鄢莉：十八歲現象與不再出走的青春文學
“我是逃逸者海男，吸盡了人世間的味道/味蕾已開始回避追逐的蜜糖/我是逃逸者海男，固守在自己的家門/經歷著一年四季的輪轉不息的考驗”（《我是逃逸者海男》）。很多年前的學生時代，當我讀到海男的詩句時，和許多讀者一樣，被她詩中強烈的女性意識、鮮明的地域色彩和獨特的個人符號所震動，更被她女巫般的氣質所折服，從此牢牢記住了這位成長于邊陲地帶的女詩人。在海男用詩句搭建的魔幻世界中，“青春”是其標志性的圖騰之一，它亦同樣貫穿和閃耀在她的小說、散文創作之中，2024年上半年推出的兩部作品《十八歲》《越走越遠》即是如此。短篇小說《十八歲》講述了剛剛十八歲的女主人公紫薇密謀出走，拎著母親的箱子，坐著吳哥的貨車去往省城，謀得一份在火車上當服務員的工作。本期刊發的中篇小說《越走越遠》則是《十八歲》的續篇，在這個故事里，女主人公紫薇的腳步向更廣闊的天地進發，她在女友小卷毛的幫助下住進了城市的出租區，邂逅歌手簡并意外成為一名樂隊伴唱，目睹了小卷毛訂婚、流產、逃婚的全過程，經歷了父親的病痛和死亡，在出租區被夷平后又機緣巧合地當上了雕塑家的模特，一次次開啟新的生命階段。
海男在《十八歲》中說道：“進入十八歲是一個期限，好像我所有的日子都是為這一天而準備的。”文學有“十八歲現象”，從歌德到村上春樹，從薩岡的《你好，憂愁》到余華的《十八歲出門遠行》，都在描繪這一介于成熟不成熟之間的人生過程，對它進行反復的吟詠與歌頌，《十八歲》《越走越遠》也可以劃歸這一隊列。從寫作技術層面來說，《越走越遠》從敘述到語言無不烙刻著海男強烈的個人化風格印記，它的敘述是流動的、跳躍的，宛若一條清澈的生活流，語言是詩一般的，詩的韻腳、詩的節奏、詩的想象點綴在文本之間。而更讓小說具有強大感染力的，卻是其中充盈的青春意識和激情，在這個用第一人稱寫成、具有明顯自敘性的文本中，年輕的活力噴薄而出、無處不在，女主人公的身體和靈魂都呈現出敞開的狀態，她敏銳、熱情、無拘無束，在全力奔赴嶄新的世界、未知的人生的過程中實現著女性的內在成長。閱讀《越走越遠》，足以對讀者的青春記憶進行一次激活，盡管它的敘述空間局限于特定時代，但其故事可以通約著一代又一代人共通的青春經驗，在幾十年后的今天依然讓人怦然心動。盡管它也有可以挑剔之處，比如因為寫法過于隨性而使文本逸出文體邊界之外，但如果把它作為青春文學來看，真正的青春寫作應該就是這樣一種狀態：強調自我，手法稚拙，打破規則，不受約束。《十八歲》和《越走越遠》兩篇作品完全可以證明，真正的青春文學創作與創作者的年齡無關，哪怕作家是以回望者的姿態追記青春歲月，仍能準確地把握住十八歲的那一抹青澀、一腔熱血，將新鮮、貼切、清晰的青春體驗傳達無遺。
與《十八歲》《越走越遠》形成對照的是，當下的青春文學創作現狀卻讓人產生隱憂。
在那波具有標志意義的“80后”寫作者之后，進入二十世紀第二個十年，青春文學創作的熱度在消減、活力在萎縮，一度聲勢浩大的創作隊伍，眼下卻呈現出潰不成軍的狀態。這個時期，隨著大量創意寫作專業在大學的設立，隨著業界對年輕作家獎掖、激勵、推舉措施的加大，青春文學本該趁著青年創作的勢頭掀起更高的浪潮，走進一個新的黃金時代，然而真實的情況卻是，青春卻從青年創作中悄然撤退了。這其中固然有類型文學創作和網絡寫作分流了一部分創作力量，以及商業化“偽青春”創作損害真正青春文學創作的原因，但更多的，恐怕是年輕作家集體性“青春意識”的缺失。