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內容提要：一定程度上，可以說路遙和弟弟王天樂是孫少平的兩個不同的原型，兄弟倆的鄉村經驗和命運遭際，在這個人物身上都有深度的投射；與此同時，小說作者是把孫少平百折不撓、充滿坎坷的個人奮斗史，當作一部“窮人的圣經”來描寫的。而筆者對孫少平“進城與返城”矛盾的進一步討論，也試圖將其擴展在改革開放歷史中青年農民的過去、今天與未來這一廣大的認識視域里。顯而易見的是，路遙提出的“問題”，并未因這部長篇的問世而終止，這是孫少平至今還活在人們精神生活中的原因之一。

關鍵詞：路遙 孫少平 《平凡的世界》 進城與返城

長篇小說《平凡的世界》可以說是一部“窮人的1圣經”，或說是路遙兄弟的“心靈自傳”2。對此，已有眾多評論家的相關研究。3有關窮人圣經的涵義，網友林夕闡釋得最為精準、深切。這是他大學畢業前的一幕：

當目光掃射到12月5日《光明日報》上白描先生的文章時，不由得心頭一震；《寫給遠方的路遙》。路遙怎么了？我顧不上吃飯，一口氣將白描先生的文章讀了下去。讀到陜北的群眾自發來到醫院門前，哭喊著要把路遙的遺體背回延安時，淚水模糊了我的視線。我丟掉飯碗沖進宿舍，躺在床上蒙頭啜泣。

在整理了自己的情緒后，他接著理性和客觀地分析道：

用燃燒生命的激情為平民寫作，始終把筆觸伸向最基層平民的心靈深處，伸向他們貧窮的生活和高尚的靈魂，細致入微地描寫著底層青年成長過程中尖銳的心理矛盾，和痛苦的心路歷程，為當代中國的千百萬平民讀者，特別是農村青年塑造出一個個充滿力量和道德之美的精神偶像。（這是）……他獲得讀者經久不息的鐘愛之所在。4

在這篇回憶文章中，他沒有用“窮人”，而是用了與此相關兩個概念：“底層青年”和“為平民寫作”。在今天看來，它們從不同方面指向了一個詞——窮人。但這個詞不意味著沮喪、自賤和放棄，而像一團火那樣熊熊燃燒著、升騰著，像一位在人生隧道高舉起火把的啟示者，走進了眾多有理想有抱負的“窮人們”的精神世界。不妨將之解讀為“理想”“奮斗”和“不屈不撓”。在筆者眼里，這就是窮人圣經的特殊意義。

關于“心靈自傳”，路遙的長篇創作自述《早晨從中午開始》5、王天樂的《苦難是他永恒的伴侶》都有明確的注腳。王天樂稱在完成《平凡的世界》過程中，他早已將自己的生命與哥哥及這部作品融為一體：“我幫助路遙用了一年時間在西安結構完《平凡的世界》的框架后，他就匆匆奔赴陜北、銅川開始了體驗生活”；“路遙在寫到第二部完稿時，忽然吐了一口血，血就流在桌子上”，“路遙當時就把我從延安叫到了他身邊”，“路遙讓我永遠也不能給任何人說他的病因，我痛苦地在他面前放聲大哭”；類似這樣的事情，在寫《平凡的世界》中不知發生過多少次。6

在一遍遍體察這個《平凡的世界》里的靈魂人物之后，我認為分析孫少平，要從“窮人的圣經”和“心靈自傳”這兩個方面入手。

一、求學記

路遙深愛著筆下的人物，但對他們，作者的審視是頗為審慎和嚴苛的，這在孫少平求學的過程中得以飽滿地體現。

在1975年初春的原西中學，孫少平每逢吃飯都像做賊一樣，直到飯場上空無一人時才敢露面。因為，在學校飯譜上，已烙下很深的“階層”痕印；對于十七歲的他，這無異于一種地獄體驗（也是路遙的經典描寫之一）：

在校園內的南墻根下，現在已經按班級排起了十幾路縱隊。各班的值日生正在忙碌地給眾人分飯菜，每個人的飯菜都是昨天登記好并付了飯票的，因此程序并不復雜，現在值日生只是按飯表付給每人預訂的一份。菜分甲、乙、丙三等。甲菜以土豆、白菜、粉條為主，里面有些叫人嘴饞的大肉片，每份三毛錢；乙菜其他內容和甲菜一樣，只是沒有肉，每份一毛五分錢；丙菜可就差遠了，清水煮白蘿卜——似乎只是為了掩飾這過分的清淡。才在里面象征性地漂了幾點辣子油花。不過，這菜價錢倒也便宜，每份五分錢。就在這時候，在空曠的院壩的北頭，走過來一個瘦高個的青年人。他胳膊窩里夾著一只碗，縮著脖子在泥地里蹣跚而行。小伙子臉色黃瘦，而且兩頰有點塌陷，顯得鼻子像希臘人一樣又高又直。7

城里同學都選甲菜、乙菜，農村同學家境稍好點的選丙菜，少平則在所有等級之下，他稍遲露面以免自取其辱。海波證實，路遙自然被排斥在“上灶生”之外。8中學生孫少平感受到了切骨的屈辱，卻缺少E.O.威爾遜對人生“第一困境”的理性認識，這位學者對這種“遺傳”（出身）困境的定義是：“那就是我們沒有什么特別的去處。”不過，他又說人“總相信在物質需要之外還應有著個人內在潛能的完善和實現”9。然而，另有人卻確信：“饑餓是一個永恒的威脅，因為它永遠都會存在。”10

孫少平被自身難以超越的困境激怒了，他把每頓只吃兩個“黑面饃”（按飯量能吃四五個），經常在下午勞動（當時學校施行“半工半讀”）餓得眼冒金星的原因，都歸結于這些“城里人”——比如，那個“穿戴得時髦得體”還“揚起手腕看表”的班長顧養民等。他對顧的挑釁，等于是一場決斗——雖然它極其自尊、沒有理智和愚蠢——當然它是路遙對“心靈自傳”（僅某一側面）的一段淋漓酣暢的描寫：

