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內容提要：當下的省域文學史常被默認為是某種服務于地方利益的行政化結果，其學術意義尚未得到充分認可。而“省域”對中國文學尤其是現當代文學的介入，仍是一個有待深入的話題，省域文學史的未完成狀態使其底層博弈規則呈現得更加直接而清晰，其編撰的繁榮充分體現了“中國—世界”的積極對話，而省域文學史的進展，則成為全球化語境下中國與世界關系調整的典型文學映射。

關鍵詞：省域文學史 現當代文學史 省域文學

“省域文學史”的廣泛涌現，是新世紀二十余年來令人矚目的文學現象，根據其目前發展趨勢，“一省一史”甚至“一省多史”文學局面的實現，大概只是一個時間問題。以筆者有限的觀察和統計，雖然早在1960年就有《內蒙古自治區文學史》面世，但“省域文學史”集中出現于新世紀，目前以行政區冠名的文學通史和斷代史約有三十余種，有二十余種出版于2000年以后，十余種出版于2010年以后，全國三十四個省級行政區中的絕大部分都已經有了自己的“省域文學史”或者進行了相關立項，而專門史如兒童文學史、民間文學史、民族文學史尚不在此列。可以說，“省域文學史”的普遍建構已經是一種新世紀的文學事實，而作為一種近期出現的景觀，其長遠影響雖尚未可知，卻也并非是一種可以輕言略過的文學現象。

以行政區劃為基礎的文學版圖設計和歷史建構雖然如火如荼，相關的學理性探討雖不能說付之闕如，卻也堪稱冷淡。相對于“地方性文學”或“地域性文學”所得到的青睞，“省域文學史”所獲得的學術認可無疑更加寥落，甚至有論者斥之為“邏輯荒謬”1，至少也是“精神認同明顯弱于地域文學”2。更嚴重的是，在學術界，“省域文學史”遭到了現實性、合法性和應用性的質疑：首先，“省域文學史”的內容難以固定，其文學敘事以當下行政區劃為前提，而行政區的時代變動卻導致作家的籍貫難以確認，作家的國內流動也導致其文學身份變得棘手；其次，相對于民族國家的文學敘事，省域文學敘事的天然合法性仍顯匱乏，省域文學與國域文學的關系仍有待于深度闡釋；最后，“省域文學史”的應用空間仍然有限，其在學術方面更多地充當了某種“延伸性方志”的角色，而在教育領域則明顯缺乏應用空間，較少具有歷史影響力。總體而言，“省域文學史”被默認為某種服務于地方文化利益的行政化結果，學術意義則缺少認可。此外，“省域文學史”又一直都是實踐先行的，其外在學術條件和自身學術內涵都還沒有得到理論性的充分剖析，其施用空間和學術生產性亦未有詳細估測。“省域”對中國文學尤其是現當代文學的介入，也仍然是一個有待深入的話題。

一

時間與空間的滑動、遷移及其組合是形塑歷史的重大因素，時空邊界的參差往往會對文學史書寫造成巨大的沖擊，或者也可以說，文學史本身就是對時間和空間進行特定裁切和選擇的結果，其裁切方式和節點選擇又會極大地影響文學史的樣貌。如《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明確“以1917年1月《新青年》第2卷第5號發表胡適《文學改良芻議》為開端，而止于1949年7月第一次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在北京的召開。在這個意義上，‘現代文學’僅是一個時間概念”3。王德威在《被壓抑的現代性——晚清小說新論》中重提“我們怎么定義‘現代’中國文學的問題”4，主張“中國作家將文學現代化的努力，未嘗較西方為遲。這股躍躍欲試的沖動不始自‘五四’，而發端于晚清”5。“《新青年》說”和“晚清說”的沖突比較典型地顯示出了“時間性文學史”的內在結構，即必須以某一時刻為“文學奇點”，奇點之前的歷史和之后的歷史截然有別，知識、觀念、意義、信仰由此“奇點”爆炸式地連續生成，進而形成一個線性時間形態的敘事神話。由此可見，“奇點”的確立是建構這一神話敘事的關鍵，而“奇點”的調整也意味著文學史話語的重大變化。

