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別“超人”：畢飛宇的精神探索
個體在權力關系世界中的生存境遇，是畢飛宇以往小說創(chuàng)作的重要主題。《玉米》書寫權力對個體肉身與精神的影響，《推拿》以溫情細密的盲人日常生活敘事構建起對抗“看與被看”權力關系的自足世界，《平原》則講述農(nóng)村版駱駝祥子的故事，細膩深刻地呈現(xiàn)了主人公端方從一個健壯樸實的小伙子變得精神頹唐、乃至墮落的過程，寫出嚴酷自然法則、威權體制及千百年文化沉渣對農(nóng)民精神與肉體的多重禁錮與規(guī)訓。畢飛宇筆下的諸多小說人物被牢牢束縛在土地上，或主動迎合權力世界以至成為犧牲品，或在封閉世界中以沉默內(nèi)視對抗他者，或在與現(xiàn)實纏斗中逐漸熄滅心中火焰并沉淪下去……在畢飛宇筆下，個體少有精神突圍的可能性。作家以洞察世事的姿態(tài)、以尖銳犀利的筆觸刺破生活世界表象，直指權力關系本質(zhì)，同時也以溫情與善意的寫作倫理、簡凈節(jié)制的風格處理人事之惡。如果說，藉由書寫權力而反思歷史是畢飛宇以往小說的敘事主題，長篇小說新作《歡迎來到人間》則另起新篇，在呈現(xiàn)權力關系圖景的同時，返視內(nèi)省，聚焦于人物內(nèi)在精神世界的變化，以精微筆觸探測個體精神的幽深顫動，描畫勾勒其衍變理路，探索個體復雜精神現(xiàn)象與社會歷史之間的有機關聯(lián)，從而呈現(xiàn)、揭示個體精神超越之路中的諸多困境，體現(xiàn)出一種面向精神哲學的文學致思路徑。
一、從“權力”到“精神”
《歡迎來到人間》以第一醫(yī)院外科大夫傅睿為中心，串聯(lián)起一系列復雜人事：傅睿因醫(yī)術高明、出身優(yōu)裕而備受尊重，父親傅博已經(jīng)退休卻余溫猶在，母親聞蘭、妻子敏鹿對其呵護備至，傅睿的生活堪稱完美。然而，病人田菲的死亡引發(fā)其精神危機，傅睿陷入困境，與此同時也與同事郭棟、護士小蔡有了更多交集。已出院的病人老趙在報紙上發(fā)文贊頌傅睿，后者因此受到表彰并被選送骨干培訓中心學習，偶然結識郭鼎榮等人，得以窺測另一天地，但這卻進一步加重其精神危機……小說中人物眾多，以其相異的身份及個性表征著家庭、社會結構中的不同節(jié)點，彼此牽連、盤根錯節(jié)，共同構成一幅新世紀以來的城市精神圖景。
畢飛宇擅長揭示社會中無所不在的權力關系，并以此作為反思歷史的起點，這在《玉米》《平原》等農(nóng)村題材書寫中已有諸多表現(xiàn)，新作則將這一書寫延伸至城市生活，小說深刻揭示了權力關系對人物精神世界、交往行動的深刻影響。在主人公傅睿之外，小說中的人物大致可分為三種類型：一類是自 90 年代市場經(jīng)濟改革以來，藉由權力尋租與變現(xiàn)而獲得利益的群體，如傅博與老趙。兩人均為國有事業(yè)單位干部，深諳權力運作機制，充分利用 90 年代中期后的市場經(jīng)濟發(fā)展機遇，在推動醫(yī)院、報社市場化轉型的同時謀求權力變現(xiàn)，進而實現(xiàn)個人利益。第二類以郭鼎榮、郭棟為代表，他們接受過高等教育，具有專業(yè)技術能力，以行業(yè)骨干精英的身份服膺于并利用權力機制，從而聚斂財富、實現(xiàn)階層躍遷。第三類人物以護士小蔡、保姆明理為代表。她們在權力關系中處于弱勢地位，卻坦然服膺于世俗利益邏輯，或以商人外室的身份為自得，或對男主人的調(diào)戲行為無動于衷。摒棄一切精神性需求，以世俗利益規(guī)則為唯一行事依據(jù)，是第二、三類人物的基本心理態(tài)勢及行動邏輯。這一人物圖譜聯(lián)結著歷史經(jīng)驗。