點名的時候，點到誰，誰就答個到。有一次點到他的時候，他故意沒有吭聲。……如果在初中，這種情況說不定立即就會引起一場暴力性的沖突。大概是因為大家剛升入高中，相互不摸情況，班長對于他這種侮辱性的輕蔑，采取了克制的態度，接著去點別人的名了。

也需要審慎體察，在這里，路遙有盡情到放肆的描寫，更有極為克制冷靜地對孫少平心理特征的分析。因為他早早在柳青作品中熟悉了“小說的辯證法”，以及艾思奇“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的平衡原理。這種辯證法是，人物與社會有嚴重激烈的沖突，但到最后又有二者的平衡點。沖突矛盾是小說的戲劇性高潮，然而一旦融會貫通，它又轉變為飽滿的激情與和諧。用同樣熟讀柳青《創業史》的陳忠實的話進一步說：“柳青的‘人物角度’寫作方法，是作家隱在人物背后，以自己對人物此一境況或彼一境遇下的心理脈象的準確把握，通過人物自己的感知做出自己的反應。”11

我們對人物的分析，必須立足于歷史，以“1975”年的中國為根據，所以批評家雷達說，路遙把作品聚焦在“1975”及以后十年是“很有眼力”的。12在海波眼里，路遙家貧困的程度簡直無以復加：“當時大部分農民的日工值為一毛多錢，有的連一毛也不到”，村里人以為，像他這樣的家境去供孩子上學簡直是笑話。直到開學那天，大伯忽然遞給路遙“一把小撅頭和一條羊毛繩，要他上山去砍柴。路遙一下子愣住了”13。1975年，路遙已在延安大學讀大二，在小說里，他把這個“饑餓痛點”提前了差不多十年。然而，他照樣受到生存問題的襲擾，要靠女朋友接濟，還經常借故去蹭延安文友家的飯。14據《延川縣志》記載，在整個70年代，吃不飽依然在農民中是一個普遍的現象，“口糧仍以玉米糰子、紅面饃饃（高粱面饃）、紅薯等為主，亦有以粥充饑者”15。連當時在路遙家鄉延川插隊的北京知青，也有下鄉時吃不飽肚子的回憶。16盡管“人民公社制度”在四年后終于崩潰，但對于生存在具體歷史生活中的人來說，這卻是一場漫無邊際的煎熬。有研究者對造成農民貧困的根源做了深入分析：

農產品統購統銷制度的實行（筆者注：1953），拉大了工農業剪刀差……“城鄉分治，一國兩策”的做法，使農民依附于生產隊，市民依附于單位，公民在本質上缺乏自我發展的自主性。相比較而言，農民受的束縛更多，更不自由，而且從國家那里得到的社會福利更少。由于既沒有自由，又缺乏社會權利，所以農民的社會流動相對停滯，再加上干部對農民的壓制，使得農民看不到生活的希望。

在這部研究城鄉居民平等權利的著作中，作者還列舉了許多具體數字，來說明這一問題。17只可惜，除海波的小書外，鮮有對路遙“早年生活”的文字記載，連作家也恥于回憶個人這段不堪的生活。18

慶幸的是，由于深諳“小說辯證法”，孫少平的難得之處是：他帶給讀者的不單有生活的窘迫、自尊的喪失，更有在泥潭中的奮發向上，有耀眼的樂觀態度，包括對暫時敵人（成長過程中的同學對手）的寬諒和友愛—— 一種“愛己”與“愛人”相混合著的無比強烈的主旋律，在這個近乎卑賤的小人物身上回蕩著，直到迸發出滲透到其他人心靈和感人至深的人生的力量。人們當會讀到，李建軍將其稱之為：“在路遙的《平凡的世界》里，主要人物不是單個出現，而是群體性地出現，但其中最重要的人物，卻非孫少平莫屬。他是這部長篇小說中的靈魂性人物，是它的名副其實的主人公和“英雄”（hero）。也許，有人會說：這個農民的兒子，這個來自底層的青年，既沒有深邃而復雜的思想，又沒有輝煌而曲折的經歷，因此，剖析他的內心世界，揭示他的個性內容，豈不是數語便可蕆其事？”然而其奧秘是：“惡劣的生活環境，苦役般的體力勞動，給他帶來巨大的痛苦。但是，他的精神，始終是向上的，甚至可以說，是高貴的。”19蔡翔同樣指出：“孫少平的出現，建立在這一挫敗的基礎上，重新出發，尋找一種新的可能性。”因此“孫少平向往的世界，這個世界本質上是倫理的，是善的，也是美的”。不過他確信，路遙是在將撕裂的《人生》與《平凡的世界》進行了縫合，這也意味著他將自己的痛苦與歡欣進行了縫合，“縫合的方法是浪漫主義”。路遙的本事，即借助孫少平來探索和尋找的，“還是人道主義”——“這是80年代無法超越的思想高度”。不過，他仍將孫少平歸入“小資產階級”行列20（而且只應允給少平局促的篇幅）。

讀者看到，在“求學”障礙中，孫少平克服客觀條件、戰勝自我的秘訣是：寬諒和友愛同學。有研究者分析說，孫少平身上潛藏著“一個復仇者的滿足和暢快”21。確實如此，但也不盡然。他生性驕傲，自尊心極強，還有某種高于一等的“英雄情結”，這在他舍命果斷救女同學侯玉英的行為中被充分彰顯。侯玉英是個跛子，但心理陰暗，她見孫少平通過借還書，在私下里，正與同班最漂亮然而因出身地主遭人輕賤的郝紅梅相互放電，不禁怒火中燒（當然也與她自視“城里人”而蔑視“鄉下人”的狹隘有關）。一次，她發現班勞動干事少平利用職權將一把最好的工具給了郝紅梅，于是借機挑釁：

