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中指出，要“堅定文化自信、擔當使命、奮發有為，共同努力創造屬于我們這個時代的新文化，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內在地要求創造一種既是中國的，又是現代的文化。

文化如何才能既是中國的，又是現代的，這曾經是一個有爭議的話題。19世紀后期，中國的國門被打開，中華文明的發展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遭此境遇，于是西學東漸、變法圖強，中國逐漸走上現代化的道路。因此，長期以來學術界有一個流行的觀點，認為中國的現代化是在西方的影響下形成的。在這一語境中，是否存在一種現代的中國性成為問題的聚焦點。

記得2016年冬天，我在日本訪問一個月，住在東京。我問一位熟悉的日本教授：在東京有什么值得看的地方？他問：你想看什么？我說，我看了不少名勝古跡，也看了現代城市的風貌。我還是想看一些日本獨特的現代文化地標。他回答說：日本的古代源自中國，日本的現代來自西方，很難找到日本現代文化地標。當然，這只是他個人的見解，也許說得太絕對。但在一些非西方國家，尋找既是現代的，又保留自身文化特性的地標，的確有一點難。

在中國，中學與西學是分開的。中學指對中國古代的研究，而西學指對西方的研究。不僅在中國如此，在西方國家也是如此。在一些西歐國家，研究古代中國學術的人被稱為漢學家，而對現代中國的研究，則在很長的時間里，主要是新聞記者的工作，并不進入學術圈。比如，直到今天，西方人一提到中國美學，就理解為古代中國的美學，現代中國的美學，在他們心目中是不存在的。

一些研究中國歷史的西方人認為，中國的現代化是在西方影響下才出現的。這就是產生很大影響的“沖擊—反應”模式。這種模式認為，西方提供原動力，非西方文化是在西方文化的影響下產生相應的變化，進而出現了現代化。在解釋中國近代史時，依據這種模式，研究者將一些事件與相應的改革聯系起來。這就從現象上描繪了一幅“沖擊—反應”的圖景。

“沖擊—反應”模式影響很大，但有一個致命的缺陷：這一模式忽視了中國在面對西方沖擊所作出反應的主體性。實際上，這存在著一種以“在中國”到“中國的”的發展過程。沖擊所產生的反應，是具有主體性的中華文化所作出的反應，這種反應的過程，并不是中國性喪失的過程，恰恰相反，是新的、現代意義上的中國性建立的過程。

當前，我們正在構建哲學社會科學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這就有著吸收外來的和古代的因素，在現代學科的劃分、現代學術的整體性要求的基礎上，形成自身主體性的要求。

在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中，尤其在一些人文學科中，這種主體性要求表現得更為明顯。在美學上，有從“美學在中國”到“中國美學”的發展。美學作為一門現代學科，在18世紀的歐洲建立起來，到了20世紀傳到中國。20世紀初的美學界，呈現出對西方美學的介紹和翻譯，在此基礎上，中國美學家通過從中國古代和西方汲取資源，面向自身時代的社會生活實踐和審美實踐，努力建立既是現代的，又是中國的美學體系。在文論上，也有從“文論在中國”到“中國文論”的發展，在哲學上有從“哲學在中國”到“中國哲學”的發展，其他各門人文學科也是如此。這種發展，指的是現代學科的引入與改造，現代中國學科在吸收傳統因素和外來因素的基礎上，面向當代實踐而逐漸形成的過程。

這種學科的發展，經歷了一個從“拿來”，經“實踐”，再到“創新”的發展過程。從文化建設的角度，這一過程是行之有效的，是一個很好的操作模式。然而，如果我們從文化主體性角度看，這種模式仍存在著一定的問題。中華文化是一個有著自身主體性的生命體，有著內生的動力。這種內生的動力，才是其發生變化和發展的根源。從這種意義上講，前述模式可以反過來看，即從“創新”，經“實踐”，再到“拿來”。

“創新”應該是開端。文化的發展，本質都是發自內在的要求。“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禮記·大學》），據說這是商代開國君主成湯刻在澡盆上的箴言。一個人、一個民族，要時刻清洗自身，更新自身。只有不斷地更新，才能保持文化的活力。在“創新”的內在動力推動下，不斷探索，在“實踐”中不斷前行。在此基礎上，根據自己的需要，從外國和傳統中“拿來”各種所需要的因素。從這個意義上講，中華文化有著自身的主體性，根據自身創新發展的需要，通過文明互鑒，廣泛吸收營養，“拿來”對我們發展有益的各種要素。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文化源遠流長，中華文明博大精深。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華文明的歷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更有力地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20世紀的中國，始終處于變革之中。從五四運動到中國共產黨的成立，經過百余年發展到今天，對待傳統的態度，也有著很多的變化。

在對待中國傳統文化的態度上，過去的一百多年中，曾經經歷了一個發展變化的過程。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曾經有過一個激進的反傳統姿態，與傳統文化決裂，這是一種“更新”。此后，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提出要對傳統文化形成一種辨識的態度，要“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華”，這是又一種“更新”。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黨的工作著重點從社會主義革命轉到社會主義建設上來。在學術上，開始了對傳統文化的全面研究，并由此出現了眾多研究中國美學史、文論史、藝術史和文化史的著作。

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兩個結合”，即“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并指出， “第二個結合”是一次新的思想解放。這是在全面研究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基礎上提出的一個新的論斷，在哲學社會科學領域，在文化、美學和文學藝術領域是一件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事件，必將引發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研究的熱潮，也將對中華文化的未來產生深遠的影響。

文化具有整體性，其歷史傳統與現實的發展是密不可分的。中華文化像生命體成長一樣，既會保持傳統，又會不斷創新，從而從古代走向現代，再走向未來。

對于傳統，我們的方針即“古為今用”，隨著時代的發展，對這一方針的理解要深化。我們不能僅僅將之看成是“舊瓶裝新酒”，即用舊的形式放進新的內容。我們還要努力做到的是用舊瓶裝適于現代生活、現代人品位的陳釀。讓傳統活在當下，為當代人的生活增添趣味和活力。

所有的文化，都具有未來趨向，未來定義現代，也形成歷史觀。走向未來絕不等于拋棄過去，而是從傳統中汲取營養，由傳統產生力量。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一個寶庫，其中有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寶貴資源。向未來發展，所要采取的是一種“回到未來”的姿態，深入而全面地研究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考察其轉化的可能性，實現傳統的現代轉化，建構未來的文化。

中國是一個文明古國，是世界上幾個重要古代文明發源地之一。滿天星斗的中華大地上的上古文明，通過整合，形成了獨特的中華文明。中華文明在歷史上起起落落，卻從未中斷過，并在歷史發展中，形成了豐厚的積淀，成為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寶貴財富。中國人民要建設既具有中華特性，又適應現代社會的新的文化、新的文明。

（作者系深圳大學美學與文藝批評研究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