另外，“時間性文學史”內在地追求延續與關聯，或者說，“文學奇點”如果不能被確認為產生了具有延續性、有機性的歷史結果，其“奇點”身份就不能成立。缺乏前后延續、有機關聯的歷史敘述也無法得到“史”的資格并獲得廣泛承認。嚴家炎在《中國現代文學的“起點”問題》中主張，陳季同1890年以法語寫就、出版于法國的小說《黃衫客傳奇》以及1892年韓慶邦以吳語寫成、連載于其所創期刊《海上奇書》的《海上花列傳》“意義確實屬于現代”6，而這一觀點遭到同仁的普遍反對，其重要原因之一即在于，若以陳、韓二人之作為文學史奇點，歷史敘述就變成了“‘五四’文學革命實際上是個高潮，其間經過了三十年的醞釀和發展，兩三代人的共同參與”7，甚至被視為中國新文學“父親”的魯迅也僅僅成了“二代、三代的活動都參加過”的一份子。而在陳季同和魯迅之間，嚴家炎又列入了梁啟超、曾樸、徐念慈、周瘦鵑等人物作為過渡。這種新的文學關聯鏈，意味著對原有文學史結構和秩序的全面顛覆，所有的文學史單元都需要重新評價與安置。在新的評價和安置意愿未能形成共識之前，嚴家炎所說的“新起點”就不能被承認。

于是，我們可以較為清晰地判斷出空間性文學史或者說時間神話成立所必備的兩個關鍵因素：“奇點”和“關聯鏈”，以及兩者既遞進又循環的關系，而它們構成了當前講述“文學”史，乃至“現代”史的主要框架。

值得注意的是，這種時間性文學史的鋪陳，在很大程度上對文學空間進行了預設，《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等著默認以一個整體性的“中國”概念作為歷史話語指涉的對象和負荷歷史話語的載具，雖然其歷史敘述仍然對文學現象的地區性予以強調，但“中國”作為歷史單位的整一性、同一性和均質性是明顯和突出的，“中國文學”內在的多元性、差異性和不均衡性實際上都處于被遮蔽的狀態，而這也為“空間性文學史”的發生留下了廣闊天地。

“空間性文學史”超越了“時間性文學史”所積累的文學認知經驗和理解習慣，而試圖以非線性的平面拓展來描述文學發展的歷史景觀，如《插圖本中國現代文學發展史》開篇即從上海的報館街談起，認為上海“作為全國報業中心對晚清文學現代萌芽的環境形成，直接發生著巨大的影響”8；論及文學社團如南社，尤其注意“東京—上海”的遷徙經歷對其人員構成的決定性作用，并認定這兩座城市是晚清文學的中心；談到文學研究會時，亦注重其“成立于北京、發展于上海”的空間特征，提出“從北京到上海，這是一條通行的文學路線”9；探討經典之作《阿Q正傳》，也注重其“空間傳播”方面，詳述了小說發表后在海外的流布與譯介；此外，《插圖本中國現代文學發展史》還引入大量圖譜，以地圖、表格等方式重點呈現劇場的分布、譯作的地理來源、作家的遷徙線路等，這些都顯示出了空間性文學史相對特別的敘事著力點和理解向度。

由這一案例可以看出，相對于時間性文學史的“奇點—關聯”模型，空間性文學史實際上是基于“中心—邊緣”模型所營造的歷史話語，其關鍵因素在于：起源和復制。前者意味著新興文學機制與中心地域相結合，生成具有向心力和再生力的新型文學系統；后者意味著新型文學系統在邊緣地域中復制再生，傳播中的形變和邊緣地域的特定條件也會導致其具有某種“在地性”。“中心—邊緣”模型衍生出一系列“主體—客體”“自我—他者”的文學話語，“中心”有事實上的主導性，而新型文學系統的不斷復制又會持續強化“中心”的神話屬性。因此，空間性文學史天然地強調文學發展的層次性和差異性，文學在宏觀上總是波段式地行進，在微觀上則可能有各式突進、沖突和折返。