（她）把發在她手中的鐵锨一下子扔在孫少平面前，說：“我不要這個禿頭子！”

少平看她在大家面前傷自己的臉，就毫不客氣地說：“鐵锨都是這個樣子，你嫌不好，就把你家的拿來用！”

“誰說都是這個樣子？你看見誰好，就把好鐵锨給誰！”

“我把好鐵锨給誰了？”

“給你婆姨了！”侯玉英喊叫說。

全班學生“轟”一聲笑了，有些同學很快扭過頭去看郝紅梅。郝紅梅把鐵锨一丟，捂著臉哭了。……

侯玉英一跛一跛地走到人群里，大獲全勝地揚著頭，風言風語說：“賊不打自招！”

這侮辱和傷害太嚴重了。

過后不久，當侯玉英差一點被洪水沖走，大家都在岸上干著急的時候，只見孫少平向對岸喊道：“你先堅持一下，我過來了！”撲入洪水之中救起了她。

郝紅梅曾是他秘密摯愛的女友，卻被宿敵顧養民奪去——倒不如說是郝紅梅主動獻身。這激怒了自尊心極強的少平。一向仗義的金波動議聚眾揍他，被孫少平果斷阻止。他懇求金波道：“要是平白無故打了，到時咱們沒個說上的。”中學畢業前夕，郝紅梅在供銷社第二門市部偷手絹被抓（如被學校知曉，將面臨開除處分），少平竟不計前嫌，央求該單位領導、侯玉英的爸爸放人，并得到恩準（后者是出于對這位救自己女兒好人的答謝）。事畢，少平的心“咚咚地狂跳著”，走進窯洞，“他看見紅梅瞪著一雙哭紅的眼睛”。孫少平把前后的一切告訴她，“紅梅立刻如夢初醒，她就像死里逃生一般出聲哭了起來”。少平卻大度地將桌上的“贓物”塞進她書包，說，“別哭了，事情已經完結，趕快走吧！”侯玉英被孫少平的“義舉”驚呆，不由得對這位過去一向藐視的農村同學另眼相看，而且不知什么時候，她發現自己愛上了他！畢業前夕，她羞澀地將一個纏著兩條紅絲線的筆記本作為禮物給少平，只見一張夾在里面的紙片上寫道：“親愛的少平：自從你昌（冒）著生命危險，奮不過（顧）身地救了我的生命后，我就從心里面愛上了你。”信里還允諾只要結婚，她父親會給他在城里找工作，云云。但他馬上就把信揉成一團，借火柴一把燒了。

對孫少平何以能超越“階層出身”，在對顧養民、郝紅梅和侯玉英等傷害者“以德報怨”的過程中獲得精神升華，完成自我救贖，這種在一般人看來不可思議、頗為夸飾的戲劇性行為，海波給出的解釋是：在縣文化館閱覽室：“路遙看到了延川之外的世界：從畫報上看到了大都市、公共汽車、火車和鐵路、海洋和輪船；從報紙上看到了蘇聯……”，還有“第一個進入太空的航天英雄加加林的名字。這一切令他振奮”（他后來把《人生》主人公命名為“加林”）。22厚夫也同意這種看法，“他平時善于讀書看報，了解國家大事，有大局意識”23。這當然符合1980年代的文化邏輯，即“知識改變命運”的權威結論。但在作品中，路遙是把孫少平當作他和弟弟王天樂這兩個“原型”來寫的，他在少平身上看到了自己“過去的影子”，同時也把這影子完全投射到人物身上。在小說第129頁，當看到在“縣城已經一片燈火燦爛”，家家戶戶已圍坐在一起，開始吃晚飯，而在昏暗的縣河邊，卻“站著一個痛苦而絕望的鄉下來的青年”——孫少平時，他立刻用讀者很熟悉的那種惺惺相惜的語氣寫道：“原諒他吧！想想我們在十七八歲的時候，也許都有過類似他這樣的經歷”（他經常在自己小說里插入這些“畫外音”）。路遙有不顧忌環境限制，把主人公故意提拔到普羅米修斯高度的嗜好；當然，到這種自然與不自然別扭關系所釀成的另一種和諧出現時，人們又能感受到它飽滿感情的立體感，這在以后還會論到。

為把這幕戲劇寫好，路遙特意安排了一個名叫田曉霞的女孩子。曉霞不僅是城里人，出身優越，還與少平同樣是雙水村人（當然從未回過）。將他從被郝紅梅拋棄境遇中救出來的是那次“演戲”——學校教音樂課的女教師、宣傳隊隊長兼總導演竟讓他扮演小戲《奪鞭》的男主角張紅苗！這使他“第一次有了出頭露面的機會”，“宣傳隊下了公社，吃的都是白饃大肉”；穿著體面的戲裝，他“感覺自己像換了一個人似的有風度”，“他感覺別人也都用異樣的眼光來看他了”；“孫少平作為主角和幾個全縣出眾的干部子弟一塊登臺演戲”，更重要在于，讓另外班的田曉霞演他的妹妹。由于表現突出，他和田曉霞被抽調參加全地區的調演，結果他們不單拿到了二等獎，居然還成為超越男女關系的心靈密友（自然后來又變成愛人）。如果說與郝紅梅相好，是他拔出人生泥潭的第一步，田曉霞則把他引向了一個更高的臺階——未來。24他和曉霞幾乎每天見面，看報紙，私下議論國家大事，被后者夸贊“有氣質”。曉霞大膽指責那個常發表“重要文章”的“初瀾”——她的精辟見解，令吃驚中的少平，恍然間感覺變成了一個“新人”。在田曉霞鼓勵下，他秘密抄錄由她冒險傳來的《天安門詩抄》。“盜火者”曉霞蠱惑道：“你應該看《參考消息》！”

