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牧歌”與“挽歌”之外的新寫法
在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鄉土文學歷來都是創作實績最為豐厚的文學流脈。誠如費孝通《鄉土中國》里高屋建瓴的論斷，“從基層上看，中國社會是鄉土性的”。長期以來，中國的鄉土社會都與整個民族國家的命運血脈相連，相應地，鄉土文學亦成為了百余年來中國文學的創作主潮。在前現代時期，鄉土承載著中國文士最夢幻的田園記憶、最甜美的烏托邦夢想。隨著現代社會的結構轉型以及城鄉格局的調整，它又見證了城市異鄉者們哀矜的鄉愁，抑或對于明日鄉土命運的殷切期盼。某種程度而言，鄉土與中國同頻共振，民族國家歷史中最隱秘的疼痛與最強韌的精神底色，無一不鐫刻在鄉土文學的譜系之中。
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鄉土文學亦不例外。經由魯迅、沈從文等作家所開創的鄉土文學流脈，在歷經了百余年的衍變后，已然呈現出海納百川般的寬廣與深沉之姿。面對這份豐贍的文學遺產，以及日新月異的鄉土社會現實，如何立足于全新的語境、強化對新山鄉巨變的表現，并且在鄉土文學的“變量”與“常量”之間達到一種動態、綜合的平衡，是亟待新鄉土文學解答的關鍵命題。
當周立波寫下《山鄉巨變》時，意在展現的是農業合作化運動前后中國農民以及農村的全新面貌。時移世易，面對新山鄉巨變的時代內涵，鄉土文學所處的社會語境也產生了巨大的變化，這一系列變化主要包括脫貧攻堅工作的全面勝利以及鄉村振興工作的持續深化等等。雖然中國的鄉土社會形成了某種“超穩定結構”，但它一直經受著各式各樣的新挑戰，是否能夠真切地立足于此時此地、創造出屬于我們時代的鄉土文學，是極其考驗作家寫作技巧以及真誠度的事業。這意味著，我們不能只仰賴于先輩們的觀察視角以及刺穿問題的路徑，而應該在瞬息萬變的經驗之流中即時地捕獲到隸屬于當下的真實。
如果說，沈從文創作《長河》時所處理的“變量”，是現代文明的驟然闖入以及動蕩不安的時局，孫犁寫作《荷花淀》時遭遇的“變量”是中國人民的抗戰事業，趙樹理在《小二黑結婚》時面臨的“新變”是20世紀40年代解放區的一對青年男女想要掙脫封建枷鎖、爭取婚戀自由的心愿，那么，當下的鄉土作家所面對的，則是一個不同于以往任何時期的鄉土社會。
隨著脫貧攻堅工作的全面勝利，鄉村的物質條件已經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如今絕大部分的中國鄉村，已無須遭受劉恒的新寫實小說中曾揭露過的那種極端駭人的、一窮二白式的匱乏。因此，比起沿襲往日鄉土文學中對于苦難的寫法，更緊迫的任務是深刻地表現當下鄉土社會的現實，也就是說，時刻保持對中國鄉村的動態關注，尤其是對具體鄉村而非抽象鄉土命運的關注，這是新鄉土文學的生命力之源。在這一點上，不少作品業已交出了別出心裁的答卷，譬如楊志軍的《雪山大地》聚焦于青海藏族牧區的建設者們以及當地的民眾，關仁山的《白洋淀上》著眼于雄安新區的巨變，以及歐陽黔森的《莫道君行早》圍繞著武陵山腹地紫云鎮的脫貧歷程展開敘述等等。上述作品的共同特征，恰恰在于對具體地域鄉土生態的關切。
此外，鄉村振興必然需要借助于政府的宏觀調控以及諸如選調生、駐村第一書記等外部力量，但它解決人口外流以及鄉村老齡化、空心化等問題的真正希望，可能更多地來源于鄉村的內部，或者說主要依靠的是鄉村的自我更新能力。這也就意味著，比起哀嘆田園牧歌的遠逝，新鄉土文學的焦點應該放置在挖掘鄉村“新人”身上，這些“新人”不同于輾轉于城鄉之間的遷徙者，而是能夠切身地投入鄉村產業結構調整的“在鄉者”。相應地，在書寫基調上，傳統文人的感傷情調或許亦不再適用于當下的鄉土文學。在塑造鄉村“新人”、發掘“在鄉者”之于鄉村振興事業的潛能上，王松的小說《熱雪》進行了探索。小說中的“返鄉者”肖圓圓放棄出國留學、毅然回到趙家坳，并身體力行地投入現代農業科技產業鏈的建設。在她身上，我們體會到的不再是遠行游子式的哀愁，而是掌握了現代科技的“返鄉者”堅毅的執行力和創造力。肖圓圓這一“返鄉者”形象豐富了既有的鄉村人物圖譜，也預示了鄉土文學在人物塑造方面大有可為的努力方向。