但是，相對于時間性文學史，空間性文學史仍然是欠發達的，這不僅體現在兩種文學史相去甚遠的數量上，也體現于雙方差異巨大的影響力上。“上海”是中國現代文學事實上的中心，但“上海”的重要性從未能與“五四”相提并論。體量與影響力的差距也同樣映射了兩種文學史發展的不平衡性，事實上，空間性文學史的發展遠遲于時間性文學史，在很大程度上，前者甚至表現為對后者的補充。同樣作為文學的創世神話，“時—空”文學史兩者間事實上存在著一種并不平衡的壓抑關系。

僅就中國現當代文學而言，絕大部分“省域文學史”的生成邏輯不完全等同于上述兩種之中的任何之一，近百年來的文學史著述大多以民族國家建構作為默會前提，“民族國家”實乃文學史書寫的“元知識”，這導致作為其組成部分的“省”都缺少生成“奇點”和“起源”的話語條件，相對于國域敘事，現當代文學的省域敘事注定只能是一種論據而非主題。因此，“省域文學史”的自我建構常常采用通史策略，即將文學史奇點推向更加久遠的古代，通過附驥古代文學史以借取歷史合法性。因此，這類文學史常常折中地依照時間維度將“省域文學史”設置為若干“編（卷）”，而現當代文學則是其中一編（卷），如《湖北文學史》（王齊洲、王澤龍，華南理工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就設為五編，分為“上古文學、中古文學、近古文學、近代文學、現代文學”，開篇即強調“湖北上古文學體現了令人景仰的荊楚精神”，“荊楚精神是湖北文學的精神之源”10，聞一多、余上沅、廢名則作為“第五編 現代文學”的組成部分，而與第四編的樊增祥、第三編的袁宏道、第二編的岑參同等入史，“現當代”與“古代”均質化地共享了源自上古的歷史合法性。

而省域現當代文學專史的撰述就較難采用“奇點”上移的方法，于是，空間性文學史的撰述策略就成了更加適配的選擇，如《廿世紀山西文學史》（崔洪勛等，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7年版）就從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楊深秀寫起，延伸至李提摩太等在太原主辦山西大學西齋，山西留學生在日本創辦《第一晉話報》和《晉乘》等，其歷史敘述呈現出典型的“中心—邊緣”模式。這一策略能夠較完整地闡釋省域文學的“傳統—現代”轉換歷程，但又必然轄制文學的地方性，導致史著變得雷同，各省特征極難凸顯，實際上是封閉了文學史向深層發展的可能性。還有某些省域現當代文學史試圖采用技術性手段來使之回到“奇點—關聯”的時間性軌道上來，而現當代文學天然的民族國家內涵，又使這種文學史的成立無法僅僅依靠源自古代文學的歷史合法性。具有“現代”意味的文學“奇點”必須據有一席之地，這就導致了時間性敘事無法維持單一和線性，而發生了分裂。如《江蘇新文學史》（陳遼，南京出版社1990年版）利用“前言”來構建時間關聯，提出“江蘇新文學上承已有二千幾百年的江蘇文學”11，“‘五四’文學革命充當了江蘇新文學的產婆，江蘇新文學從此誕生”12，實際上制造了兩個時間“奇點”、兩個歷史起源。

“通史策略”使“省域文學史”的編撰取得了合法性一致，卻回避了對“傳統—現代”轉折的闡釋，導致了解釋效力不夠充分，“省域文學史”（尤其是現當代文學史）的營造顯然受到時間神話與空間神話的雙重轄制，而無論使用時間還是空間性框架，“省域文學史”實際上都面臨著與國域文學史的“神話一致性”問題，“省域文學史”很難不對國域文學神話進行移植，而移植中的任何一點失調，都可能會形成顯而易見的敘事沖突。

二

顯然，“省域文學史”還普遍呈現為一種不甚整飭的狀態，尤其表現在中國現當代文學史的撰述方面，其作為一種系統性知識的嚴密性和完整性仍有缺失，但也恰恰是這種未完成狀態，能夠使文學史生成的底層博弈規則呈現得更加直接而清晰。