正當孫少平在接受這場思想洗禮的時候，他的中學生涯完結了。

二、掏碳漢

我的“掏碳漢”，這是田曉霞去世后，孫少平在其日記里看到的對他親切的稱呼。

據梁向陽發掘的“1980年前后”路遙致好友曹谷溪的六封信透露，三弟王天樂高中畢業，因不愿務農，在延安東關當背石頭的攬工漢（短工）。路遙促谷溪借與延川縣委書記張史杰的關系，幫他弄一個煤礦工人招工名額。這事難度極大，故路遙信中一再放下身段央求曹谷溪。25在作品中，孫少平在城里背石頭，寫的也是這段經歷。

少平要去的銅城（銅川礦務局）大牙灣煤礦，位于陜北高原與關中平原相接的一條狹長的山溝里，當他為煤礦雄偉的氣勢和礦區“一片繁星似的燈火”激動時，同去的縣鎮級干部子弟，私下卻打算干一段就讓父親將其調離；26下井勞作期間，不斷有人偷偷地回家或借故請假，少平卻在拼盡全力，成為全區隊少數出滿勤的人之一。因為他知道，七口人的貧寒之家，這大山一般的重擔，就壓在他和哥哥少安的肩上。對一個處于絕望狀態中的農家子弟來說，煤礦，這如同地獄般危險艱辛的地方，無疑是他們的天堂。孫少平對這次機會像生命般珍惜，在復查血壓前，作品有對他緊張地拎著蘋果到女醫生家的描寫。

見女醫生要關門，少平馬上把手指插在門縫。另一間房傳來男人和小女孩的說話聲——家人正在看電視。少平將幾斤蘋果放在茶幾上，女醫生生硬地說：“你這是干什么，有啥事你說。”不敢坐下的少平自報姓名，他說：“我叫孫少平，是剛從黃原新招來的工人。復查身體時，本來我血壓不高，但由于心情緊張，高壓上了一百六十五。就是你為我量的……”

“奧……”女大夫似乎有所記憶，“當然你說的這種情況是有的。正因為這樣，我們才對血壓不合格的人，還要進行第二次復查……”

“那可是最后一次復查了！”少平叫道。

“是最后一次了。”女大夫平靜地說。

“如果還不合格呢？”

“那當然要退回原地！”

“不！我不回去！”少平沖動地大聲叫起來，眼里已經旋轉著淚水。

女大夫丈夫探進頭看了看，生氣地白了少平一眼，女大夫也“帶著驚訝的神色望著他”。得知他高中畢業，在農村教過書，她的口氣稍微地緩和。最后微笑著說：“你把東西帶走，明早復查前一小時，你試著喝點醋。”少平逃也似的跑出了女醫生家。

雷達將孫少平夸贊為一個“關于新人的故事”，“他在今天的農村現實里，也許剛剛誕生，為數甚少，是有如普列漢諾夫常說的‘拉赫美托夫氣質的人’”27。但被批評家忽略的，孫少平在大亞灣煤礦的“平凡的世界”，卻是建立在充滿粗魯打斗且極其危險這樣的真實生活基礎上。我們來看這些描寫：每當一茬炮放完，得趕緊掛茬支棚。這是千鈞一發的時刻，通常是班長一聲呼喊，人們立刻從回風巷沖進掌子面。頭頂上石巖嘩嘩跌落，斧子工抱起沉重的鋼梁迅速掛上舊茬，攉煤工像手術室給大夫遞器械的護士，緊張飛快地將荊芭和搪采棍遞給師傅，還要見縫插針刨開煤堆。“人們在低矮的巷道里連腰也直不起來”，這些緊張勞作，“大都在身體失去平衡的狀態下進行”；再看到這些描寫：安鎖子在什么地方拉了泡屎，就騙少平去那里找東西，結果讓少平抓到兩泡屎，眾人立即大笑起來。少平只能在煤墻上默默抹掉。少平的拼命和受辱，都是為了能給家里寄錢：當他拿到滿勤工資后，立即趕到郵局。“孫少平用一分錢買了一張匯款單，然后伏在柜臺上開始填寫。圓珠筆在他手里微微地抖著。當他在收款人欄里一筆一畫寫下‘孫玉厚’三個字的時候，止不住的淚水已經模糊了他的雙眼。”不過，正如雷達所預料的，作者路遙不忘給予這位中國最卑賤的礦工以最浪漫夸張的描寫：借著手中的礦燈光，少平在專心讀司湯達的《紅與黑》。經不起師傅王世才和工友的要求，他講起了“書中的故事”。坐在師傅和惠英嫂溫馨的家，他思考的是“什么是幸福的問題”。少平跟師傅在山后撿煤渣，眼睛卻“一直望著遠方的山巒”——這個世上最可憐的“掏碳漢”啊，人在最卑微處，心靈卻飛向了這山溝外的“大世界”！通過邵燕君教授的統計分析，人們知道，像孫少平這種社會階層的千百萬的讀者，與其說是讀小說，不如說是在讀他們“窮人的圣經”：

據筆者觀察，《平凡的世界》一直是盜版書攤上的常銷書，越靠近民工聚集區的書攤上，它越是常備書。盜版書雖然大大損害了該書正版書的發行量，但低廉的價格卻使它到達了許多像《平凡的世界》中主人公那樣在底層掙扎的人群手中。想想那些用身上僅余的飯錢來購買一部精神食糧的窮學生，那些在低矮的窩棚里、昏暗的燈光下尋找溫暖和激勵的“攬工漢”們，他們絕對是路遙的“核心讀者”……也許他們構成了《平凡的世界》實際讀者群中“沉默的大多數”。28

孫少平“生死掙扎”和“未來希望”的人生辯證法，在他高中摯友兼女友和省報記者田曉霞來大牙灣煤礦探訪的一兩天中，達到了作品情緒的沸點。我曾在一篇文章里，論及田曉霞對于塑造孫少平形象的意義。29諸多研究者也對這位理想主義者給予了積極評價。30一年多前在黃原電影院偶然相遇后，少平很快就確定了與曉霞的戀愛關系，雖然她在省城，自己在煤礦，但這個奇女子在他潛意識里似乎已與“未來”掛鉤——然而，每天面對殘酷的生活，他的猶疑和掙扎不曾停歇。但曉霞還是來到了井口：

