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巴金的思想是豐富多彩的，人道主義、無政府主義、革命民主主義、恐怖主義、愛國主義等均有體現。但并不是每種思想都凸顯于巴金人生的不同時期，不同階段自有其思想主脈。作品是作家思想的載體，巴金不同時期的作品留下了巴金思想的印痕。學術界在論及巴金的思想時，主要以其小說為論述的對象。事實上，作為非虛構的散文，由于“我的任何一篇散文里面都有我自己”[1]，自然也是窺探巴金思想的重要載體。加之巴金不同時期又不斷修改舊作，故其散文文本的變遷也是巴金不同時期思想顯與隱的直接體現。《旅途隨筆》是巴金早期創作的代表性散文作品集。自30年代初至90年初，巴金對《旅途隨筆》不斷修改達8次之多，產生了近十種版本。在這半個多世紀的時間，巴金經歷了民國和人民共和國兩個時代，隨著大時代的更迭以及共和國不同時期，巴金的思想也有劇烈的變化，巴金在反復修改舊作時也就留下其思想變遷的烙印。拙文試圖以《旅途隨筆》為例，在梳理不同時期的文本變遷中一窺巴金從30年代至90年代初思想主脈的顯與隱。

一、初刊到初版再到開明本：無政府主義作為思想主脈

1933年5月到7月間，巴金從上海出發游歷了福建、香港、廣東等地。在旅行之余，他把沿途的見聞和感想寫成了一系列散文，相繼在《文學》、《東方雜志》等報刊上發表。1934年初，生活書店決定編選“創作文庫”叢書，巴金被邀成為該叢書的作者之一。借此機會，他就把1933年南方之旅途中所寫的系列散文以“旅途隨筆”[2]為名納入，并為該書寫了《序》，初版《旅途隨筆》于1934年8月出版。初版本原計劃是28篇，但《捐稅的故事》、《海珠橋》、《薛覺先》和《鬼棚尾》四篇“被國民黨的圖書雜志審查老爺用朱筆勾去，僅在目次中保留了篇名”[3]，故初版本只收錄24篇。1934年10月，《旅途隨筆》再版時，巴金把剛發表的《一個車夫》增收入《旅途隨筆》，書末又增加了一篇《再版題記》，再版本收錄25篇。1939年，巴金把《旅途隨筆》交開明書店重版。利用這次重版之機，巴金對文字上又進行了一次修改，在篇目上補上了《海珠橋》、《薛覺先》和《鬼棚尾》三篇，但又刪掉了《亞麗安娜·渥柏爾格》一篇，共27篇。他還為此寫了一篇《重排題記》。

1934版《旅途隨筆》·巴金著 上海生活書店出版

《旅途隨筆》中的作品大多寫作于巴金的旅途之中，從每篇文末的寫作時間地點以及發表時間可知，巴金事前并沒有結集的計劃，大多是邊寫邊刊，寫作和發表都比較隨意。利用納入“創作文庫”之機，巴金對收入的篇目做了第一次修改，筆者依據初刊本和初版本對校，粗略統計共修改156處[4]。以生活初版本為基礎，開明本《旅途隨筆》共修改了317處（包括《序》的改動）。這兩個版本的修改，初步實現了作品藝術的完善，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一是刪改和調換部分詞句和語序，使表達更加準確規范。這一情況的修改最多，初版本約有96處，開明本約有274處。初版本的修改如在《亞麗安娜·渥柏爾格》中，“描寫的的情景”改為“描寫的那情景”，對手民之誤進行了更正，“剛不過二十歲”改為“剛過二十歲”是為了表達的規范； 開明本的修改如把初版本中描述一個朋友“這朋友是很可愛的，他平日被我們稱為粗暴的人”改為“這朋友平日被我們稱為粗暴的人”，因為“可愛”和“粗暴”在表意上有明顯的矛盾；等等。二是關于思想感情方面的改動，這類改動較少，初版本約有11處，開明本約有3處。初版本的修改如《海上》一篇，巴金把初刊本開頭的五個段落整個刪去了，這五個段落詳細地描寫了巴金在上海 “一·二八事變”期間經歷的種種，包含了作者壓抑沉悶情緒的釋放。三是增加調整一些詞句，對文本做出補充，使表達更加明確。這類修改初版本約有28處，開明本約有33處。如《賭》的修改：