20 世紀 90 年代市場經(jīng)濟轉軌以來，政治話語與資本話語之間逐漸發(fā)展出既聯(lián)結又拮抗的復雜共生關系，傅博與老趙的精神世界即體現(xiàn)出這種二重性。他們分布于國有企事業(yè)的不同行業(yè)領域，熟悉并擅長使用富于理想主義色彩的抒情性話語，但在日常生活行動中又早已褪去不切實際的熱情，以務實、去理想化的姿態(tài)擁抱世俗生活邏輯，在體制與市場的雙軌運作中尋求權力尋租與變現(xiàn)空間，在對現(xiàn)實話語的嫻熟操弄中謀求個人利益，他們早已“來到人間”。老趙之妻在工會無所作為直至退休，這一細節(jié)隱喻著機制內(nèi)名與實的錯位；傅博以對社會的洞察及豐富閱歷為后代鋪平道路，構建起階層壁壘——這在醫(yī)院同事對傅睿“世襲”身份的戲稱中可以見出。經(jīng)濟轉軌之際權力與資本的結盟產(chǎn)生出灰色地帶，其游戲規(guī)則延伸至當下。骨干培訓中心提供的課程空洞乏味，卻因能有效推動學員們的利益聯(lián)結、資源互換而成為人人向往之地。在這里，行業(yè)骨干精英們匯聚一堂，通過身體規(guī)訓——團建項目、精神規(guī)訓——關于“我們”的認知，吹響集結號，進而以“群”的形式喚醒、激發(fā)主體斗志并建構權力交換場域。與此同時，藏匿于山嶺竹海深處、外觀古雅清幽的“觀自在會館”，則為權力交換搭建隱秘舞臺。培訓中心的公開敞亮、莊重肅穆與會館的曲徑通幽、恣意尋歡，構成圈層內(nèi)心照不宣的精神密碼。借助于培訓中心的身份認證及會館的私情厚誼，金融、醫(yī)院等不同領域的行業(yè)精英們結成牢不可破的利益共同體，沿著傅博、老趙們所示范的既有游戲規(guī)則繼續(xù)前進，在被權力話語滲透、影響的同時又成為新一代參與者、操弄者，并誘惑、吞噬小蔡這樣的普通人——這是上個世紀 90 年代文學已經(jīng)初步展示的社會圖景，并在 21 世紀初顯示出其日益固化的特質(zhì)。
但畢飛宇的新作更多聚焦于對人物精神世界的洞察與揭示，與個體在權力世界中的生態(tài)位相應，作家梳理并描畫出兩類人物的精神圖譜：“偽士”與“末人”。魯迅曾分析過兩種“偽士”，一種是“釣名聲于天下”而實則貪圖私欲者，另一種則是“莫能自主”、隨波逐流者，小說中的傅博與老趙恰與此相合。譬如，傅博的特點是擅長抒情，好大喜功，作為醫(yī)院前書記，他堅信自己“是為第一醫(yī)院建立了豐功偉績的人”，“認定了自己是崇高的，常人不可企及”。每當思及此處，“眼眶突然就是一熱，要哭。他被自己感動了。”他動輒談論歷史，重視醫(yī)院的營業(yè)額與新學科的建立，卻對病人的死亡無動于衷，傅睿對少女田菲死亡的愧疚被他認為是“狹隘”，缺乏“大醫(yī)的胸懷與氣度”[1]。在傅博這里，“書寫歷史”的自覺壓倒了對個體鮮活生命的重視。畢飛宇通過入木三分的心理及語言描寫，揭示了傅博如何藉由空洞虛偽的抒情話語來掩蓋內(nèi)心對名利的貪求。與傅博一樣，老趙也擅長抒情，易于自我感動，“他喜歡站在高端的層面中審視自己，他喜歡精神。”在將國內(nèi)資產(chǎn)轉移至美國后，他被無聊與孤獨所侵襲，在太平洋岸邊遠眺故土，“他正在愛國。這個念頭的興起讓老趙一下子看到了自己博大的胸襟，這里有被放大的驚喜，他很滿意。”在充分醞釀之后，“他的淚水澎湃了。”[2]“感動”成為一種帶有表演性質(zhì)的行為藝術，小說家以反諷話語揭示了人物如何依靠抒情機制的轉化而自我瞞騙——本質(zhì)上是對權力話語的臣服與利用。此外，老趙身上又折射出另一種“偽士”特質(zhì)。在他看來，相信上帝和相信菩薩沒有任何區(qū)別，在耶穌與釋迦牟尼間也難于取舍，為使人生順遂，他渴望借助一切力量，不愿得罪任何一個，更積極主動地參與“造神”運動——老趙是典型的“中無所主”者。他能屈能伸，擅長在網(wǎng)絡空間展示愛國情操，對不和諧的聲音“大開殺戒”，其反擊“勢大而又力沉，莊嚴，崇高，同時也撒潑。”[3]——“撒潑”一詞堪稱妙筆，既消解了前項詞語的神圣感，也刺穿了老趙行為的表演性質(zhì)。同時，老趙又不吝于在精神上矮化自我，他在對偶像的膜拜中獲得滿足感，不僅對傅睿的探視與承諾感激涕零、下跪膜拜，且養(yǎng)成每天向妻子磕頭的習慣。他隨意轉換身份甚至信仰，唯利益是求，以幻象般的“無我”映照出晦暗無明的投機主義存在形態(tài)，直如魯迅筆下澆季士夫們的“舍己從人，沉溺逝波，莫知所屆。”[4]