他們幾十個人，像苦役犯一般拖著疲憊不堪的身子，來到井口下面，等待上罐。所有人的臉上看不見一絲笑影，也不說任何話，身子都像墨汁潑過，只有從眼白上辨認出這是一群活物。

……他看見，曉霞正微笑著立在井口。

盡管此前無數次在省城西安想象過她的“掏碳的男人”，但“掏碳丈夫”的殘酷生活（見其《日記》），直到她跟少平下到幾百米的煤礦深處，才袒露在眼前。曉霞穿著的男人的作衣太大、極不合身。在幾百米以下的昏暗里，她驚訝地張著嘴，緊緊抓住少平的衣袖。她跟眾人彎腰爬過橫七豎八的梁柱，更感到少平那只手是多么有力、親切和寶貴。熱淚不知何時，與汗水同時在臉上漫流。震耳欲聾的一茬炮放過，四處硝煙彌漫，少平幾乎是半抱著曉霞，艱難地從溜子槽上爬過掌子面，這才來到井下的采料場。曉霞衣衫已經濕透，臉黑得已分不出男女。直到這時才明白——“這就是她親愛的人長年累月勞動的地方！”

有田曉霞看“掏碳漢”的視角，才會產生孫少平這種極為獨特的人物形象。顯然，她深深愛著的這個男人，不只在礦山勞作，還在這里“生死掙扎”。多年前，他們在高中報欄前，在學校路上熱烈討論的“人生”，與眼前殘酷的現實相比，真的是太布爾喬亞了。曉霞突然感到，這世界上至親至愛的人，眼下的距離這么近，但離她的“生活”又是那么遠！盡管，田曉霞在路遙心目中，在他筆下永遠是一個“平民主義者”，她甚至為救一個農村女孩獻出了生命，但他仍然把她看作是自己在現實生活中得不到的奢想。這個極為沉重的奢想 ，被他完整地投射在孫少平——他的人間化身的人物身上。可以說，“生死掙扎”與“未來希望”在路遙精神世界里，就是一個無法化解的矛盾，也是他至死都未解開的思想死結。王天樂回憶道：“寫《平凡的世界》第三部時，路遙在感情和經濟方面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自己作品里的漂亮女人們是他最好的情人。他經常是一邊流淚，一邊寫作……有一天，我正在洛川縣采訪，路遙突然打電話到報社，讓我速到榆林……一進房間，他對我說田曉霞死了。半天我才反應過來這是他作品里的人物。”31

三、孫少平的進城與返礦（一）

“果戈里的小說是他精神探索的舞臺。”32此話可用于分析路遙跟孫少平的關系。

在孫少平形象研究中，僅將他看作農民階層第一個“面向未來”人物的結論，不能真正令人信服。孫少平的文學史價值，表現在他未轉化為“城里人”，而是重新返回過去這一深刻的矛盾上。這現象可叫“進城容易”與“返回難”。無獨有偶的是，路遙留在世上的高加林恰恰是他的前鑒。

在這里，年輕研究者韓欣桐有出色的成果。她對孫少平喪失曉霞后，主動放棄調進省城、放棄大學生金秀、重返礦山的古怪行為（有可能會與師傅遺孀惠英嫂結合），這種非常別扭的描寫，認為這是路遙受到了《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的啟發：這是一部“以‘身份’的‘后退’為代表的小說。該‘后退’是建立在以階級為評價標準進行價值重評的基礎上的”。而這種“‘后退’在當時的歷史語境下恰恰是一種進步。對于孫少平來說，路遙同樣為他選擇了‘身份’的后退之路，把他從省城工作者后退到煤礦工人的身份上，而這正顯示了路遙的理想，他所渴望的正是大眾能以普通人的身份參與社會生活，成為一個‘普通但不平庸的人’，也正因如此，路遙把小說題目從《黃土·黑金·大城市》這種暗示了階梯式攀爬上升的題目改為《平凡的世界》，去探索一個普通人如何在社會生產生活中獲得意義”。她進而指出：“路遙讓筆下的孫少平扮演了一個中國新時期的保爾，讓他堅持以煤礦工人的身份領導集體勞動，路遙在對孫少平身份的‘后退’中安置了自己對于普通人如何更好地參與社會生活的規劃。”33從國際共運史邏輯和小說邏輯的角度來看，這一發現是極為精彩的，在邏輯推理上充滿了思辨力和創新性。

如果繼續加以探討，還應該涉及作家所身處的時代環境、個人家庭、理想信念和文學敘事技巧等因素。這可從環境、家庭、理想信念與敘事技巧兩個方面分開來談。

從現有路遙生平材料來看，路遙1949年底出生于陜北清澗縣，因家貧，八歲時過繼給延川縣的大伯做養子。34高小畢業，伯父伯母讓他回鄉務農，在伯父結拜兄弟、村支書劉俊寬的幫助下，始入延川初中就讀。35孫少平讀書時吃不起甲、乙、丙三等灶的窘境，受城里同學優越感刺激，出自路遙的真實經歷。36在縣城新華書店、閱覽室畫報上看到的“外面世界”，緩解了他的精神危機，在現實與理想之間找到了平衡。不過，先后與郝紅梅、田曉霞兩位女同學戀愛純屬虛構，現實生活中，他倒是拒絕了一位低兩屆女生的示愛。371969年1月，路遙中學畢業回村，不久在馬家店小學當民辦教師。一年后，經曹谷溪提攜，借調到城關公社“貧下中農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實為臨時工，直到1973年成為延安大學的工農兵大學生。在《延河》編輯李小巴眼里，他在延川縣采訪時認識的路遙，“沉郁、孤傲、自尊”“老成”和“沉浸”，胸懷大志且“口吐狂言”（如發誓要娶北京女知青為妻），但“脫衣睡覺時，我發現路遙先把被子蓋在身上，然后再把褲子脫掉拉出來。我有點奇怪。后來我才知道，他沒有內褲，沒有短褲頭。他當時的確是陜北窮困農民的兒子”。可轉眼，他便處處顯示自己的個性，譬如，索性穿一身白土布做的制服，“染都不要染”，“在校園里、小縣城里獨來獨往，腋下夾著一本書”。38

