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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暌違十年，山西作家李銳于2021年在《收獲》雜志發表長篇小說《囚徒》，引發學界關注。令人驚訝的是，這部小說是對2011年出版的《張馬丁的第八天》的續寫，李銳重新回到他筆下的文學地理“天母河”，寫下了又一曲壯麗的生命歌哭。

關鍵詞：李銳 《囚徒》 《張馬丁的第八天》 神話觀 傳說性

2021年，闊別文壇十年的李銳攜新作長篇小說《囚徒》回歸，并為小說加上了一個副標題，“天母河傳說之二”，指明這部《囚徒》是對2011年出版的《張馬丁的第八天》的續寫。這種“續寫”或“重述”可說是李銳最為典型的文學標記，他在小說后記《生于意外》中自述道：“十年間，我筆下的天母河，照舊還是河涌大荒，川流不息。”然而，或許是由于十年來的沉寂，也或許是在此之前，李銳就與文壇主流漸行漸遠，《囚徒》面世后，在學界和評論界引發的聲音并不多。主要的評論文章都已注意到小說的題材，注重其對近代史的記錄與想象1，在歷史觀上對前作的延續和更新，將其放置在李銳的歷史小說軌跡上2，形成“《舊址》——《銀城故事》——《張馬丁的第八天》——《囚徒》”一線。也有文章注意到《囚徒》在對“人”的挖掘中與李銳早期作品的呼應關系，稱其是“對人類精神困境的持續開拓”3。但已有研究并未清晰地回答一個問題：曾作為20世紀八九十年代文學重要的參與者、思想者甚至引領者之一的李銳，在生命突遭巨變、一度面臨死亡后又奇跡般重回文學道路之后4，這部作品究竟包含著怎樣的生命感悟，李銳又為何執意要在十年之后，再次回到這條虛構的“天母河”？本文認為，新作《囚徒》并《張馬丁的第八天》這兩部“天母河傳說”，不單是站在歷史觀角度的進一步探索，更重要的是，他對人在生死之際的大困惑、大恐懼作出了又一次“正面進攻”：一方面，他試圖探討人的靈魂與存亡問題，并在形而上層面給出了自己的答案；另一方面，在歷史、神話與傳說的交織中，完成從“神”到“人”的復歸。

一

在《囚徒》中重歸天母河后，李銳首先勾畫出一副令人惋惜的人物造像：東河知縣孫孚宸被戴上重重枷鎖，“革去七品頂戴，褫奪功名，削職為民著戴枷赴京請罪”，“特命沿途所經一切意、法兩國天主教堂皆需戴枷親往門前跪叩謝罪”5。在前作《張馬丁的第八天》中，知縣孫孚宸是一個相對隱匿和沉寂的角色，他在許多事情上作出的選擇均為“不得已”，滿口圣賢之言，謹小慎微，在不由自主的情況下多次影響情節的關鍵走向：在他的判處下，張天賜獲罪身死，張馬丁被當成罪魁禍首，繼而引發了后續的一系列事件。站在道德、倫理和情感的維度，孫孚宸或許是“小人”，但并不足以成為“罪人”，與小說中恩將仇報、因一己私欲禍害了捕快陳五六的女兒與其戀人并致二人自殺的真正“罪人”老三相比，他是令人同情的、不忍苛責的。小說題為《囚徒》，從表層情節上來看，囚徒即是指戴枷謝罪的孫孚宸；但既然他身上所纏繞的罪責不深、情緒不濃，為何要以他的“罪”、他的“贖罪”之旅作為貫穿全文的線索？