賭博并不是人的根性，但是在我們的這種混亂的不合理的社會制度下，發橫財卻成了一般人的渴望，以極少的代價得最大的報酬，而且有的人，他們一生就只有極少的代價。（初版本）

賭博并不是人的根性，但是在我們的這種混亂的不合理的社會制度下，發橫財卻成了一般人的渴望，以極少的代價得最大的報酬，而且有的人，他們一生就只有極少的代價。但他們卻不能沒有獲取最大報酬的妄想。所以打花會，買彩票的大半是貧苦的人。這些“生意”能夠順利發展，這是無足怪的。從前有人把State Lottery翻譯作“國賭”，我覺得十分恰當。（開明本）

在原有基礎上增加了大段的評論，更鮮明地表達了巴金對于賭博的批判態度。四是對文章的準確性和客觀性進行確證，初版本約有21處，開明本約有7處。初版本的修改包括對人稱的修正如“朋友B”改為“朋友N”；對作品中字母符號的解釋如“NM”改為“馬哈諾”，“L.F”改為“發布里”； 開明本的修改如在《西班牙的夢》中把“巴斯羅納”改為“巴塞羅那”，是對翻譯標準的調整；在《朋友》中將“日軍”改為隱晦的“X軍”，顯示了作者不得不考慮時局的無奈；等等。

除了對文本內容的修改外，不同版本篇目上的變化值得探討。由于當局的圖書審查制度，從初刊本到初版本（再版）原擬的四篇未能收入。《捐稅的故事》諷刺了當局的捐稅制度；《海珠橋》對當時的廣東省省長胡漢民有不敬之詞；《薛覺先》諷刺了當局的文化政策并宣揚民眾教育和啟蒙，有煽動民意的嫌疑；《鬼棚尾》諷刺了當局“靠著女人的皮肉吃飯”還要“擺起莊嚴的面孔”的一幫老爺。這四篇文章表達了巴金對當局的不滿，自然會被圖書審查的“老爺”勾去，初版本目錄上盡管列出了這四篇的題名，但注明“缺”。顯然，巴金此舉不但可引導讀者“按題索驥”，更是向當局的一種示威。1934年10月，巴金在《旅途隨筆》的再版中增錄了《一個車夫》，文中那個倔強、堅定不懼任何權威的少年車夫正是在生活洪流中得到了鍛造，巴金以之作為此書的結尾，其暗示意義頗為明顯。七·七事變之后，國共第二次合作，聯手抗日。國民黨執政當局忙于正面抗戰，無暇兼顧文化上的審查，出版的管制曾一度放寬。開明本《旅途隨筆》借此補上了初版時被當局刪掉的《海珠橋》、《薛覺先》和《鬼棚尾》三篇，《捐稅的故事》“因為原稿已失，而且這篇短文也應該重寫了”[5]，故未能補入。同時又因《亞麗安娜·渥柏爾格》已收入《巴金短篇小說集》（第一集），所以不再收入，這樣開明本《旅途隨筆》一共收27篇。

年輕的巴金

早在20年代初，巴金就成為了一個無政府主義的信仰者，并不斷聯合同道，從事社會活動，渴望通過革命行動改變眼前不合理的社會現實，夢想著消滅人類的不公正和不平等，建立一個萬人安樂和幸福的社會。1927年，國民黨建立了統一的國家政權并且在隨后逐步鞏固，中國的無政府主義運動遭到國民黨政府鎮壓后迅速瓦解。巴金才將這種剩余的政治熱情與無可奈何的失望情緒傾吐在創作中，用他的文學活動來宣泄已經死亡的政治激情。正如有論者所說：“安那其是巴金人生道路的起點，是連接他與世界之關系的重要紐帶，是他觀察社會、考量歷史、自我認識和評價的重要尺度”，[6]1933年這次南方之旅，也可以看作是巴金從無政府主義的角度表達理想和信仰，審視友情、城市、民眾等主題的精神漫游。在《旅途隨筆》從初刊到初版以及開明版的版本變遷中，涉及與無政府主義相關人物的文字不斷增加。如《機械的詩》的修改：

