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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談李少君的詩:一種精神宣示——“我是有大海的人”
      來源:文學報 | 杜學文  2024年06月01日11:11

      李少君被譽為“自然詩人”,在他的詩中,大自然不僅是人類的詩情,更是人類的母巢、依托、拯救者,他并不想對現實中人類的困境進行思辨,而是從人自身的詩性處境中揭示人與自然之間的秘密。由此,他的詩超越了一般的對客觀自然的機械表達,具有了獨特的意義。

      《每一次的誕生都是痛苦》是李少君四十多年來詩歌創作的精選集,基本上反映出詩人的整體創作。其中的《闖海 歌》大 約五百余行,是一首少見的敘事長詩,描寫了詩人在海南的一段準流浪生活,表現了上世紀八十年代末,海南剛剛設省創建特區時的社會風貌,以及詩人的人生追求。當時的李少君還是武漢大學的在讀學生,但不知他為什么是從北京乘坐開往湛江的列車前往海口。正是年末歲初的時刻,北方進入了深冬,而海南卻仍是炎熱的季節。隨著列車隆隆南下,詩人的心也漸漸地熱了起來。那些心懷夢想的人們,來自天南地北,有著共同的名字——闖海人。而詩人,則抱著“實現自我超越”的愿望前往大海,一路彈著吉他,唱著自己創作的吟唱歌曲《闖海歌》前行,“既然選擇了翱翔,就要橫行四海/既然選擇了闖蕩,就要乘風破浪”。而海南,這塊曾經的偏遠之地,正在發生著劇烈的變革,追趕現代化的列車。這一時期,也正是中國這個古老的國度脫胎換骨、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的關鍵時刻。一切都是新鮮的,一切都充滿了躁動,充滿了期待。“我是有大海的人/我的激情,是一陣自由的海上雄風/浩浩蕩蕩掠過這個世界”。

      《闖海歌》從“我”的視角表現了海南初建特區之時的中國。其中有到海南的創業者、打工者、投奔者、淘金者、失戀而尋重生者、返國尋找機會者,以及被稱為“人才”的躊躇滿志者。而詩人在身無分文的時候,正是用一把吉他在公園的角落唱歌“得到了人生第一筆巨款”,亦因此而信心倍增,決定要“邊走邊唱”,走遍海南全島。在那個活力脈動、萬象更新、一切都充滿希望的時刻,詩人不僅獲得了人生的歷練,亦對中國的歷史、社會、文化有了更為深刻的體認。

      也許海南之行并不是一種偶然,而是命運的安排。畢業后,李少君真的來到了這個美麗的島嶼工作,這并不是一次偶然的“流浪”,而是一次奔赴,一次扎根,一種對理想的追求,也是一種時代的縮影。風華正茂的詩人要尋找自我、發現自我、實現自我,在這塊亟待開墾的土地上畫最美最好的圖畫。隨著大批的島外人士匯聚海南,這個剛剛還沒有紅綠燈的地方,已經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的一種標志、象征,也成為李少君詩歌創作的新起點,后來他的創作進入新的境界,最具影響的是被譽為“自然詩人”。

      自然是一個內涵豐富的概念,具有多重含義。首先是“自然而然”,強調事物存在的客觀屬性,不強調人的主觀意志,要求順應事物自然存在與發展的必然性。這其中也體現出人對自然存在規律性的尊重與重視,按照自然宇宙的規則來行事,不能以人的主觀能動性來違背客觀存在的法則。這涉及到自然的另一重含義,即作為客觀存在的自然。客觀存在的自然指的是宇宙自然,是一種具有內在結構與律動的客觀現象,有自己的物質構成與運行規則,存在著復雜的物質形態與力量形態。在中國傳統認知中,已經知道人是宇宙自然的組成部分,雖然人有自己的獨特屬性,卻必須遵循自然的基本規律。這種規律,大致可以用老子的話來解釋,就是“道”。而我們日常所說的“大自然”更多的是指宇宙自然形態中人能夠直接感知、體認的客觀存在。詩,正是對這種自然的主觀表達。

