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曠世英杰的深情追慕與真誠致敬 ——讀長篇歷史小說《譚嗣同》
在浪飛濤涌的歷史長河中，總有一些奇絕偉岸的人物以其非凡思想和不朽行為，成為標注時代的人文坐標和引領時代的精神燈塔。當國運危殆、民生艱窘、社會動蕩的近代中國在迷惘中墜落下沉之時，一個激昂的聲音從晚清的混沌政局中傳出，這就是“戊戌政變第一完人”譚嗣同發出的“四萬萬人齊下淚，天涯何處是神州”的高亢吶喊。作為“轟轟烈烈為國流血的大豪杰”，譚嗣同的椽筆如同一柄利劍，直指時代的痛點與痼疾；譚嗣同的思想恰似一團烈火，點燃了民眾的斗志與激情。正如梁啟超所說“其思想為吾人所不能達，其言論為吾人所不敢言”。作為一個在民族興衰跌宕的長歌里孤勇吟唱的歷史巨人，譚嗣同無疑值得后世大書特書。由湖南女作家彭曉玲創作的長篇歷史小說《譚嗣同》，既是對曠世英杰譚嗣同生命歷程的精彩書寫，也是對湖湘先賢譚嗣同的深情追慕與真誠致敬。
一
“只余心獨在，看汝更千年。”對于當下，譚嗣同連同他參與的“戊戌變法”，已經湮滅于時光隧道的深處，譚嗣同慨然赴死以及他與梁啟超、唐才常、熊希齡等維新志士力圖挽救民族于存亡之際的形象也日益變得抽象而模糊。那個時代的文人志士面對著怎樣的險惡處境？以何種心態生發出改良思想和維新壯舉？如何理解譚嗣同的果敢決絕與舍生取義？《譚嗣同》對此給出了明確清晰的回應與解答，向“拼命而行之”“不成功則成仁”的著名鄉黨譚嗣同獻上一瓣心香。
中國近代史是中華民族的傷心史，是中國數千年未有之變局。博學善思、融通古今的譚嗣同，是在中國近代思想啟蒙肇始之際，于浩瀚天幕上劃過的一顆璀璨流星。可以說如果沒有“有心殺賊，無力回天”的譚嗣同，百日維新也許就是一場近乎鬧劇的改良變法；如果沒有“死得其所，快哉快哉”的譚嗣同，興中會、同盟會等革命組織也許還要推遲若干年后才能誕生。所以，無數后人感念、敬仰、追緬和謳歌這位杰出的思想先驅。與譚嗣同同籍的湖南瀏陽作家彭曉玲以百萬字的皇皇巨著，將“誓拯同類，極于力所可至”的譚嗣同短暫而輝煌的一生細致地再現出來，引導讀者步入譚嗣同所處的時代及其精神世界，啟悟讀者走進其情感深處和思想腹地，由此我們看到一個真實可感的譚嗣同。他對生命的悲惋之情和蒼然之感，更多源于死亡在他并不長久的生命時段內投下的濃重陰影：他童年在原生家庭中遭受嚴重的心靈創傷，母親、姐姐和大哥短時間內相繼罹病去世；長大后他年幼的兒子不幸夭折。諸多磨難和不幸鑄就了譚嗣同清剛亢勇、凜冽決絕之秉性，其內心早已將死亡置之度外。閱讀長篇歷史小說《譚嗣同》，回首不堪的過往，追悼不屈的先烈，深切感到譚嗣同的舍生取義、以死警世，讓一個正在覺醒的民族看到了光明的價值和信仰的底色。
譚嗣同由于不滿現狀而探尋求索，自儒學而西學，進而佛學，以尋找“強國富民”的路徑；面對西方文化的沖擊，他在中華文明與西方文明之間尋求認知的平衡與突破；面對甲午戰爭帶來的國家破敗和民族恥辱，他堅決勇毅地承擔起以思想啟蒙構建新制度、新文明的責任與使命。以譚嗣同為代表的“戊戌六君子”以自己的鮮血與生命，在某種程度上喚起了民眾的覺悟，激活了民族的精神，加速了一個腐朽的封建帝國的覆滅。小說通過對“劍膽豪氣”“錦繡琴心”的譚嗣同身世、遭際、命運的深徹回望和周致摹寫，使讀者對已殉難兩個甲子的譚嗣同產生了深摯共情和強烈共鳴，也使讀者仿佛重新回到了風雨飄搖的歷史現場，深透理解那個積貧積弱的特殊年代。作為一個赤誠忠勇的愛國者，作為一個以身證道的死國者，譚嗣同決意用生命去撞破黑暗最堅硬的外殼，決意用決絕擊打國民麻木的神經，決意用鮮血澆灌民族希望的種子。