克魯泡特金的一生就證明出來他的確是一個懂得詩的人。（初刊本）

克魯泡特金的一生就證明出來他的確是一個懂得詩的人。所以左拉說克魯泡特金的面包略取是“一首真正的詩”。（初版本）

增加了左拉對克魯泡特金的評價，加強了巴金對克魯泡特金的思想的推崇力度。又如《南國的夢》的修改：

他們和匡互生一樣，都是獻身于一個教育理想的人。（初刊本）

他們和最近在上海逝世的匡互生（對于這我所敬愛的人的死，我不知道應該用什么話來表明我的悲痛。他的最后是很可怕的。他在醫生的絕望的宣告下面，躺在醫院里等死，竟然過了一個月以上的時間，許多人的眼淚都不能夠挽救他。）一樣，都是獻身于一個教育理想的人。（初版本）

對在初刊本中僅僅出現一個名字的“匡互生”增加了大段注釋，表達出巴金對友人逝去的懷念之情。匡互生是“五四”運動的先驅者，更是一位偉大的教育家，無政府主義者。巴金最初是在友人的交談中認識匡互生的，他對匡先生的教育思想方法很欣賞，并且也很敬佩對方的道德人品和教學主張，“把他當作照亮我前進道路的一盞燈。” [7]

《旅途隨筆》記錄了巴金敏感的心靈的反應，他是“懷著歌德式的悲哀而旅行的，于是所遇見的都引起他憂郁的回憶，宗教式的懺悔”。[8]他不斷訴說自己的理想和信仰，在對城市、鄉村和教育的書寫中展示了無政府主義者早期的實踐活動；在對友情的書寫中進行了無政府主義者對個體和集體關系的自我省察與思索；在對底層民眾的書寫中既表達了同情，也表達了對民眾力量的信心等等。總之，巴金的無政府主義思想在《旅途隨筆》諸篇中烙下了深刻的印痕。但不可否認，巴金又是深受法國的伏爾泰、盧梭、俄國的拉吉舍夫等民主主義者的思想影響，他反對不合理的社會制度、舊文化，對國民黨政府的各種倒行逆施給予嚴厲的批判。《旅途隨筆》在三十年代諸版本中，與無政府主義思想緊密融合在一起的革命民主主義思想也有不同程度的體現，如初版時被當局刪掉的《海珠橋》、《薛覺先》和《鬼棚尾》、《捐稅的故事》四篇就是向反動當局及舊制度、舊文化的批判與反抗。筆者看來，盡管無政府主義和革命民主主義思想在三十年代《旅途隨筆》諸版本中都有體現，但無政府主義無疑是此時期巴金的思想主脈。

二、平明本到新文藝本再到文集本：逐漸強化的革命民主主義

建國后第一版《旅途隨筆》于1953年6月由平明出版社出版。篇目上較開明本少了《西班牙的夢》和《薛覺先》2篇，刪掉了《重排題記》，增加了《前記》。在文字上，巴金對收入的篇目均有修改。1955年11月，平明出版社在公私合營的大潮中合并于新文藝出版社，《旅途隨筆》又獲得了重版的機會，借此機會，巴金對《旅途隨筆》再次做了一些修改。正文前有《前記》和《序》，篇目上較平明本，又刪掉了《南國的夢》。正文共收錄了24篇。

1957年，人民文學出版社決定出《巴金文集》，這是第一套系統地展現巴金“三十年文學工作的一點成績”[9]的叢書。利用這次出文集的機會，巴金于1957 年到 1961年間對選入文集的作品做了最為集中和最大規模的一次作品修改。《旅途隨筆》收入《巴金文集》第10卷，于1961年10月出版。如果說平明本、新文藝本的修改更多是作家主動修改的結果，而文集本的修改則增加了外界的壓力，外力之一是1958年寫的《法斯特悲劇》招致的批判讓巴金變得更加謹小慎微；另一外力則主要指1958年至1959年間巴金遭到一場名為討論實為批判的“拔白旗”運動，而這場一年多的運動中，“對巴金作品的批判集中在無政府主義、個人主義、小資產階級立場、超階級的人道主義和人類愛、對工人階級的歪曲、未指明革命道路等方面”[10]。文集本《旅途隨筆》收錄24篇，主要以新文藝本為參考版本，對收入的每篇作品又進行了一次修改。