如果說孫孚宸扮演了小說中的罪人，那么瑪麗亞嬤嬤應當是與之相對的“圣人”了，她口中所宣的總是天主與上帝，對人和事總是充滿了寬容與愛。小說所采的天主教宗教背景下，她多次被村民喚為“圣母瑪利亞”也可揭示出她關鍵性的身份。在她面對教眾們死去的遺體時，一邊淚如雨下，一邊悲哀道：“為什么死后的靈魂可以上天堂，活著的肉身卻都要留在這里，留在這個千瘡百孔像地獄一樣的世界上……”6似曾相識的一段剖白也出現在后記《生于意外》中：“七年前十月的一個午后，我突然間暈厥倒地，眼睛里一片黑暗，耳朵里一片死寂，一瞬間，與世隔絕……慢慢地，熒光退去。慢慢地，有了聽覺。我這才看見老伴兒滿是淚痕的臉，聽見女兒焦急萬分的呼喊……靈魂再一次回歸了肉身，生命遭遇了一次意外。現在，我深知，這場意外不過是一次‘假釋’。肉體不過是再一次暫時囚禁了靈魂。”7由此，我們知道，《囚徒》所“囚”的，不僅僅是孫孚宸一人，“罪”并非是“此岸”的人間之罪，乃是靈魂之罪，而肉身即是“枷鎖”，囚禁著他及他筆下所有人物，將他們牢牢鎖在這個世間，無權去往那個并不存在的“彼岸”，不得離開，不得解脫。這或許是生死之際，李銳至深、至真的感觸。人無完人，靈魂在肉身之中所度過的歲月，所走過的道路，就是每個人的贖罪之旅，“不得已”的罪人孫孚宸，就是將這場贖罪之旅具象化的實施人。

孫孚宸的贖罪之旅始于一紙調令。新任的知縣大人還未到任，孫孚宸即刻感到危機的迫近，隨后這種不祥的預感果然成真。他高喊著“知罪”，實際上知的并不是罪，而是命運，孫孚宸認下此番罪狀，實際上正是認了這樁“命”，開始踏上這場令人嘆息、憤恨的贖罪之旅。小說對孫孚宸沿途的“磕頭謝罪”經歷只選取了兩處詳寫，第一處即天石鎮天主堂大門外，他被曾經治下的村民辱罵、譏諷、唾面，雙膝跪地，對死去的萊高維諾主教三拜之后，又問出鏗鏘有力的三問：一問張馬丁是否死而復生，如果不是萊高維諾主教瞞下真相，何來血仇與血案？二問鏟除異教，死傷無數，天主允之、禁之乎？三問列國侵華，不得四萬萬五千人心，天下如何安寧、國祚何以至此？8這三問，問人、問神、問天，看似有理有據，實則件件無解，孫孚宸內心的火焰也就此熄滅。第二處為天石村圣母堂，即大洪水發生前的娘娘廟、張馬丁的埋骨地。在這里的三叩三拜，孫孚宸只余下沉默，唯獨向馬修神父問清楚了張馬丁的尸身是否真的埋在此處、現在又在何處。伴隨著真相大白，孫孚宸了卻心結，最終走向了贖罪之旅的終點——死亡。孫孚宸選擇自盡身亡，既是“知命”之舉——他若不死，賜死的君命也快馬加鞭地趕到了；同時也是“自由”之舉。小說對他的死亡作了詩化的處理：伴著陳五六吟唱的大鼓詞，“金碧輝煌的麥海上，一棵枝葉繁茂的杏樹綠意蔥蘢。杏樹的綠影之下，仿佛有一件陳舊的長衫被人遺落在樹枝上。”9

回看孫孚宸的贖罪之旅，從不甘到認命，從憤懣到釋然，從屈辱到尊嚴，最終走向生命的終結。他“終于完成了一生中自己決定的事情”10，使得這個悲劇人物反倒像獲得了整部作品中罕有的自由與幸福，離開這滿目瘡痍的人世間，靈魂回歸天地。這不由得令人想起，《張馬丁的第八天》中，獨自邁上通往真相之旅的張馬丁，懷揣著堅定的信仰，卻走入了一片萬劫不復。兩人的旅程最終都走向了死亡，但相比之下，張馬丁懷抱著屈辱、傷痛和無法揭露真相的悲愴而死，直到他死后很久，瑪麗亞嬤嬤追尋的腳步才趕上了他，孫孚宸贖罪的旅程才抵達了他，他終于在《囚徒》中獲得了安息。這既是李銳為這位令人尊敬的“真誠者張馬丁”重新安放的命運，也在某種程度上印證了他創作心態的變化。

