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史書寫如何融合整體性、地方性與個人性 ——讀張炯的《中國現當代小說史》
張炯先生生于1930年代，如今已逾鮐背之年，卻仍秉持著“勤奮刻苦，嚴謹治學”的學術姿態，筆耕不輟，文思敏捷，可謂學界的一棵“常青樹”，是吾輩的楷模。他富于傳奇色彩的人生經歷，是學界中一段廣為流傳的佳話，聽之者無不嘖嘖稱嘆。從參加革命的游擊隊戰士，到入伍再求學的北大才子，再到知名學者和蜚聲文壇的名家……多重身份下的張炯，不僅有著豐富的人生經驗，更有著無比豐厚的文學經驗和治學經驗。而這些寶貴的經驗也共同構筑了他編寫和研究文學史的寬廣精神視域和獨特審美體驗。《中國現當代小說史》（山西教育出版社，2022年版）煌煌80多萬字，是張炯在文學史研究領域的代表性作品。與之前他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講稿》《新中國文學五十年》《共和國文學六十年》等文學史著作相比，這部著作承續了他既遵循學術傳統，又兼顧發揮個人審美力和判斷力的撰寫風格，給人耳目一新之感。新著更加突出了其對文學史編纂的新思考，借鑒吸收了文學民族學、文學地理學等概念，既有高屋建瓴的整體意識，也關注了中國現當代文學發展的區域特色，同時表達出了個人獨到的學術見解、專長與審美趣味。此種將多種視野有機融合的撰寫思路，無疑對“重寫文學史”以來的文學史編纂有著巨大的啟發意義。
總體化思維與“經典”意識
首先，該著以宏觀的通史意識，總體性地觀照了“現代中國”的新文學發展，考察了現代民族國家的歷史性巨變與文學發展之間的雙向互動。張炯依據“現代中國”歷時性的現代化變遷，把現當代小說劃分為態勢不同的四個歷史階段：1911年到1930年是新小說的發軔階段；1930年到1949年是現代小說蓬勃萌發的階段；1949年到1977年是我國小說曲折發展的階段；改革開放以來，是新中國小說空前繁榮的階段。此種劃分方法清晰地展現了中國現當代小說的宏觀發展脈絡及其與時代之間的互動關系，強調了五四新文化運動對中國現當代小說發展的重大意義，為我們理解中國現當代文學的時代性和復雜性提供了重要線索。
其次，不僅在宏觀的時間維度上，該著體現出了對唯物史觀的堅持，在對文學史的具體敘述上也運用了歷史唯物主義的分析方法。例如，1980年代中后期，學界興起了“重寫文學史”的實踐，試圖對左翼文學進行重新解讀和評價，所倡導的新的美學原則、文學思想以及對文學作品的思考路徑與解讀方式都對之后的文學批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但是該研究方法存在著明顯的“去政治化”傾向，遮蔽了文學及歷史問題的復雜性，對左翼文學的認識和評判難免流于表面化。而張炯堅持以辯證的眼光看待左翼小說，既肯定了其在開辟新的題材，描寫新的人物，表現更加民族化、大眾化的新的形式和風格上對新中國現當代小說發展的貢獻，也客觀地對其存在的簡單概念化、公式化等弊病予以批評。
最后，與其他文學史著作以文學思潮的演進過程為敘述重心相比，該著則更加側重于作家作品，有著強烈的“經典意識”，尤其顯示出了對“茅盾文學獎”獲獎作品的重視。長期以來，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經典化，尤其是當代文學的經典化問題是學界熱議的一大問題，也是頗具爭議的一大難題。該著的目錄清楚地羅列出了中國現當代小說史上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而在當代文學史部分，張炯重點介紹了第一屆（1977-1981）到第十屆（2015-2018）“茅盾文學獎”部分獲獎作品，堪稱該著的一大特色。“茅盾文學獎”作為中國文學界的國家級最高獎項之一，對作家作品的經典化意義非凡。張炯從大的視野出發，強調了“茅盾文學獎”在中國現當代小說發展中的標桿作用和示范效應，以及對于文學創作的激勵和引領作用。