1958年《巴金文集》，該卷收錄《海行雜記》《從南京回上海》《旅途隨筆》《旅途通訊》《旅途雜記》《短簡二》。

1982年版《巴金選集》巴金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1986年版《巴金全集》巴金著 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旅途隨筆》從開明本到平明本的改動比較少，共有約40處。新文藝本《旅途隨筆》又在平明本基礎上修改1000余處，對《前記》和《序》都做了很大改動，是版本變遷中規模最大的一次。文集本《旅途隨筆》以新文藝本為底本，又改動了462處。這三次修改主要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對字詞和語句進行調整，使表達更加書面化、準確和簡潔。這類修改平明本約有24處，新文藝本約有911處，文集本約有394處。平明本的修改如“入了”改為“落到”，“從前”改為“以前”，“灑布”改為“散布”等，將方言口語改為書面語，是巴金響應新時期文字規范化的一種表現。新文藝本的修改如“清朗的早晨”改為“晴朗的早晨”，“兩點鐘”改為“兩個小時”，“我所過的生活”改為“我的生活”，“我的沉悶的光陰”改為“光陰”。文集本的修改如“星子”改為“星星”，屬于用詞規范的修改；“他那個地方是我常去的”改為“我從前常去他那個地方”，屬于語序的修改；“回到故鄉去了”改為“后來就回到故鄉去了”，增加了連接詞，使上下文銜接更順暢；“筆墨和紙”改為“紙筆”，將同類描寫合在一起，使行文更簡潔等。

二是增加一些內容，對細節做出補充。這類修改平明本約有8處，新文藝本約有143處，文集本約有7處。平明本的改動如把“機械是完全的，有力的”改為“機械是創造的，生產的，完美的，有力的”，明確表明了巴金對于機械文明推崇贊揚的態度。再如把“布南德斯”改為“文學批評家布南德斯”，是為了方便讀者的理解。新文藝本的改動如“校前”改為“學校門前”，增加了方位細節的表述；“帶笑問我”改為“她帶笑問我”，表明了說話人的身份；“Delage”改為“德拉日（Delage）”，對讀者可能不清楚的名詞做了補充。文集本的修改如《一個回憶》里對“消磨時間的工作”加了“我拿起了我的筆”的補充說明；《香港》里對英文Peak Hotel做了“旅館”的注解；《鬼棚尾》里“南京XX部”改為“南京鐵道部”，對朋友鄭工作過的單位恢復具體所指。

三是對用詞錯誤以及客觀內容表述方面的修改。這類修改平明本約有4處，新文藝本約有28處，文集本約有6處。平明本的修改如《游了佛國》將“大竹敲杠”改為“大敲竹杠”，《農民的集會》中“知土豪劣紳斗爭”改為“跟土豪劣紳斗爭”，都是對筆誤的修正；《朋友》中將“X軍”改為“日本兵”，是由于時代背景變化做出的調整。新文藝本的修改如將朋友的病情“染著不治之疾”改為“害肺病”；再如將“A”改為“洪”，“朋友Y”改為“朋友梁”，“X”改為“葉”，“N”改為“陳”，對于之前以字母形式出現的人物改成文字，便于對人物的真實身份進行查證。文集本的修改如《一千三百圓》中“這些女人都是大家庭里的姨太太”改為“據說這些女人都是大家庭里的姨太太”，加了“據說”二字，使描述更為合理。《鬼棚尾》中“十多個字”改成“十個字”，屬于對準確性的修改；《賭》中“我就從不會做這樣的夢”改為“我就從不敢做這樣的夢”，由“從不會”到“從不敢”表述更加真實，屬于對錯誤的更正等。