二

新世紀以來，李銳的小說創作有了較明顯的轉型，已是評論界的共識。在《厚土》之后，他無法再以《厚土》的方式回歸精神家園；他的創作走到神話書寫是有必然性的。作為一位接觸西方評論界較早、具備文化自覺的作家，為尋得“中國的視角”，完成精神上的自救，李銳轉向對神話資源的開掘和重述，并以此完成建立神話觀、完善歷史觀、折射現實觀；《人間》（2011）是李銳向此條路徑上邁出的第一步，而“天母河傳說”二部（《張馬丁的第八天》和《囚徒》）可以視作在《人間》基礎上的完善和擴張。從這個意義上講，“天母河傳說”既是“站在八九十年代延長線上”11的歷史探索，又是站在新世紀文學延長線上的神話重構，他的歷史觀、神話觀在這兩部作品中交匯、沉淀。

2005年，英國坎農格特出版社發起了“重述神話”出版項目，邀請世界各國著名作家參與，葉兆言、蘇童、李銳、蔣韻、阿來五位中國作家也位列其中。系列叢書一經出版，迅速引起了各界關注，也使作家們享受到了一次很好的市場饋贈。《人間——重述〈白蛇傳〉》上承李銳文脈，對“人”與“神”之間的關系有格外深刻的探討，即便在群星云集的“重述神話”系列中也頗為醒目。這次神話重述對于李銳而言既是一次“因緣”12，也是一次啟示，他在接受新浪讀書頻道專訪的時候談到，“對《白蛇傳》的重述給了我們一個可以完全脫離‘現實描述’的機會，應當說，我們反而因此可以直接進入一些更為形而上的對于人性、對于善惡、對于人類終極歸宿的探索和表達”13。他的創作走出了呂梁山的“異托邦”，走出了銀城的竹簡，來到更具廣度和深度的“神性”的場域。與此同時，他又對“我說故我在”式的后現代性敘事甚至“無厘頭”表達是警惕的，深沉、哀痛的文革記憶仍然是他所重述的白蛇故事的底色，歷史、神話兩個維度在小說中交相輝映，放在同時代作家的神話重述作品和同系列作品中來看，有著不容忽視的思辨性、特異性。

相較于《人間》的“叫好又叫座”，《張馬丁的第八天》大約是李銳所有小說作品當中爭議性最大的一部。這部長篇小說講述了天主教傳教士萊高維諾帶領年少的天主教執事“張馬丁”來到山西傳教，與當地信奉“娘娘廟”的村民和“義和團”武裝力量發生激烈沖突的故事。張馬丁在沖突中身亡（實為假死，陷入昏迷），兇手張天賜被公開斬首，其妻張王氏就此精神失常，稱自己是“娘娘”轉世，將假死復活歸來的張馬丁認作丈夫張天賜的附身轉世；不但自己同他媾和“留種”，還借娘娘之名邀其他幾位村婦同來，行“送子”之事。暫且不談小說中種種引發爭議甚至批評的描寫，將《張馬丁的第八天》放在李銳的整個文脈中看，曾經貫穿他創作中的其中一個主題——“精英立場”與“民間立場”的對話性——在《張馬丁的第八天》中消失殆盡。來自意大利的傳教士萊高維諾和喬萬尼（張馬丁的原名）是西方宗教的代表，同時也是現代文明的先驅者，但是與他過去在小說中常常刻畫的知青和農民之間的裂痕不同的是，傳教士和民眾之間的鴻溝難以彌合。閱讀《張馬丁的第八天》，最為直接和強烈的感受莫過于一種阻塞感、迷茫感、絕望感：傳教士的傳教仿佛“對牛彈琴”，義和團的反抗充滿了鮮血和暴力，而普通民眾不論信仰為何，都不過是為了擺脫現世的苦痛、保住精神的家園而掙扎。無論站在哪一個立場的人物，都有一套自洽而合理的訴求；而與此同時，周遭的世界顯得又是那么地惡意重重。李銳將小說的調性定為“從天石村走向世界的旅程是一次悲慟欲絕的旅程”，是他拒絕虛化和回避“文化沖突”而進行的“正面進攻”，是他對“用方塊字深刻地表達自己”的追求的回答。14

