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陳彥，1963年生于陜西鎮安。當代著名作家、劇作家，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中國戲劇家協會副主席。創作《遲開的玫瑰》《大樹西遷》等戲劇作品數十部，三次獲“曹禺戲劇文學獎”。創作長篇電視劇《大樹小樹》，獲“飛天獎”。著有長篇小說《西京故事》《裝臺》《主角》《喜劇》《星空與半棵樹》。《裝臺》入選“新中國70年70部長篇小說典藏”，《主角》獲第十屆“茅盾文學獎”，《星空與半棵樹》獲2023“中國好書”。出版《陳彥文集》20卷。

5月12日，茅盾文學獎獲得者、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陳彥受邀參加全國公安文聯江西文學交流活動。授課、交流間隙，陳彥接受了記者的訪問。

記者：在成為一個小說家之前，您有過多年的職業編劇生涯。能說說您是怎樣走上這條道路的嗎？

陳彥：我最早是從散文、短篇小說起步的。改革開放初期，我在陜西鎮安，那時喜歡寫點東西、找點出路的年輕人很多。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各種報刊、雜志特別多，寫個郵遞員，我就會投給郵電報；寫點乘車感受之類的稿子，就會投給交通報。只要找準路子，投出的稿子一般都能發表。從十七歲，我就開始發表作品。

我總覺得，寫作是件有用的事情，能寄托作者的一些個人理想。起初寫的東西能發表，就覺得很高興。越往后走，越希望在作品中寄托更多的思考。

1981年，陜西省文化廳、教育廳等三部門曾聯合下發一個文件，征集反映校園生活的“學校劇”。縣文化局的人跟我說，你經常寫東西，能不能寫個劇本試試？我就寫了一出九幕的校園話劇，寫一位中學女教師和她的學生的故事，名叫《她在他們中間》。文化局把它刻成蠟版，油印后交了上去。誰也沒當回事兒。誰知半年后，縣文化局通知我，說我獲獎了。在一等獎空缺的情況下，我獲了個二等獎。擔任評委的一位省人藝的老師還給我打來電話，認為這出戲寫得有生活。他甚至打算把這部戲做一些修改，爭取搬上舞臺，不過這件事最終并沒有成功。

這次獲獎，對于只有十八歲的我鼓勵非常大。到二十二歲時，我寫的四部舞臺劇已經在商洛地區由兩家專業劇團在上演。這就把我推到了專業編劇的路上去了。

記者：是什么樣的契機又讓您從鎮安來到西安？

陳彥：1985年，我寫的一部戲《沉重的生活進行曲》引起爭議。當時年輕人的愛情觀正和傳統觀念發生激烈碰撞，我這部戲寫的是一個年輕知識分子對婚姻所做的三次選擇。一些老同志認為，一個年輕人追求愛情無可厚非，但有兩次選擇已經足夠了，這第三次就突破了他們的底線。他們認為這部戲有問題，不能參加省上的劇目匯演。但另一部分人卻認為，這部戲有生活、很新銳，是部好戲，一切都是新舊觀念之爭。當時，省里正在籌辦一個藝術節，文化廳霍紹亮廳長、還有陜西日報等單位領導帶領一個專家組專程來到鎮安小縣，“會診”這出戲。看過戲后，專家們又連夜進行了研討。當晚十二點半，霍廳長跟我談了話。他第一句話是說，這出戲沒啥問題，可引起這么多爭議，已經不好朝省上調了，但我們可以把你個人調到省城去工作。現在到處都缺編劇，你又這么年輕，出去發展吧！我當時很感動，也很懵懂，這可能嗎？

不久，省里召開一次創作研討會。霍廳長不僅特別通知我參會，晚餐時，還安排我坐在主管文化的副省長所在的主桌上。我旁邊，坐的就是陜西省戲劇研究院楊興院長。席間，霍廳長特別向那位副省長和楊院長介紹了我，并跟楊院長協商，看能不能把這個年輕人引進到戲曲研究院工作。楊院長當時滿口答應，說院里缺的就是年輕編劇，他正到處挖這方面的人才。他讓我回去之后盡快把自己的作品寄給他，好上會研究。回鎮安后，我就把我寫的六個大戲和發表的一些小說、散文一起，按他名片上的地址寄給了他。