隨著抗戰以及四十年代的到來，殘酷的社會現實讓巴金對無政府主義思想有了反思，他逐漸拋棄了無政府主義不要國家，反對一切戰爭的觀點。他投入了如火如荼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運動,“在現實斗爭的沖擊下，巴金思想中的諸種因素，必然有一番消長得過程，會促使巴金的思想，發生相應的變化。”[11] “在現實社會的矯正下，他更加靠攏了中國共產黨的民主力量。到了抗戰后期和解放戰爭時期，這種發展傾向更為明顯。”[12]解放初的巴金一直頗受文藝界高層重視，他積極向新生政權靠攏，以真誠熱烈的態度歌頌新中國。巴金曾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我開始學習馬克思主義（但是我學得不好）。我想用我這枝寫慣黑暗和痛苦的筆改寫新人新事，歌頌人民的勝利和歡樂。”[13]新政權的成立促使巴金思想上發生了改變，落實到具體行動上就是利用作品重版（再版）之機不斷修改作品的內容。為了適應新的時代的語境，“改”更多意義上代表著一種態度和立場。除了對字詞句斟酌外，巴金在五十年代對《旅途隨筆》的三次修改也留下了特殊時代的烙印，反映出巴金的思想在新的時代語境下的變化。具體表現如下：

第一，對工人、農民敘述的修改。如《省港小火輪》開明本到平明社本（新文藝本、文集本同）中一段對工人的敘述的大幅度修改，增加了許多細節的描述。由“工人”到“工友”這一稱呼的變化以及增加的“工友”和“我”相互“笑了笑”的互動，反映了工農兵成為了國家的主人帶來的時代語境的改變。其他如文集本的修改如《農民的集會》里把“簡單的農民”改為“單純的農民”，由“簡單”到“單純”的修改，應是出于擔心會丑化農民形象的考慮；《談心會》里“熱烈的愛人”改為“熱烈地愛人民”，從“人”到“人民”體現了和時代主旋律的一致性。新文藝本《省港小火輪》中刪掉“中國人嗑瓜子的習慣簡直無法改掉。”和《扶梯邊的戲劇》中刪掉“在中國大概沒有人會把時間看得很貴重的。” 在文集中，對于一些感性用詞巴金也進行了改動，如“憎恨”改成“厭惡”，“我感動地說”刪改成“我說”等等。顯然，這些舊時代的語句在五十年代的政治語境中不合時宜，必須刪掉。

第二、對薛覺先、梅蘭芳等舊戲劇人物敘述的修改。在開明本中有《薛覺先》一文,巴金在文中顯然對薛覺先這樣的舊戲劇人物給以批判。解放后，薛覺先積極參加新中國的建設，先后當選華南文學藝術界聯合會會員，全國政協委員。顯然，《薛覺先》這樣的文章在新的時代里不利于文藝界的團結，故《旅途隨筆》平明本、新文藝本和選集本均未收入。此外，《平津道上》曾涉及到梅蘭芳的敘述，巴金把“梅蘭芳”替換成“青衣們”，顯然也是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煩。

第三，清除無政府主義的痕跡，與無政府主義思想相關的敘述逐步被刪削或遮蔽。新中國成立后，馬克思主義被確定為全國人民的指導思想，而作為馬克思主義的敵人的無政府主義則被視為反動思想，必須進行批判與清算。從50年代中期始, 就陸續有文章揭露和聲討中國的無政府主義運動。毫無疑問，五十年代初的政治語境給了巴金以壓力，借編選自己的作品之機，巴金對《旅途隨筆》中與無政府主義相關的人物、語句、篇目都被一一刪去。《旅途隨筆》平明社本、新文藝本以及選集本自然也是如此。平明本的修改如《機械的詩》中刪去了對克魯泡特金“一生就證明出來他的確是一個懂得詩的人”的一段評價。在新文藝本《談心會》里，巴金對第二部分妃格念爾的故事和蘇菲·波停娜的故事做了大段刪改。這兩個俄國的女革命家曾經對巴金的無政府主義革命思想產生過很大影響，此處的刪改表明了時代政治環境的復雜多變對于他個人思想上的影響。《西班牙的夢》中有關于早期無政府主義暴力革命理念的書寫，已經不符合時代語境，在平明本時刪去；《南國的夢》贊揚了一位平民教育家的感人事跡，但文中涉及到赫爾岑、匡互生等無政府主義人物，故在新文藝本時又刪掉此篇。