一言以蔽之，在新山鄉巨變的語境之下，新鄉土文學應當扎根于“此時”“此地”，保持對時代“變量”的敏銳追蹤。在悠遠的牧歌以及嚴峻的挽歌之外，新鄉土文學必須精確地找到自身的音準，它以真實為前提，以未來而非懷舊的過去為導向。
不過，雖然如今的鄉土文學面臨著上述多重“變量”，但倘若想要推出歷久彌新的精品，則仍需要作家在人性與審美等文學的“常量”上苦心經營。優秀的文學不僅能夠深入地反映乃至介入社會現實，更能夠飛越時光的阻隔，給予一代代讀者持久的藝術滋養。肉身易逝，但關于愛與美的藝術永存，它超越易朽的肉體與有限的生命，在歷史的長河中凝聚成人類美與智慧的晶體。因此，當下的鄉土文學寫作者除了保持對鄉村現實的動態關注以及培育敏銳的觀察能力之外，更應當持續關注人性與審美等文學的“常量”。唯有在文學的“?！迸c“變”之間達成一種和諧與均齊的效果，才能創造出經得起歷史淬煉的作品。
如何在文學的“?！迸c“變”之間實現一種辯證的平衡？關于這一點，新鄉土文學或許可以從孫犁的《白洋淀紀事》中汲取某些可貴的經驗。孫犁曾表示：“我最喜愛我寫的抗日小說，因為它們是時代、個人的完美真實的結合，我的這一組作品，是對時代和故鄉人民的贊歌。”孫犁所處理的革命題材雖然是宏大的，但他用一種具體而微的筆觸，生動地展示了戰爭時期白洋淀人民的真實生存狀況，其中民族國家的意志與個人的意志實現了高度的統一。這種以小見大的表現方式并沒有損害革命題材本身的宏偉性，反倒使之顯得更為生活化、更具可信度。因此，時代訴求與個人心曲在孫犁的作品中得到了完美的結合。
孫犁一方面像匠人般精心雕琢著自己的語言，另一方面又對人性之美、人倫之美有著極強的體悟及描摹能力。在表現“革命”主題上，孫犁實現了宏大敘事與日常生活書寫的兩結合。這使得孫犁的作品克服了同類作品可能會有的空疏、模式化等弊病，扎實的細節描寫讓孫犁的抗戰小說出落得有血有肉。在孫犁的作品里，個人、家庭的幸福與國家的福祉是一體的，它出色地展現了抗戰主題，同時又具備高超的文學技巧，這使得其既具有即時的現實效應，又擁有了超越時代的永恒價值。
盡管孫犁生活的年月與我們所處的時代不可同日而語，但在處理“瞬時”與“永恒”、“?！迸c“變”的關系上，孫犁的作品或許仍是新鄉土文學最合適的參照系。當下的鄉土文學同樣需要處理較為宏大的題材，如何吸取前輩的寶貴經驗，兼顧作品的文學性與社會效益，并在此基礎上創造出別出機杼的作品，是每個鄉土作家面臨的共同命題。雖然新鄉土文學所處理的現實經驗前所未有，但語言與人性仍然是衡量文學價值的重要準則。應當像孫犁一樣，如同追求真理一樣去追求、愛護語言。此外，同樣重要的是，把鄉土文學中的人物還原成交纏著愛恨嗔癡的真實的人，并且懷著不可遏制的愛意和悲憫，與新時代的鄉土大地同喜同悲、同恨同愛。唯有做到這幾點，新鄉土文學才能克服先輩們“影響的焦慮”，繼而在百年鄉土文學的恢宏版圖上開辟出自身的疆域。
總的來說，目前新鄉土文學方興未艾，呈現出朝氣蓬勃的發展勢頭?！堆┥酱蟮亍贰赌谰性纭贰痘粽{》《熱雪》《芬芳》等一系列長篇巨制從不同的視角出發，圍繞著不同的地域展開了對新山鄉巨變圖景的描繪，并刻畫出了一眾鮮活的鄉村新人形象。鄉土社會在政治、經濟等各個層面都經歷著深遠的變革，對于如今的鄉土作家而言，立足于“此時”“此地”，以“?！睉白儭?，創造出兼具時代性與永恒價值的鄉土文學，既是一樁充滿誘惑力的挑戰，也是前所未有的機遇。
（作者系南京大學中國新文學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