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好山鄉巨變中的人
隨著脫貧攻堅任務的勝利完成，我國農村走向鄉村全面振興的新階段。“脫貧攻堅戰的全面勝利，標志著我們黨在團結帶領人民創造美好生活、實現共同富裕的道路上邁出了堅實的一大步。”農村面貌和農民生活的這種歷史性巨大演變，為我們國家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提供了重要的契機，也給當下的文學創作提出了“繁榮新時代農村題材文學創作”的新任務與新目標。
“繁榮新時代農村題材文學創作”這個話題，可以從多個角度來談論。我想主要從小說創作的角度，來談談其中的一個重要問題，這就是寫好山鄉巨變中的人。可以說，這是一個小問題，也是一個大問題；是一個老問題，也是一個新問題。
寫好人物至關重要
對于小說創作來說，以人為中心來構筑故事、表現主題、反映生活、描寫環境，并著力于塑造好具有典型化意義的人物形象，是重要的使命、主要的目標。農村題材的小說創作，不僅不例外，而且更重要。
文學是通過藝術形象來反映現實生活的。形象包含了藝術形象和語言形象，藝術形象也即人物形象，因為是文學作品描寫的中心，在創作中具有至關重要的地位與作用。生活中的人，處于一定的社會環境；文學作品中的人物，也一定是典型環境里的典型人物。因此，文學作品不是孤立地描寫人物，而是在人與人的關系、人與環境的關系中來描寫和塑造人物的。這種人與人的關系、人與環境的關系就交織成一幅鮮活生動的生活畫卷。在文學作品中，作家借由人物的性情性格，來揭示社會生活和人民精神世界的深層異動。
周立波就明確告訴人們：“故事是人物的行動構成的，情節是性格的歷史。”基于這樣的認識，他在《山鄉巨變》的寫作中，著重以主要人物的形象塑造與性格描寫為主，以年輕能干的鄧秀梅、大公無私的劉雨生、真摯可愛的“亭面糊”、思想固執的“菊咬筋”等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表現了不同階層的人們在合作化運動中的作為與心態，展現了開展農業合作化運動前后，中國農民走上集體化道路時的精神風貌和新農村的社會面貌，剖析了農民在歷史巨變中的思想感情、心理狀態和理想追求。
在柳青看來，作品“以人物為轉移”，“是人物發展的過程，是人物思想感情的變化過程”。基于這樣一個基本認識，他在創作《創業史》時，著力塑造了一系列堪稱典型的人物形象，如堅定不移地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梁生寶、消極抵制互助合作生產的郭振山、抱有傳統的發家立業愿望因而總是猶豫不定的梁三老漢等。由這樣一些性格迥異又取向不同的人物形象，作品生動而形象地表現了中國農業改造進程中的歷史風貌和農民思想情感的轉變，寫出了社會變遷在人們心里激起的層層漣漪、在精神世界引發的深層悸動。從梁生寶、郭振山、高增福，到梁三老漢、郭世富、姚士杰等，都是這一歷史巨變進程中不同階層人們的典型代表，他們以各自的自然反應和精神變異，既體現著舊時代農人的蛻變與新時代農人的成長，也折射著社會主義新農村艱難前行的某些側影。
新中國成立70多年來，我們在農村題材小說創作方面有許多品質較高、影響也很大的精品力作，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十分重要的經驗，就是塑造好主要人物、描寫好各色人物，通過筆下各具特色的人物形象來反映現實生活、表現時代變化、揭示重要主題。因為這些人物普遍具有形象典型化、性格個性化和情緒時代化的特征，都給人們留下了讀后難以忘懷的深刻印象。如趙樹理《三里灣》里的王金生、袁天成、范登高、馬多壽；周立波《山鄉巨變》里的鄧秀梅、劉雨生、盛佑亭、王菊生；柳青《創業史》里的梁生寶、徐改霞、郭振山、郭世富、梁三老漢；浩然《艷陽天》里的蕭長春、焦淑紅、彎彎繞、馬小辮等。值得注意的是，《三里灣》《山鄉巨變》中的很多人物，作者都給取了風趣的“外號”，如“翻得高”（范登高）、“糊涂涂”（馬多壽）、“鐵算盤”（馬有余）、“惹不起”（馬有余老婆）、“能不夠”（袁天成老婆）、“一陣風”（王滿喜）和“亭面糊”（盛佑亭）、“菊咬筋”（王菊生）等。這些“外號”對人物性格塑造往往能起到畫龍點睛的作用。因為注重人物的形象描畫和性格塑造，并由不同人物的性格與命運，表現了生活演變與時代演進在人們心理世界激起的不同回響，這些作品就具有了記錄時代情緒的特殊價值和精神現象學的特別意義，因而都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那個時代在文學寫作上的某些條條框框，作品成為了人們讀解那個時代社會生活形態和人們精神狀態的重要文本。可以說，因為注重人物塑造并寫活了各色人物，他們的作品既反映了那個時代的社會現實，又超越了那個時代的藝術局限。