平明本《旅途隨筆》刪去了開明本的《重排題記》，增加了一篇《前記》（新文藝本正文前也收錄了這篇《前記》），則是為了表明態度和立場。巴金在這里檢討了自己作品的不足：“我的作品思想性和藝術性都薄弱，所以我的作品中含有憂郁性，所以我的作品中缺少冷靜的思考和周密的構思。我的作品的缺點是很多的，很早我就說我沒有寫過一篇像樣的作品。”[14]巴金所說的思想性不夠更多的是指作品中革命民主主義思想體現得少。在文集的《前記》中，巴金又再次檢討自己：“我的生活中充滿了種種的矛盾，我的作品里也是這樣。愛與憎的沖突，思想與行為的沖突，理智與感情的沖突……這些織成了一個網，掩蓋了我的全生活，全作品。”但他再次重申：“自從我執筆以來我就從沒有停止過對我的敵人的攻擊。我的敵人是什么，一切舊的傳統觀念，一切阻礙社會進化和人性發展的不合理的制度，一切摧殘愛的努力，它們都是我的最大的敵人。我始終守住我的營壘，并沒有作過妥協”[15] 巴金以此表明自己是永遠站在人民的立場反對封建專制制度，反對強權，反對壓迫，突顯自己思想進步的一面。

此外，巴金對作品中革命民主義思想的強化和無政府主義思想色彩的削弱可能還與五十年代末的一場論爭相關。揚風在《巴金論》和《巴金的民主主義思想》中認為巴金是杰出的革命民主主義者和杰出的現實主義者。[16]他的這一結論遭致劉正強的反駁，他在《巴金的民主主義和現實主義》中則認為巴金世界觀中無政府主義思想和超階級的人性論，讓巴金只能停留在一般的民主主義階段。其作品缺乏一種概括現實的邏輯力量，背離藝術的真實，對現實生活做歪曲的描寫，具有反現實主義傾向。[17]李希凡也在《關于巴金作品的評價問題——評揚風的<巴金論>》中不認同揚風的結論，他認為巴金的作品中，“民主主義思想當然占有著顯要的地位，但是，無政府主義和虛無主義在他的前期作品里，也占據著一個不可抹殺的地位。”[18]

總之，五十年代的政治語境以及遭受到的批判被迫讓巴金多次對《旅途隨筆》做了與時俱進的修改。由于對涉無政府主義的人物、語句、篇目都被一一刪去，而體現革命民主主義思想相關的篇目不但得到保留，而且在文本修改中又不斷強化。正如新文藝本版權頁上的《內容提要》中指出作者“寫出他在中國南方和北方的見聞，也寫出他的愛與憎”。[19]故《旅途隨筆》在五十年代的文本變遷中，除語言表達上日趨完善外，但更重要的是，修改使《旅途隨筆》的思想主脈從無政府主義置換為革命民主主義，無政府主義的巴金被極力隱去，革命民主主義的巴金卻得到凸顯甚至強化。

三、文集本到選集本再到全集本：革命民主主義為主無政府主義為輔

對于六七十年代遭受各種屈辱摧殘的巴金來說，他經歷了從盲目跟從到逐漸醒悟。在他重獲寫作的自由之后，他通過翻譯《往事與隨想》、撰寫《隨想錄》來反思歷史、解剖自己，重新找回追求理想與真理的勇氣。當四川人民出版社提議為他編一套《巴金選集》時，鑒于他編的《巴金文集》被認為是“十四卷邪書”受到嚴厲批判，喪失了再版的機會，他決定編一套按照自己意思，保留自己真面目的選集：“照自己的意思，也就是說，保留我的真面目。讓后世的讀者知道我是一個什么樣的人。”[20]1982年，四川人民出版社推出了十卷本的《巴金選集》[21]。由于是選集，《旅途隨筆》一書只選了12篇。編入第八卷第一輯。據對校發現，所選篇目根據文集本排印，編選過程中巴金僅對一些字詞做了少許改動。在《巴金選集》第七卷（短篇小說選）中收入了《亞麗安娜·渥柏爾格》。