根據周振鶴的研究，歷史上中國省域的劃定具有“可變性、繼承性、延續性”的特點，“省的創置自元代以來已有七百年，而某些政區的邊界至今已經沿用千年之久，更有個別縣的幅員甚至長達兩千年沒有大的變化”13，隋唐五代宋遼金時期，政區形式為“道（路）—州—縣”，元明清以來，則為“省—府—縣”，這種行政區“使得一府（或與府相當的州、郡）或一省（或與省相當的路、州）之內的語言、風俗等文化因素趨向一體化”14，各地方言“以府（二級行政區）為單位，內部有較大一致性”，“方言區劃和歷史行政區劃在很多地方事實上是重合的”15，如浙江，其二級行政區“除嘉興府外，其他十府（州）的轄境穩定了近一千年不變”16。長期固定的行政區劃所形成的空間穩定性使“省域文學史”獲得了非常明確的地理指向，而地理空間內部長期穩定的方言和方言區又提供了良好的語言文化條件，“行政—地理—文化”的一致性和穩定性塑造了具有邊界的文化單元，使“省域文學史”成為可能。同時，在省域內部也存在著歷史中逐漸形成的自發性信仰與認同，如魯迅1912—1919年居于紹興會館，其所住的補樹書屋對面就是供奉鄉賢的“仰蕺堂”和“晞賢閣”，堂內的牌位有“先賢言子之位”“明先賢陽明王子之位”“明先賢蕺山劉子之位”（即子游、王陽明、劉宗周）；閣內各供奉正祀五十一人、附祀二十五人，包括黃宗羲、陶望齡等紹興名士17，周作人回憶其“一年春秋兩次公祭，擇星期日舉行”18，其祭文則稱“良知慎獨，文成忠介，屹然兩宗，扶持宇內，聞之見之，鄉閭為最”19。這就說明，“省域文學史”具有長期積累而成的知識、思想、信仰基礎。而地方鄉紳懷慎終追遠之心整理鄉邦文獻，亦屬傳統。魯迅就曾補繪《于越三不朽圖贊》，為明代越中先賢朱東武、胡幼恒、余岸修三人繪制頭像，該書收錄紹興歷代先賢一百零九人，皆為堪稱“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者；又曾以極大的精力編纂《會稽郡故書雜集》，以求“用遺邦人，庶幾供其景行，不忘于故”20，從立意到成書，前后歷十八年之久。由此可見，無論是客觀條件還是主觀條件，“省域文學史”的編纂都不乏優良的歷史積累。雖然目前來看，“省域文學史”的編纂確實往往出自各種“文化工程”，但其背后“為地方存史”的深遠動力仍然不可忽視。

然而，這種歷史動力并未充分延伸、整合與施展，乃至推動形成基于省域的、中心性的文學史書寫，恰恰相反，已有的“省域文學史”通常表現為去中心化的人物、事件、作品集合。以現當代文學史為例，如其以“類方志”的形式出現，往往盡善，而若其以“文學史”的形態發生，則不免顯得缺少筋骨，歷史的動力和歷史的話語并未充分結合，甚至往往捍格不入。這也就意味著，某種更加強大的力量壓抑甚至阻擋了省域文學敘事當下和歷史的連接。

人類的地緣情感邊界是抑制“省域文學史”成形的天然原因，“戀地情結倘若指向一個龐大的領地，也會淪為虛假。人的生理需求是建立在一個尺度適當的地域當中的。適當的尺度能使人的感知和地域之間建立起良好的關系。倘若一片地域又正好是一個自然地理單元的話，人們就能與它建立起一種更為緊密的關系”21，而“現代國家往往面積廣大，邊界更依賴于人的意志而非自然界限，涵蓋的區域顯得雜亂，因此人心中很難產生依賴于親密無間的地方經驗與知識的情感”22，巨大的傳統國家亦然。正如前文所指出的，方言區與行政區的重合通常體現于府（州）這樣的二級行政區，“特別是唐宋的州和明清的府所轄的地域不大不小，對于一體化來說是最適中的”23，也就是說，行政區劃如若超出州府所限，人類的情感認同就不易生成。正如魯迅對鄉邦的感情常常體現為對“會稽”的認同，而其家鄉紹興自唐憲宗以來始終為州、府（越州、紹興府）治所所在，并為山陰、會稽的縣治所在，這種州、府、縣同城而治的局面一千三百余年未變，紹興所扮演的角色，實際上是一個古老的區域行政中心，自然也是文化中心。這樣的行政區體量和文化單元，適宜催生人的鄉邦情感，又不會超出其情感邊界，而一旦由州府上升到上一級的“省”，人的戀地情感就較難企及而需要象征符號、儀式的介入和喚起，而在省一級范圍內，這種符號和儀式又顯然是不存在的。