傅博與老趙是“精神窒塞，惟膚薄之功利是尚”的“偽士”。在他們身上，體現(xiàn)了沽名釣譽、言行不一的特點，這種精神的扭曲和變異如病毒般以自我復制的形式蔓延于整個社會。醫(yī)院雷書記由傅博一手提拔，同樣熱愛抒情，其精神世界的扭曲亦如出一轍，“在他們表達喜悅的時候，他們的面色相對嚴峻；反過來，到了‘教訓很沉痛、很深刻’的時候，他們的臉上卻又輕松了。”[5]“骨干培訓中心”的主任也同樣如此。此外，在培訓中心，熱衷于結論而忽略論證的倪教授，擅長正反轉換與零和游戲的哲學老師，以大無畏的勇氣展示“一切都濫觴于當下”之創(chuàng)世紀經(jīng)濟景觀的經(jīng)濟學教授……他們操弄話語新名詞，以權威自居，卻內(nèi)中無主，缺乏“白心”，唯私利是圖，表現(xiàn)在外，則是語言的不及物，均具有“偽士”特質(zhì)。
如果說，傅博、老趙們在利用權力話語規(guī)則時，尚需依靠抒情機制轉化來掩蓋私欲的話，那么，年輕一代則在日益世俗化的社會生活中，以更為迅猛直接的方式追求權力變現(xiàn)，此為“末人”。尼采以“末人”一詞指代精神退化、精神世界極度枯萎者，魯迅筆下的沉默看客可視為“末人”之代表。在畢飛宇的小說中，“末人們”同樣表現(xiàn)出語言匱乏、精神世界貧瘠荒蕪的特征。與傅博、老趙相比，他們跳過了精神層面的復雜轉換機制，摒棄了大而無當?shù)氖闱樵捳Z，赤裸裸地追逐權力、金錢與性，傅博、老趙性格中依稀殘留的文人氣質(zhì)在他們身上已蕩然無存。郭鼎榮通過鉆研《易經(jīng)》、星座、血型等試圖掌握命運密碼，在“觀自在會館”中尋歡作樂；郭棟在攫取財富之余，公開與護士安荃婚外同居，毫不在意他人眼光；小蔡則隨波逐流，在與胡海的同居生活中獲得虛妄的自我滿足感。他們是精神上的失語者，如郭棟甚少說話，即便開口也只會重復“享受！”精神世界的空心化在其語言行為中體現(xiàn)得淋漓盡致。郭鼎榮、小蔡則在對傅睿的盲目崇拜與誤解中暴露內(nèi)在自我的嚴重匱乏。傅睿因個人精神危機而于夜里夢游、拖地板，在郭鼎榮眼中卻成了意欲嶄露頭角的一著妙棋，且由此修正自己對傅睿清高、冷漠的認知，轉而判斷其“水深得很”，“知識分子，厲害的”，并重估其價值，“一個出租車司機得了尿毒癥會選擇移植么？一個幼兒園的舞蹈老師得了尿毒癥會選擇移植么？能讓傅睿手術的，會是誰？”[6]這一推理似乎嚴絲合縫，邏輯自洽，卻暴露了“誤讀”背后個體精神世界的蒼白乏味——在權力機制及世俗利益邏輯下，人物已完全失去理解復雜生活、理解他人多元精神世界的任何可能。作家無意賦予“末人”以更為豐富的語言生活、內(nèi)心生活，他們無法誕生出屬于自己的新精神、新話語。
二、如何得自由：“真”與“偽”的對峙
小說的精神探索，必得以人物為依托。《歡迎來到人間》中的“偽士”與“末人”彼此交織，構成時代的幽暗底色，而傅睿則浮凸于其上，諧音“free”隱喻了其與現(xiàn)實世界的不和諧、甚至本質(zhì)沖突。在以追逐利益為底層邏輯、被權力話語所層層包裹的世界中，個體精神是否有突圍的可能性？傅睿的存在仿佛光滑表面上的一道裂隙，使不可見、不可言說的幽暗之物被照亮。這是畢飛宇以往小說中從未有過的人物形象：生活優(yōu)越，溫和儒雅，心地善良而富于同情心，個性單純甚至不諳世事。他脫卻了玉米、端方們在權力關系中苦苦掙扎的狼狽姿態(tài)，以精湛的專業(yè)技術、優(yōu)越的出身背景而備受尊重，家庭生活亦溫馨寧靜。但其精神危機恰正起于生活圓滿處，他為少女田菲的死亡而自責，更因院方的表彰而羞慚不已，目睹鮮活生命逝去的痛苦、對虛偽人性的憤恨混合雜糅在一起，使他陷入生命中的絕大困境——“從和諧與同一的表象中被擲入現(xiàn)實的差異世界”[7]，因窺見生命的真相與不堪而震驚恐懼。他所面臨的不僅是生死問題，還有真?zhèn)螁栴}——前者猶可解，后者則令人無處可遁。
