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3-4月《收獲》《上海文學》《天涯》《作家》《芳草》： “新天使”懸停的時刻
本雅明在他的《歷史哲學論綱》中描繪了這樣一個“新天使”，他背對著未來，面向堆積著殘骸的過去，想要暫停下來修補世界，卻被一場名為“進步”的風暴不可遏止地吹向天空。對于本雅明來說，“當下”是這場風暴災難停止的時刻，也就是新天使懸停的時刻，歷史地敘述，就是在這樣一個懸停的時刻捕獲那些不斷再次閃現的“過去”的遺跡，由此過去的時代與此刻的時代共同形成了一組歷史的星云。
作家們似乎也在尋找并描繪著屬于他們的“新天使”懸停時刻。龐羽的《數大象》（《作家》2024年第3期）就在當下這個時刻，不斷捕獲著涌現出來的記憶。作為小說關鍵意象的“大象”，尤其是“奔跑的大象”，在此刻與回憶交叉出現，使得小說的主人公劉珍不斷虎躍般扎入過去。于是，不僅僅劉珍和范明的個人成長史關鍵時刻被一再召喚出來，中國與世界的重大歷史事件也同樣被召喚了出來。小說中隱晦地提示著，劉珍母親翁虹的改嫁與中國90年代經濟爆發式增長帶來的劇變之間的關聯。更加明顯的，是范明父親死于“911”事件。由此，個人成長史獲得了一種歷史性敘述的可能，當下的那個敘述主體（《數大象》中主要是劉珍與范明）也不再是一個空洞化的主體，而是被成功錨定在了歷史之中。
重新開始寫小說的費多似乎也在操持著這種方法，他的《底片》（《芳草》2024年第2期）寫女攝影師蘇亞前往北方尋找父親認識的一個女人。父親留下的底片與日記成為行動的根源，也正是在對“過去”的追查中，蘇亞完成了對父親與自我的重塑。與此同時，費多的這篇小說也提示讀者，很多時候，“過去/當下”的結構在小說中往往會被安置為“父母/孩子”這組關系的隱喻。費多的《到底開了多少公里》（《收獲》2024年第2期）就講述了一個到西北戈壁尋找父親的中年男人，在對父親的不斷追憶中，他也完成了對自我的敘述。從這個方面看，董夏青青發表在《芳草》的中篇小說《停云靄靄》最具代表性。在這篇小說中，董夏青青通過利文和叢繪兩位“子一輩”的敘述，完成了對兩位母親一生的敘述。由“子一輩”所捕獲并講述的“過去”，在事實上也完成了“子一輩”復雜自我的闡釋。正像小說中叢繪得知母親的病只是誤診之后的發瘋，他把自己灌醉，然后在給利文的電話里不斷重復著“我想她了”。這是一個復雜個體完成自我敘述的時刻，而這恰恰依靠的，是對上一代人的召喚方式。
科幻寫作者找到的“新天使”懸停時刻，總會比其他人更加遙遠。在《天涯》第2期刊發的“科幻特輯”中，三位科幻作家不約而同地在未來征召了更為“古老”的過去，他們要用未來的懸停時刻來比喻“當下”。我愿意將這樣的方式稱為“未來考古學”，它將自己投身于一個未來時刻，回過頭來勘探“過去”，這個“過去”就包含著作者把自己投身未來的“現在”，以此，他完成了對他所處時代的終極描繪，就像梁星寶的《北方來客》在世界末日復活了宋代蘇軾在海島上的學生。殷繼興的《神經禪》與《北方來客》不同，作者并沒有在小說中直接召喚古老世界，但是佛教作為一種宗教，尤其是一種“悟道”的禪學方法，卻作為了古老世界的一種象征。同時讀者看到的，是一個各種科幻元素（元宇宙、賽博格、人工智能等）充斥的縣城世界，尤其是作者絲毫不吝嗇于挪用今天這個時代關于建設與發展的話語系統。有趣的是，《神經禪》并沒有其他“縣城科幻”那樣強烈的懷舊感，或許奧秘就在于未來之物試圖取代的東西，在今天早已沒多少人虔誠地相信了。從這種“未來考古學”的方法看，黃平的《我，機器人》同時擁有前兩篇小說的特征，它既通過“四大名著”直接復活了古老世界，又通過安置現行學術話語系統來完成對未來的建設。它所提出的問題，大約也是今天多數人面對日益強大的人工智能時會不自覺疑慮的：人和機器的差別究竟在何處？