半年多過去了，這事兒卻沒有一點進展。鎮安是個小縣，我身邊的人都知道我要調走，卻不見動靜，搞得我挺有壓力。我一忍再忍，終于還是掏出楊院長的名片，總機轉分機，給他掛了電話。電話一通，我自報家門后，就問楊院長，我寄給您的作品收到沒有？他當時很驚訝，說早收到了，都上過會了，商調函已發出了幾個月了，你還沒收到嗎？他讓我趕緊到縣人事局去打聽一下。

放下電話，我趕快就去問縣人事局。人事局的人答復我，省上的商調函確實來了，但縣上還不同意調我走，這事你得跟書記說。縣委書記我不熟，但熟悉同樣愛寫作的汪效常縣長。縣長是個文人，也經常在省上和地區報刊雜志上發表雜文和散文。我跟汪縣長說了這事兒，他說，是好事，但你得先給縣上寫一個戲，我再去給書記說就好說了。

汪縣長要我寫的是清代鎮安一位湖南籍知縣聶濤的故事。身在江南水鄉的聶濤，好不容易考中進士，卻被安排到鎮安“山僻小縣”來當知縣，心里很不痛快。當時鎮安只有幾百戶人家，人口不足兩千，只相當于現在一個稍大一點的村子。監獄里關的犯人，不是偷只雞就是摸條狗的“毛賊”，說白了，都是因饑寒起的盜心。在這么一個又窮又小且山大溝深的地方當父母官，還不如回去種地教書。聶濤就給父親寫了一封信，表達了想“掛冠而去”的想法。聶濤的父親聶繼模是個儒生，也是個老中醫，就給他回了一封寫，這封信被稱為《誡子書》，非常有名，今天已是當地干部學習傳統文化的活教材。父親勸他為官一任，哪怕官卑職小，也要恭謹職守，造福一方，不可以官大官小、民多民少、地位重要不重要來輕談、菲薄朝廷職責。老父親回了信還不放心，為讓兒子安心，又把兒媳給聶濤送到鎮安。老爺子還親自深入到監獄給膿瘡潰爛、污穢不堪的犯人看病，悲憫之心感化了很多百姓。聶濤感佩于父親的言傳身教，在鎮安干了八年，并且干得非常好。他把江南養蠶技術引入鎮安，還建了學校，修橋補路，鎮安人口戶籍成倍增長。那些偷雞摸狗之徒，也都被改造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最后監獄“空無一丁”。

這是一個很好的歷史故事劇，我就與汪縣長一道，用三個多月時間寫出了《聶濤》這部戲。算來已過去三十多年，這部戲仍在演出。后來汪縣長親自設家宴，請了書記來匯報戲的情況，也說到我的調動問題。書記二話沒說：“調！咱們給省上輸送人才嘛，多好的事，我同意！”我就這樣調到了陜西省戲曲研究院，在創作研究室當了一名專業編劇。

活動期間，陳彥給警營作家簽名。

記者：許多年里，您一直在當領導。在處理繁忙的行政事務同時，您是如何堅持進行文學創作的？

陳彥：我對自己的定位，就是個干專業的。即使在管理崗位，也是因為我有這點專業特長，才被一次次選用的。調到陜西省戲曲研究院后，我一直在創作研究中心當專業編劇。31歲時，我擔任編劇的32集電視連續劇《大樹小樹》在央視播出，并且獲得了“五個一”工程獎和“飛天獎”。這時研究院希望我擔任青年實驗劇團的團長。那個團都是青年精英人才，院里希望加強文化引導與管理提升。而我覺得當電視劇編劇是個名利雙收的事，有些猶豫。后來經不住各方攛掇，抱著試試看的想法，就當了。因為不愿意放棄專業，在當團長的四年間，我也一直在創作，包括現在仍在演出的《遲開的玫瑰》等，就是那時寫的。后來，又當了研究院分管創作的副院長，寫了《大樹西遷》等劇本。再又當了十年院長，寫了《西京故事》等作品。總之創作沒有中斷，我覺得這是自己的最愛，也是安身立命之本。作為文藝團體的管理者，不摸爬滾打在文藝創作的規律中，是不好管理的。

記者：您是怎么由戲劇轉入長篇小說創作的？

陳彥：《西京故事》是先寫的舞臺劇。這部戲寫的是城鄉二元結構在融合中的一些深層矛盾。寫完后，感覺言猶未盡。一個劇本兩、三萬字，容量有限，而且舞臺劇受的限制比較多，可供馳騁的領地沒有小說大。于是，我就把它寫成了一部長篇小說。這部小說出版于十五六年前，沒有做過什么宣傳。評論家吳義勤讀過后，認為它是一部被忽視與遮蔽了的優秀長篇小說。