從這個角度來看，李銳的神話書寫、宗教書寫是他的歷史觀演進之后找到的新的書寫路徑。他從個人核心經歷“文化大革命”，走到了解放戰爭、抗日戰爭，又走到了辛亥革命，一路追本溯源，終于來到了“中國現代性的開端”15——義和團運動；與此同時，在“神話重述”意義上，他也從“白蛇傳”這個民間傳說來到了始源神話——“女媧信仰”和“基督創世”。若一定要將這兩條路徑排出先后，本文傾向于認為是李銳歷史觀的發展牽動了神話觀的發展；甚至可以揣測，是他的歷史觀走到了一片荒蕪之中，轉而訴諸更高更遠的形而上的存在。

想要真正理解李銳在“天母河傳說”中傳達的思考，首先應當從他為什么選取宗教題材進行表達開始。雖然藝術創作的過程往往充滿偶然性，但李銳來到天母河是有意為之；他打算講一個關于“上帝”的故事。他在訪談中提到，關于《張馬丁的第八天》最初的構想是關于一群“想走進天堂的人卻不幸走進了地獄”16的故事，而書名“張馬丁的第八天”和張馬丁的墓志銘“你們的世界留在七天之內，我的世界是從第八天開始的”，是一開始就寫好了的。甚至于連選取義和團作為小說的整體歷史背景，也是在其后才決定下來的。這是解讀這部小說最關鍵的一把鑰匙。回顧李銳過往的創作，就可以極其清晰地發現，這還是對他的“異托邦”的失落的一種續寫。“七天”乃是天主教教義中一個完整的“自然循環”，也就是異托邦當中的“異托時”，它不斷循環著，維持著一個懸浮于“現實”中的“神圣空間”：天主創世紀用了六天，第七天休息，于是生活在天主所創造的世界里的人們也用六天勞作，第七天休息，這是一個“嚴密、深邃、能夠自圓其說的信仰世界”17。很顯然，這樣一個完整、安全的精神世界，與李銳的“精神鄉土”呂梁山是形成了一種呼應關系的；沉浸在其間的張馬丁，無論怎樣的寒冷、誤解、痛楚都不以為意，他的信仰給了他最為強大的力量。然而，這個“空間”的存在在李銳看來是一樁謊言，張馬丁被夾在兩種宗教（謊言）的沖突當中，用一次死亡，打破了這個虛妄。他從“異托邦”中醒來，來到了“第八天”，真正的“復活”，便是從這循環打破后的第八天開始，此時的張馬丁眼之所見才是真實，眾神退場，萬物寂寥，所過之處不過是鮮血和哭喊， 在那里他的身體、心理和信仰全方位地腐敗了；感受到了寒冷（凍傷）、情欲（被“借種”），以及對因他而死的張天賜、因他們而起的殘酷的教派沖突，感到了真正的羞愧和悲痛。他終于體會到了“真實”，所以他的墓碑上，深深地刻下了“真誠者張馬丁之墓”。

看到這一點，李銳在“天母河傳說”中表達的“人”“神”觀念也就清晰了。他極其冷酷地用“人禍”將神推入無處容身之地——真圣人張馬丁的救贖之旅走向了死亡，“假”娘娘張王氏乘著木盆順著天母河漂流出走；真罪人老三在瑪麗亞嬤嬤和馬修神父的收留下成了教堂敲鐘人，最終通過告解贖罪，“假”罪人孫孚宸被勒令前往洋人教堂叩拜謝罪，受盡屈辱后迎來無可反抗的死亡。“人”“神”的善惡、真假、生死倒轉了，神明并非是人間的救贖，人以神之名所行之事反倒是這一切的劫數，從一部分人試圖以“強盛”和“先進”開拓和征服另一部分人開始，人類的“劫”就到來了。宗教本該是握在征服者手中最圣潔的利劍，卻在遇上中國這片小小的河灘后片片碎裂。“在所有的拯救者離開之后，在諸神退場之后，這個無神的世界，這個無可寄托的人間就只剩下了人自己。”18李銳真正想要呈現的，正是這個“無可寄托的人間”。縱觀這兩部作品，他的呈現是相當成功的。