從社會氣氛來說，近幾十年的商業化、技術化社會擠壓著年輕人的生存空間，教育制度、階層固化和“內卷”傾向磨損著年輕一代的精神，使得“喪文化”“躺平主義”盛行，時代情緒的余波終究會蔓延到文學中。同時，以高校學子為主體的青年創作者們，普遍地缺乏生活經驗，遠離現實社會，卻擁有濃厚的學理化背景，這使得他們不以探索自身和世界為務，在寫作上樂于模仿經典，不再喜歡用自己的聲音說話，也就是學者房偉所說的“圍欄化”問題。在各種因素的疊加下，青年創作本來最不可少的青春氣息卻在消減，青春文學日漸呈現出失語的趨勢，很大一部分創作從題材到主題再到精神意識層面，都面目溫吞、個性缺失、早熟世故，瑣碎、虛浮、空洞的東西在文本中隨處可見，至于觀念的先鋒、美學的前衛和技法的創意更無從談起。
誠如青年評論家金理所言，“在新世紀以來的文學中，青年主人公的消極認同日趨嚴重（比如‘失敗青年’大規模出現）；對外部世界的興趣日漸淡漠，在喪失介入性的同時退居‘宅男’‘宅女’狀態；青年的文學形象逐漸告別以‘新青年’‘新人’為代表的 20 世紀中國文學史上青年形象的主流面貌；在文本形式上，以‘天真—迷惘—考驗—成熟’為敘事結構的經典成長小說越來越無法自圓其說，成長歷程不再意味著主體的成熟，而是青春激情的破滅和耗散”（《試論新世紀文學中的“青春消失”現象》）。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出走”作為人物的典型行為方式或者說一種譬喻，再也很難在青年寫作中看到。“出走”本是對青春期的叛逆和沖動的最佳展示方式，當《十八歲》和《越來越遠》中的紫薇選擇了離家出走，她每一次“越走越遠”便是一次破繭而出，催生了心理上的成熟度，然而，當下年輕作家作品中的人物卻放棄了這一選擇。他們要么困守于有形的城市角落、家庭和學校，要么沉淪于無形的早年的特殊經歷、創傷經歷，卻喪失了“走異路，逃異地，去尋求別樣的人們”的勇氣；他們從人生字典中刪除了“反抗”“逃離”“背叛”的字眼，不再相信他鄉、遠方和彼岸，寧可在自己的狹小空間中自閉，默認和接受著社會的規訓，與壓迫自己的力量達成被迫的妥協。
“在未來的日子里，你將無數次地回想你離開家門的日子：心跳加速聲里，你仿佛看到了遠方的帆影。從那刻開始，遠方就成了你的烏托邦，成為你成長期朝前行走的幻想，并支撐起你生命的背景。”（海男《我打開了一道天窗》）文學中的逃逸和出走是一種姿態，既是行為上的遠離和遷徙，也是精神上的自我放逐和自我追尋。無論如何，青春是該走出去，青年文學也是該走出去的。如果在青年創作中青春激情難以飛揚，世故、順從、務實代替了叛逆、沖動、冒險，只剩日常生活的一地雞毛和一派“為賦新詞強說愁”的情緒發泄，那么青年文學將會喪失其最本質的東西，喪失最彌足珍貴之物。在海男等前輩作家那里，青春與其說是年齡，不如說是一種信仰，年輕的創作者們若能重建青春信仰，勇于突破社會語境，走出自己那一方小天地，重新建立與自我、與社會、與世界的連接，鼓蕩和張揚起青春的熱力，或許可以讓青春之火重新燃燒在青年創作之中，恰如魯迅先生所言：“愿中國青年都擺脫冷氣，只是向上走，不必聽自暴自棄的話。能做事的做事，能發聲的發聲。有一份光發一份熱，就像螢火蟲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發一點光，不必等待炬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