古老的吏治國家傳統則是導致“省域文學史”難以成形的重要歷史原因，“同鄉觀念之為美德，系基于更大的政治理念，這種理念將同鄉紐帶深化和理性化，賦予其更為廣闊的超越地方的含義。愛家鄉之所以為美德，是因為它有助于構成和強化更大的中國政治組織。如果地方觀念不與這種政治理念掛鉤，則是鄙陋的”24。地方士人雖然自發地形成鄉土觀念、進行鄉土文化建構，但歷代先賢“所以是先賢，是因為他們的主要功績超越地方，影響全國”，他們“都以學優登仕、官位顯赫著稱”25，士人通過科舉考試制度而與中央政治直接連通，不僅認同于鄉梓故土，更認同于全國的精英群體。相對于省一級象征符號和儀式的缺失，針對鄉邦與中央國家的儀式活動則發達許多，人們在代表鄉土的會館中不僅祭拜地方先賢，更祭拜主掌文運和文章的魁星以及象征忠義的關羽，這喻示著吏治國家強大的人才虹吸能力和意識形態影響力。在省與國的梯次關系中，前者無法與后者相提并論，這就大大抑制了“省域文學史”發生的可能性。

沖突的行政區劃設計是“省域文學史”形成的重大阻礙。政區之設，一方面要有利于中央集權國家行政管理，一方面要順應地理環境的先天條件，“在這兩種思想指導下，就出現了犬牙相入和山川形便兩條相互對立的劃界原則”26，“雖然實行山川形便的原則有經濟上的需要和文化上的益處，但……完全以山川作為邊界的政區，成為一個完善的形勝之區、四塞之國，如果這個政區的幅員足夠大，而政區長官又有一定權力的話，就可能出現憑險割據的現象”27，為此，犬牙交錯的行政區劃就成了對抗憑險割據的重要手段。而這也就直接影響到了省區的文化構成，導致來源不一的文化單元往往被有意組合為同一個大型行政區，這種內在的沖突使“省域文學史”的自然地理合法性和文化邏輯合法性都遭遇巨大的挑戰。如江蘇、安徽兩省都既跨長江南北又跨淮河南北，域內吳方言、中原方言和江淮方言互不相通，這在保障了區域穩定的同時，又使文學史的統一性書寫面臨著更多困難。

三

“省域文學史”編撰中所呈現出的諸多問題，究其實質，是兩種沖突的體現：即以不同層次的空間（如縣、州府、省）為出發點所導致的沖突，和不同類型的情感（如天然的地域情感、符號喚起的認同情感）彼此間的沖突。而這兩種沖突不僅發生于“省域文學史”書寫之中，也普遍發生于當前中國現當代文學的整體研究之中。就具體操作而言，省域區劃“犬牙交錯”的程度，直接影響域內文學的一致性，進而提升了“省域文學史”的撰寫難度，而“民族國家”作為一個潛在的、強有力的背景，又對國民、文化甚至傳統都提出了均質化的要求，這就進一步壓縮了“省域文學史”的構建空間，前民族國家和民族國家幾乎對省域意識的凸顯形成了雙重圍剿，在這種情況下，“省域文學史”似乎就應該處于一種欠發達狀態。然而，其事實上的豐富又打破了這種看似必然的情形，“省域文學史”編撰所具有的天然困難與其在新世紀所呈現的活躍度，形成了有趣的對照關系，如果僅從行政驅動的角度出發，并不能完全解釋這一現象。

事實上，除“省域文學”之外，與之相提并論，進而形成交互、競爭關系的學術概念，還有區域文學、地域文學、地方文學、地方性寫作、地方性路徑等，雖然在概念使用方面仍未達成共識，但這一批具有同一指向性的概念的持續發生，本身就顯示出一種文學發展的動力、軌跡和趨勢。