與“偽士”們相比，傅睿頗具“真人”氣質(zhì)。院方的表彰使他難堪羞愧，進而出現(xiàn)精神幻覺，試圖襲擊書記和院長；在骨干培訓中心，傅睿半夜夢游、拖地板，被意外發(fā)現(xiàn)，培訓中心卻將之當作光榮事跡而激情謳歌，這進一步加劇了其自我分裂。他無法適應周遭世界的虛偽，試圖逃離——在精神上表現(xiàn)為臆想與夢游，肉體上則表現(xiàn)為“背刺之癢”。小說為其性格之“真”提供了足夠的邏輯支撐。一方面，父親的地位、母親的呵護使他在順遂環(huán)境中成長，遠離世俗人事紛爭，養(yǎng)成心地善良、真誠待人的個性；另一方面，他醉心于醫(yī)學事業(yè)，不擅長人際交往，因而往往懵懂于世事，在與周圍人的對比中愈顯出不同于流俗的真性情。在此，不妨采用文學人物對讀的方法，進一步探討傅睿之“真”。
首先，這一人物形象可與《紅樓夢》中的寶玉對讀——同為權力群體的一員，都因“真”而顯示出對所屬階層的偏離。傅睿之“真”，體現(xiàn)為對真實生命、真實人性的渴求。他喜愛、呵護田菲的率真天性，厭惡威權話語，與父親、院長及書記等人保持疏離態(tài)度，其厭倦、逃避正與寶玉對賈政及其同僚的態(tài)度如出一轍。傅睿之“真”，還體現(xiàn)為對世俗生活、利益規(guī)則的懵懂。他出身優(yōu)裕，生活環(huán)境單純，遠離人際關系中的勾心斗角，只知埋頭鉆研醫(yī)術，對如何利用醫(yī)生身份賺錢茫然無知，遠不如同事郭棟；他討厭老趙，卻又在其出院后認真看顧隨訪；他像寶玉一樣，同情弱小低微者，心疼田菲的病弱嬌憨，痛心于小蔡墮落為商人情婦，原本以為能夠療救她們，卻最終發(fā)現(xiàn)自己無能為力……傅睿身上體現(xiàn)出傳統(tǒng)文化中對生命天然狀態(tài)之“真”的推崇，構成了對世俗文化的鮮明對照。
其次，傅睿又可與魯迅筆下富于現(xiàn)代性格的狂人形象對讀。他們個性真誠敏感，都承受著個體與外部世界的激烈沖突，在強大的環(huán)境壓力下痛苦絕望，產(chǎn)生被迫害的幻覺——在傅睿身上體現(xiàn)為背刺之癢，在狂人那里則是“被吃”。他們都具有強烈的“療救”意愿，卻又因無法救治他人而悲傷——傅睿救治田菲、小蔡失敗，狂人“勸轉”大哥失敗。此外，傅睿與狂人一樣，都體現(xiàn)出臆想病癥候，他在幻覺中襲擊院長和書記，以夢游勞動及“癢”的肉體懲罰完成自我懺悔，試圖重塑哥白尼雕像并建立救治靈魂的新學科……傅睿和狂人以鮮明個性對抗世俗世界，以療救行動展現(xiàn)主體意志并建立自身價值，他們是極具個性色彩的現(xiàn)代求“真”者。
隨著救治行動的展開，傅睿之“真”又具有了幾分堂吉訶德式的“癡”與“傻”。小說以詼諧的錯位敘事表現(xiàn)療救者的尷尬困境：傅睿一心拯救小蔡的靈魂，但他的急切在后者眼中只不過是因愛生妒，傅睿斥責小蔡墮落，要求她離開胡海，小蔡卻道，“你也想睡我，對吧？”車禍發(fā)生后，兩人所幸無事，小蔡驚慌喘息的樣子，在傅睿看來是其與靈魂搏斗的“新常態(tài)”；小蔡因恐懼傅睿的瘋狂狀態(tài)而跌跌撞撞飛奔逃走，傅睿則認為療救已經(jīng)成功……傅睿在精神世界的凌空蹈虛與小蔡的世俗平庸恰成對比，產(chǎn)生了強烈喜劇效果。此處，似又可見到堂吉訶德那悲壯可敬卻令人啼笑皆非的身影。
描畫、分析傅睿身上所疊加的多重人物影像，目的并不僅僅在于探討小說與經(jīng)典文學作品之間的關系，而在于進一步明確傅睿在小說前半部分中的核心形象：一個敏感意識到現(xiàn)實世界之虛偽因而痛苦不堪的人，一個試圖以真誠與善良反抗權力話語、拯救病人的“真”人，與周遭“偽士”形成對比。但與此同時，小說又以傅睿與郭棟的對比，凸顯生活世界的復雜性。兩人一為“世襲”，一為“逆襲”；傅睿虛弱蒼白，郭棟肌肉遒勁；傅睿文雅清高，郭棟粗俗豪爽；傅睿與妻子敏鹿對兒子的教育懵懂無知，郭棟及東君則洞悉形勢，早早為孩子規(guī)劃未來；傅睿在長期壓力下形成憂郁脆弱的性格，同時生命力日漸萎縮，以至于喪失性能力，而郭棟則在性事方面表現(xiàn)出旺盛的精力……郭棟雖然是后來者，卻比傅睿更熟諳城市中的權力關系機制，他不僅得到醫(yī)院中同事的欣賞，甚至對傅睿的妻子敏鹿也構成某種難以言喻的吸引力。這里似乎又可以見到《青衣》余韻，一方高雅細膩，卻內(nèi)里脆弱、危機四伏，一方隨順世俗，看似粗野卻帶有蓬勃旺盛的生命力。但《青衣》如同一曲抒情挽歌，《歡迎來到人間》則寫出了新舊消長的內(nèi)在動勢。傅博夫婦為傅睿鋪平的道路看似一帆風順，孱弱的兒子卻難以在殘酷無情的生存競爭、虛偽冷漠的權力關系世界中輕易復制父輩的成功，其內(nèi)在精神早已蒼白萎靡。傅睿，難以成為“真的人”。
