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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目語】

2024年，《作家通訊》全新改版，推出新欄目“扎根筆記”，邀請在基層一線工作、駐點、深入生活的作家、文學工作者分享他們對于廣袤大地和人民生活的觀察與體悟，展現新時代作家和文學工作者“向人民學習”的精神風貌。

援藏故事：缺氧二三事

■黃國輝

氧氣占空氣含量的21%，這已經是我中學時學過的知識點了。但氧氣作為最尋常不過的生存必需品，卻又往往被生活中的我們所忽視。直至我到了青藏高原，在那個高海拔的地方，氣壓降低，空氣稀薄，氧氣也同樣稀薄。但也正因其稀薄，而越發顯出可貴來。在我參加援藏工作的3年中，對缺氧的適應，與缺氧的抗爭，可以說一刻也未曾停息過。

一

幾乎每一個聽說我參加過援藏的朋友都會問我：你有高原反應嗎？怎么能沒有呢！有人說，在西藏躺著都是奉獻。這句話有一個最基本的前提，那就是每個人在西藏都會面臨最直接而又最重要的問題：缺氧。

進藏之前的培訓，“老西藏”們的現身說法就像為我們這些高原新人上了一道緊箍咒，要緩步慢行，要逐漸適應，要注意保暖，前幾天不要洗澡……凡此種種，一切皆從安全與健康出發的叮囑，我都忙不迭地記在隨身的筆記本上，時時翻看，不敢大意。尤其之前幾年因為各種原因疏于鍛煉，不惑之年后身體的疲弱已有顯現。這些叮嚀在我的內心激起了一些隱隱的警懼。

我沒想到的是，后來我也會變成那樣一個小心的叮嚀者，而現身說法的，正是我自己。

2016年7月27日，我們飛抵拉薩。不隨身的行李掛上姓名牌，從北京培訓點出發時就與我們分開了，再見的時候，已是在拉薩入住的賓館房間里。不知情的，當然會感恩接送服務的周到，而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卻是因為缺氧，我們根本搬不了那些行李。

飛機在貢嘎機場停好，從舷梯走下飛機，迎接的哈達掛上脖頸，興奮之中，腳下略為發飄的感覺便被忽視了，頭腦些微的暈眩，也被認為只是連續4個小時飛行之后的困頓初醒。哪里有什么缺氧？

真正開始感到缺氧，則是到了賓館以后。我和中國文聯援派的老梁同住一個標準間，房間在2樓。當我從賓館大廳辦完入住手續走到樓梯口時，才忽然發現不知從什么時候起，自己有了喘不上氣的感覺。在樓梯下遲疑徘徊的十幾秒中，飯店的一個女服務員一手拎一只大行李箱三步并作兩步地登上去，其中有一只正是我的。而此時的我卻已經顧不上那點無法向她伸出援手的男性自尊了，急劇加速的心跳第一次那么明確地警示著我：這里是海拔3600多米的高原。

那一層樓梯，成了我進藏以來接受到的第一個考驗。

身體的感受是最真實的，人卻總是容易忘記。晚飯后，一起就餐的幾位“援友”們相約著出去走走，北京話叫“遛食兒”。說著話聊著天，身體中那些小小的不適很快就又被淡忘。當得知我們所住的賓館離布達拉宮廣場不遠，便索性一路走了個來回差不多3公里路程。

以我后來的經驗看，初上高原進行這么長距離的步行，成了高原反應最直接的導火索。要知道，在拉薩走路，幾乎就相當于在平原慢跑。

所以，缺氧的反應終于來了。雨季的拉薩，夜里時時會風雨交加，我和老梁兩人躺在床上，終于體會到了嚴重高反帶來的頭疼如裂的痛楚，最關鍵的是，輾轉反側，始終無眠。手環上的心跳數字在夜色的靜息中，始終保持著110以上的猙獰面目，讓我甚至開始聯想自己是否真的無法適應這里的環境，明天天亮，我會不會又被下一趟飛機送回北京。

就這樣熬過一個長夜，第二天早餐也注定食之無味。飯后我急匆匆找到駐在賓館的醫生，他測了測我的血氧，便讓我坐在一只巨大的氧氣罐邊，給我掛上鼻管，讓我吸氧。毫不夸張地說，那是我這輩子第一次意識到氧氣對人到底有多重要。不一會兒，血氧上升，心跳緩解，忽然涌上來的困意竟然讓我非常欣喜。從醫生那里出來，我立馬約上老梁一起到附近的藥店，各買回來一只氧氣枕頭，回到房間補覺。

現在想起來真是有些可笑，區區一只氧氣枕，如何能救得了24小時都處在缺氧狀態的身體呢？

二

經過兩個幾乎無眠的夜晚之后，第三天受援單位派人來接洽，把援派干部各自接走。因為上一批援藏同事的宿舍騰出后仍在整理，我和老梁被安置在西藏文聯旁邊的賓館里暫住。那一晚，有了單位準備的大瓶裝氧氣的輔助，我們兩人都睡了進藏以來的第一個安穩覺。當第二天清晨從夢境中醒來，一睜眼發現窗外竟然早已陽光一片，那種似乎已經久違的暢快不可言喻。站起身，拉開窗簾，光線涌進來了，人的身影涌進來了，清脆的鳥鳴涌進來了，好像隨著這一夜的過去，拉薩的生活已經開始在我面前真正展開了。