正是站在這樣的歷史高度，《譚嗣同》鋪開近代歷史畫卷，展現清末時代風云，詠贊維新變法英烈。這部黃鐘大呂般的小說作品，傾注了作者深沉的思想情感，凝聚了作者深刻的歷史思考，體現了作者深湛的藝術識見。正源于此，在眾多同類歷史題材的文學作品中，《譚嗣同》以其獨到的精神追求而顯得不同凡響。著名哲學家馮友蘭在《中國哲學簡史》中對譚嗣同做過一個相當精準的評價：“譚嗣同回答了當時時代提出的問題，指明了時代前進的方向，就這兩點上說，他不愧為中國歷史中的一個大運動的最高理論家，也不愧為中國歷史中的一個代表時代精神的大哲學家。”
二
歷史小說的敘事話語受制于歷史話語譜系的規約和限制，歷史循著一定的文明界碑行走，其特有的意向植根于具體的歷史情境中，這就決定了歷史小說敘事只能遵循特有的美學規則。長篇歷史小說《譚嗣同》運用內聚焦和外聚焦相結合的手法，對譚嗣同的生活歷史進行了組合與重構，展現了歷史情境中卓越人物的人情和人性，賦予了譚嗣同歷史生活一定的價值評判。
歷史小說中的人物形象絕非憑借藝術加工形成的，其借助的主要是歷史人物的歷史活動的真實性。讀了《譚嗣同》，筆者認為書中精心狀繪的中國近代著名啟蒙思想家譚嗣同的形象，同時也是一個具有濃郁家國情懷的愛國主義者形象，正所謂“撫劍起巡酒，悲歌慨以慷”。革命導師列寧有一句話說得非常精辟：“判斷歷史的功績，不是根據歷史活動家沒有提供現代所要求的東西，而是根據他們比他們的前輩提供了新的東西。”這就要求作家在書寫歷史人物時，應當堅持客觀公允的立場和實事求是的態度，把歷史人物放在他所置身的歷史環境中進行藝術觀照和審美考查。有著“翩翩濁世佳公子”美譽的譚嗣同，其所處的歷史環境是中國封建社會的經濟基礎正在逐步解體和消亡，中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形態中越陷越深。以國難為憂，以興國為樂，篤志救亡圖存，矢志向西方尋找真理，譚嗣同逐步成長為一個資產階級的改良主義者，但由于歷史的框囿和階級的局限，他又不可能走上依靠工農群眾實施社會革命的道路。因此，“沖決一切現象之羅網”的譚嗣同身上極具復雜性：他是堂堂湖北巡撫譚繼洵的公子，卻又極為厭惡科舉考試；他自幼習武，快意恩仇，卻又一心向佛，堅執學禪；他篤行孝道，以孝為先，卻因自身行為致使父親丟官罷職、回籍反省；他倡導學習西方，推崇資本主義，認為“愈儉則愈陋”，卻又在家書中囑咐妻子李閏“惟必須節儉，免得人說嫌話”；他認為應當“沖決君主之羅網”，卻又想方設法營救被囚禁的光緒皇帝。這種浸潤在骨子和血液里的多重心性和人格，顛覆了傳統士大夫或“獨善其身”或“兼濟天下”的價值取向，使豐神俊朗、舉止風流的譚嗣同形象更具一種戲劇性的魅力。