      李少君認為,“自然是中國古典詩歌里的最高價值,自然也是中國人的神圣殿堂。這實質上是一種詩性自然觀。”所謂的“詩性自然觀”,很可能表現在這樣幾個方面。首先是從詩人的存在意義來看,人不可能脫離自然,亦不可能在違背自然法則的前提下獲得存在意義。自然天道是人思考、行動的出發點、歸結點。雖然人具有自身的獨特性,但這種獨特性并不能獨立于天道,而是隸屬于天道,是天道的一部分。

      其次是從詩歌的創作來看,詩人要表達的是人的情感、價值觀。但這種表達應該以天道為出發點,而不是以人為出發點。這也是中國古典詩歌最突出的特點。“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表現了遠古時代人的生活方式。但就詩歌而言,這種人的生活方式是在宇宙自然的法則之中存在的。也就是說,日出的時候,給予了人勞動工作的可能性。這時,人們應該去按照這種可能性去工作。而日落之時,人們應該按照自然運行的規律去休養生息,獲取繼續工作的能量。由于這樣的表達揭示了宇宙自然與人之間的深刻關系,具有了永恒性。這樣的思維方式也深刻地影響了中國詩歌。即使是那些寫人的活動、社會形態的詩,也往往要從宇宙自然出發。

      再次是在具體的詩歌創作中,對自然存在的描繪與體悟極為重要。并不是說詩歌必須去描寫自然景色,而是說詩歌的表達往往從自然存在的具象出發起興,也并不是簡單地告訴我們一種哲理性的“意義”,而是從自然存在呈現出來的意象中把人的感悟帶入至詩歌所要表達的價值之中。當詩歌紛呈疊現的意象吸引了我們時,也透露出人對自然的情感、理解與體悟。

      “鳳凰,一定是天邊彩霞的奇幻轉化/如此明艷斑斕,又如此神行飄逸/以麗天為疆域,與日月并駕齊驅,翩然飛翔/只有你和你的詩篇配得上這燦爛的榮耀/在宜昌秭歸,我看見過朝霞和晚霞后得出這一結論”(《端午懷屈原》)。這是一首感懷屈原的詩。但詩人并不具體描寫屈原做了什么,是怎樣的行狀,而是從自然起興,用鳳凰作比。這里,鳳凰并不是一種“動物”,而是宇宙之間的“精靈”,帶有明確的象征性。可以看出來,李少君的詩持續了中國古典詩歌所表現出來的自然性,使我們能夠感受到中國詩歌一以貫之、血脈相傳的生命魅力。

      承續傳統詩歌的價值體系、思維方式、表達方式當然是非常重要的。這可以從一個角度證明中國新詩仍然具有高貴的品格。不過,就李少君來說,他較為集中地創作了許多被稱為“自然詩”的詩歌,應該是有其獨特原因的。也許,我們可以從他的經歷中找到一點蛛絲馬跡。他的處女作《蒲公 英》是 初中時創作的,發表在湖南的《小溪流》雜志。這顯然是一本面向少年兒童的讀物,正是這首散文詩使李少君受到了巨大的鼓舞。這篇僅僅只是起步的作品,是在詩人看到了蒲公英四處飄散時生發的感慨,帶有明顯的少年憂傷,表現出了由自然存在而至人生命運的某種意味,也是對人與自然存在關系的一種表達。在剛剛起步的時刻,李少君的創作就從大自然的生命中得到了啟示。這成了他的一種心理印記,一種“潛意識”,對他之后的創作有重要的影響。

