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登錄投稿

      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難以消逝的“先鋒”記憶——從文學史的視角讀《通古斯記憶》
      來源:《當代作家評論》 | 丁帆  2024年06月17日09:44

      2023年歲末,“王嘯峰小說集《通古斯記憶》(1)研討會”在南京召開。與文學史上發生的大概率事件相比,這次研討會是一個小概率事件,因為過去能夠把這樣的小說文本進行細讀的人甚少。

      說實話,過去我還從未讀過王嘯峰的小說,會議前幾天的匆匆閱讀,讓我對這本小說集里的許多篇什產生了濃厚興趣。不是因為小說故事情節吸引了我,而是它的創作方法和形式,激發了我對40年來文學史的聯想。

      甫一拿到此書,紅黃藍三原色的封面色調,以及占據畫面中央的三雙人腿,讓我感到不舒適。它產生的現代視覺沖擊力,明顯帶有畢加索及“野獸派”的藝術風格,這并不是我喜歡的繪畫風格。這種風格和作品的內容表達是否契合呢?讀完全部小說,我覺得王嘯峰與現今大部分同齡作家的作品是不搭調的。在閱讀完這本書后,我便頓悟出張子林美編是聰慧靈敏的。他讀懂了小說形式內容的表達,其畫面構圖的確與這個充滿亦真亦幻的“后先鋒”風格相契合,凸顯出“孤篇蓋全唐”的領銜之作《通古斯記憶》的靈魂所在。從這個意義上說,它改變了我原先認為封面設計與內容不搭界的藝術偏見。

      “通古斯”也許有多義的詞根和詞義,我卻更相信這是鄂溫克族帶有貶義的一個詞語,因為它通向了小說主題表達和日常敘事需求——青春的記憶中夢幻和真實的場景交織在一起所構成的痛苦意象,這既是內容又是形式的表達。

      《通古斯記憶》是有別于其他“70后”作家寫作風格的作品。當然,他的大部分小說風格也還是與“70后”作家相近。雖然王嘯峰是1969年12月出生的,也勉強算作“70后”作家吧,但是他的小說卻更帶有1980年代“先鋒小說”創作形式和手法的“胎記”,其實驗性勝于其他“70后”小說家。

      于是,我把《通古斯記憶》定性為一篇具有“后先鋒”意味的小說創作范本。理由是,它的“后現代”“心理分析”“虛構與非虛構”“詩性化”特征明顯與1980年代的“前先鋒”拉開了距離,貼上與同時代許多作家不一樣的創作徽標。

      無疑,40年過去了,在“先鋒派”小說家們消逝與停滯了30多年后的創作語境中,我們突然看到當年那種小說創作形式與方法的影像,仿佛看到“現代派”歸來的身影,倏然就有一種滄海桑田之感。想當年,“先鋒小說”像海綿一樣吸收了大量西方現代小說創作方法技巧后,便匆匆忙忙上陣,套用和模仿西方“現代派”積累了近200年的各種各樣的小說玩法。尤其是拉美“爆炸后文學”歷經100年登頂世界文學巔峰的吸引力,魔幻現實主義作家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成為“先鋒小說”教科書般的經典作品,這些讓“先鋒文學”的年輕一代作者有了狂歡的欲望。一時間,準確地說,應該是1984年至1990年初,從“先鋒小說”因劉索拉的作品爆紅文壇,到“先鋒小說”諸神走下文壇,不足10年。隨著蘇童、余華等“先鋒作家”的創作方法轉型,“先鋒文學”曇花一現,它在百年文學史上猶如一道流星劃過的光芒,瞬間就消逝了,但它給后來的小說家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影響。王嘯峰是否就是“先鋒小說”的后來人呢?帶著這樣的疑問,我開始了《通古斯記憶》的閱讀。

      無疑,王嘯峰的《通古斯記憶》局部繼承了“先鋒小說”傳統,但并非復制“前先鋒”的全部創作方法和形式技巧,而是融進了新的描寫元素。

      時代的文化和文學語境變了,當我們40年前拼命發掘文學創作和文學批評中西方文化提倡的“未完成的現代性”時,孰料“后現代性”又鋪天蓋地席卷中國大地,商品文化的巨浪也讓中國小說創作找不到出路。然而,許多作家都在沉默中思考,尤其是“70后”作家,他們在小說創作是皈依先鋒還是堅守傳統的十字路口彷徨、徘徊,苦于還拿不出可以震撼文壇的作品,就被“80后”作家掀起的后浪沖上了沙灘。當然,“70后”作家也有一些成功者,可是歷史大潮的浪頭卻是無情地席卷了這一代無地彷徨的作家。從這個意義上說,王嘯峰這篇不起眼的《通古斯記憶》卻讓我看到了一絲“后現代”后的“后先鋒小說”創作的微光。由此,解剖這只“麻雀”的意義,就有了文學史的價值。

