡管沒有伍爾夫《到燈塔去》那么精細蕪雜，但對主人公樊籬復雜的心理活動、紛亂的意緒都有相當細致的描摹，使小說的敘事變得格外綿密、雋永。小說也發生在馬前鎮，講述的是樊籬換腎后，深恐死亡的瀕臨，在病床上胡思亂想，復盤了自己的一生，傷感地發現在死亡面前一切都顯得無力，因而對旁邊跟他一樣處境的病友極其不屑，因為發現他竟然喜歡詩，在深夜里“竟然在讀詩，還是在隨時都可能死去的時候”，于是這位病友近在咫尺，卻猶如伍爾夫筆下孩子們渴望去逗留的那只“燈塔”，讓他充滿好奇，后來病友去世了，他也最終走近了“燈塔”，終于認出他是自己的一位老同學，一位詩人，當他讀到留給他的詩作《我重返大地》時，那一刻他感到無比溫暖，“感到身體里有一股說不清的透徹力量正在猛烈生長”。
可見，這兩篇小說在融合現代主義與現實主義方面，的確做出了難得的探索，將當代人的情感乃至感覺的喪失問題深刻地呈現了出來。而且，在我看來，這種難得還在于他既讓想象力盡情飛翔，最后又讓敘事穩穩地落在現實生活的大地上。另外，還有一個原因，也使得倪學禮無論如何都不會走向極端，就是他始終鐘愛“趣味”，尤其是人間的煙火味兒。在他看來，或許大俗大雅，才是小說更高的境界。他于2015年發表的《梅花四，紅桃五》是一部長篇諜戰題材小說，據說就是要追求這樣的境界，他在自己的新浪微博中這樣寫道：“它既有思辨真理、尋找真相的嚴密敘事，又有帶著煸炒蔥姜過后濃郁香氣的世俗生活。”
倪學禮的小說是充滿趣味性的。當然，趣味之于倪學禮小說，也并不是只為迎合大眾的口味，而為了給人以休養，是嚴肅生活之前的準備。而且我覺得，這種“趣味”在小說中最突出的表現，就在于倪學禮的對白藝術。這既得益于他多年的實踐探索，還得益于他潛心的理論研究。這里可以隨便舉一例，在《追趕與呼喊》中這段夫妻夜話，讀起來特別有滋有味，耐人尋味：
小麥說，你們知識分子就是麻煩，二半夜還帶談心的。林木說，我考上大學你們全家都不高興！小麥說，你要他們怎么高興，敲鑼打鼓給你戴紅花嗎？林木說，我請客時，你們家一個人都沒來。小麥說，他們都來了，該把鍋給你吃塌啦！林木說，不管怎么說，我都得謝謝你。小麥說，跟睡在一鋪炕上的老婆還見外？林木說，我結了婚，還能報名，多虧你二大爺了。小麥說，你還是謝你自己吧，沒長那個腦袋，報了名又有什么用……小麥，有件事我一直沒跟你說，家里還不知道我結婚呢……小麥說，什么？你閨女都兩歲多了，你家里還不知道你結婚呢……你說，現在怎么辦吧？小麥打了個哈欠，說，天大的事也得天明再說啊，先睡覺吧。
應該說，迄今為止倪學禮的小說無論多么嚴肅，都并未走向錢鐘書式的尖刻，也未走向博爾赫斯式的幽閉，而是讓“趣味”平衡了這一切。“趣味”讓他的敘事更富彈性和可讀性，有了小說必要的松弛。但同時，又沒有使他的小說走向所謂的“通達”。這就好比魯迅所說的“生存的小品文”自然“也能給人愉快和休息，然而這并不是‘小擺設’，更不是撫慰和麻痹，它給人的愉快和休息是休養，是勞作和戰斗之前的準備”。
可見，這樣的“趣味”，透著生活的智慧，也有蘊含著思想的智慧。顯然，它不是反諷、通透、亦邪亦正，而是一種生命的“真味”。它與“良知”“真情”與“實感”相同，都是倪學禮通過自己的小說創作，從生命里找尋出來的“真實”。那么，這種“真實”是否可信？倪學禮在他的小說里早已作了回答：
“什么是真的，什么又是假的？”
“你信它，它是真的；你不信它，它也是真的！”
“它是什么？它在哪兒？”
“它也許是遼闊的夜空里一道亮光，也許是無垠的荒野里的一盞明燈；它在你的眼中，也在你的心中！”
由此可見，這種從生命里找尋的“真實”，已然成為倪學禮的一種真理與信仰。當然，此“真實”非彼“真實”，它不是物質世界的真實，而是人作為生命所具有的“超越性”，是人之為人所以能勘破“幻象”，最終走出“洞穴”的希望和可能。因此，縱觀倪學禮三十余年的小說創作，我認為他之所以能充滿探索的銳氣與勇氣，充滿思想的鋒芒與力量，正是源自這種來自生命的“真實”。
總體而言，倪學禮小說的題材選擇、人物塑造、藝術手法和語言風格也是多方面的：既有現實題材，也有歷史題材；既有對草原林場、鄉村都市的生動描摹，也有對農人獵戶、詩人畫家、劇作家媒體人的精心刻畫；既有現實主義的寫實，也有現代主義、傳統小說和通俗小說的手法；既有干凈洗練、樸素動人的溫暖講述，也有辛辣尖銳、一針見血式的諷刺揶揄；既有幽默風趣、親切有味的戲謔調侃，也有自我拷問、顧影自憐式的詩意沉吟。他的小說很少自我重復，他總是能夠通過一種融合先鋒與傳統、典雅與通俗的藝術風味為我們提供新的閱讀經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