在過去農村題材的中短篇小說創作中，塑造人物形象不僅十分必要和重要，而且還比較時興和流行。因此我們就讀到了許多以人物描寫見長的，甚至是以人物的名字或名號命名的一些優秀作品。如孫犁的《鐵木前傳》、趙樹理的《小二黑結婚》《實干家潘永福》、李凖的《李雙雙小傳》、柳青的《恨透鐵》、王汶石的《黑鳳》、馬烽的《飼養員趙大叔》《韓梅梅》、西戎的《賴大嫂》《宋老大進城》等。這樣的作品，因為以塑造人物為主，而且獨特又傳神，人們記住了人物，也記住了作品。可以說，人物與作品相隨相伴，作品與人物同生共榮。
關鍵的問題在于生活
從事農村題材創作的一些經典作家以他們的親身經歷和寶貴經驗告訴我們，在小說創作中，描寫人物不僅十分重要，而且難度很大、要求也高，需要寫作者在了解生活和研究生活、觀察人物和吃透人物上下很大的功夫，花很大的氣力。周立波在《關于〈山鄉巨變〉答讀者問》的文章里介紹道：“我的體會是作者必須在他所要描寫的人物的同一環境中生活一個較長的時期，并且留心觀察他們的言行、習慣和心理，以及其他的一切，摸著他的生活的規律，有了這種日積月累的包括生活細節和心理動態的素材，才能進入創造加工的過程，才能在現實的堅實的基礎上馳騁自己的幻想，補充和發展沒有看到，或是沒有可能看到的部分。沒有接觸和研究過的人最難描畫。”柳青在談到《創業史》的寫作經驗時也說道，小說寫作“人物是中心，寫人的發展，人與人的關系、矛盾和斗爭”；作家是“用筆來扮演自己書里的人物，而且要扮演他書中的所有角色”。因而，他告誡年輕作家，“要想寫作，就先生活。要想塑造英雄人物，就先塑造自己”。他還就小說創作的寫法特別指出：“每一個時代，都有新的寫法，誰來創造這種新的手法？就是那些認真研究了生活的人。”這里既講到人物描寫與生活積累的關系，也講到了寫作技巧出于生活之中的道理，高度強調了深入生活、研究生活的必要性與重要性。
新時代的鄉村振興與山鄉巨變，是正在發展變動著的生活，是屬于正在進行時的現實。對于這種我們尚不熟悉，或者熟悉了又陌生了的現實生活，寫作者顯然需要花費更大的氣力，下更大的功夫。趙樹理、周立波、柳青等老一代作家之所以寫出了傳得下去、留得下來的經典作品，是因為他們在對社會現實的了解與研究上，在對人民生活的觀察與把握上，一直都非常地用心用情和用力。趙樹理告訴人們，他創作經驗中至關重要的一條，是長期性地“在群眾中工作和在群眾中生活”，而且他還總結出深入生活的“久則親”“久則全”“久則通”“久則約”的四大好處。他在進城以后，仍然經常回到晉東南的農村家鄉，或者下到北京附近的河北鄉下，以各種方式保持與農村生活的緊密聯系。在此基礎上，寫出了人物形象鮮明、鄉土氣息濃郁的《三里灣》。在創作與生活方面，周立波反思了他過去“在生活中，卻沒有生活”的經驗教訓，從1954年就下沉到湖南益陽的鄉下老家，深入觀察父老鄉親的日常生活，了解他們的喜怒哀樂，寫作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山鄉巨變》。柳青在皇甫村落戶和工作14年，在與人民一道前進、一同生活的過程中，寫作出新穎又厚重的《創業史》。他們的這種執著的文學追求值得我們注意的，有兩個重要方面。一是與現實生活保持一種經常性、長期性和深入性的聯系，而不是像馬烽所告誡的那種“與群眾的關系斷了，或者是藕斷絲連”。這使他們不僅是生活的觀察者、體驗者，而是生活的參與者、建設者，也即是生活的主人公。二是他們的《三里灣》《山鄉巨變》《創業史》等重要小說作品，既是在深入生活的過程中獲取故事素材、熟悉人物形象的，也是在這樣一個過程之中開始醞釀與進行寫作的。也就是說，他們這些作品都是“現場寫作”的產物。因為是“現場寫作”，這些作品所具有的“現場感”與鄉土味的那種氣息、氣質與氣度，既是特別的，也是濃厚的，絕非那種閉門造車一類的寫作所能相比。可以說，長期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并在生活現場進行近距離地寫作，這是趙樹理、周立波、柳青等老一輩經典作家給我們留下的重要文學經驗，也是他們給文學創作樹立的屬于他們自己和他們那個時代的藝術標高。這些做法與經驗，值得我們敬仰和紉佩，更值得我們學習和借鑒。
