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如何讓狹小逼仄的房間顯得更加寬闊？家居設計師會告訴你，讓我們在墻上添加一面鏡子吧，那么至少在視覺上，空間似乎一下子就擴大了一倍。但如果在鏡子對面的墻上再加裝一面鏡子，那么鏡像與鏡像之間的無數次反射，會讓現實空間的物體無限增殖并延伸到遠方，使原本顯得敞亮的房間瞬間增加了幾分神秘幽邃。章雨恬的中篇小說《最后的夜晚》之所以會帶給讀者某種神秘、恍惚、如在夢中的閱讀感受，原因或許就在于此。

小說《最后的夜晚》的主體情節并不復雜，它以女主人公于穎為第一人稱視角，講述她與男友胡嘉陽參加的一連串以“狼人殺”游戲為主題的聚會。由于聚會的場所總是選在黃雁南的家里——一座遠離都市喧囂的豪華別墅，帶有幽閉空間的性質，又是在里面玩以“殺人”為樂的桌面游戲，使得這個場所非常適合出現在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說里。最近十余年來，“殺人游戲”“三國殺”“狼人殺”等桌面聚會游戲在城市青年群體中極為流行，很多年輕人樂此不疲，甚至專門在線上苦練技藝，并總結出適合各個角色的指南或攻略，使得這類游戲成為青年亞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構成了一代人的青春記憶之一。

實際上，這種流行的游戲體驗也深度影響了當下的文藝創作，諸如麥家的《風聲》、小白的《封鎖》等小說，都將主要人物禁錮在某個古堡或旅店等封閉空間內，通過尋找人物對話中的蛛絲馬跡來發現真相，這些作品幾乎可以算作“狼人殺”之類游戲的文學翻版。這樣的小說由于讓所有矛盾集中爆發于某個具體的環境中，帶有強烈的戲劇性和舞臺感，更適于表達情緒，能夠展現的生活世界相對有限。只不過在中長篇小說里，由于作家可以有足夠的篇幅從容敘述人物的背景、經歷，完整呈現人物的性格特征，充分解釋其行為動機，這樣就能夠有效緩解“狼人殺”結構所帶來的那種逼仄感。不過在篇幅更短一些的小說創作中，以“狼人殺”來串聯整篇作品則會給敘述帶來比較大的麻煩。在“狼人殺”游戲中，每個參與者都要根據抽取的紙牌確定預言師、狼人、女巫以及村民等角色，并據此選擇自己推理、辯白過程中的言辭和策略。因此，游戲中的人物只是固定的角色，其行為由身份所規定，并不具備個性化特征。以這種方式塑造人物，很容易使人物變得呆板、單薄。

好在，章雨恬就像文章開頭處那位家居設計師那樣，找到了一種設置鏡像、拓展空間的應對方式。在《最后的夜晚》中，作家將主人公于穎參加“狼人殺”聚會的故事切分為五個部分（以數字排序），在各部分之間插入四段關于瑞典導演英格瑪·伯格曼情感與生平經歷的文字（以字母排序），并將伯格曼《猶在鏡中》里的一段話作為題記放在小說開頭。關于伯格曼的部分看似與于穎的故事毫無聯系，唯一將它們關聯在一起的線索，或許是于穎在讀電影學碩士時研究過新浪潮“圣三位一體”電影大師（即費里尼、英格瑪·伯格曼和塔可夫斯基）的空間敘事。因此，有關瑞典導演的文字有可能是于穎閱讀伯格曼自傳的學習心得。在這些敘述伯格曼的段落最后，小說專門指出，“聽到這番話有何感想，英格瑪·伯格曼沒有在自傳中提及。他終其一生兢兢業業扮演的假面游戲，一開始就建立在錯誤判斷上”。也就是說，雖然《最后的夜晚》花了很多篇幅敘述伯格曼一生與父母之間頗為復雜的內心糾葛，以及他將電影作為畢生事業的心理根源，但小說真正試圖呈現的，是伯格曼錯認生活并逐漸認識真相的過程。