于是，小說的前半部分集中刻畫傅睿之“真”與“偽士”世界的對峙與沖突，后半部分則深入描繪傅睿試圖通過虛幻的“超人”想象擺脫求真而不得的現(xiàn)實困境，卻終成新的“偽士”、甚至淪為“末人”的過程。然而，有意味的是，在“超人”幻象產(chǎn)生過程中，“偽士”功不可沒。兩者之間的緊密綰合關系啟人深思。傅睿是孤獨的，他對世俗的偏離與抗拒難以被理解，相反卻被一再誤讀——如在郭鼎榮眼中，其行為乃是精心謀算，因而激賞其深沉老辣，于是，真實被當作虛偽，虛偽卻反而成為建立互信的基礎。老趙更將自身之“偽”投射于傅睿，希圖通過“造神”行為而獲得心理安慰。畢飛宇以黑色幽默的筆法呈現(xiàn)出一幕幕荒誕的現(xiàn)實悲喜劇，也寫出“真”與“偽”之間的復雜關系。兩者絕非簡單對抗，而是存在著隱秘的精神通道及內(nèi)在轉換機制，這是畢飛宇小說精神探索的深刻性所在。
小說以一個簡潔有力的細節(jié)，將身處困境、茫然無措的傅睿送入峰回路轉、柳暗花明之境。傅睿在夢幻般游走中來到老趙家，在老趙逼迫下，他不得已承諾后者將完全恢復健康，聞此，老趙不由自主下跪了：
激動人心的事情就這樣發(fā)生了。老趙不僅沒有起來，相反，他匍匐了上身，他的腦袋對準了傅睿兩腳之間的空隙，他磕下去了。……傅睿從未面對過這樣的場景，它在傅睿的認知之外、能力之外、想象之外。這是他生命里的全新內(nèi)容和全新感受。他的內(nèi)里滋生出了非同尋常的感動，具體說，一種異乎尋常的激情，一種具備了優(yōu)越感的情緒，與他內(nèi)心深處的渴望出現(xiàn)了疊合與相融的跡象。傅睿舒服。有了光感。他的生命到底被拓展了，他內(nèi)心最為深處的東西出現(xiàn)了。傅睿并不能命名自己的新感受，但是，他高興，接近于幸福，他確鑿。[8]
老趙的下跪令傅睿心中激蕩。此前，他已被田菲的死亡、外界洶涌而至的贊頌弄得精疲力盡、自我分裂，但在這一刻，他重新獲得了完整而統(tǒng)一的自我認知，獲得了作為療救者的自信，并做出莊嚴承諾：“我保證你能活下去”。這一承諾帶有耶穌話語般的力量，不僅使老趙安心，也成為傅睿再造金身的儀式——這一儀式洗刷了田菲之死的陰影，“他和田菲是不能算的，那只是門診，很隨意，屬于錯進與錯出。今天不一樣，今天是莊嚴的。”至此，傅睿身上又疊加了人子耶穌的幻象，以“承諾”撫慰他人并重塑自身價值，“一個從不承諾的人終于目睹了承諾所帶來的神奇。傅睿低估了承諾的力量，這力量不可限量，足以修正別人和提升別人，反過來又可以感染自己。——承諾是天下最重要和最神圣的一件事。”傅睿心中充滿“超人”的狂喜與驕傲，走出老趙家門之后，“他誕生了登高的愿望”，發(fā)現(xiàn)了此前未留意的現(xiàn)實，“大街兩側的樓宇都跪著，一直都跪著。”[9] 這是傅睿的自我價值認同達到頂點的時刻，也是被權力所誘迫并卷入其中的時刻——“下跪”這一行為以其煽動、激發(fā)特質(zhì)構成隱秘的權力，反過來賦予對方以權柄在握的幻覺。畢飛宇深度刻畫傅睿精神世界中對“超人”的渴望及其虛妄本質(zhì)，揭示“療救者”與“被療救者”之間吊詭的轉換機制。
小說細致描繪“超人”幻想所給予個體的精神快感。他者（包括人與物）的“下跪”撫平了傅睿因田菲死亡而產(chǎn)生的痛苦，以及因屈從于虛偽權威話語而產(chǎn)生的羞恥。在幻覺中，傅睿獲得療愈能力，以及主宰他人命運的權柄——這虛幻的權柄與榮耀，正是“偽士”所賦予的。對老趙而言，向傅睿下跪和向妻子下跪并無本質(zhì)區(qū)別，他在其中獲得了魯迅所謂做奴隸的快樂。繼老趙之后，郭鼎榮也參與到“造神”運動中。傅睿在他眼中深沉不可捉摸，他便小心翼翼地揣測傅睿的想法并積極行動。但“造神”的過程實則也是利用“神”的過程，郭鼎榮試圖使傅睿成為其“圈子”中的一員，他成功地將傅睿引至“觀自在會館”。“偽士”與“末人”在召喚、塑造“超人”的過程中獲得自我安慰，而傅睿也因求“真”而不得，而在重重包圍中成為“超人”——實則是新的“偽士”。在自我實現(xiàn)的幻覺與療救他人的欲望支配下，他決心要拯救小蔡的靈魂，加速開車試圖讓小蔡嘔吐，“患者只須嘔吐，骯臟的靈魂完全可以伴隨著體內(nèi)的污垢被剔除干凈。”[10] 無限放大自己、自我形塑的隱秘動機與強烈渴望將傅睿折磨得精疲力盡。最后，他遇到所謂的“大師”，在其故弄玄虛的操弄之下，終于如老趙般以下跪之姿徹底交出自我，最終只能淪入卑瑣的鬧劇，由“超人”轉為新的“末人”。