既要抓創作，更要抓生活
為了適應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帶來的我國農村生活的新形勢，記錄新時代鄉村的新現實與新變化，推動農村題材創作的與時俱進，中國作協和各地作協近年來加大了農村現實題材創作的支持力度。從2022年開始，中國作協推出了“新時代山鄉巨變創作計劃”，在全國范圍內進行稿件征集。中國作協各部門組織專家推薦、遴選和發現有潛力的作者和作品。目前已出版了《雪山大地》等多部作品，取得了確有成效的初步成績。
“新時代山鄉巨變創作計劃”是一個新的舉措，也是一個新的檢驗。據了解情況的有關人士透露，“新時代山鄉巨變創作計劃”實施以來，來稿不算少，好的并不多。近年來先后大約有1000多部來稿，可以選用的就二三十部，還有一些作品看似有修改可能，但幾經修改，仍然達不到要求。我參加過其中幾部作品的改稿會，客觀地說，閱讀這些作品不僅新意無多，感受平平，且由此生發出了許多感想，感到這些作品所存在的問題，應該具有某種普遍性，而這些問題的切實解決，又帶有某種緊迫性。這些作品在主題與故事上各有各的長處，但涉及到當下農村的新現實、新人物，都有避實就虛的現象，缺少深入細致的描繪，甚至流于概念化、懸空化。由這樣一些作品可以看到，我們的一些作家，在對當下農村現狀和農民生活的書寫中，存在一個明顯的問題是：寫到老農人、舊生活，比較得心應手，甚至游刃有余，筆下生花，寫到新舉措、新變革，往往不知所措，筆墨生澀，缺少應有的生活實感和必要的細節支撐。這使得這些作品缺乏該有的新質，欠缺應有的新意，這與“新山鄉巨變”創作計劃的要求與目標尚有著較大的差距。
作品中存在的不足，是創作中的問題；創作中的問題，還需要從作家自身去尋找原因。究其根本，是我們的作家對于正在發展變化中的農村現實與農人生活不夠深入了解，缺乏切身體驗，因而比較隔膜，隔靴搔癢。他們的創作，還是以自己既有的生活積累為主，或者以此為立足點的自我想象，還是在自己原有的寫作軌道上自我重復、慣性運行。
有鑒于這樣一種情況，我覺得在當下的新時代，我們的寫作者只滿足于眼下的現狀，在生活庫存方面半新半舊，在深入生活上淺嘗輒止，都會制約自己的創作追求，使自己的創作疏離于生活，疏遠于時代。我們的文學組織管理與引導部門，既要抓作品征集和作品修改，也要關心和引導作家的創作過程。就農村題材創作的振興與發展而言，還是要把精力主要放在有助于作品品質的提升方面，把功夫下到大力引導作家深入農民群眾，扎根農村生活，走近并閱讀當下的新農村，了解并吃透農村的新變化，由外到內，由表及里，真正讀懂讀透當下的農村生活與農民精神的深刻新變。
有志于農村題材寫作的寫作者必須清醒地認識到，我們跟趙樹理、周立波、柳青等這些老一輩的小說大家相比，我們在文學寫作上與他們的差距不僅特別明顯，而且十分巨大。我們當下的小說作品中，比較缺少飽含時代情緒又堪稱典型的人物形象，也缺少富于時代氣息又引人入勝的生活故事。這些缺少與不足，說到底，是在生活積蓄與生活底蘊方面存在巨大差距。可以說，我們對于現實生活的了解、把握與研究，不夠長久，不夠深入，不夠到位，這是問題的根本所在。因此，我們需要反思和改變我們生活與寫作的當下現狀，以向老一輩作家學習和借鑒的虛心態度，像他們那樣滿懷一種對于現實生活的焦灼感、緊迫感，把深入人民、扎根生活作為必修課，甚至當成日常化、常態性的功課，與現實生活保持一種更內在、更緊密的聯系，不斷充實和豐富自己的生活庫存，提高閱讀生活的能力。與此同時，還需要對《三里灣》《山鄉巨變》《創業史》等經典作品進行認真地細讀和深入地品味，從中學習他們捕捉新生活的卓越能力、表現新人物的高超技巧，以及在文學創作中向著大眾化、民族化的方向不懈努力的堅定追求。在這樣的基礎之上，我們才有條件和有可能寫出具有自己的個性特點和富有這個時代鮮明特征的優秀作品，才能真正做到習近平總書記所要求的“不斷發掘更多代表時代精神的新現象新人物，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藝術創造，以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相結合的美學風格，塑造更多吸引人、感染人、打動人的藝術形象，為時代留下令人難忘的藝術經典”。
（作者系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名譽會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