三

另一值得注意的問題是這兩部小說的“傳說”性質。弗萊的“原型”理論中將文學作品分類成“神話的”“浪漫的”“領袖的（高模仿）”“現實的（低模仿）”“反諷的”，其分類依據并不是道德上或者精神上的高低之分，而是主人公（hero）“行動的力量”19。也即是說，歷史文本與神話文本是同質的，主人公是否具有神的力量往往是一般用以區分“現實”與“傳說”的標志，前者因無限地貼近我們所認為的“真實”而被接納為歷史。“天母河傳說”名為傳說，在敘事上與主人公的行動上也具備明顯的“傳說性”。“傳說”在《漢語大辭典》中的釋義為：人民口頭上流傳下來的關于某人某事的敘述。從詞義上很容易辨明，傳說與神話有不可分割的關系：傳說是第一性的，包含一些原生態的、描述性的故事素材，而其中能夠成體系的、上升到神的、涉及本質的，漸漸固化為神話。二者在文學上的映射也是有區別的，文學中的神話性往往是懸置的、隱喻的，而傳說性則是傳奇的、敘事的、民間的。

李銳的歷史小說創作在《舊址》《銀城故事》之后已經達到一個高峰；但是，他在完成了這樣一次完滿的探索之后，關于歷史的問題仍然沒有獲得解答。他親歷了銀城的那段歷史，然而歷史不是被漠視，就是被偶然地改寫，甚至被“他者”的目光曲解和解構。這些歷史探索令李銳的創作陷入越來越深的苦痛和迷茫之中，故而，他的創作轉向了探尋“前歷史”“前理論”“前觀念”。如前所述，在《人間》之后，他在歷史和神話的交映中感到進一步探索的必要，于是有了《張馬丁的第八天》；但在《張馬丁的第八天》中走向苦痛與虛無也并非李銳的本意，他依然重視人的生命體驗、人的血肉與溫情，所以他必須以某種方式回歸民間。“浩劫之后，我們已經沒有資格坐在浩劫的廢墟上幻想著用‘史詩’來偉大和永恒；我們更沒有資格用‘苦難’和野蠻討價還價。”20于是，他從精英立場的“神話”倒退回了民間立場的“傳說”，在《囚徒》中重歸“天母河”，再去看看那些“只能是人自己”的教民們、村民們。從“神”到“人”，他的復歸是對民間的復歸，但卻并不愿回歸到所謂的“真實”的懷抱中，為任何所謂的“歷史”去偽存真。正如他在《后記》中感慨的那樣：“筆耕一生，我已經懂得了，自己根本不可能也不想去描述出一個‘真實’的世界。”21所以，他借眾生之口講述那些神跡、那些罪惡與苦難，將這個故事留在了“傳說”之中。

為了達到這一“非真實”，“天母河傳說”兩部小說的敘述皆采用第三人稱限知視角，即在每一個小節中切換一次敘述人，是典型的“復調小說”。這是李銳在過去的《萬里無云》（1995）和《無風之樹》（1996）中已成功實踐過的敘事模式。在舊作中，他通過這眾生之口以他們最自然和放松的語態思索著、敘述著、嬉笑怒罵著，形成了一副嘈雜、奇異又渾然一體的文學景觀。李銳采用此種敘事模式將民間的聲音還給民間，在《人間》中，李銳已經使用過類似的復調式的敘事，即將神話故事與現實亦即歷史對照起來書寫。在“天母河傳說”中，更將復調敘事用到極致（以《囚徒》為例，見下表），將神話、歷史、傳說三者并置起來，產生亦真亦幻、虛實相伴的敘事效果。