另外，路遙失敗“戀愛史”和“婚姻史”的陰影，像一個幽靈恐嚇他，把這個陜北硬漢一次次摧毀。據我以前的研究39：路遙不少朋友也證實，在文化心理強勢的北京女知青面前，在結婚后，他始終是軟弱和自卑的。作家京夫說，《人生》和《平凡的世界》大獲成功后，路遙身邊不乏追星族的女子。他有荒唐的資本，不是沒有荒唐的可能，“但他在心目中，卻把身份高貴心儀已久的女性，只當作自己的異性偶像，他只遠遠地仰慕，并描述稱贊她或她們的美麗、高雅”，“這便是路遙，一個自卑的路遙”，“一個脆弱并孤獨著的路遙”。40據了解路遙夫妻關系的前陜西作協黨組書記雷濤回憶：路遙知道自己是從山里走出來的，能和北京知青結婚，是人生一大快慰。然而現實不如人意，他發現婚姻質量不高。林達期望有一個體貼和保持正常夫妻生活的丈夫，路遙則希望妻子對自己學習、工作有幫助。兩人“恩愛的時間很短促”，這使“路遙非常惆悵和痛苦”。他陸續得知，“路遙由于沒有得到家庭的應有溫馨，沒有得到生活上的照顧，他晚上進行創作經常吃著干饃，喝著開水，咸菜也沒有，更談不上營養品。他經常半夜三更敲鄰居門說：有沒有饃，給我吃一點”。“路遙身體垮掉，與他長時間超負荷的精神勞動有直接的關系，同時，與他內心深處無法表白的傷痛亦有不可撕裂的原因”41。

在中國，尤其是在路遙成長的那個年代，做夢都想“進城”，借娶一個“北京女知青”來徹底改變自己的命運，這對廣大農村青年來講，都無疑是異想天開，也無疑是西班牙的“騎士精神”。“他騎著瘦馬，全身披掛，帶著一個侍從，幾乎走遍了全世界”。“小說以堂吉訶德企圖恢復騎士道，來掃盡人間不平的主觀幻想與西班牙社會的冷酷現實之間的矛盾作為情節的基礎，巧妙地把堂吉訶德的荒誕離奇的游俠與16世紀末17世紀初的西班牙社會現實結合了起來。”42但不同在于，這部小說是歐洲文學史上劃時代的諷刺杰作，路遙他則是在與環境、命運不懈的搏斗中產生的個人悲劇。這一與時代的巨大錯位，就這樣導致了他心理的嚴重失衡。這種獨特的人生經歷，蔓延到他性格深處，蔓延到他精神世界的每一個角落，因此構成了一個非常奇怪的“二元結構”。“他的自尊與他的自卑，鑄造了他孤傲內向的性格和憤世嫉俗的奮發精神”，他“為自己確定了一個很高的人生目標”，但“幾乎使他忽略了自己的親情、友情中的許多事情”。他經常要朋友給他辦許多事情，“自己卻不樂意為朋友辦事”43。當大眾讀者想當然地將小說當作“窮人的圣經”的時候，他們不會注意到作品文本這一沖突、矛盾和豐富的“內面”——也就是說，對于研究者來說 ，純粹從路遙研究的角度看，他這個人的內外世界和文本內外中，也還有許多未被揭露的皺褶、紋理和潛意識的幽微死角。然而，我在這里更愿意說，進一步分析路遙精神世界“自尊”與“自卑”這一二元結構是值得的。

被困在——也許將永遠會被困在這荒山野嶺之中的孫少平，無時無刻地在“進城”還是“返回”這幕戲劇里拼命搏斗著、掙扎著。在小說里，孫少平老是“被人愛著”——郝紅梅、跛女子侯玉英、田曉霞、金秀——直至惠英嫂，他本來有多次“進城”機會，但社會環境、歷史傳統、殘酷命運和個人性格等綜合起來，最終都使這一切泡湯。在作品的明面上，這是激情燃燒的作者和小說要達到的目的，可是在路遙和他的替身孫少平這里，一個“農民進城難”的巨大心理不安和未來隱患，卻一直橫亙在“進城”與“返回”之間。路遙隱隱地，至少在他活著的時候就一直感到，這是中國農民的“宿命”。

四、孫少平的進城與返礦（二）

與當代大多數鄉土作家不同，路遙的小說是把農民當作“知識分子”來塑造的，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他文學創作中敘事技巧的形成，也由此構成了其思想底色。

在《平凡的世界》里，讀者發現有兩個“敘述者”，或說作品是在孫少平與路遙兩種“敘事視點”的交相輝映中完成的：一方面，是青年孫少平拼盡全力的“進城事業”——這是為“廣大讀者”而“寫”的44；另一方面，是中年路遙對農村青年能否真正在體制身份上“進城”的至深懷疑45；一方面，是少平這種穿上礦工防護服的“農民工”，——礦工無論在1980年代，還是在今天頻繁發生的礦難事故中，都是工種最卑賤、最危險的工人（但恰恰他還愛讀書，像知識分子那樣自我想象和思考！）；另一方面，是路遙在敘事上對于他的殘酷安排：被頭茬炮砸傷眼睛，幾乎毀容。他的“進城夢”被一場意外事故激發起來的強烈“自尊心”徹底阻斷。但路遙卻安慰地寫道：“一層熱浪漫過了他的心間。他還能對生活有什么抱怨呢？”他感到因摯愛而無法自控的秀，“又有兩滴滾熱的淚珠灑在了他的手背上”。而匪夷所思的是，被路遙深深關照的孫少平，他幾乎被所有女性所熱愛和追求，已經變成一個時代偶像。路遙這種“別扭的敘事”，竟感動了所有出身卑賤、矢志不渝的農村青年——而且，他居然把這種別扭敘事當作了孫少平的人生結局：