作者彭曉玲在作品中以舒緩雅致的文字和柔軟細膩的筆觸，不僅著力渲染譚嗣同蕩氣回腸的人生故事，也努力呈現他坎坷曲折的命運歷程，特別是對譚嗣同的復雜心性和矛盾人格做了詳盡披露和系統詮解，為讀者勾勒出一個既才情卓絕又勇猛峻切的改良者形象。“視榮華如夢幻，視死辱為常事”的譚嗣同，其短促的一生處于清朝晚期，彼時國內各種社會矛盾日趨尖銳，外部西方列強以堅船利炮蠶食鯨吞中華國土，正如譚嗣同在《三十自紀》一文中所言“風景不殊，山河頓異；城郭猶是，人民復非”，尤其是甲午戰爭使清廷遭受致命一擊。“能文章、好任俠、善劍術”的譚嗣同身經這一重大歷史變故，于其中成長、成熟，也走向人生徹悟和精神皈依，最終走向事業的巔峰。譚嗣同慷慨就義，既是為一姓之江山獻身，更是為天下蒼生謀福祉。“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雖千萬人，吾往矣！”譚嗣同以“我自橫刀向天笑”的從容與豪邁，化作一顆劃過黑暗夜空的流星，留下一道異常耀眼的光亮，如楊昌濟先生所說“譚瀏陽英靈充塞于宇宙之間，不復可以死滅”，引領和激勵著一個個“不自由毋寧死”的熱血兒郎。
歷史小說究竟是歷史還是文學？筆者以為，歷史小說不能虛構，但可以適當想象，應該在尊重歷史事實的前提下予以適當構想，這是歷史小說彰顯歷史精神的基本原則。而歷史小說的虛構大多是指創作方法的運用，如塑造人物的手法、構建人物關系和確定敘述故事的方式等。《譚嗣同》以堅實史料為素材和基礎，虛構和非虛構相結合，是一部細致再現譚嗣同人生關鍵階段的厚重之作。作者以清晰的歷時性結構對譚嗣同生命歷程的重要節點做了詳盡勾陳，試圖引導讀者回到真實的歷史現場，拾撿拼湊出正在被遺忘的歷史細節，銘記宣介為歷史進步和民族覺醒作出卓越貢獻的一代英豪。
歷史情節和生活細節是歷史小說須臾不可或缺的，它們共同承擔著再現歷史環境和刻畫歷史人物的藝術功能：歷史情節使歷史小說站立成形，生活細節則使歷史小說搖曳生姿；歷史情節給人以概括的印象，生活細節則給人以生動的形象。《譚嗣同》以豐富的歷史情節和綿密的生活細節，讓讀者遇見了更加真實、更加豐滿、更加鮮活的“民國先覺”譚嗣同。作者在作品中有意規避了譚嗣同早年從軍新疆的戎馬生涯和血灑刑場的悲壯場面，以貌似平和雅致、實則剛勁有力的敘述，著意摹寫的是譚嗣同尋常生活中鮮為人知的一面。雖然這種寫法是中國傳統世情小說的敘事模式，但也正是此等對歷史情節和生活細節的捕捉與呈現，給讀者留下了眾多追憶線索和偌大遐想空間，實現了作者的敘述策略和審美追求。
整部小說作品體大思精，意遠旨深，分為“萌動”“覺醒”和“怒放”三個主題，每個主題都有重要事件和關鍵人物助推，雖然故事情節繁密瑣細，各種人物關系盤根錯節，但總體脈絡按照時間發展的先后順序向前推演。金無足赤，人無完人。無論是以歷史的眼光還是以當下的標準來審視譚嗣同，他身上的確存有一些缺憾和不足：知識龐雜紊亂、觀點偏執激進、個性倨傲狂放、想法偏離實際，以俗世觀念論，生前幾乎未成就顯赫赫功業。但作為朝廷重臣的公子，他非但沒有紈绔子弟的惡習和戾氣，反而胸懷天下、志存高遠、文武俱修、中西兼備、俠肝義膽、赤誠報國。作品中的譚嗣同，無論是在瀏陽河邊漫步思索，還在長沙街頭奔走宣告；無論是在武漢官邸建言獻策，還是在南京居家撰寫《仁學》；無論是在上海《時務報》放言縱論，還是在北京瀏陽會館指點江山；無論是竭盡心力創辦時務學堂和《湘報》，還是費盡心機興建南學會和湘籍煤礦，“為一邑開風氣，即為天下開風氣”：所有這一切都為譚嗣同成為維新志士和血性男兒做了邏輯鋪墊，也表明譚嗣同為了開啟民智、昌明科技、救國救民而焚膏繼晷、殫精竭慮，更印證了譚嗣同是彼時優秀知識分子中的一個卓越代表。
三