“省域文學史”在21世紀蔚為大觀，其根源可以追溯到20世紀80年代的文化熱和尋根文學，前者熱衷于考察世界，后者側重于深掘本土，但都是對“中國—世界”發展為開放關系的自然反應，只是這種反應在20世紀90年代之前更多體現為知識分子的自發自為，在20世紀90年代以后則集中表現為國家性支配。“省域、區域、地方”等在文學意義上所受的重視，也是完整地被籠罩于這一歷史嬗變之中，可以說，區域、地方等概念主要體現為知識分子學術化的知識生產創新，而“省域文學史”則更多體現為文學的制度化和國家化。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嚴家炎主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與區域文化叢書”、樊星撰寫《當代文學與地域文化》都體現了對此前文化熱和尋根文學的承繼和整理意識。而隨著“中國—世界”關聯的日趨緊密，全球化所導致的文化失落和后殖民引發的身份失落迅速內化為中國問題，“東—西”和“前現代—現代”的學術焦點也迅速向“身份認同”“話語殖民”等轉移，“省域、區域、地方”的意義進一步凸顯，學術界迅速進入歡呼全球化和反思全球化并存的雙重視域，2003年靳明全主編的《區域文化與文學》、2004年丁帆的《中國西部現代文學史》都體現出了這種新的問題意識和新的思考方向。與此同時，“省域文學史”亦開始大量出現，陜西、遼寧、江西、河南、浙江、海南等省于這一時期先后推出本省文學史。也即是說，在21世紀初，面臨全球化與后殖民，知識分子話語和國家話語都在相當程度上選擇以“中國的次級單元”作為敘事基點，地方性和民族性于此達到了高度重合，“省域、區域、地方”成為重要的敘事主體，“省域文學史”雖然隱沒于“區域文學”“地方文學”之后，但兩者的聯系仍然千絲萬縷。如從“省域”出發觀“地方”似有萬千未逮，但從“地方”出發看“省域”則十分恍然，正如有論者指出的，研究者無法回避“‘地方’是一個叢聚概念，即使就單個作家的創作來看，也往往包含了多地經驗的交錯、疊加”28，這甚至也包含了“地方”與“中央”的交錯和疊加。

需要注意，作為一種學術成果，“省域文學史”并非是行政實體的直接產物，其編者和著者通常都具有普遍認可的學術身份并隸屬于學術共同體，其中優秀之作亦如其他文學史一樣在學術研究中廣受征引29，如果說“省域文學史”的影響力普遍較小，恐怕未必盡然；作為一種歷史敘事，“省域文學史”和國域文學史共享著同樣的敘事邏輯并面臨同樣的問題，作家的多重身份、省與國之間的模糊關系等問題折射于“國家—世界”文學問題域中，就表現為“臺港暨海外華文文學”“新移民海歸文學”“華語語系文學”等概念的不斷涌現和彼此互補互斥，民族國家范疇內的省域文學問題和世界范疇內的民族國家文學問題雖然受到了不盡相同的待遇，卻未必沒有紓解之道；作為一種具有潛在影響力的認識裝置，“省域文學史”背后明確的邊界認可顯然比“齊魯”“三晉”“嶺南”等文化認同具有更加明顯的剛性意味和更加強大的區隔能力，其區分文學畛域的價值，以及對“一體化”文學敘事的潛在松解作用也顯然不可小覷。說到底，“地方路徑”“地域文學”畢竟是相對于“中央路徑”“一體化文學”等而成立的，其相對性導致了這些概念其實并不能正面而具體地回答到底“何為地方？”“何為地域？”反倒是界限分明的省域概念于此能夠做出斬釘截鐵的回答。兩者雖然話語上分離，卻在事實上共鳴和互補。