他在山坡上轉悠著拔了一大束野花，然后走到那一片墳地里，把花束擱在師傅的墳頭。他靜悄悄地坐在墓地上……他似乎聽見旁邊有腳步聲。

“叔叔！”少平剛走出區隊辦公樓，就見明明喊叫著和小黑子一塊向他跑過來。……惠英已經把酒、菜和各種吃食擺滿了飯桌，正立在門口，用圍裙搓著被水浸泡得紅紅的手，笑瞇瞇地迎接他們回家來。少平須臾間想到：這是他的責任，也是他的結局。于是“返礦”找到了自身的邏輯。

對如何理解這部作品“進城”與“返礦”之間的深刻矛盾，華萊士·馬丁給出了最好的借口性解釋：“為了理解敘事，我們必須研究它們是怎樣為讀者所理解的。”46這就是本文開頭引用網友林夕所說的那種理解：

用燃燒生命的激情為平民寫作，始終把筆觸伸向最基層平民的心靈深處，伸向他們貧窮的生活和高尚的靈魂，細致入微地描寫著底層青年成長過程中尖銳的心理矛盾，和痛苦的心路歷程，為當代中國的千百萬平民讀者，特別是農村青年塑造出一個個充滿力量和道德之美的精神偶像。（這是）……使他獲得讀者經久不息的鐘愛之所在。47

當然，這只是表面現象，是“讀者反應”層面。華萊士·馬丁認為：作者可以與人物進行某種對話，或是同情他們，或給他們所說的話（包括所做的事）加上一絲反諷的“泛音”——在《平凡的世界》中，人們已經知道路遙正好相反，他在充滿矛盾的人物行為中，喜歡加上自己評價性的“畫外音”——這就是上述所說作品中路遙的“敘事視點”。不過他認為，作家構造雙重敘事視點的最終目的，還是為了贏得“三種受眾——實際的受眾、作者的受眾、敘事的受眾”48——在1980年代，路遙知道“廣大讀者”正在由現實主義小說向“先鋒小說”大規模轉移，他不知道能夠“奪回”多少讀者，但堅信，作品能與先鋒小說潮流爭奪的，仍然是自己最了解的“廣大農村青年”——也就是實際受眾和敘事受眾，而失去的是作者受眾（更愿接受新潮流的城市知識精英）。事實證明，他驚人的預感是正確的——這部“窮人圣經”至今仍在影響著這一部分“廣大讀者”——與此同時，他們也無意識地把作者的“精神自傳”，移情為自己的“精神自傳”。

顯然，敘事技巧難以解釋路遙創作的思想底色。這是因為，既然他把孫少平當作知識分子來描寫，并且把自我反思的能量賦予了這位愿為底層民眾——惠英母子而獻身的年輕人。他也能想到，這是一個驚人的、也出乎意外的結局；但與此同時，他就與小說中的人物一起得到了精神的凈化與升華。對此類現象，烏納穆塔曾用“生命悲劇意識”進行過剖析。他說，必須相信康德的觀點，“我們必須把人看成是目的，而不是手段”，也由此，矛盾痛苦，甚或死亡，它們本身并不具有任何悲劇性，唯有付諸行動、唯有能極端忍受苦痛的靈魂的受苦才是悲劇。而這，最后推向的都是人類情感的“共感”效應——一個人看見梭倫為一位死去的孩子哭泣，就說，如果哭泣不能挽回什么，你又何必如此哭泣呢？梭倫回答：“即使上帝聽不到我們的哭喊，但是，它是愿意傾聽我們的哭泣的。圣殿之所以尊貴莊嚴，就因為它是人們共同前往哭泣的地方。”49

注釋：

1 在李建軍編著的《路遙十五年祭》一書中（新世界出版社2007年版），眾多網友如林夕、楊殊、歡樂一生、不語不行、心夢嶺等，在回憶讀中學或人生受挫的時候，都不約而同地把這部作品當作自己的“啟示錄”“教科書”來看待，由此從中汲取了精神的力量。

2 參見路遙之弟王天樂的回憶文章，路遙的長篇創作談《早晨從中午開始》，以及批評家陳曉明在分析余華作品時，所使用過的“心靈自傳”這個概念。

3 參見雷達《詩與史的恢宏畫卷——論〈平凡的世界〉》、蔡翔《怎樣才能成為小資產階級——從〈人生〉到〈平凡的世界〉》、白燁《力度與深度——評路遙〈平凡的世界〉》、李建軍《文學寫作的諸問題——為紀念路遙逝世十周年而作》、梁向陽《路遙研究述評》、周承華《在現代理性和傳統情感之間——論〈平凡的世界〉的審美特征》、邵燕君《〈平凡的世界〉不平凡——“現實主義常銷書”的生產模式分析》等材料。

4 李建軍：《路遙十五年祭》，新世界出版社2007年版，第247、251頁。白描文章里“陜北的群眾自發來到醫院門前，哭喊著要把路遙的遺體背回延安”這句話，似乎是作者本人的藝術想象或虛構，因為筆者看到的材料并非如此。真實情況是路遙過世后，經一些朋友努力，才把其骨灰安葬在延安大學附近的山岡上。

5 路遙：《早晨從中午開始》，十月文藝出版社2016年版。其中寫道：“我幾十年在饑寒、失誤挫折和自我折磨的漫長過程中，苦苦追尋一種目標，任何有限度的成功對我都至關重要。我為自己牛馬般的勞動得到某種回報而感到人生的溫馨。”在普通讀者眼里，這番獨白有如“圣經”的格言，它包含有勸誡、告示和規范的作用。