歷史前行的堅定腳步更多時候是合力作用的結果，單純依靠個人的奮斗與拼爭改變不了總體趨勢，但個人順應時勢的初衷或扭轉時局的誓愿，無疑會熏染和影響身邊志同道合的人，引導和帶動他們與自己勠力同心、并肩同行。《譚嗣同》中人物眾多，且多為時代風云人物，無論他們在這出歷史劇目中扮演何種角色，他們的言行和命運都與譚嗣同倡導和踐行的維新變法緊密聯系在一起。
整部作品以譚嗣同為核心和主角，以他的思想演進和心路變遷為主線和軸心，圍繞譚嗣同的精神成長從不同維度和側面做了眾星拱月般的敘述和描寫。但與此同時，作品還以張之洞、盛宣懷、黃遵憲（早期）等洋務運動骨干的活動軌跡，以及康有為、梁啟超、唐才常、陳寶箴等維新運動主帥和干將的精神歷程為輔線，翔實摹繪了晚清洋務派和改良派中愛國志士的群像。作品中一條主線與兩條輔線相互交織遞進、彼此映襯呼應，主要矛盾、次要矛盾，主要人物、次要人物，宮廷、官場，學界、報界，社會各方面的各種反應，交錯繁復，縱橫交織，這種蛛網式的復調結構充分展現了深徹壯闊的時代背景，集中彰顯了譚嗣同極具張力和魅力的風骨與人格，完整體現了長篇歷史小說的厚重品格和深邃屬性。長篇歷史小說屬于現實主義文學范疇，檢視和批判現實是它的一個重要功用與使命。作家彭曉玲以冷峻的表述和犀利的筆致，勾勒了晚清政局中一幅幅官場現形圖，為讀者展示了一系列晚清社會之怪現狀。
作為一種具有張力結構的審美對象，長篇歷史小說體現出對歷史復雜性的表征、認知和判斷。所以，我們不能簡單地把長篇歷史小說文本理解為語言的編織物，而應視之為歷史的表征物和歷史的生成物。《譚嗣同》為主人公再現了一個真實的歷史背景——甲午戰爭前后，一旦將譚嗣同以及康有為、梁啟超、張之洞、翁同龢等其他重要歷史人物放進這個歷史背景中，合理想象立馬就獲得一種真實的歷史語境。作為語言藝術的歷史小說，其真實性和虛構性的界限得以彌合，作品也由于有了歷史表征而變得更富有現實張力。《譚嗣同》把史料運用作為歷史時代景象的基本元素，在歷史敘事中植入合理想象，從而使真實的歷史散發出文學魅力。可以說，這是一部具有現實主義精神特質的文學作品，尊重歷史、揭示歷史、反映歷史、再現歷史，是這部長篇歷史小說的藝術品質。
作品試圖全面復盤和客觀還原譚嗣同的心路歷程，真實描寫和深刻詮解所處時代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關系，在寫實的基礎上，營造典型環境氛圍，凸顯人物個性風貌，昭示具有理性批判精神的道德主題。歷史長河奔涌向前，一切生命無法輪回，歷史人物也難以自我表露，唯有依靠后人去追索、評介、言說和書寫。《譚嗣同》就是一次對歷史人物的成功文學書寫。作者以洋溢的創作激情刻畫了一個勞心勞力、披肝瀝膽，劍膽琴心、施仁救世，勞怨交加、百折千磨的殉道者形象，這是歷史上真實的譚嗣同，也是作家心目中的譚嗣同，二者高度統一、有機交融，構成一個個性鮮明、血肉豐滿的文學形象。作品正是通過對譚嗣同才氣、勇氣、骨氣、豪氣、英氣的梳理和狀摹，既折射出彼時紛繁復雜的社會矛盾和備受欺凌的民族命運，又襯托出譚嗣同“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的精忠赤誠和滿腔熱血。
四
