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紀實創作”與“真實再現”正本清源 ——中國廣播電視大獎紀錄片獲獎作品分享會側記
伴隨AIGC、CG動畫、數字資產等新技術的快速發展,紀錄片制作呈現出繁盛的多元樣貌,但同時也存在背離紀錄片生命本質、忘記紀錄片使命擔當等多重亂象。在5月8日由中廣聯合會主辦,中廣聯合會紀錄片委員會、山東廣播電視臺承辦的中國廣播電視大獎紀錄片獲獎作品分享會上,《大河之洲》《又見三星堆》《老區的“華麗一族”》《看見紀南城》《岳麓書院》《加油!新時代》等六部優秀紀錄片主創代表進行了創作分享,來自國家廣電總局、中國傳媒大學、北京電影學院等單位的滕勇、趙捷、陳真、張雅欣、梁碧波、干超等業內專家對獲獎作品進行了分析點評。
你真的知道什么是紀錄片嗎?
什么是紀錄片?北京電影學院碩士研究生導師、浙江傳媒學院教授梁碧波感到,許多一線創作者的困惑,都源于對紀錄片這一基本概念的認識不夠清晰。他談到,在早期影像拍攝現場,機器十分笨重,不易移動。伴隨著1895年法國導演路易斯·盧米埃爾的電影《工廠大門》的誕生,人類歷史上第一部電影從此呱呱墜地。這部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黑白無聲短片記錄了法國里昂盧米埃爾工廠放工時的情景,是一部真正意義上的紀錄片。由此得出結論,紀錄片是一切活動的影像敘事的原點,電影由此誕生、由此起步。基于拍攝手法和拍攝重點的不同,電影創作逐漸走向兩個方向:一種是以盧米埃爾兄弟為代表,在現實軸去捕捉生活現象,拍攝真實的生活;另一種是以梅里埃為代表,拍攝舞臺上已經加工的虛構的生活,電影自此開始出現虛構與非虛構之分。現在通常有一個說法,認為電影都是指劇情片電影,實際上這是不完整的。在任何綜合性電影節展中,應包括故事片電影、紀錄片電影和動畫片電影三部分,至少應分為虛構和非虛構兩類。
“編出來的是故事片,找出來的是紀錄片。”紀錄片又可以分為三種流派:分別是以畫面+解說形式呈現的格里爾遜模式;以德魯為代表的觀察、記錄、不干涉的直接電影模式;以讓·魯什為代表的通過采訪等形式介入拍攝的真實電影模式。三種模式各有優長:格里爾遜模式可以更直接地表達導演意圖,直接電影模式可以更好隱藏作者,真實電影模式便于表達內心。
當下業內還存在一種誤區,認為專題片和紀錄片是兩回事,其實并非如此。國內所說的專題片這種形式正是紀錄片的格里爾遜模式。專題片是最基本的紀錄片形式,當前全世界三分之二的紀錄片都是用這種方式生產的。但許多對專題片的詬病,往往是源于創作者在內容上犯了“五話”連篇的毛病,即假話、大話、空話、套話、廢話充斥其間,令人反感,內容上的問題不該讓形式背鍋,創作者需要明確,專題片是最早的紀錄片形式。
如何把握“紀實創作”與“真實再現”?