長期在文藝團體工作，讓我對這個行當的人和事十分熟悉，這是屬于我的一個得天獨厚的資源。再后來，我調到省委宣傳部分管文藝工作，又寫了《裝臺》，這部書獲評了2015年度的“中國好書”，并入選新中國70年70部長篇小說典藏。在陜西行政學院工作的兩年半時間里，與文藝工作距離較遠，也恰好能冷靜地看待一些遠離的場景、事物與太過熟悉的人際。我利用寒暑假和雙休日的便利，完成了長篇小說《主角》，這部書后來獲了“茅盾文學獎”。

記者：您曾經稱“作家要做時代的書記員”，這能不能稱為您的文學宣言？

陳彥：“作家要做時代的書記員”，這個話是巴爾扎克說的。我曾經在寫陳忠實先生時，說過陳忠實是這個時代的書記員。作為作家，我們都要努力成為這個時代的書記員，記錄好我們在場的時代。每個時代的作家都應該有在場的使命與書寫自覺。

記者：如果讓您從已經出版的作品中選一個代表作，您會選哪一部？

陳彥：如果一定要選一部，那我就選最新出版的《星空與半棵樹》吧，新的總是好的。這部小說打開的社會面更加廣闊，聚集的生命經驗也更豐富一些。

記者：《星空與半棵樹》中，您用很重的筆墨，多層面塑造了一個派出所長何首魁的形象。這個人物有原型嗎？

陳彥：沒有原型。我父親是基層的公務員，當過好幾個公社、鄉鎮的黨委書記，他的工作和派出所有交道。青少年時期，我跟著父親，認識了一些派出所的警察，見識了他們的苦累與危險。這些基層民警身上有很油、很冷的一面，但一旦到關鍵時候，他們是會為國家和人民的生命財產去拼命的。我寫這些警察時，下筆都是很慎重的。為什么呢？因為如果警察沒有威信時，這個國家的管理就會出大問題。你們看世界上那些失序的國家，它們有個共同的特征，首先就是警察不管用了。警察是國家機器最重要的組成部分，一切改革都要先有個基本秩序的前提。像我小說中何首魁這樣的警察，他需要和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與這個世道進行周旋，因此他身上不免有些世俗氣。派出所警力不足，他會用叫驢等地痞流氓幫他“抓人”辦案，叫驢開車追在逃人員時喪命，他積極為叫驢爭取各種待遇。在北斗鎮，何首魁有時甚至活成了一個笑話，但是誰也沒辦法懲治的惡人孫鐵錘，最后是被他開槍擊斃的。他是正義的化身，但他也是一個普普通通的有血有肉的人。

記者：孫鐵錘是您書中的一個惡人形象，這個人物十惡不赦，缺乏人性。您塑造這個人物，是不是借用的戲劇的臉譜化方式？

陳彥：不是臉譜化，而是我有意要塑造一個惡棍形象。我們的文學，越來越癡迷于寫自己的小情感，與社會缺少關聯度。很多作品都看不到人的底色，不知道作者寫這個人的意義何在。文學如果遠離社會，被社會邊緣化就是必然的。我們需要有豐富的人性書寫，但也需要有一種真善美與假惡丑的辨識度。黑暗中要見光明，沉淪中顯影崇高，否則，文學對社會還有什么用處呢？《星空與半棵樹》里寫了多個平民英雄，也寫了孫鐵錘這個惡棍。在我們的社會中，到底有沒有惡棍，這是一個不言自明的問題。我覺得不能把一切都寫得含含糊糊，得有一點清楚的點擊，這就是我理解的文學由生活飛升云端之上的書寫必要。我們的文學名著以及世界上的經典文學名著，從來都不缺乏惡棍形象塑造，包括“四大吝嗇鬼”的塑造，都是非常具有典型性的。即就是現代小說的書寫者福格納，幾乎每部作品中都有惡棍形象。大善與大惡形象在文學中都是不能缺位的。缺位就是文學對世道人心與世界的缺位。因此，在《星空與半棵樹》里，我有意塑造了孫鐵錘這樣一個惡棍形象。他開始時也許沒有那么壞，但在經濟大潮之下，在各種利益面前，他的貪婪、自私、尤其是對弱者的冷酷、殘忍、壓榨都被強化到了極致。我們掃黑除惡不就是掃除的這種人嗎？