1983年，人民文學出版社擬計劃編印《巴金全集》，主要由該社編輯、巴金的老朋友王仰晨（字樹基）負責。1985年11月14日，巴金在致樹基的信中說：“《巴金全集》的事我看只有你一人關心，你在抓，我總不能袖手旁觀吧，這究竟是我的事。那么明年我也來搞搞，不管大小，總得出點力。”[22]在巴金和王仰晨兩人的努力下，人民文學出版社于1986-1994年間出版了《巴金全集》（26卷），收錄了巴金除譯文以外的絕大部分作品。《旅途隨筆》收入第12卷。在篇目上，相比文集本多了《南國的夢》，《西班牙的夢》，《捐稅的故事》，《薛覺先》和《亞麗安娜·渥柏爾格》5篇。正文前有《序》、《再版題記》和《重排題記》。全集本《旅途隨筆》共29篇。至此，《旅途隨筆》終成全本。

從《巴金選集》到《巴金全集》，時間從七十年代末到了九十年代初，期間中國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據此也可一窺巴金思想的細微變化。新時期初期，無政府主義在中國仍然是頗為敏感的話題。巴金在1978年寫的《〈巴金選集〉后記》中對自己早年接觸各種思想有如此描述：“后來我接受了無政府主義，但也只是從劉師復、克魯泡特金、高德曼的小冊子和《北京大學學生周刊》上的一些文章上得來的，再加上托爾斯泰的象《一粒麥子有雞蛋那樣大》、《一個人需要多少土地》一類的短篇小說。我還讀過一些十九世紀七十、八十年代俄國民粹派革命家的傳記。我也喜歡過陳望道先生翻譯的《共產黨宣言》，可是我多讀了幾本無政府主義的小冊子以后，就漸漸地丟開了它。我當時思想的淺薄與混亂不問可知。”對于無政府主義帶給自己的影響，巴金也有自我批評：“我也曾三番五次想在無政府主義找尋一條道路，我讀過好些外國書報，也譯過克魯泡特金的著作，和俄國民粹派革命家如妃格念爾這類人的回憶錄，可是結果我得到的也只是空虛。”[23]所以，選集本所選《旅途隨筆》中篇目幾乎沒有明顯無政府主義的烙印。加之選入的12篇又依據文集本編入，與無政府主義相關的語句也全部清除掉了。以短篇小說入選巴金選集的《亞麗安娜·渥柏爾格》一篇中對涉及亞麗安娜的敘述，巴金也刪掉了“后來就做了一個安那其主義者”一句。可見，巴金在70年代末仍對自己與無政府主義的關系有所顧忌。