次日舉辦的研討會上,中國教育電視臺副臺長陳宏、嗶哩嗶哩紀錄片高級顧問朱賢亮、山東廣播電視臺紀錄片中心主任劉衛斌、吉林廣播電視臺紀錄片創作中心高級編輯趙大為、浙江衛視國家一級導演許繼鋒、阿里大文娛優酷紀錄片內容總監張偉等業內專家學者就如何把握“紀實創作”與“真實再現”展開深入交流。會議由中廣聯合會紀錄片委員會副會長沈書主持。
專家認為,當人們可以通過技術近乎完美、快速地將頭腦中的想法落地,越發可以認識到,生而為人,不完美就是完美,變化就是永恒,殘缺就是圓滿,不盡如人意恰恰是常態,而對這樣內容的捕捉,紀實創作無疑是一個重要載體。在紀實創作過程中,要特別留意細節的抓取,并通過有趣的方式將其呈現出來,是否有趣則取決于人物是否生動、語言是否有感染力。紀實創作與社會現實是有區別的,紀實創作不是完全地還原社會現實。正如安德烈·巴贊所提出的,電影是現實的漸近線。紀實同樣也是現實的漸近線。如今紀實手法也呈現出多元變化,會有更多蒙太奇手法介入到紀實創作中。
相較于對現實的表現,如何介入歷史是更具爭議性的。專家談到,最早紀錄片中沒有“真實再現”。到了20世紀八九十年代,紀錄片中也不會大量使用真實再現,即便用也較為含蓄,比如人物等會以剪影等形式出現,用一句歌詞來比喻就是“羞答答的玫瑰靜悄悄地開”,人物出場的時候是羞答答的,離開的時候也是靜悄悄的,彼時會在真實再現的段落上注明“真實再現”或“情景再現”以提醒觀眾。時至今日,“真實再現”的人物已經從“背影”慢慢轉過身來,可以面朝觀眾開口說話了,甚至在真實再現方面做得比劇情片都好,比如紀錄片《何以中國》。關于如何使用“真實再現”,有創作者談到自己更在意空鏡敘事、并注重將有敘事化的動作置于鏡頭之外,從而追尋一種有別于動作真實與敘事真實的精神真實。盡管AI技術為創作者重建現場提供了很多技術便利,但需要警惕細節被所謂的技術填滿,否則也可能使想象空間消失殆盡。創作者要學會依靠觀眾的想象力,與之一同完成歷史現場的建構。
采用紀實創作還是真實再現手法,專家們認為要考慮兩個因素,一是題材是否合適,二是成本是否足夠。變化的是創作形式,不變的是真實內核。紀錄片創作是一個不斷發展和變化的過程,創作者要敢于嘗試新的創作手法,推陳出新,為觀眾奉獻更多優秀作品。但新技術的使用應該是用來輔助說明真實事件,增加片子對真實事物的表現力、表達力,而不是混淆、掩蓋甚至歪曲事實。特別是在展現歷史時,紀錄片人不只要做一個歷史的敘述者,還要有勇氣和野心,秉持人民史觀的視點,做一個真正歷史的建構者。
今天的紀錄片拍什么?
活動現場,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俞虹、紀錄片導演李成才以“今天紀錄片拍什么”做主旨演講。專家談到,中國正在走向世界的中心。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時代背景下,紀錄片人要了解世界背景、中國位置,再了解個體位置,繼而鎖定關注范圍,尋找到紀錄片的話題主張。要在世界坐標下拍片子,努力跨越各種語言、情感、文化背景的差異與不同。紀錄片作品要進入到社會的主流情緒里面,創作者要找到當下百姓可以接受的表達情緒、表達方式、表達語境,優秀的紀錄片不僅是文以載道、文以頌世,還要文以傳真、文以思考。
也有專家認為,創作者不能簡單地被一種類別限制了創作,拍攝過程中應辯證處理真實性、當代性和歷史性問題:真實性是主觀性和客觀性的辯證統一。我們不能以客觀為由去游離主觀性的主導位置。創作者應在強調客觀真實的同時,意識到主觀性的強大力量;當代性意味著紀錄片人從當代人的真實視角和影像倫理角度思考,我們既不可能超越所處時代去記錄之前或之后發生的人類行為,也不能僅僅為當下而當下。像本次獲獎紀錄片《加油!新時代》,它集合了全國紀錄片的力量去關注當下現實,而且以個體為視角進行記錄。
所以,關于當代性的討論,也涉及了媒介特性,以及媒介場域力量與價值流動;歷史性則涉及時間問題,海德格爾曾說,一旦時間被界定為時鐘的時間,那就絕無希望達到時間的原始意義。所以,歷史不能僅僅界定在一個時鐘的時間,昨天是今天的歷史,今天是明天的歷史,我們都行走在歷史中。因此任何歷史題材,都必然烙下現實表達的印記,都是對歷史史料、史實、事件、人物在當下的再發現、再解讀,從而成為今天的新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