對地域與民族風情敘事的關注
在空間維度上，該著下編立足于文學地理學，專門深入探討了中國現當代小說的地域與民族風情特征，這是該著的又一大創新之處。張炯分析了京、津、滬、晉冀、齊魯、嶺南等各文化區域的代表性作家作品，展現了地域文化對小說創作的影響，生動闡述了中國不同地域的小說各呈現出的獨特風情和文化底蘊。這部分論述視角全面而多元，作者對各文化區優秀的作家作品如數家珍，這也顯露出了張炯深厚的文學研究學養。
除了對地域風情的關注，張炯也著重探討了民族風情敘事在現當代小說中的表現。他通過分析作品中對民族文化、民間傳說、民俗習慣等元素的運用，探討了作家們如何在作品中展現獨特的民族特色，或如何通過刻畫民族風情來豐富作品的內涵，為我們呈現了一個多元而豐富的文學世界。而對少數民族小說、邊地小說的特別關注，也彌補了其他文學史著作在此研究上的不足。
創新性的個性化審美研究
文學的豐富性，人本身的豐富性，都決定了文學研究的豐富性。“重寫文學史”實踐以來，個性化的文學研究得以提倡。張炯的《中國現當代小說史》同樣具有鮮明的個性化特征，自成一格，體現出了他個人對中國現當代小說史獨特的學術見解與研究偏好。
作者勇于推陳出新，對中國現代小說史的發展有著個性化的創新性觀點。界定新文學的起始時間，對更準確地理解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發展軌跡至關重要。張炯采納了王德威“沒有晚期，何來五四”的說法，認為新文學的萌芽可以追溯到晚清時期，但他并不把新小說的起始時間劃定在晚清，而是認為1911年的辛亥革命才是新小說產生的起點，指出辛亥革命這一劃時代的變革才真正促進了傳統小說的轉型和新小說的崛起。當然，這一觀點，需要學界進行更廣泛的探討，從更多方面論述其合理性。
作者在論述具體作家作品時，顯示出了對中國傳統的“知人論世”的批評方法的情有獨鐘。該著對魯迅、茅盾、巴金、老舍、丁玲、沈從文等重要作家的生平都有著較為詳細的介紹，并通過對作家個人生平經歷的考察，探究作家們的生活經歷、思想傾向與作家的創作動機、作品內涵和文學風格之間的內在關聯。該著既注重從文學的內在規律角度討論作品的價值得失，同時也強調把作品與作家個人、社會和時代相關聯，從而更加深入而全面地理解作家及其作品。
除了對中國現代小說史宏觀的脈絡梳理以外，該著對一些小說類型的發展史也有著深刻剖析。書中系統地闡釋了1980年代以來女性小說、理政倡廉小說、軍事小說、歷史小說、兒童小說和科幻小說等的發展和流變。張炯努力破除過去小說史敘述中存在的片面性和偏見，注意到了由于各種原因被忽視或邊緣化的文學類型。他以平等的性別意識充分關注了女性作家群體的小說創作，并分幾個專章專門介紹女性小說的創作概況。他還試圖打破雅俗文學的界限，對鴛鴦蝴蝶派小說等通俗文學的價值進行了肯定，從歷史的、美學的角度探討這些小說作品進入文學史的資格。該著還關注了一些被較少提及的小說類型，如動物小說、童話小說等，試圖彌補這些小說類型在文學史上的敘述空白，使它們在文學史中得到應有的關注和地位。
綜上所述，張炯先生的《中國現當代小說史》有機融合整體性、地方性與個體性的立體多元文學史撰寫思路，使其在敘述上不僅立場客觀、實事求是、內容翔實，還充分展現了個人的文學感覺和學術智慧，擴拓了文學史的書寫視野，不失為一部具有個人特色的文學史優秀著作，是新時代中國文學研究的重要收獲。
（張麗軍系暨南大學文學院教授，姚樂旗系暨南大學文學院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