      李少君少年時代應該是在湖南度過的,這是一個植被豐茂、萬物競生的所在。少年的詩人對大自然這種旺盛的生命活力有深刻的體驗。他的大學武漢大學,坐落在美麗的珞珈山麓,那時還保留著大自然的原生形態,櫻花盛開,東湖湖水延展至天際線,浩蕩的長江穿城而過,蛇山、龜山臨江而立,大自然似乎把最具特色的面貌呈現在詩人面前。而在海南的經歷,更強化了這種自然的魅力。這里不僅有山,有千姿百態、各美其美的植物,更重要的是,還有大海。李少君“把自然作為一種參照,一種價值”,自然和詩人的內心是融合的,沒有任何的沖突與悖謬。這種內在世界的生成觸發了李少君的詩情。雖然桃花潭可能是一件珍貴的“古董”、一壇“好酒”,但更重要的,“桃花潭是一個自然天成的音箱/清晨百鳥啾啾,牛羊哞哞,人聲漸起/黃昏,小溪從山間匯入青弋江的寂靜/被對面渡江而來的小船的漿聲劃破……/余音未了,又一條魚潑刺一聲躍出水面/夤夜,終被紛紛墜落的桃花一一消音”(《桃花潭》)。在詩歌中描繪自然景色千姿百態者甚多,但集中描繪其聲音的作品卻比較少。對自然天籟的描繪反映出詩人體驗觀察的細膩、深刻,而這種描寫又非常集中地表現出了大自然聲音的變化起伏與節奏韻律。

      當然,李少君也有很多詩歌是描繪自然世界的存在樣貌的。但他并不滿足于平面勾勒,而是力圖超越這種平面化的表達。一些詩句甚至具有非常明顯的哲理意味。他這樣描繪雪的世界:“雪創造的世界,也被雪轄治/飛鳥被雪藏了/猛獸也是/連鳥鳴也消失在叢林里/整個世界都被霸道的寒冷專制禁錮/連院子里的一叢雜草,也凝結成了一朵冰花”(《雪國》)。在大雪覆蓋的時刻,世界“被雪轄治”,這樣的感覺是少見的,卻表達出了某種普遍性。因為飛鳥、猛獸都在這樣的“自然”中隱藏消失。然而這并不是雪世界的全部,“被雪藏的還有城鎮、村落/以及人的蹤跡和喧嘩的聲響”,這里表現的是雪藏之后世界的“靜態”,但世界并不僅僅如此。“有兩匹馬不知從何處突然跑出來/馬蹄踏得積雪和凍土吱吱作響/群犬狂吠,沖破寂靜的清晨”,在“靜”的調色板上,忽然出現了“動”,并且由靜而動,而大動,使這雪所轄治的世界有了生氣。仿佛是一幅古典雪山圖,動而顯靜,靜而顯動,動靜相宜;以無聲顯有聲,以有聲襯無聲,有無相生。

      也許是詩人更多地生活在南方,對雪的感覺極為敏銳,但與常見的那些描繪雪世界的雄偉壯闊有明顯的不同,李少君極善于在細小之處感悟到詩意。這是他的詩歌極為重要的特征。“每臨春天,萬物在蓬勃生長的同時/也在悄悄地揚棄掉一些細小瑣碎之物/比如飛絮,比如青果/這些大都發生在春夜,如此零星散亂”(《春夜的辯證法》),對人們很少能夠注意到的自然之象,李少君充滿了興趣。他認為,“神很容易就在小事物之中顯靈”(《荒漠上的奇跡》),“雨中,細小的草在吶喊/臺階上濺起水花/隨后散成泡沫”(《疏離感》),即使是無際的戈壁灘,北風勁吹,砂石漫卷,但詩人注意到的卻是“草叢里的小昆蟲/按捺不住興奮跳了出來,熱鬧濺開/她們又開始嘰嘰喳喳”(《戈壁灘》)。詩人為我們構建了一種常人少見的別樣的充滿詩意的大自然的詩性形態。