三、“超人”末路及其啟示
自尼采傳入中國，關于“超人”的想象與召喚便絡繹不絕，現(xiàn)代中國知識分子意欲借助尼采的超人哲學而爭取思想自由、個性解放，魯迅早年深受尼采影響即廣為人知。但魯迅卻并不以為超人能在短時期內(nèi)出現(xiàn)，“尼采式的超人，雖然太覺渺茫，但就世界有人種的事實看來，卻可以確信總有尤為高尚尤近圓滿的人類出現(xiàn)。”[11] 尼采從未給出清晰明確的超人畫像，魯迅筆下，也從未有過具體的超人形象，只有作為犧牲品的“狂人”。魯迅與尼采共通的一點便是，在“末人”時代回憶一度有過的“超人”的渺茫理想。[12] 這似乎也意味著，關于“超人”的想象與言說尚有諸多困惑。從尼采著述可知，“超人”應具有雄強旺盛的生命力及創(chuàng)造力，心理、生理均超乎凡人，能夠超脫于世俗道德、宗教倫理，擁有無限活力與創(chuàng)造力，是人類進化的方向。如以這一標準來看，目前似無出現(xiàn)超人之可能性。然而，這一觀念除了在學界引發(fā)關于民族精神進化、重塑國民性問題的思考之外，也隨著現(xiàn)代化社會的快速發(fā)展而進入現(xiàn)實生活與大眾文化之中，構成現(xiàn)代性想象的重要方式，對“超人”的呼喚、膜拜及自我幻想不絕如縷。如果說，“偽士”“末人”對“超人”的塑造與膜拜中包含的是奴性心理與個體私欲，那么，對“超人”的自我想象則是另一種值得關注的精神心理景觀。對這一景觀的呈現(xiàn)及反思，是畢飛宇新作的另一重要主題。
小說為傅睿“超人”幻覺的產(chǎn)生埋下了諸多伏筆。譬如，在傅睿的成長過程中，來自父親的意志（譬如學醫(yī)）固然是壓力來源，但更為隱蔽的則是母親對孩子“全面和多能”的期盼。在“理想的孩子”光環(huán)下，傅睿自小“熱衷于額外的承擔”，“這承擔并不針對任何人，相反，他針對的僅僅是他自己——這一書寫體現(xiàn)出作家對時代精神狀況的洞察。在規(guī)訓社會向績效社會轉變過程中，“能夠”代替了“應當”的強制，“超我”將自我積極擴張為“理想的我”（Ideal-Ich），個體不再僅僅是與他者競爭，而更多是與自己競爭。這種競爭的自指性使得人們對自我日益苛求，然而，“做更好的自己”并不指向真正的自我完善，而指向擴張性社會無止盡的外部目標。看似基于自由意志的自我設計，實則是一種隱蔽的自我剝削，構成一種績效主體內(nèi)部“自生的暴力”[13] 。這種暴力與以往的權力不同，在傳統(tǒng)權力社會中，權力并未徹底排除行動和自由，但在以績效目標的內(nèi)向化、主體化為導向的社會中，“能夠”代替了“應當”，誘導以其更具高效生產(chǎn)力的特性取代了暴力規(guī)訓，這種自我暗示悄無聲息地侵入每個個體的生活空間，直至完全摧毀其自由。表面上，個體不必再聽從他人的權威性指令，看起來是自由的，但“更大、更強、更好”的自我誘導卻產(chǎn)生了新的強制，這種“自戀式的自指（Selbstbezug）”將誘發(fā)績效主體的諸多心理紊亂。[14] 成年后的傅睿，由于自身的持續(xù)努力、背景資源的強大支撐，同樣不斷收獲外界的肯定與認同，包括周教授的賞識提攜、院長書記的關愛與表彰、同事的敬畏與崇拜，等等，這進一步加劇了傅睿自我認同的強化。光環(huán)籠罩下的傅睿，無法接受任何失敗。個體在不斷“成就自身”的努力中精疲力盡，導致了心理疾病及自殘?zhí)卣鳌谛≌f中表現(xiàn)為傅睿“完美自我”壓力之下性能力的喪失、背刺之癢及無來由的嘔吐。因而，傅睿“超人”幻覺的產(chǎn)生，實為“內(nèi)中無主”所由使，這種內(nèi)心的虛弱與空洞為“偽士”與“末人”們膜拜、形塑“超人”提供了通路。
