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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為心聲。侗族作家楊仕芳的新作《新聲》，是一部題材小微、意旨卻是別見洞天的報告文學作品。作品取材于烏英苗寨群眾開展語言學習的故事。在過去，這里的少數民族群眾由于不懂普通話，給他們帶來種種的不便。如今苗寨兒女不僅能夠走出山寨，“在烏英擁抱世界”，而且“好像人生再來了一次”，燦然的臉上洋溢出明媚的笑意。烏英苗寨回響著歡聲笑語，這樣的“新聲”抒發的正是人們歌詠新時代的美好心聲。

“烏英”有著美好的寓意，苗語的意思是“美麗的新娘”。烏英苗寨地處桂黔交界的大苗山深處。這是個特殊的跨省村莊，一半屬于廣西，另有一半屬于貴州。這樣的特殊地理，使它保持了獨特的自然之美，但也因此導致它在一段時期內與時代的發展不同步。特別是不少村民“因為與外界的語言不通，被拖住了脫貧奔小康的步伐”。“扶貧先扶智，扶智先通語。”針對這種情況，當地組織實施“雙語雙向”助力脫貧攻堅活動，對存在普通話交流困難的少數民族群眾進行普通話培訓，對不會用當地少數民族語言交流的鄉鎮干部和駐村工作隊員進行民族語言培訓。楊仕芳的《新聲》以烏英苗寨這一個案典型的深度敘寫，反映“雙語雙向”培訓活動的開展情況及其意義。這種意義包括但不限于它對民族地區脫貧攻堅的助力，更深遠的意義還體現在它對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必需的“語言共同體”建設這一基礎性層面。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各民族群眾的中華文化認同是重要前提。只有語言相通，才能促進心靈相通、命運相通，才能更好地構筑中華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園。因此，《新聲》也可以說是一種以小見大的主題寫作，它與中華民族現代化建設的大旨息息相關。

《新聲》與我們常見的主題寫作作品面目有所不同。這里沒有新聞導語式的開篇，而以“2022年11月26日烏英苗寨的清晨”的風景描寫起筆。村莊“從夢里醒過來了”，“從村子里傳來‘吱吱呀呀’的開門聲、大人的叫喊聲、小孩的哭鬧聲、雞鳴狗吠聲，充滿著煙火氣”。這樣的文字大致上就定下了作品書寫的基調，也表明了作者緊貼著烏英苗寨而寫作的姿態。文本主要內容的表達，自然也少見新聞通稿類的用語和模式，有的是除卻了虛構以外的小說的敘事模樣。主題創作因為題材和作者的不同，應當有種種差異而相宜的形制。小說家楊仕芳寫作報告文學《新聲》，能根據獨特的題材和內容，尋獲并建構出“得體”而具有表現力的方式，其核心是將主要人物命運與語言關聯的故事設置成作品敘事的基本線索和主要內容。梁足英是《新聲》的主人公，具有題材表現所需的某種典型性。正如作者所說，“我從梁足英的‘聲音’開始，追覓她和同學們內心的‘聲音’，最后抵達新時代的眾聲”。在這里，“聲音”是苗寨婦女練習說普通話的聲音，更是伴隨著她們人生命運的回響。

不同于小說典型人物“雜取種種”的虛構合成的方法，報告文學的典型人物需要寫作者用腳力、眼力、腦力和筆力去發現、去選擇、去提煉。《新聲》中的梁足英的真實故事，是烏英婦女命運史的一個縮影。她渴望上學但是只能失學，既是因為家里貧困無法供她學習，就連“男娃讀書也不易”，也是此地重男輕女思想的設限。她和她的同伴成了“放牛女娃”。不認得漢字，不會說普通話，帶給梁足英種種的不便。作品以一系列故事的講述復現了梁足英曾經的遭遇和困境：女兒出嫁后，到女兒家和親家聊天，可“我們互相聽不懂對方的話，我說我的，她說她的，就像雞同鴨講”。到醫院就診取藥，因為語言不通也多有困窘。而改變這些困窘的，正是行進時代中的偉大力量。通過普通話的學習，梁足英不僅能夠走出烏英，走到柳州，還“把苗族歷史穿在身上”，走到更遠的地方介紹民族文化，展示烏英女性的形象。這就是普通話學習給梁足英她們所創造的“詩與遠方”。作品以對比結構的設置，以嵌入人物人生的“語言故事”的敘寫，真實生動地反映出大時代之變和民族地區開展雙語學習尤其是普通話培訓的積極意義。由此，也為作者對“雙語雙向”培訓班這一“本事”的書寫，提供了富有說服力的敘事邏輯。普通話的學習體現了黨和政府對梁足英們的切實關懷，同時也是她們人生經驗啟示后的內在要求。作品通過具體情節和細節的敘寫，再現夜校學習、家庭學習和個人學習等生動場景。同時也記寫了語言學習中駐村工作隊、村組織、支教老師、志愿者等的合力作為。可以說，《新聲》是“雙語雙向”培訓班烏英范本的一個細實報告。

報告文學的寫作一般采用第三人稱的“全知敘事”，而《新聲》設置的則是第一人稱的“雙我”敘事，即主要人物梁足英的自述和作者“我”的敘述。第一人稱的敘事使所寫顯得更真切，特別是能更方便呈現出人物的心理世界，但第一人稱的敘事是受限敘事，而作品組織的“雙我”敘事則形成了內容互補，作者見聞感受的表達補充豐富了梁足英的自述，有效地拓展了作品整體的敘事時空。《新聲》中的語言敘事是更多時代信息的載體，它傳輸的是時代之變和人物生活和精神之變。“聽見海的聲音”“復蘇的空巢村”等的書寫，傳遞出的正是新時代悅耳的“好聲音”。這是《新聲》更深的意義之所在。

（作者系評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