實際上，無論“地方路徑”的研究選擇，還是“省域文學”史的積極編纂，都隸屬于“中國—世界”的積極對話，其最典型的案例，就是莫言2012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這一事件既是地方化的寫作獲得了全球化的認可，又是民族化的文學獲得了世界性的承認，20世紀80年代的理想與21世紀初葉的渴望于此一并達成，而這也意味著基于省域的、地方的或者區域的寫作獲得了更為巨大的合理性，于是，在相當程度上，“在地”開始整合“在國”，“在地性”這一原本應用于藝術界的概念被挪用到文學領域（從In-situ到Localization），逐漸統合了省域書寫和地方書寫、國家話語和知識分子話語。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就是陳曉明在莫言獲獎后對其創作的概括——“在地的尋根”“越界的世界觀”和“解放性修辭”，“莫言的書寫總是無止境地奔涌，總是離去，甚至如小生物（蝌蚪）般匍匐在地，正因為‘在地’——這井底之蛙，能看到外面的世界，能自由自在地想象無邊的世界”30“在地匍匐”與“出入世界”既構成耦合關系也構成因果關系，“在地”為因，“世界”為果，“在地性”成為了獲取全球化認可的一種通道。

而更需要注意的是，在省級行政區之間也往往存在著積極的文化競爭關系，如果說在中國與世界間建立普遍、積極的聯系之前，“省域文學史”的成立與進展主要取決于國家內部中央對地方的許可、鼓勵程度，那么中國對世界的開放則導致了這種許可在一定層次上向世界敞開，衡量標準也向世界遷移，這也使各省級行政區有更大的動力去爭取世界的文化認同以提升國家認可。“現代國家作為一個擁有邊界線的龐大空間很難讓人直觀地去體驗到它，對于個體來說，國家真實性取決于這個人有什么樣的知識水平。”31而對省域文學的推動，則更有利于提升國家的識別度和形象，“省域文學”和“省域文學史”的進展，實際上是全球化語境下，中國與世界的關系調整的典型文學映射。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藝術學項目“中國20世紀上半葉藝術宣言中的觀念演變研究”（項目編號：23BA028）階段性成果]

注釋：

1 方維保：《邏輯荒謬的省籍區域文學史》，《揚子江評論》2014年第2期。

2 李怡：《從地方文學、區域文學到地方路徑——對“地方路徑”研究若干質疑的回應》，《探索與爭鳴》2022年第1期。

3 錢理群、溫儒敏、吳福輝：《前言》，《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頁。

4 5 [美]王德威：《被壓抑的現代性——晚清小說新論》，宋偉杰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5、9—10頁。

6 7 嚴家炎：《中國現代文學的“起點”問題》，《文學評論》2014年第2期。

8 9 吳福輝：《中國現代文學發展史（插圖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6、123頁。

10 王齊洲、王澤龍：《湖北文學史》，華中理工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20頁。

11 12 陳遼主編《江蘇新文學史》，南京出版社1990年版，第1、9頁。

13 26 27 周振鶴：《體國經野之道：中國行政區劃沿革》，上海書店出版社2009年版，第1、59、61頁。

14 15 16 23 周振鶴、游汝杰：《方言與中國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5、56、61、55頁。

17 19 王日根、[日]大木康編《中國會館志資料集成》第2輯（10），廈門大學出版社2020年版，第555—558、554—555頁。

18 周遐壽：《魯迅的故家》，《魯迅回憶錄》，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061頁。

20 魯迅：《〈會稽郡故書襍集〉序》，《魯迅全集》（第10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35頁。

21 22 31 [美]段義孚：《戀地情結》，商務印書館2018年版，志丞、流蘇譯，第150、148、149頁。

24 [美]顧德曼：《家鄉、城市和國家——上海的區域網絡和認同（1853—1937）》，宋鉆友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7頁。

25 [美]白思奇：《地方在中央：晚期帝都內的同鄉會館、空間和權力》，秦蘭郡、李新德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101—102頁。

28 李永東：《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地方路徑》，《當代文壇》2020年第3期。

如截至2024年1月20日，據CNKI檢索，邱明正主編的《上海文學通史》2005年版被引258次；陳書良主編的《湖南文學史》1998年版被引80次、2008年版被引54次；吳海、曾子魯主編的《江西文學史》2005年版被引183次。

30 陳曉明：《“在地性”與越界——莫言小說創作的特質和意義》，《當代作家評論》2013年第1期。

[作者單位：南京大學藝術學院]

[本期責編：鐘　媛]

[網絡編輯：陳澤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