以語言分析為例，或可更清晰地看到這一路徑。在規(guī)訓社會中，由于權力意識往往寄寓在語言形式中，權力話語便成為現(xiàn)實權力關系的一種存在方式，因此，揭示權力意識對日常生活的滲透，模仿其語言形式是最有效的方法。小說以人物對話、內(nèi)心獨白、敘事者話語等形式提供了極為豐富的日常生活政治化的語言片段，以戲仿、反諷的形式揭示日常生活中的話語權力，這一點在傅博、老趙們的語言形式中已有淋漓盡致的呈現(xiàn)。但傅睿的語言則與之迥然有異。小說中，傅睿先是以沉默出場。在與人交談時，他不善言辭，語言極度儉省，無論與父母交談還是在咖啡館與小蔡“聊天”，均惜字如金。與妻子相處、與同事出游，也大多處于“失語”狀態(tài)，即便開口，言談中也沒有任何情感成分，語言死氣沉沉、殊無活力。小說前半段，傅睿的沉默與傅博的情思噴涌、老趙在網(wǎng)絡及現(xiàn)實言論世界的縱橫馳騁形成鮮明對比，令人印象深刻。但小說后半段，在精神與肉體的折磨中，在一度獲得“超人”幻覺之后，傅睿卻突然開始說話了。妻子質(zhì)疑他為何需要找人撓癢，他為自己辯護，文中有一段滔滔不絕的長篇獨白，不妨摘引一段如下：
真的癢。我不會欺騙你，真的癢。你很難從臨床上解釋這樣的征兆，那是千真萬確的感受。我會去看醫(yī)生的，可以商榷，現(xiàn)實就是需要公關，怎樣的一部歷史呢？人一定會生病，這個很復雜，這里牽扯到自然的環(huán)境，基因，還有人類自身生活，許多習慣、飲食，不可避免。歷史證明了必須痊愈，疾病是一種異常的痛苦，必須解除它們。這是我的責任。……老傅一直想做一個外科大夫，很沖動。他不是想做醫(yī)生，他想決定生和死。那是上帝才有的快感。我了解他。我也想有。……一個人，西瓜一樣，劈成了好幾瓤。聽好了，你要注意的，不是好幾瓤西瓜，是一個西瓜被分成了西瓜、冬瓜、紅木、酒精藥棉、竹竿，與鍵盤。各說各的。……[15]
這一段獨白大約 1500 字，幾乎比傅睿在小說中的其它言辭加起來還要多，是當下社會精神癥候分析的絕佳文本。從語言分析來看，語詞所指與能指的關系并未被完全切斷，只不過是以碎片化、無序流動的方式呈現(xiàn)，語言成為蕪雜生長、自行繁衍的一連串符號。若加以切分會發(fā)現(xiàn)，碎片化的語言編碼依然有效，分別對應著傅睿生命中的重要實感經(jīng)驗及幽暗意識：身體感受、自我責任意識、對父權的洞察、冷靜的自我剖析、生命分裂的痛苦，等等，但整體來看意義卻曖昧不明。語言毫無約束，以“塊莖”（德勒茲語）式的過度擴張、蔓延卻梗阻的語法形式表現(xiàn)出精神堵塞癥候，表征著看似自由、異質(zhì)的語流實則已成為欲望的生產(chǎn)和流動[16] ，不斷侵蝕著實在之物。如果說，傅博、老趙們的空洞抒情體現(xiàn)了符號意義的另一種轉換形式與生成法則，那么，傅睿的語言則顯示出主體內(nèi)在形式及語言機制被徹底破壞與解散，表現(xiàn)出語言主體試圖凝聚成型而不得的絕望。如果說，傅博、老趙們的語言中體現(xiàn)的是對權力話語的利用以及精神世界在其影響下的扭曲變異，那么，畢飛宇對傅睿由沉默到井噴的語言刻畫則反映了人物生命能量陷入無盡的自我消耗、個體自由生長與外在強制已難分彼此的當代人生存處境——這是“超人”幻覺的內(nèi)在生成語境。
由此，畢飛宇筆下“超人”誕生的兩種路徑清晰可見：一種是深受傳統(tǒng)權力機制影響、精神世界空洞扭曲的“偽士”與“末人”所共同參與的“造神運動”；一種則是當下不斷滋生蔓延的績效社會系統(tǒng)性暴力對個體內(nèi)在自由的滲透與摧毀。前者深刻揭示了個體在權力話語及精神規(guī)訓下的扭曲與變異，后者則具體呈現(xiàn)了擴張性社會中自由與強制合一的生產(chǎn)關系在主體內(nèi)部病毒般的自我復制與內(nèi)爆。作家以個體心靈過濾歷史與現(xiàn)實的洪流，在對社會總體性圖景、不同群體互動化合關系的把握中，以《歡迎來到人間》為宣言，進行了一次強有力的精神突圍。