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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青是怎樣的作家

柳青是民之子、地之子——這是公認的事實評價，不用多說。他深得傳統典籍營養又掌握多門外語，一邊向先進思想成果學習一邊向生活學習，因而他更是秉持勞動者詩學的文明之子。

柳青的筆下，有新文明形態，不同于以家族禮俗為抓手的反封建主題的慣性創作。

對于農村題材小說而言，茅盾和柳青是兩個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文學史人物。

在茅盾之前，居于城市的知識分子作家因對故鄉的失望而批判禮教、啟蒙國民，使情感上不無情緒化、審視中不乏觀念化的“鄉土小說”名盛一時。茅盾先生通過“農村三部曲”《春蠶》《秋收》《殘冬》的創作實踐和《〈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一集〉導言》的理論倡導，發現并激活了“農事”這一鄉村要件，還原鄉村以民生的面貌和以生計為故事主線的現實感，并與風俗合一為農民的整體生活情狀，從此才有了跟啟蒙意圖和“國民性”概念先行的“鄉土小說”相區別的以勞動者形象和實景世情為核質的“鄉村小說”。那段生民艱難的“農村破產”的歷史實際讓茅盾與葉紹鈞、丁玲、葉紫等作家不約而同地一起為現代文學史貢獻了“豐收成災”主題，記錄下了那個歷史時期物質與精神的雙重文明災難。“鄉土小說”首在“立人”，“鄉村小說”重視人的存活——在人與社會關系中體現農耕文明的困局和路向。

柳青是最早對新國家新社會具備了新文明感應的作家，歷史背景的轉換，農事、生計、農人心理又加上農村社會新的經濟組織結構的建立，讓柳青的文明書寫有了新質。作為一名熱愛并書寫新文明樣態的作家，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對于陜甘寧邊區根據地后方戰斗生活，柳青的《種谷記》和《銅墻鐵壁》不惜以眾多人物而不是突出典型人物的方式來展現，寫得寬展厚誠。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歷史背景轉換了，農事、農民的心理和生活，包括新的農村組織架構，這些都被柳青敏銳地一一捕捉。柳青聚焦鄉村形態變化與鄉村建設任務，關注其中人與時代在演進中的新質素，從《在曠野里》到《狠透鐵》到《創業史》第一部第二部，柳青的創作，在文學意義上達成了生活、人民、江山的高度統一，從文明的意義上達成了人與社會生產、人與歷史發展、人與自然環境的整體觀照。

《在曠野里》是一部怎樣的作品

《在曠野里》在柳青的創作史上是一部承前啟后的重要作品。對從革命戰爭年代向建設發展時期轉變的社會、生態與人的文明的觀察記述，具有獨特的認識價值與審美價值。

《在曠野里》開啟了柳青關注新中國農村社會破舊立新變革的文學之門，其基本的文明立場、人民情懷、生活態度和成功的藝術經驗，不久之后的更具系統性的《創業史》的寫作與之一脈相承。

《在曠野里》雖然標注“未完”，開放性結局和審美完整性已然存在，恰恰構成了一部杰作留給讀者想象空間的必備特征。而且已經足可證明柳青是最早對社會主義新文明形態予以敏感捕捉并通過藝術提煉加以真切呈現的大作家。

大作家好作品對新時代文學具有怎樣的參照意義

看他在哪里。

柳青有一句名言：“要想寫作，就先生活。”他在鄉間，在生活里，柳青所言的生活是實實在在地活在農村的生活。不是路過不是來訪不是旁觀，他就是原上苗、山間樹、水中魚，有體感也有體恤、有凝視也有審視；他在曠野，不是小作坊不是小家業，情系民食之天、身處父老之地、心懷大道之行，有格局也有格調、有遠望也有遠慮。

再看他有多大。

從當時年齡上看，他不算大。寫《在曠野里》的柳青屬于現在標準的青年作家，路遙寫《平凡的世界》時歲數要大一點，但寫這些作品時他們都不到40歲。

從歷史擔當上看，他格局很大。對從革命戰爭向生產建設轉型的中國，從1951年初夏開往渭河平原的火車起筆；《平凡的世界》著眼從階級斗爭向改革開放轉折的中國，從20世紀70年代中期的驚蟄開寫。史詩的開篇征象，如此神似，仿佛再次印證了我們對路遙是柳青傳人這一想象的真實依據。這種“大”，就是那種胸懷“國之大者”的大境界。

從對人和文明的認知上看，他對筆下的人物大度、對歷史運行的把握有大方向。每一個人物言行都活靈活現，每一個事件場景都栩栩如生，在矛盾、難題面前，正偏選擇都有其由來，小心思臭毛病都得到容留，而作品的整體氣韻強勁，總是識大體通大勢，對全面發展的人類文明理想，懷著熱切的大愿。

柳青質樸誠懇實在的生活小說，細節好看極了。“大節”也并不含糊，回應著時代之變、中國之進、人民之呼，內含著信仰之力、民生之念、赤子之心，由衷生成了大抒情的旋律與節奏——是關于在文化傳承、人民向往中持續建造現代文明的宏大史詩。

大作家好作品——比如70年前柳青用優雅的“豆豆體”手寫的這部《在曠野里》——既可助力寫作進階，也可豐富提高真善美的文明修養。

從民主革命時期的茅盾到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柳青、周立波，再到改革開放時期的路遙，鄉村小說大作家好作品的脈絡譜系是清晰的。“新時代山鄉巨變創作計劃”就是對這一文脈賡續新創者的呼喚和召集。更多更好的鄉村小說已在路上。

（作者系中國作家協會黨組成員、書記處書記、《人民文學》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