相較于《人間》的淺嘗輒止，李銳的創作“野心”在“天母河傳說”中有著極為明顯的擴張：不僅僅對“女媧原型（張王氏）”“圣母原型（瑪麗亞嬤嬤）”進行解構和建構，他在《張馬丁的第八天》中讓“張馬丁”這樣一位生存在中西兩種文化夾縫中間的意大利天主教執事，重走了耶穌的創世七天之路，解構了基督創世的神話；并將“耶穌”的化身和“女媧”娘娘的化身放在同一團錯綜復雜、令人瞠目結舌的人際謎團當中。《囚徒》當中也是如此，正如本文第一節所述，小說敘述的重點轉到了“罪”的身上：即使不以“人皆有原罪”論，在天主教/基督教的教義中，孫孚宸的罪責也是存在的，是一種“消極”的、被動的罪。新約中說：“人若知道行善，卻不去行，這就是他的罪了。”（雅各書4—17）正因為人不能像神一樣擁有完美無瑕的靈魂，所以人只能背負著靈魂的罪責，難以逃脫充滿苦難的人間。張馬丁之“獻祭”、孫孚宸之“贖罪”，這些“神圣化”行為，無非是為了抹除世俗的種種、遮蔽現世的苦痛，“以正當的理由、神圣的目的相互屠殺”——因為“人難以容忍‘歷史’，他總要嘗試周期性地去消除它”22。他選擇民間作為他的立場，從根源上批判這種“安慰”與“遮蔽”，直面以神圣為名的暴力與丑惡。其批判與反思的力度，令人不禁心驚膽戰。

李銳創作后期，對“精神鄉土”的失落和“異托邦”的破碎產生了消極和悲觀的傾向，或者說，他對于現代化進程對鄉土傳統的破壞無能為力。而在“天母河傳說”中，這種悲觀變得更為凝實和厚重。他徹底否定了“彼岸”“天堂”的存在，指出“歷史就是一個萬劫不復的此岸”。《張馬丁的第八天》的結尾中，一切欲望和罪孽都被滔天的“創世”之洪水淹沒，張王氏坐著大木盆在河水中漂然遠去；《囚徒》中的孫孚宸在走完最后一站之后，和著大鼓詞的唱腔慨然赴死，而在他身死之后許許多多年，人們為之斷頭流血的圣母堂、娘娘廟、鐘樓和整個村莊都在二戰的戰火中夷為平地。按照弗萊的“四時結構”視之，眾神退場、毀滅正是諷刺作品的原型，李銳在《張馬丁的第八天·后記》中自述，張王氏的出走既是對人間的絕望，也是對絕望的拒絕，然而“絕望之于虛妄，正與希望相同”。十年之后，重歸天母河，李銳最終只看到“荒無人煙的天石村再一次回到洪荒年代”23，或者也包含了對這虛妄的回答。

注釋：

1 孫郁：《一曲〈囚徒〉暗天地》，《小說評論》2022年第5期。

2 11 何平：《唯有“思想著”可以開辟新的文學道路——在八九十年代文學延長線上的李銳》，《小說評論》2022年第5期。

3 陳娟：《“拒絕重復”：李銳的感知詩學——以〈囚徒〉為中心》，《小說評論》2023年第1期。

4 7 20 21詳見李銳：《生于意外》，《囚徒》，麥田出版社2022年版，第272、274、274、274頁。

5 6 8 9 10 23李銳：《囚徒》，麥田出版社2022年版，第24—25、35、274、119—120、259、259、269頁。

12李銳：《偶遇因緣（代序）》，《人間——重述白蛇傳》，重慶出版社2007年版。

新浪讀書專訪，book.sina.com.cn/author/2007—04—24/1414213990.shtml。

14 16 17 18傅小平、李銳：《萬劫不復的此岸——〈張馬丁的第八天〉訪談錄（代后記）》，《張馬丁的第八天》，江蘇文藝出版社2011年版，第230、229、232、233頁。

15李銳：《前言》，《張馬丁的第八天》，江蘇文藝出版社2011年版。

19 [加]諾斯羅普·弗萊：《批評的剖析》，陳慧等譯，百花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第4—5頁。

22 [美]米爾恰·伊利亞德：《宇宙與歷史：永恒回歸的神話》，晏可佳譯，上海書店2022年版，第30頁。

[作者單位：浙江理工大學史量才新聞與傳播學院]

[本期責編：鐘　媛]

[網絡編輯：陳澤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