      大自然的詩性形態至少應該有這樣兩方面的含義。首先是大自然,不論是誰,都不可能規定自然的存在與否。其間的差別只可能是人對存在事物的了解、感悟有差別,觀察體驗的角度有不同。不論這些差別不同有多么大的距離,其客觀性都不能改變。其次是詩性,是一種主觀現象。這種主觀性并不是對大自然的否定或改變,而是由于不同的人會產生不同的認知與體悟,表現出個體之間的主觀性差異。科學家可能更注重其科學性,而詩人則更注重其內心世界的反應。詩人面對自然存在可能會激發出創作的沖動。這種沖動并不是要客觀真實地記錄自然存在,而是要通過對自然物象的描寫表達與詩人內心世界一致的情志。如中國古典繪畫往往借助對自然的描繪來表現畫家對人生、人格的追求。 (下轉第7版)(上接第6版)畫家畫竹,并不是要描繪現實中真實的竹,而是要表現出高人才子在人格上的“清高雅致”。竹是客觀的,而清高雅致則是主觀的。這種主觀與客觀的統一就是藝術的表達。詩歌也同樣如此。大自然的客觀存在為詩人詩性的抒發提供了基礎。而詩人創作的詩歌則是依托于這種客觀存在的主觀體悟。所以鐘嶸在《詩品序》中談到,“春風春鳥,秋日秋蟬,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時之感諸詩者也。”就是說,自然氣候的變化,春夏秋冬各有不同,但它們共同的地方是能夠觸動人的詩情。因為自然存在與詩人的創作有極為密切的關系,故“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詩”。由此可知,詩歌與大自然之間具有一種天然的關系。自然存在不僅是激發詩人情感的客觀存在,也是詩歌表達的重要手段與重要內容,它本身就具有了強烈的詩性意義。關鍵的問題是,詩人如何把它表現出來。

      就李少君而言,很重要的一點是他表現出了人與自然之間的根本性關系——自然是人的歸屬與依托。這一點是具有神性意味的。“眾鳥在海面翱翔/眾樹在山頭舞蹈/……星光璀璨,整個天空為我秘密加冕/我感到,整個大海將成為我的廣闊舞臺/壯麗恢宏的人生大戲即將上演”(《夜晚,一個人的海灣》)。在這里,大自然是人生意義的證明,是實現自我價值的舞臺。“寒冬如期而至,風霜沾染衣裳/清冷的疏影勾勒山之肅靜輪廓……若可選擇,我愿意成為西山/這個北京冬天里最清靜無為的隱修士/端坐一方,靜候每一位前來探訪的友人”(《西山如隱》)。北京西山,正處于燕山、太行山間的風口之處。冬天北風強勁,氣候寒冷。但這里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水系縱橫,遠離喧鬧,是一處清靜的所在。在這樣的環境中更能感受到自然之氣、天地之神,是詩人向往的理想之地,也由此,隱喻了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人應該與自然緊密協同,以自然之態來完成自己的人生之旅。“夏季的到來治好了我的憂郁癥/麗日藍天讓愁郁無處躲藏/清風和爽掃除了蔭翳/夏天徹底緩解了我的精神緊張//是的,夏天的到來拯救了我”(《夏天的到來拯救了我》)。盡管這里描繪的是季節轉換帶給人的變化,但仍然隱喻著自然對人的救贖意義。當人與大自然融為一體的時候,也是人獲得拯救的時刻——實現人的自我價值,成為人的精神歸屬,療救人的精神疾患,解救人于困惑之中,等等。在李少君的詩中,大自然不僅是人類的詩情,更是人類的母巢、依托、拯救者。這使大自然具有了一種超越凡俗的神性意義。

      李少君的詩歌涉及眾多的題材,他并不是僅僅只創作那些與自然有關的作品。但無疑,他的詩歌比較集中地體現了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并企圖在詩中給予人們更多的啟迪。他并不想對現實中人類的困境進行思辨,而是從人自身的詩性處境中揭示人與自然之間的秘密。由此,使他的詩超越了一般的對客觀自然的機械表達,具有獨特的意義。“我是有大海的人”也就成為詩人的一種精神宣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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