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4-5月《人民文學》《當代》《十月》《青年文學》《北京文學》： 書寫家園之上
四月，從暮春迎來初夏，一批新的文學作品在《人民文學》《當代》《十月》《青年文學》《北京文學》等文學期刊上面世。從“50后”到“00后”，寫作者的不同年齡帶給作品不一樣的文學氣質，在作品中也能看見地域風物的多樣：南方與北方、城市與鄉村各有其樣貌，海外景象也跨過千山萬水與腳下的土地產生奇妙的聯結……自然萬物、家庭情感與城市樣態，既為家園賦名，也是家園的所在。新刊新作以文學的筆調置身家園之上，也以精彩的文字為夏天預先奏響如歌的行板。
家的流變與恒常
家，被視為最小的社會單元，不少的新刊新作“以小見大”，放大“家”中具有當下性的點點滴滴，引發我們的共鳴。
馬金蓮的長篇小說《親愛的羊圈門》（《人民文學》2024年第4期）聚焦馬一山一家，祖祖的婚事、碎女的生產、羊圈門村北山的挖地、德福巴的去世，馬一山的家庭接二連三地發生著變化，作者鋪陳著生活里的酸甜苦辣，傳遞出馬一山家的生活哲學。肖勤的中篇小說《廖崩嗒佩合唱團》（《人民文學》2024年第5期）里，能去“村BA”舞臺表演，對于紅糯、細糯姐妹一家來說無疑是一次變化。苗家姑娘們開始學習樂理、觀看電影，最終她們將走向更大的舞臺。寫作者落筆在“家”的變化，但故事背后對新生活的向往卻是一以貫之的。胡學文的中篇小說《鯊》（《十月》2024年第3期）以“官場小說”的面貌出現，主人公馬江河出獄后回歸家庭生活的過程讓人印象深刻。在家庭這一共通性的語境里，置身其中的人物形象個性鮮明、有血有肉。
《人間信》（《十月·長篇小說》2024年第2期）里，麥家把“家”這個最小的社會單元當作他寫作風格轉變的一塊試驗田。蔣家父子兩代人在不同年代，他們按自己的方式離開雙家村，都希望能夠沿著富春江走向更廣闊的天地而有所作為。麥家的語言處處充滿著時代氣息。鬼子的長篇小說《買話》（《十月·長篇小說》2024年第2期）中，劉耳和他的兒子也構成了一種往來與互見——他們都費盡心思掙扎向上，卻無可避免地成為“罪人”而不被故鄉所接納。家庭代際之間的往來互見不止于此，殳俏的長篇小說《女字旁》（《當代》2024年第3期）讓李家三姐妹串聯起橫跨30年的家庭變故。她們既是從不堪的往事中出走，也在為未決的命案尋兇。殳俏筆下的“家”在時序更迭之外，更具性別關懷及社會意義。
家的呈現也不只是畫卷式與脈絡式，新鮮的寫作依靠短篇小說自身的物理，摘取著富有意味的生活切片。《十月·長篇小說》2024年第2期由作家李洱主持“創意新力量”欄目，推出了張芷涵的《不要眨眼》和楊璇的《斯人》；《青年文學》2024年第5期“現在出發·小說專號”收錄了莫善卿的《春樹暮云》、鄒江睿的《倒影》、史若岸的《漫長的夏天》、顧骨的《床底父子》等作品。青年寫作者面對“家”，善于抓取一個飄忽不定的文眼，從中細細顯現出家庭情感復雜、難以言說的一面。這是他們基于文學知識習得、寫作技能培養所生發出的新思考。
探訪自然與我
新刊新作中的自然氣息格外濃郁。這不僅是指作品當中對自然意象的取用，更是強調寫作者觀照時代的互動不只局限在人與人之間，面向自然萬物的微妙情感在作品中也多有體現。
《北京文學》2024年第5期推出于學濤的《遇獾記》和陳應松《熊的故事》，以不同人稱講述了人與動物相遇的故事。《遇獾記》講述那只耳朵殘損的母獾在“我”落榜后的夏天里意外出現，“我”對母獾的態度前后發生了不少變化，結尾以母獾報恩的情節表達出一種樸素善良的自然觀；《熊的故事》也寫到一次奇遇，只是施工隊這個“小社會”里對如何處理小熊產生了分歧，人性的貪婪最終導致了悲劇。當自然作為客體時，人性會被放大，對其進行檢視、反思，這是當下文學寫作的重要話題之一。
