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在小說集《地上的天空》的腰封上印著這樣一句話：“九個故事，九種人生”。然而一本優秀的小說集，所收錄的作品不僅須篇篇為精品，且應有著一股強大的向心力——每個故事除了各自講述各自的精彩，還要向著同一個高度攀登；每種人生除了各自笑嘆各自的悲歡，還能折射出一個共同的內核。如果用一個詞概括這本集子呈現的人生的內核，那便是“孤獨”；而故事中的主人公在面對“孤獨”時又幾乎采取了同一種突圍的方式——通過追求“無界”，沖破人生之有限，進而將無法掙脫的孤獨化為心靈的自由與釋然。

與長篇相比，短篇的體量看似為作者發揮文學才思戴上了一副枷鎖，實則這具負著沉重枷鎖的軀體舞動起來，一招一式都有了直擊人心的力量。這9篇小說，每一篇都在寫法上體現出作者的苦心經營，在思想上同時做到了腳踏實地與仰望星空。孤獨是這九種人生共同的本質，故事是外衣，雖位于表層卻仍需要華麗。鐘求是憑著一位藝術家的敏銳洞察力與探索精神，做到了讓9個故事各有各的華麗，它們如同一只多棱鏡的9個鏡面，從不同的角度映照出孤獨人生的9種樣態。

孤獨在一些篇目中被人物以一種肯定的口吻推至小說思想的明面，在更多的篇目中則以人物的生存狀態呈現。因為孤獨，朱一圍將對理想愛情的追求寄托于來世，讓死亡變得值得期待，讓常人看來荒誕不經的“來世婚姻協議”因承載了真誠與勇氣而頗具分量，讓資助“婚外情”的20萬元擺脫了道德倫理的指責而被賦予了獨特的意義；忘卻使“我”的父親逐漸沉入孤獨，但當父親乘著游船漂向公園外的長河，孤獨卻在生命夕陽的映照下散發著莊嚴與崇高；在老遠的父親那里，孤獨被視作一種救贖的方式，而與兒子在平行時空里共同承受孤獨則是老遠父親表達父愛獨一無二的形式；年輕時與真愛失之交臂的不甘，因為露天電影開頭《新聞簡報》里的身影而重獲希望，最終卻仍以遺憾落幕，無論婚姻能否彌補愛情的遺憾，虛構部分的父親與非虛構部分的周老師已為守住秘密承受了莫大的孤獨；當老尤站在圣彼得堡的街頭大聲朗誦瓦西里的臺詞而不能獲得街頭年輕觀眾的共鳴時，他的孤獨在青春執念死亡前的最后一刻也漲到了頂峰；一口棺材成為了一家三口之間無法解開的結，父子、夫妻之間存在的難以填補的溝壑，注定了他們各自承受的孤獨亦不可相通；孤獨是人生的本質，疫情推動了人們對這一本質的發現，而與他人結成伴侶或許不是解決問題的最佳選擇，認識到生命必然承受之重與輕并從容面對，才能為承受孤獨提供更大的力量；承受孤獨的最高境界是將其作為追逐理想旅途中的伴侶，作為生命涅槃所需的柴木與火焰——張午界將生命冷凍，就是選擇了面對“無界”的孤獨，那一刻，孤獨和個體的生命，和宇宙，融為一體。

孤獨者總是將自己置身于一個廣闊的時空中，一邊感嘆人類的渺小，一邊從未停下追求時空之無限的腳步。在小說《高士圖》中，作者構建了兩個“孤獨”之境：一是只展出一幅畫的畫展——“掛滿大屋子的，只是一張畫，看懂這張畫的，只有一雙眼睛”，只有這雙眼睛知道，這些畫沒有一張是完全的仿制品，而是經過畫家的心融進了畫家自身對世界的認識，“每張畫都不一樣”。二是位于昆城之南的九凰山，這是真正的自然之境，“天空的藍色和山中的綠色上下呼應，形成了空闊之境。空闊之境相當安定，像是靜止的……這樣的時刻，人的身子仿佛一下子縮小了”，畫家林遇時無法忍受畫展的喧囂而“逃離”至此，只有身處自然之中，方能“此刻山中不言錢”，擺脫世俗的紛擾。當我們被人潮推著向前涌動，于眾聲喧嘩中尋不得知己，一部分人將心門緊緊封閉，終因孤獨難耐而滑向深淵；另一部分人則選擇轉向自然，在自然的懷抱里享受孤獨。這種“轉向”可被稱為“撤退”，亦可被理解為“回歸”——回歸人的來處，接受人的渺小，進而獲得釋然。

鐘求是十分擅于讓人物處于“自然之境”中，讓人物的心境融入自然之境。西湖作為鐘求是工作之地杭州的標志性自然景觀，在小說中多次出現，為人物散心、交心、釋放情感、收獲感悟提供情境。而在《宇宙里的昆城》中，張午界所身處的空間在地理意義上從小鎮昆城一步步擴展至大城市，擴展至全世界，但在心理意義上，自少年時代他的心就已被置于終極宇宙空間，這決定了他的一生都將處于漂泊之中，最終毅然決然地投入宇宙之“永恒”。宇宙即自然，即永恒，孤獨便是人面對“永恒”產生的況味。張午界投入宇宙所要做的唯一準備，就是接受永恒的孤獨。