      首先,小說敘事結構發生了變化,不再是40年前“先鋒派”小說大跳躍、任意割裂的敘事狀態,在虛構和非虛構的敘述空間中跳舞,情節和細節的碎片化處理,以及打破小說敘述鏈條的慣用技法。雖然這些敘述特征還出現在《通古斯記憶》中,但在打破敘述的跳躍性,破壞傳統小說空間轉換的邏輯性上,作者還是有所節制。這就是與“前先鋒小說”的相異之處——保留了小說基本的敘事邏輯性,其先決條件是讓一般讀者能夠讀懂小說基本內容。從這一點上說,小說修正的就是“前先鋒小說”失敗的癥候——一個失去廣大讀者的作品無論作家再怎樣精心營造藝術“迷宮”,也無法進入現代閱讀市場。

      過去,我們總是將通俗小說從新文學中排除,讓小說走向小眾,拒絕藝術商業化的“平庸”,但這恰恰就是反“現代性”的價值觀。所以,五四文學的先驅者們將小說的通俗化打入“另冊”是五四文學史上的巨大錯誤,也是“啟蒙大眾”和“大眾啟蒙”失敗的原因之一。允許小眾,更不能拒絕大眾,這才是文學作品的第四維空間。

      我不知道王嘯峰有沒有這樣的自覺意識,但《通古斯記憶》告訴我們,小說的敘事結構不完全切斷敘述邏輯鏈的做法,無形中讓更多的讀者能夠理解小說通過敘述藝術方式來表達思想內涵的目的。

      其次,《通古斯記憶》是在亦真亦幻的敘述過程中完成對故事和人物的描寫,其中最有看點的是意象描寫。表面上看,小說場景是極其寫實的,但人物、語言背后卻潛藏著藝術張力形式下后現代語境亦真亦幻的描寫元素。

      意象描寫的暗示性是現代派敘述藝術的濫觴,象征主義不僅屬于詩歌表達的意境,同時也是小說和戲劇現代性藝術描寫的歸屬。從“現代派”梅特林克的《青鳥》開始,意象就滲透在敘事文學文本中。王嘯峰是詩人,他應該懂得這個道理。所以,但凡《通古斯記憶》中寫到愛情場景時,那朵作為意象的“瑞香花”就盛開了。這絕不是小說抒情的閑筆,而是觸及小說人物靈魂的一把解剖刀,凸顯的是人類無法面對現實生活困境時思想的彷徨。

      那個屢屢出現的“紅色外套”,作為一個標志性意象,甚至最后又復現于小說結尾。這讓我陷入沉思——這分明就是現代象征主義藝術作品“無主題變奏”的表達方式,但它也讓我們進入主題多義闡釋的無限空間。這就是超越通常現代藝術忽視小說主題表達的寫法,或許,正是這樣的敘述方式,更能夠贏得多數有文化的讀者。時代變了,作者在寫作過程中把那個隱含的讀者也作為作品不可或缺的一個有機部分,也算是后現代文學語境中的一種文學策略吧。這個“紅色外套”成為《通古斯記憶》的一個敘述圈套。它不僅是整篇小說故事情節的一個裝飾性“外套”,而且也是小說要表達的一個“文眼”或“詩眼”——敘述者“我”和小說女主人公馬麗麗共同鉆進了青春期的心理夢幻的“套”中。小說在碎片化的描寫中,完成了詩性的、迷茫惆悵的主題表達——“父親在光亮中微笑。那微笑使光更加暖和。父親與光融為一體。他真的走了”,這表現了小說的詩性主題。既是小說主人公又是小說敘述者的馬麗麗說出的最后一句結束語“給我做一件紅色的外套吧”,無疑是畫龍點睛的主題闡釋,同時也是一種對人性的放大和透視,由此產生的小說“復調”意味就凸顯出來。它讓讀者在看似平淡日常的生活瑣碎敘事中,看到了一種開放的藝術空間的詩意內涵及其表現技巧。

      無疑,小說亦真亦幻的雙重悖論中的敘事結構,讓荒誕的夢幻情景與逼真的生活細節描寫交織在一起,讓讀者鉆進一個恍惚的敘述圈套里。那種試圖從敘述結局中爬出來,尋找出生活真相和結局的傳統閱讀期待,就被小說多義性詮釋的空間藝術效果消弭了。于是,現代派小說的荒誕敘述元素就進入了敘述的伏擊圈。