長篇歷史小說主要是描寫人物和鋪陳故事，而人是社會中的人，是文化中的人，中西文學發展史一再證明：有豐富文化內涵的長篇歷史小說才有深度、廣度和厚度。長篇歷史小說《譚嗣同》涉及的文化內容紛繁絢麗、繽紛多彩，作者在作品中依照主人公譚嗣同出場順序，分別摹寫了儒家文化、道家文化和佛家文化等主流文化；在此基礎上，又根據各地歷史遺留、風俗習慣和民間風物，程度不同地點繪了湖湘文化、信仰文化、理學文化、倫理文化、宗祠文化、禮儀文化、風水文化、祭祀文化、喪葬文化、碼頭文化、神秘文化、江湖文化、飲食文化、民俗文化和現代工業文化等。
小說所包含的文化信息量也非常廣泛豐富，物質文化、精神文化的各個范疇在作品中都有著生動具體細致的描述和表現，諸如宮室園林、家具器皿、服飾飲食、風俗習慣、科舉官制、刑罰課稅、家庭結構、宗教活動、藝術娛樂、婚姻愛情等。從某種意義上說，《譚嗣同》所擁有的文化信息的質和量都遠遠超出了正史的記載，可以說這部作品較為系統地描繪了晚清時代兩湖地域的風俗畫面，這是在任何關于譚嗣同的正史資料中都難以看到的。
當然，譚嗣同一生去過很多地方，作者按圖索驥，追蹤先賢來到這些地方，于是，北京的胡同文化、上海的里弄文化、南京的寺廟文化、武漢的碼頭文化、長沙的書院文化在作品中得到淋漓盡致的體現。如果說《譚嗣同》對晚清時期的經濟狀況、社會風尚、社會心理都作了真實生動的描繪，那么在某種意義上，這部作品就有理由被視為中國近代文化的百科全書。筆者之所以從文化角度審視這部作品，其最終目的是梳理和探尋這部小說引發各界關注的深層文化原因。中國歷史發展的主體精神是以人事為中心的，人的生命和生活構成了歷史基礎與歷史核心。歷史中的生活史往往就是歷史小說的聚焦對象，歷史著作中的生活肌理常常是歷史小說的審視客體，而能寫出生活史和生活肌理的前提是，作家必須理解現實、知曉社會、洞察世情，必須對歷史有一種提煉和概括能力。
作者彭曉玲系統研讀譚嗣同本人的著述與詩文，全面閱讀迄今面世的有關年譜和傳記，深入發掘傳主的生平與思想，實地尋訪其生前到過的城市和地方，鉤沉稽古、發微抉隱，爬羅剔抉、刮垢磨光，以一種正確的歷史觀和扎實的史學功底敘寫譚嗣同的歷史生活，以一種高超的歷史概括力和超拔的文學想象力，回望和抉發譚嗣同的精神旅程，將作品嬗變為歷史講述的一部分，使作品變成了活的歷史，進而變成“一部對歷史更變進程中國家和個人命運的追求之書”。
“手擲歐刀仰天笑，留將公罪后人論。”一個時代、一個民族，無論如何都不應缺少心憂天下、為民請命的仁人志士，否則這個時代、這個民族將是孱弱和殘缺的。悠悠百年歷史已經逝去，譚嗣同也不再是一個單向度的歷史人物，“他的經歷就是中國曾經的苦難，他生命的每一個節點都是他全部的生命”。
早在一百二十多年前，梁啟超在《南海康先生傳》中寫道：“戊戌維新之可貴，在精神耳。”中華民族之所以能歷經磨難走到今天，也是包括譚嗣同在內的眾多歷史精英的勇猛精進精神累積熏染和不斷引領的結果。至于譚嗣同在近代歷史發展中的特殊意義，及其留下的精神遺產，迄今還沒有完全被國人認識和傳承。“天下嗣同，復生不死！”長篇歷史小說《譚嗣同》告訴我們，維新派與頑固派之間的生死角逐，最根本的原因是思想觀念的對立，是先進文化與落后文化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沖突。這部作品的價值不在于追憶和描述譚嗣同等歷史人物，而在于通過追憶和描述譚嗣同等歷史人物，反思歷史，鏡鑒當下，映照未來！
（作者系黑龍江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