在文學中構建時空，不僅可以呈現當下某一靜態的時空，還可以通過微觀之“物”牽出一段段連接著不同時空的記憶，記憶所處的時空因與當下產生了距離，為小說提供了更為豐富的意義。孤獨來源于無法告知他人的內心隱秘，孤獨者往往將秘密寄托于具體的事物傳遞下去，打開一個個溝通過去與未來、身外與內心的時空。國畫與書法作為典型的中國傳統文化元素，是深受中國作家偏愛的“物證”。《高士圖》里的那張《竹泉高士圖》，開拓出林遇時的精神空間——和畫中的高士一樣，林遇時亦鐘愛下棋，畫里的高士一個人下棋，其實就是孤獨地在與這個世界對話，而遇棋較真、又執著于只畫這一幅高士圖的林遇時，又何嘗不是在借助棋與畫，孤獨地在與這個世界對話。“下棋的時候，我的對面會有另一個我”，林遇時終究把自己活成了畫中人的樣子，畫里畫外的人物得以相互詮釋。在《父親的長河》中，父親選擇用書法填補漸漸空虛的光陰，實則是用兒時的記憶填補與世界逐漸喪失聯系后內心的孤獨——“昆城城北中心小學”，是力透紙背的八個毛筆字，是懸掛在校門口散發著威嚴的校名，也是父親對信仰的捍衛，而捍衛本身，又何嘗不需要承受孤獨的勇氣與能力。

文學與電影文本作為一種“信物”被嵌套進小說中，與小說文本形成了鮮明的互文效果。在《地上的天空》中，朱一圍與陳宛的相識是在余華小說《第七天》的作品分享會上。《第七天》創造了一個安靜祥和的“彼岸之界”，與冷漠殘暴的現實世界相互映照，主人公則不斷游走于生死之間，完成了對生與死的多重敘述。或許這部小說“冥冥之中”啟發了朱一圍，使他將此生的遺憾托付給來世，而那紙“來世婚姻協議書”看似只為追求真愛，實際卻是朱一圍不甘此生平凡，為成就自我生命之高度發起的突圍。倘若人的此生注定孤獨不被理解，那么唯有來世因未知而充滿希望。兩部小說在文本層面完成了一次對話，在思想層面實現了主題的續寫與縱深。《瓦西里》則嵌入了電影文本《列寧在十月》與《列寧在1918》，其中青年瓦西里的革命精神與英雄形象為老尤等一代中國青年的理想下了注腳，并在漫長的光陰里由情懷凝成情結，數十年后回響在圣彼得堡步行文化街的上空——這是孤獨的情結守護者老尤跨越時空障礙，對一代人的理想作出的重新詮釋與正名。

把孤獨涵化為生命的內驅力，小說中的主人公們不約而同地選擇了在承認現實的前提下嘗試突破與飛翔。或許只有接受此生之平凡，方能激發來世要追求不凡的念想；或許只有認清現實世界的功利與冷漠，方能甘愿以孤獨為代價義無反顧地獻身于信仰。這九篇小說都有著濃厚的哲學意味，其探討的話題雖十分抽象，但并非完全浮于“天空”，而是以現實生活為根，以人對現實世界最真切的感受和思考為養分，長出軀干，開枝散葉，讀來能在思緒飛揚的同時不乏實在的“落地”之感。孤獨可以同時加重生命的“沉重”與“輕盈”之感，而沉重與輕盈是這九篇小說共同探討的話題，也是這九種孤獨人生的共性，它們與“落地”和“飛翔”“地面”和“天空”“此生”和“來世”“當下”和“永恒”形成了同構關系。

重與輕是一切事物的兩面，哪一面翻轉朝上取決于人如何為其作注——一紙“來世婚姻協議書”、一張改過名字的身份證、一口通往天堂的木棺、一次湖邊的吶喊、一個將生命冷凍保存的決定，原來都足以化重為輕，化撤退為追尋，化糾結為釋然，化痛苦為滿足。當印有簽名圖的T恤被拋向空中，沉重的秘密便飛揚起來，不知去向帶來的反而是解脫；當老尤將影評撕碎扔進風里，情結被解開，雖不乏傷感卻也無比暢快。人無法避開生命的沉重，但幸運地獲得了為生命作注的權利，有時解開了、放下了，不是跌入深淵，而是向上飛翔。

縱觀整部小說集的構架，《地上的天空》作為開篇，奠定了哲學探索的基調，而《宇宙里的昆城》作為末篇，決定了整部集子所能攀至的高度——指向終極的宇宙，指向宇宙的“無限”。《地上的天空》是穿著文學外衣而具有堅實哲學內核的小說——人可以像白云一樣從地上到天上，是詩人才能發出的哲思；《宇宙里的昆城》則以文學的方式從探討科學問題出發，最終歸向了哲學思考。事實上，科學起于人類對世界進行哲學探索的渴求，最終也必將歸于對哲學問題的解答；人文關懷與哲學信仰是科學發展的動力，決定了科學的立場與去向。科學、哲學、文學，在這部小說集中顯示出它們同構同質的一面——它們是人類為超越肉體與現實之平凡而努力飛翔的三種方式。而科學家、哲學家與詩人，亦是最孤獨的三種人，只是為了飛翔之理想，他們最先承認孤獨，接納孤獨，甚至學會了享受孤獨。

正如作品呈現的那樣，元小說，非虛構，綜合征用包括郵件、訪談、信函、新聞報道等表達方式，這些寫作手法的運用同樣展現了鐘求是所堅持的核心觀念——無界，“宇宙是無界的，生命的追求也是無界的”，那么對小說藝術的追求也應當是無界的。正如他自己所言，這種狀態是文學層面的“從心所欲，不逾矩”，且永遠不會是“心得”而是“心往”。探索心之所往的路程，注定是漫長而孤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