面對黃平的這個問題，我們當然可以提出反問，人為什么就非得和機器有差別呢？很多時候，我們恰恰會把自己視作是機器人，就像龐羽《百分之七十的申小穎》（《芳草》2024年第3期）的開頭，劉珍把自己、自己的母親和孩子都視作機器人，連宥予《遙遠的終結》（《上海文學》2024年第3期）中，一個殺手也要說，“我懷疑人是一種機器，有無所不能的那種人，不是人，像神那樣的東西，把人造出來?！闭蛉绱?，或許人和機器之間的主體性差別究竟在何處只是一個偽問題。真正的問題可能是《我，機器人》里諸葛亮被問到的問題，假如我們就是機器，那我們應該如何面對系統生存。這個問題在黃平的科幻小說中，或許會滑向關于命運的神秘主義，或者變成形而上的哲學追問。相較于黃平，苗煒后退了一步，他的《主人翁》直接討論了系統中的人這樣一個問題。在苗煒的這篇小說中出現了兩個系統，一個是幫助警察王自在發現治安異常的“主人翁系統”，另一個則是可以診斷疾病、預測死亡時間的“大宗師系統”。有趣的是，這兩個強大系統帶來的絕對可控的現代生活，反而給王自在帶來了揮之不去的現代生存焦慮，以至于他開始懷疑自己是不是一開始就應該對“主人翁系統”的警報置之不理，不該追查劉香芬幫他人安樂死的案件。但正像小說最后所宣判的，他永遠不可能置之不理。這就是大數據模型賦予所有人的現代生活，它最終會完成對所有人行為方式的訓練。是的，不是人類在訓練它們，而是它們訓練了人類。
有趣的是，在苗煒對“系統時代”抱有悲觀預測的同時，邵棟卻寫了一個古老的復仇故事。他在《示巴的兒女們》（《上海文學》2024年第4期）中復述了一段雙雪濤《平原上的摩西》中的情節，正如被復述的這個故事，這個關于復仇的故事似乎發生在90年代更具說服力。不過，創意寫作專業、網約司機、新能源車等符號都在宣稱這是一個屬于當下的故事。或許邵棟在這個人早已時時刻刻都被暴露的時代，仍然迷戀著一種叵測的敘事，仍然相信在心靈之外的具象世界存在神秘的回旋之地。那個女司機，就像是馬丁·斯科塞斯《出租車司機》中特拉維斯的化身。這種神秘叵測的敘事，在其他寫作者筆下還是更多與心靈世界相關，總是展現為夢境、瘋癲與憂郁癥，比如朱個的《小吃街》（《上海文學》2024年第3期）、程皎旸的《狂夏夜游》（《天涯》2024年第2期）和王薇的《欲望模型》（《上海文學》2024年第4期）。阿乙則直接選擇了敘述實驗，在《X賓館》（《收獲》2024年第2期）這個實驗文本里，不僅僅“我”在空間上分裂為了無數種尚未勘探的可能，而且在時間上也有陷入無限循環的危險。
從這個意義上說，白琳發表于《收獲》的《支離的席勒》或許是最令人著迷的文本。這個關于歐洲留學生活的中篇小說，并沒有太多操弄心靈裝置或者敘述試驗，只是講述了兩個支離破碎的人，席勒與阮如安。尤其是阮如安，這個在小說中主要通過他人轉述與社交媒體完成構建的女人，直到小說的結尾仍像是一個由碎玻璃拼貼出的不完整模型，充滿了神秘和令人心碎的魅力。小說的結尾說，“我可能永遠對任何事都不會了解太多”，或許這種關于“不可知”的殘缺的展覽，正是小說動人力量的根本來源。電影《大佛普拉斯》中有這樣一句臺詞，“雖然現在是太空時代，人類早就可以坐太空飛船去月球，但永遠無法探索別人內心的宇宙?！边@句臺詞此刻反倒變成了一種贊美，這個所有人都如此狂熱、迫不及待地涌入人工智能無所不知的未來的年代，文學仍在尋找“新天使”懸停的時刻，并相信仍然有“不可知”的可能，它有著無窮魔力。
（作者系復旦大學中文系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