      再次,當我們看到作品出現“犯罪案件”描寫時,就不用奇怪了,因為案件和警察的浮現往往是“前先鋒小說”不可或缺的描寫道具,是“前先鋒小說”慣用的伎倆,它使小說始終保持著敘述的張力——這就是小說的“懸疑性”給小說讀者帶來的“閱讀期待”,與傳統小說中設置的那種懸念是不一樣的。在“先鋒小說”中,“懸疑”只是起到一個裝飾性的作用,也許其“懸疑”結局與小說故事并無決定性關聯,也許結局就是一個讓人無法解惑的謎團,也許它就是一個荒誕無解的夢魘。這種手法在《通古斯記憶》中也被部分運用了,但與“前先鋒小說”不同的地方是,作品沒有讓故事墜入無邊空洞謎團的敘述陷阱,而是讓作品的“懸疑性”進入小說故事和人物真實生活敘述中。這就讓讀者不再有更多的閱讀障礙,從而保證了閱讀的流暢性,消弭了停下來進行猜謎思考的“慢閱讀”的可能。因為讀者并不是哲學家,并不想在小說中尋找到深奧的哲學答案。這無疑是吸取了“前先鋒小說”在上個世紀失敗的歷史教訓,并有所超越。

      當“白日夢”式的心理描寫被加進一個充滿夢幻色彩的詩化小說時,王嘯峰試圖用一場青春的夢來建構自己的小說體系,讓小說充分展現出朦朧的潛意識和無意識,這也是弗洛伊德心理分析元素進入小說領域的一種表征。

      最后,小說的詩化語言也極具特色,小說雖使用日常生活語言,卻讓人讀出了詩的韻味,比如一句“春風甜得發膩”就用通感的藝術手法,寫出了詩化的語境和人物的心理。

      從對《通古斯記憶》的閱讀,我想到的是當下的小說創作,尤其是中短篇小說如何突破程式化、模式化和概念化的普遍問題。

      “前先鋒小說”為什么在20世紀90年代商品化大潮下,不得不豎起了一片降幡?有的作者從此在文壇無奈消失了;識時務者認清形勢,在迅速突圍中開始自我放逐,在形式轉型過程中獲得最大紅利。這些識時務者落地生根——他們沒有丟盔棄甲,他們重新找回現實主義或批判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后,部分保留了現代主義的形式技巧,扔掉的是難懂的技巧形式,獲得的是最廣大的讀者。他們之所以明智地選擇了后者,是因為他們知道個人無法阻擋中國歷史的巨輪進入消費文化和文學的港灣,作品一旦失去市場和消費者,沒有了讀者,再高明的作者也難以生存。所以,蘇童和余華沖鋒在前,他們的形式轉換充分說明了文學不能脫離時代語境的真諦。余華轉型后的長篇小說《活著》,可以讓他在文學史上活幾輩子,因為這不僅是批判現實主義的勝利,更是眾多擁躉推舉的結果。

      “后先鋒小說”在“70后”作家中也有許多探索者,比如李浩和一些零零星星的作家,但是為什么不能引起文壇的共鳴,甚至連專業性閱讀者也寥若晨星?誠然,這是中國文壇的悲哀,“探求者”是勇敢者,但市場不認可。雖然如此,形式主義的探索不會因市場而停頓。于是,我們就得反思。我想到的是以下幾個問題:

      1.詩性化的小說能否再次“復活”,它是否應該被釘在十字架上?

      2.什么是虛構,什么是非虛構,什么是變形的虛構?這是理論家必須在小說文本閱讀中梳理、提煉出來的形式范式。

      3.如何營造小說的情境,其亦真亦幻的描寫元素可否再次成為一種形式,進入小說的敘事情境結構?

      4.人物塑造的心理幻化可否成為形式主義與現實世界溝通的新形式?比如像《通古斯記憶》中的女主人公馬麗麗就是這樣的“復調”人物。“復調小說”不僅是在故事情節敘述中,還是人物進入情境中的創新形式,請給它發放通行證吧!可否讓它成為一種“雙重悖論式的敘述結構方式”的審美范式?

      5.小說實驗或小說革命會出現在王嘯峰這一代有著歷史審美經驗和生活閱歷的“70后”作家群中嗎?

      注釋:

      (1)王嘯峰:《通古斯記憶》,北京,作家出版社,2023。本文所引該作品皆出自此版本,不另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