事實證明，每個人的身體多少都存在個體差異，而人體又總是處在不斷地自我調整與修復當中。同批進藏的援藏同事們，有高原反應更甚于我的，當然也有適應非常之快的。之后我也曾遇到過一位不遠千里進藏旅游的耄耋老人，據她女兒說，老人每天在家里沉迷于大美西藏的圖片，最后終于不顧家人朋友的反對，執意要親上高原。讓人驚奇的是，老人進藏以后身體上竟無半點不適，還在不停照顧陪同前來的后輩家人。有一晚我們在一家藏餐廳里一起用餐，整桌人胃口最好的也是那位老人。后來聽說，他們又到了海拔更高一些的日喀則，甚至驅車去了海拔5200米的珠峰大本營。這不由得讓人感嘆，人作為一個自然生物體，所蘊含的差異與神奇。

后來我經常被問到的另外一個問題是：平時在西藏，你吸氧嗎？這是當然，只要有條件，氧氣還是要經常補充的。

自從初進藏受過缺氧的折磨以后，很多援藏的同事都開始商量著購置平時需要常用的吸氧設備。我在賓館時，就已在網絡購物車里放進了好幾款，后來才發現不用再買。在我宿舍里，有一個前幾批中國作協的援藏前輩留下來的制氧機，看起來方方正正愣頭愣腦，個頭兒像一個矮矮的單門冰箱那么大，上面的“醫用”兩字倒頗讓人放心。為了驗證它是否還能用，我專門把一根只留著一點火星的火柴頭靠近它的出氧口，只聽“噗”的一聲，火柴棍又旺旺地燃燒起來。我心想，這可又省了我一大筆開銷。

制氧機的工作原理，是提取壓縮空氣中的氧氣制成濃度較高的氧氣，所以它工作時是有不小噪音的。在西藏，人們常說，只要覺睡好了，其他都不是事兒，意思是休息的質量，對人的身體健康狀態非常重要。因為缺氧，這里的睡眠本就很淺，如再任由制氧機在耳邊工作，自然煩擾更勝。于是我便想了個辦法，把制氧機放在客廳，又從網上買了一根10米長的輸氧管，一頭接上制氧機的出氧口，然后把管子順著臥室的門邊捋好，借著門角的一點縫隙穿進去，把另一頭一直甩到床頭，再接上一只吸氧罩。這樣晚上睡覺時，把制氧機打開，臥室門一關，任由它在客廳里“突突”地響著，我盡可以舒坦地在床頭吸著氧氣安睡了。

聽從援藏醫生的建議，在西藏的每一個夜晚，只要條件允許，我都保持著睡覺前吸氧半個小時以上的習慣，爭取在每個夜晚都能迎來一次酣暢的睡眠。當然，隨著身體對環境的不斷適應，后來即使不吸氧，睡覺也已不太成為問題，唯一與在北京時的不同，就是幾乎每天晚上都會醒來一到兩次。

在西藏，想睡一個睜眼就是明媚清晨的囫圇覺，真是有些困難。

三

我經常被問到的第三個問題是：再上高原，還會有高原反應嗎？

人的身體面對新環境會調整會適應，但永遠不會說謊。至少對我來說，每一次再上高原，都是一次新的與高反抗爭的經歷。唯一不同的，是經歷過之后，心理建設的強大為身體的斗爭提供了更為理性的認知和更為平和的心態。

在西藏工作期間，有出差，也有休假，有機會回到低海拔地區，我們皆稱為“補氧”。但常在高原的人都有一種普遍的共識，那就是頻繁地往來，對身體反而無益。因為在高原與平原之間的奔波中，人體要不斷地在兩種氣壓環境中變換調整，就難以持續保持一種穩定的狀態，單從人的主觀感受來說，是極不舒適的。

高原環境是缺氧，回到平原地帶，就會變成醉氧。醉氧的表現，就是犯困、嗜睡。休假還好說，回家倒頭睡幾個大覺，度過最頭昏腦漲的醉氧期便好。出差則不然了，帶著工作任務，節奏但凡快一些，身體便偶或會提出些小小的抗議。有人調侃，從西藏到北京開會，如果受不住醉氧的困意睡著了，連主持人都會原諒你的。這當然是玩笑，但借此對高海拔地區的人們多一份理解卻是應該。援藏期間，有一次，一位藏族同事大姐找到我，告訴我她在北京有個一周的培訓任務，她說：“要不還是你去吧，你去是回家，我去可是真的太受不了那種低原反應了！”當然最后仍是她去的，據說她退休之前，還查出了高原性心臟病。