6 31 王天樂：《苦難是他永恒的伴侶》，《路遙十五年祭》，李建軍編，新世界出版社2007年版，第194—195、195頁。

7 路遙：《平凡的世界》（第一卷），十月文藝出版社2017年版，第4頁。本文引用的作品內容，均出自這一版本，后不再一一加注。

8 海波：《我所認識的路遙》，長江文藝出版社2014年版，第12頁。路遙不能“上灶”，是因為他帶的干糧里有糠，在灶上“餾熱”時容易散開，只能就著冷酸菜吃，飯后再喝碗“熬鍋水”。

9 [美]E.O.威爾遜：《論人的天性》，林和生等譯，貴州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頁。

10 [阿根廷]馬丁·卡帕羅斯：《饑餓》，侯建、夏婷婷譯，人民文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72頁。

11陳忠實：《尋找屬于自己的句子——〈白鹿原〉寫作自述》，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89頁。

12 27 雷達：《詩與史的恢宏畫卷——論〈平凡的世界〉》，《求是》1990年第4期。

13 22 36 37 海波：《我所認識的路遙》，長江文藝出版社2014年版，第15—17、15、13—14、22—23頁。

14 參見拙作《路遙在延安大學》，《文藝爭鳴》2020年第6期。

15 延川縣志編纂委員會編《延川縣志》，陜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86頁。

16 參見邢儀主編《延川插隊往事》（中譯出版社2015年版）、孫立哲主編《情系黃土地——北京知青與陜北》（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1996年版）、邢儀編《知青·陜北·速寫集》（中國電影出版社2004年版）、北京知青與延安叢書編委會主編《青春履痕——北京知青大事記》（中央編譯出版社2015年版）等書籍。

17 楚成亞：《當代中國城鄉居民權利平等問題研究》，山東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40、45頁。

18 本來，研究者冀望在他創作回憶錄《早晨從中午開始》中獲得更多的材料信息，由于作家的敘述重心是在精神生活和創作的過程，因此所得甚少。

19 李建軍：《去吧，摩西；來吧，西西弗——論孫少平》，《文藝爭鳴》2021年第8期。

20 蔡翔：《怎樣才能成為小資產階級——從〈人生〉到〈平凡的世界〉》，《文藝爭鳴》2023年第7期。

21 李永建：《〈平凡的世界〉的藝術缺憾與路遙的巨著情結》，《淮北煤炭師范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2年第5期。

23 34 厚夫：《路遙傳》，人民文學出版社2021年版，第47、11—15頁。

24 29 參見拙作《田曉霞論》，《南方文壇》2021年第2期。

25 梁向陽：《由新近發現的路遙1980年前后給谷溪的六封信看路遙當時的創作與思考》，《路遙研究》2016年秋冬卷。

26 然而在現實生活中，路遙一直在動員各種關系，欲將三弟天樂從銅川煤礦調到《延安日報》，由工人轉為記者身份；后來，又將他調到《陜西日報》駐銅川記者站。

28 邵燕君：《〈平凡的世界〉不平凡——“現實主義常銷書”的生產模式分析》，《小說評論》2003年第1期。

30 丁紅梅、王圣：《男權思想統照下的女性世界——淺談路遙〈平凡的世界〉中的幾個女性形象》，《淄博學院學報》2002年第1期；鄭萬鵬：《〈平凡的世界〉：中國農民二次翻身的史詩——與〈安娜·卡列尼娜〉比較》，《中國文化研究》1999年第2期。

32 [英]奧蘭多·費吉斯：《娜塔沙之舞：俄羅斯文化史》，郭丹杰、曾小楚譯，四川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366頁。

33 韓欣桐：《〈平凡的世界〉的閱讀書目與路遙的社會想象》，《文藝爭鳴》2022年第2期。如果我沒說錯，這篇論文應是第一篇明確討論作品小說人物在“后退”和“進步”之間精神矛盾的論文。

35 王剛：《路遙年譜》，北京時代華文書局2016年版，第45—46頁。

38 李小巴：《留在我記憶中的路遙》，《星的隕落——關于路遙的回憶》，曉雷、李星編，陜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2—165頁。

39 參見拙作：《路遙〈人生〉中巧珍的原型》，《文藝研究》2019年第10期。

40 京夫：《孤獨的路遙》，《守望路遙》，申曉編，太白文藝出版社2007年版，第72頁。

41 雷濤：《感悟路遙》，《守望路遙》，申曉編，太白文藝出版社2007年版，第4—5頁。

42 朱維之、趙澧、崔寶衡主編《外國文學史（歐美卷）》，南開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83頁。

43 曹谷溪：《關于路遙的談話》，《路遙十五年祭》，李建軍編，新世界出版社2007年版，第8、9頁。

44 路遙曾向對他作品介入較多的陜西資深批評家說過，他對自己創作的定位，是為“廣大讀者”來寫作。

45 參見梁向陽《由新近發現的路遙1980年前后給谷溪的六封信看路遙當時的創作和思考》，《路遙研究》2016年秋冬卷。

46 48 [美]華萊士·馬丁：《當代敘事學》，伍曉明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18、162—171頁。

47 李建軍編《路遙十五年祭》，新世界出版社2007年版，第251頁。

49 [西班牙]烏納穆塔：《生命的悲劇意識》（內部參考資料），《上海文學》雜志社編，1986年版，第10、2（譯序頁碼）、17頁。滬內刊登記證177。當時，該書作為“寫作參考系列之五”在內部發行流通，未署名譯者。在《伯林談話錄》（譯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177頁）里，以賽亞·伯林談到在牛津聽過烏納穆塔的一次演講，認為他這部著作“是一本好書”。不過，他也承認前者的人生觀像俄國詩人阿赫瑪托娃一樣悲觀。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

[本期責編：鐘　媛]

[網絡編輯：陳澤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