李啟發的《草本》（《人民文學》2024年第5期）讓花草聯結起米桑和華妹的家庭生活，他們因草而結緣、以割草為生……花草生長的堅韌象征著他們的日常；蔡崇達的《看臺風的人》（《當代》2024年第3期）里，蔡耀庭看臺風的奇妙故事讓身為作家的“我”意識到，臺風天氣的緊張、迅疾、無法預料正是一種生活的底色，而臺風也以讓人想象不到的方式彌補了人與人之間的罅隙。老藤的長篇小說《草木志》（《當代·長篇小說選刊》2024年第2期）更是直接將不同的人與不同的草木一一對應起來，小說似乎延續著屈原《離騷》里花草喻人的傳統，用草木的脾氣與性格補綴出普通人身上毛茸茸的質感。
城市以何種方式被塑造
塑造一座物理意義上的城市是一個已經完成的過程，而寫作者們把他們對城市的種種理解記在紙面上時，將城市塑造成精神載體的另一個漫長過程才剛剛開始。
勞動是城市塑造的必要條件，也是文學寫作的命題。我們能夠看到新刊新作里，勞動經驗以多重面貌得到呈現。袁凌的《環形成長》（《北京文學》2024年第4期）貼近北京郊外皮村里的勞動者萬華山，講述他如何因勞動而遷徙，以及在現實處境中如何堅守他的文學志趣。延續著“皮村文學小組”的話題，張慧瑜的《新工人文學小組十年記》（《北京文學》2024年第5期）為這群心懷文學理想的勞動者們作十周年的記事，展現“皮村文學小組”的發端與現狀、人物與事件，讓我們看到文學的點滴是如何在勞動者的生活中匯涓成河。馬曉康的《拉小提琴的砌磚工》（《青年文學》2024年第5期）把砌磚視作現實與理想的中間層，也成為小馬和工友們的紐帶。虛構為勞動增添色彩，而非虛構寫作還原勞動本身的堅實有力。
腳下的城市如何與更廣闊的遠方形成鏈接？《北京文學》2024年第4、第5期“新北京作家群”專欄分別推出徐則臣的《紫晶洞》和孟小書的《終極范特西》，海外務工和網絡“殺豬盤”、現實的勞作和虛擬的交往都會成為由彼及此的方式。在徐則臣的另一篇小說《斯維斯拉奇河在天上流淌》（《十月》2024年第3期）里，兩個中國人在異國的藝術與遷徙之旅，暗含作者對生命意義的考量。
描摹城市里人們的生存狀態，關系到怎樣塑造一座文學的城市。當城市內嵌在作品中，它已不單是城市本身，更可以看作是一座情感的掩體。《青年文學》2024年第4期推出了“新女性專號”，其中的作品多聚焦于都市生活，打開了理解與表達城市經驗的不同窗口。朱婧的《思凡》講述高校“象牙塔”里的人情糾葛，面對鄭老的突發事件，“我”調查的同時也在反思，結尾處《思凡》唱詞一出不由得讓人驚訝。李靜睿在《未竟的河灘》中設置了一顯一隱兩個案件，一樁偷竊案讓二十年前的命案浮出河灘，這是“我”的成長與覺醒，也是對盈盈遲來的拯救。顧拜妮的中篇小說《水形物語》關注到秀妍、慧珍之間的女性情誼，小說以慧珍的追求者小武被捕作結，同樣以案件啟發女主人公對生活的重新思考。城市生活里的“非常事件”成為幾篇作品的共同元素，讀來更覺得像偵探小說——女性寫作者的筆觸在都市步履不停的節奏中，試圖傳遞出一種現代生活與生俱來的不安定感。
展現城市如何被塑造成情感掩體不僅是一個向外的過程，往往也需要寫作者向內詢問自身，這是新刊新作中散文寫作的重要向度。朱強《地址簿里的日常》（《人民文學》2024年第5期）寫到廚房的氣息、搬遷帶來地址簿的變更、道路與屋頂……這些充滿回憶的微小處，融合出南昌城的熱鬧精彩與五味雜陳。侯磊的《板兒爺世家》（《人民文學》2024年第5期）中，被喚作“板兒爺”的三輪車夫和北京城一齊在歷史中起伏變化，但他們身上的“勁兒”卻已經深深扎根在胡同街角。《十月》2024年第3期由批評家張莉主持的“散文中的新北京”欄目推出了喬葉、劉瓊、劉大先等人的散文作品，這些作品同樣以北京城作為書寫對象。其中，有新北京人講述如何被這座城市接納，也有老北京人追憶這座古都經歷了怎樣的新生、發生了哪些變化。無論面對的是哪座城，寫作者們在散文中都誠懇地認領著他們對于這座城市的種種情愫，城市氣象在這些散文中變得貼近可感。在這些新刊新作中，我們感受到文學現場的活力，也看到了文學家園中，人與自然的互訪、家庭生活史的記述以及城市情感的認取。
（作者系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碩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