所以，適應并不等于一定適合，無論是誰，長期缺氧的環境始終是對人體的一種考驗。我雖習慣了那里的生活，但每次重返高原，仍需要給自己的身體兩三天適應期，唯一與初上高原不同的是，我不會再緊張得不知所措了。和我們一樣，長期生活在那里的朋友們，如上面所說的那位大姐，我們一起爬上4層的辦公樓時，都一樣會上氣不接下氣。那時我會想，原來在北京生活時，我們并沒意識到，自己的生命是那么富足。

還有一次，我到北京出差，臨時接到另一個工作任務，到高海拔的阿里地區去。于是當天返回拉薩，還沒等適應3600多米的海拔高度，第二天就又坐上了開往阿里的汽車，晚上到達了海拔4700米的薩嘎縣。晚上，我與幾個同事睡在一個大通鋪上，出于對海拔變化過于快速的擔心，那天睡前，我吃下了人生中第一片安眠藥，結果那晚在沒有氧氣的情況下，我居然一覺睡到早餐時間，而且精神狀態極好。一面感嘆安眠藥的神奇之時，我也收到了另一位同事的警告：千萬不要依賴安眠藥，自然睡眠永遠是最好的健康保證。

所以那之后，我聽從同事的勸告，再也沒有吃過安眠藥幫助入睡。

四

高原上最適宜的運動，至少對我來說，就只是走路。

我們的援藏隊伍里有不少足球愛好者，我很早就聽說他們組織了一支足球隊，閑暇時經常在一起練練球。我并沒有去看過他們踢球，但我也很好奇。有一次我問他們其中一位，他的回答是：嗐，也不敢真跑，慢慢溜達著踢唄，就當一項日常鍛煉。

這樣的鍛煉，我不敢嘗試，因為有過前車之鑒。西藏自治區區委黨校有一個室內籃球館，有一次，我興之所至騎著自行車跑去和那里的“援友”打了一次球，還只是半場的小運動量，結果結束往回騎行時，那輛身下的自行車好似變成了一輛裝滿沉重貨物的三輪車。黨校和文聯遙遙相望，中間隔著拉薩的“綠肺”——拉魯濕地，在穿過濕地的那條公路上，蓬勃的枝葉搭成的樹洞就像永遠也望不到頭一般。我幾乎是跌跌撞撞地回到宿舍，第一件事便是打開制氧機，往床上一癱，便再也不想起身了。

所以，我每天的鍛煉就只是走路。西藏文聯給我們援藏干部安排的宿舍就在辦公樓后面的家屬院里，住宿離辦公點近的一大好處，就是有利于“刷步”。我在西藏工作時每天的步數，甚至比在北京時要高出得多，其實也并非有意為之，就是因為上班下班之間，多走出的那兩三步。

說起運動，還有一件事讓我至今記憶猶新。都說現在的孩子們吃不了苦，但那一次，在西藏這樣一個缺氧的環境里，卻讓我看到了一群不一樣的孩子。

那是2018年8月，中國文聯組織了一次“深入生活、扎根人民”音樂舞蹈藝術家赴西藏采風創作成果匯報演出活動。音樂和舞蹈，都是極費氣力的藝術形式，對于來自平原地區的藝術家和表演者們，可以想見多么具有挑戰。

事實證明，我們為了演出的成功事先所做的一切應急準備都沒有浪費。在拉薩市文化體育中心的演出地點的后臺，我們把室內球場騰空，里面按點位布置擺放了幾十個大容量的氧氣罐，一次性吸氧管更是準備了幾百個。演出開始后，第一個節目開場舞蹈剛結束，我就聽到旁邊有人喚我：快來快來，有演員暈倒了！于是同事們爭相跑向臺口處，不一會兒便看到有人架來幾個幾乎已經無法自主行走的演員來，接著又陸續從那邊匯集過來一些滿頭汗珠大口喘著粗氣的年輕面孔。我們把他們或攙著或領著來到擺放好的氧氣瓶前，有的孩子甚至等不及搬過來的凳子，雙腿一軟就徑直坐在地上。我們在一旁則緊趕著擰開氧氣瓶的閥門，把吸氧管對著臉上試一試出氣的力度，調到合適，再過去給演員們在鼻前掛好。

那一晚，臺上的演出一直在正常進行，但在后臺，緊張的奔波和忙碌也一直在持續。甚至有一位女演員因為正趕上身體不適，反應更加嚴重，被救護車送到醫院救治，我們輪班值守看護，直到第二天凌晨她恢復過來，才把她送回賓館。

但舞蹈隊的老師跟我說，當問到演員們第二場在日喀則的演出還上不上時，這些年輕人卻沒有一個人表現出畏懼和退縮。后來的幾天里，不管是排練還是演出，一直到返回拉薩為他們送別，演員的臉上始終洋溢著自信燦爛的笑容。

那個時候，我就常常在想，人們每每談到老西藏精神，總會說“缺氧不缺精神”，這幾乎早已成了在高海拔地區辛勤工作的人們樸實而深刻的精神寫照。一代代的西藏建設者們傳承著這種精神，也發揚著壯大著這種精神，為它賦予著更具時代特點而又同樣充滿力量的新內涵。

如此追溯起來，那3年的缺氧生活，亦不失為一種可供驕傲的經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