考慮到伯格曼的一段文字是小說《最后的夜晚》的題記，那么有關瑞典電影大師的段落顯然構成了對作品主體部分的解釋。在于穎的故事里，女主人公碩士畢業后來到杭州，考取了當地與電影毫無關系的公務員，從事枯燥乏味的公文寫作，如果不出意外，她的生活是可以一眼望到頭的，愉快、舒適卻有些普通、乏味。然而，正如伯格曼通過電影這種造夢的藝術形式逐漸認識了自己一樣，于穎也在一次又一次參加“狼人殺”的過程中，發現了一個完全不同的自我。小說寫道：“我（于穎）并不是表面上那副樣子，體內具有某種‘亟待喚醒的野性’。但有誰是表面上那副樣子呢？我們在游戲中樂此不疲地扮演角色，試圖將自己偽裝成與真實身份毫不相干的人，我們審判別人，也被別人審判。總有一個夜晚，我們都會抽到狼人卡牌，化身為那個看不見的兇手。”顯然，作家通過在正文中穿插四段有關伯格曼的文字，為讀者提供了解讀于穎參加一系列“狼人殺”聚會的線索。在小說的結尾，于穎的生活溢出了那條一眼望到頭的軌道，她那長期壓抑的激情突然爆發，與聚會中一位長相帥氣的男青年發生了一夜情。這讓她重新認識了自我，并選擇與此前的生活決裂，既離開“狼人殺”聚會的小團體，也與男友胡嘉陽分手。

可以說，正是穿插四段有關伯格曼的文字，使得“狼人殺”聚會那種散漫、逼仄的格局，獲得了某種形式的整飭感和更加開闊的氣象。不過，如果止步于此，一方面，小說的意義會變得十分確鑿，缺乏玩味和揣摩的空間；另一方面，作品結構也會因為于穎與伯格曼之間的對位而顯得過于工整。畢竟，生活永遠是闊大、浩瀚、絕無際涯的，清晰的結構固然能夠幫助我們獲得對生活的理解，但這種理解其實是以剔除生活的復雜性為代價的。小說《最后的夜晚》的有趣之處，是作家設置了一些意外、偶然和巧合，用來源于生活自身的枝蔓來中和形式所帶來的整飭感。一個例子是，于穎第一次在“狼人殺”聚會上遇到文野時，兩個人的生活仿佛僅僅因為桌面紙牌游戲才產生了交集；直到小說結尾兩人發生關系前，作家才指出他們其實早在大學校園里就認識，當時文野在戲劇社曾力主將于穎創作的劇本作為畢業大戲的腳本。另一個例子是，玩“狼人殺”技術最好的卡朋曾在游戲中宣稱“我殺過人”，這當然會被大家視為一句戲言。但很快，電視上就傳出卡朋殺死父親后分尸的新聞。這些偶然與巧合，仿佛是在小說空間中豎起了第二面鏡子。如果說伯格曼那面鏡子的出現，讓小說有了形式感和確鑿的意義，那么第二面鏡子的出現，則干擾了讀者對小說意義的理解，使生活平添了幾分神秘的意味。因為偶然與巧合在不停地向我們暗示，生活的表象之下，有可能存在著數不清的暗線，人與人，物與物之間的關系并不像看上去的那樣簡單。這種不確定性，既為小說《最后的夜晚》增加了神秘的氣氛，也向讀者暗示，小說所描寫的其實只是生活的冰山一角，還有更加幽邃的領域等待著人們的探索。

從小說《最后的夜晚》來看，章雨恬雖然是一位非常年輕的作家，但已經展現出非常出眾的寫作才能。年輕從某個角度上看，意味著生活經歷有限，使作品可能無法去表現生活的廣闊。但章雨恬并沒有被這一點束縛，而是出色地運用多種形式技巧，成功地繞開了生活表象的藩籬，開掘生活的幽暗面向，并向著更深層次的精神世界進軍。相信伴隨著寫作經驗的增長，接受生活的歷練，章雨恬能夠寫出更加精彩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