作家以其長期關注、思考并書寫歷史與權力關系等議題的豐厚積淀，聚焦于“個體精神自由”這一核心命題，以新世紀以來的醫(yī)患關系、階層流動、子女教育等問題為切入點，不僅揭示了傳統(tǒng)權力機制對個體精神世界、社會交往體系的影響，而且敏銳捕捉到當前微觀權力社會與績效社會導向合流之后所潛藏的問題。在小說中，傅睿之子面團、郭棟之女子琪最終選擇出國留學，小說結尾以面團在冰上滑向彼岸的意象，隱喻社會痼疾如堅冰般凍結、難以化解，描畫個體生命以僅存的熱力所做出的逃離姿態(tài)，這一圖景無疑是令人悲傷的。藉由這一意象，作家寫出對未來的隱憂，在呼應百年前“救救孩子”吶喊的同時，重申“立人”命題的必要性。秉承“以成就人的生命價值為歷史和社會的真正目的”這一精神，畢飛宇以“超人”的誕生與毀滅為線索，通過對傅睿生活及精神世界的深描，勾勒“偽士”“末人”尚存的社會圖景，呈現(xiàn)“真人”“超人”在個性主義探索方面的意義及困境，揭示個體追尋自由的可能性及諸多問題。
尼采意義上的“超人”渺茫不可及，但其關于個體之群己、公私關系之辯在今日卻仍有啟發(fā)，對此，曾于 1935 年受魯迅囑托翻譯《蘇魯支語錄》的哲學家、思想史學者徐梵澄，在近 50 年后又有所闡釋，“個人微小，在社會中有如大機器上一個小螺旋釘。倘若此小釘不充分發(fā)揮它的作用，則大機器的運轉，不能不受滯礙了。這理由豈不異常淺顯？自私自利卻不同，是小螺旋釘而不自安其小釘，要化為大杠桿或整個機器，則其害可想。”[17] 畢飛宇《歡迎來到人間》以精微筆觸寫出傅睿在被外部、內(nèi)在雙重壓力逼入精神絕境之后，試圖“化為大杠桿或整個機器”的虛妄性，揭示出當下社會中個體的內(nèi)在力量缺失卻又過度追求自我擴張的精神悲劇，塑造了一個個性鮮明、令人無法忘懷的文學人物形象，這一形象兼具歷史性、當下性，在新世紀以來的文學中具有獨特價值，而其潛在的精神探索意義還將持續(xù)顯現(xiàn)。擺脫“偽士”與“末人”的習氣，放棄對“超人”的幻想與自我擴張的欲望，在內(nèi)在主體力量的生成與堅守中探索變化氣質(zhì)的路徑，“從自己的根源出發(fā)實現(xiàn)自己的歷史性”[18] ，可能是較有希望的道路，這是《歡迎來到人間》中所包含的精神探索與生命啟示。
注釋
[1][2][3][5][6][8][9][10][15] 畢飛宇，《歡迎來到人間》，人民文學出版社 2023 年版，第 48-49 頁、76-77 頁、77 頁、172 頁、224 頁、229 頁、230 頁、345 頁、248-249 頁。
[4]魯迅：《文化偏至論》，《魯迅全集》第 1 卷，人民文學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56 頁。
[7]楊凱麟：《譯序：從福柯到德勒茲》，收入 [ 法 ] 吉爾·德勒茲著：《德勒茲論福柯》，楊凱霖譯，江蘇教育出版社2006 年版，第 10 頁。
[11]魯迅：《熱風·隨感錄四十一》，《魯迅全集》第 1 卷，人民文學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341 頁。
[12]郜元寶：《“末人”時代憶“超人”——再說魯迅與尼采》，收入《魯迅六講（二集）》，商務印書館 2020 年版，第107頁。
[13][14] [ 德 ] 韓柄哲：《暴力拓撲學》，中信出版集團 2019 年版，第 55-56 頁、40 頁。
[16][ 法 ] 吉爾·德勒茲、菲利克斯·加塔利著：《資本主義與精神分裂（卷 2）千高原》，姜宇輝譯，上海書店出版社2010 年版，第 17 頁。
[17]徐梵澄：《〈蘇魯支語錄〉綴言》，《徐梵澄文集》第 4 卷，上海三聯(lián)書店、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 2006 年版，第153頁。
[18] [ 德 ] 卡爾·雅斯貝斯：《時代的精神狀況》，王德峰譯，上海譯文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237 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