記者：您的小說可讀性強，除了故事講得好，還和語言生動有關。您的作品中，大量地運用了方言。您寫作中有沒有顧慮，比如它會不會影響到陜西以外讀者的閱讀體驗呢？您的語言風格是怎樣形成的？

陳彥：我在使用方言的時候，如果這種說法只在陜西方言中有，我就會使用一種在表意、達意上讓人一眼能看明白的文字，它就不再是純粹的陜西土話。我在小說中使用方言時，可能會重新組字，這樣表達更便于讀者理解。平時，我也會注意收集一些表達生動的語言，哪怕正在吃飯，聽到了一句有意思的話，如果覺得特別精彩，我會馬上在手機上記錄下來。

另一方面，我的小說語言受戲劇的影響也很大。我一生特別崇拜的一個作家，就是莎士比亞。我年輕時在鎮安縣，就買過一套《莎士比亞全集》，讀到有些段落能脫口背出。每隔兩、三年，我就會把《哈姆雷特》《奧賽羅》《李爾王》《麥克白》等幾個名篇翻出來再看一看。朱生豪翻譯的語言也特別好。現在在北京，不管哪兒演莎士比亞的戲，我都會去看。還有，就是秦腔。我年輕時曾發表過一篇文章，批評一些秦腔傳統戲唱詞和道白比較粗糙，今天看來，有不全面的地方。從字面看，秦腔的確無法和京劇、昆曲的精致相媲美，但是秦腔的語言對生活的挖掘是很深的，這也是它受老百姓喜歡的一個重要原因。

記者：您對警營文學作者有些什么建議和告誡？

陳彥：我寫了舞臺三部曲《裝臺》《主角》和《喜劇》，但它們不是只寫了舞臺上的狀態，而是拉開了整個社會的寶塔形結構。《裝臺》寫了社會最底層生活的人們的生存狀態和尊嚴；主角從一個憶秦娥到一群藝術家，再到這些藝術家和社會方方面面的勾連，展現的是改革開放四十年普通人是怎么走過來的。所以，我覺得，警營作家們的書寫，也不要局限于警察的職業范圍，而是應該打開更大的社會面。在挖掘人性上，你可以往珠穆朗瑪峰上爬，也可以往馬里亞納海溝里沉。托爾斯泰的《復活》不就是案子帶出來的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與罰》也是，而他們寫的是人的靈魂沉淪與救贖這樣的主題。

記者：您認為，一個作家應該怎樣提升自己的知識儲備？

陳彥：無非就是古人所說的“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我總愛拿司馬遷做比喻，司馬遷寫《史記》，按說他寫的是歷史著作，但他始終都在“行”，過去的古戰場、歷史遺跡，他都親自去考察過，用步履進行丈量。中國很多知識分子，都特別注重田野調查。比如費孝通對江村的調查，就是扎在這一個地方，把它搞深、搞透，不是一年，而是一輩子。這就是他的偉大之處。

走讀大地之外，另一個閱讀，就是書本閱讀。一個作家的閱讀，應當是廣泛的。從天文、地理到我們自己從事的專業，一些必讀書目都是繞不開的。寫作是開掘人的心靈深度，如何獲取心靈的深度呢？恐怕首先還得從廣博的視野開始。對宇宙、對大自然、對歷史過往、對人性有了充分的把握之后，你才可能有你的書寫深度。

泛讀之外，還要有精讀的書，讀一些能給自己打下底色的書。作為一個知識分子，要有陳寅恪、錢穆他們這種“往小處讀書”的精神，把一個問題研究透。錢穆推薦的七本人生必讀書是《論語》《孟子》《老子》《莊子》《六祖壇經》以及朱熹的《近思錄》和王陽明的《傳習錄》，非常有道理。

記者：最后，請您給公安作家推薦一本書。

陳彥：我想朝開闊地推薦一下，也許有點不著調。有一個叫威爾·杜蘭特的作家和他的夫人，合伙寫了一部書叫《文明的故事》。這套書總共11卷，記載了人類發展史上的種種文明經驗與成果，涵蓋政治、經濟、軍事、科技、宗教、文化、哲學、歷史、教育、藝術、音樂等諸領域，極有可讀性。當然這部書也有偏頗，雖然涉及到東方世界，第一部就是《東方的遺產》，可總體還是一部偏重西方的文明史，這部書有助于我們了解西方文明，也有助于讓我們反過來加深認識與發掘自己的文明進程。

記者：謝謝您百忙之中與公安作家交流，并接受我們的訪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