隨著思想逐步解放，中國史學界在質疑和減弱加諸在無政府主義的政治預設的基礎上，對國際無政府主義思潮及其代表人物的評價漸趨平和，充分肯定了無政府主義的歷史作用，應該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對無政府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和影響，進行具體的、歷史的、階級的分析。[24]與此同時，現代文學研究界對巴金與無政府主義思想的關系也重新得到了深入的探討。1980年，陳思和、李輝在《怎樣認識巴金早期的無政府主義思想》一文中論證了巴金早期的主導思想是無政府主義，但他們并未像五十年代的論者那樣，把巴金推向反革命的深淵，而是適度地肯定了無政府主義在特定歷史階段的進步意義：“無政府主義的‘反強權’思想在當時起到了反對封建軍閥專制, 反對封建文化道德的戰斗作用。”“正因為無政府主義在中國特定條件下產生了反封建反專制作用, 它才跟巴金反封建的斗爭合了拍, 成為巴金的戰斗武器。”[25]此后，牟書芳、李存光、花建等人也對巴金與無政府主義進行了深入分析。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以及對學術界對無政府主義的客觀評價影響了巴金，他開始直面自己與無政府主義的關系。如在1982年編輯《懷念集》時，收錄了回憶無政府主義者的兩篇舊文：《悼范兄》和《憶施居甫》；1983年，他寫了《懷念一位教育家》；1986年，他又寫了《懷念非英兄》，這些文章系統地表達了巴金對無政府運動及無政府主義者的看法。借編選全集之機，巴金又把早年他在上海、法國等地宣傳無政府主義的一些文章收入，希望給人們提供全面了解自己精神追求和思想實質的原始資料。同時，晚年的巴金對無政府主義也有了深入的反思。正如他在《巴金全集》第6卷代跋中，用理想主義的稱謂代替了對《愛情三部曲》中無政府青年“革命者”的稱謂，“我所寫的只是有理想的人，不是革命者。他們并不空談理想，不用理想打扮自己，也不把理想強加給別人。他們忠于理想，不停止地追求理想，忠誠地、不聲不響地生活下去，追求下去。”最后，他解釋了他一再重申的“我有信仰”的所指：“一直到最后我并沒有失去對生活的信仰，對人民的信仰”[26]。可見，巴金站在人民的立場否定了無政府主義革命實踐的一面，而對其社會實踐（如教育活動）以及精神實踐的方面則給以肯定。[27]

巴金對編印全集十分慎重，把它視之為自己對人民最后的交待。“以年屆八九十的高齡，堅持扶病校閱了這套全集的全文，并對26卷中的15卷寫了《致樹基（王仰晨）》（《代跋》）共16篇，表達了他此時此地的心境，也談了許多他對具體作品的編輯意見，和某些寫作背景。”[28]在收入《旅途隨筆》時，巴金又做了一些修改。全集本《旅途隨筆》收錄29篇[29]，每篇前注明初刊的時間和刊物，文末又標注出寫作的時間。正文前有《序》、《再版題記》和《重排題記》[30]。顯然，巴金試圖恢復到三十年代的《旅途隨筆》。但據對校發現，全集本原則上根據選集本排印，選集未收錄的參照最后一次印刷的版本（即文集本），因此全集本主要是綜合了文集本和選集本的一個版本。字體全部采用了簡體字，僅有6處[31]關于字詞的修改，如“濕”改為“濕潤”，“撒在”改為“灑在”，“受”改為“接受”，“震得快聾了”改為“快震聾了”。從文集本到全集本，《旅途隨筆》值得注意之處在于收錄了自初刊本以來的全部篇章，包括了以前被反復刪減的敏感篇目如《薛覺先》、五十年代被刪去的《南國的夢》《西班牙的夢》，《捐稅的故事》得以首次收錄，《亞麗安娜·渥柏爾格》從巴金選集的短篇小說卷中重新收入。全集本《旅途隨筆》終得首次以完整面目示人。

全集本《旅途隨筆》（2017年版）東方出版中心出版

盡管全集本在篇目上恢復到了三十年代，《西班牙的夢》、《南國的夢》《亞麗安娜·渥柏爾格》等原無政府主義色彩較濃的篇目也得以再次收入，但由于其余諸篇仍以文集本收入，原文集本所收篇目中與無政府主義相關的敘述又被大量刪除。全集本篇目上盡管恢復了歷史的全貌，由于文本中與無政府主義思想相關的人物、敘述已消除殆盡，故全集本中無政府主義烙印遠沒有生活書店本、開明本明顯。而全集本在體現革命民主主義方面，除了繼續采用文集本、選集本的修改和篇目之外，還增加了批評三十年代各地各種苛捐雜稅的《捐稅的故事》一篇,該文文末結尾如此：

這情形是不能夠長久繼續下去。將來不是那一群貧民被壓成肉餅，就是他們站起來，拋開桌面，去干他們自己的事情。然而無論如何，那時候是在沒有人去給那些怪物抬圓桌面了。

顯然，作者在這里暗示被苛捐雜稅奴役的民眾終有一天會揭竿而起，推翻壓在他們身上的統治階級。總之，全集本《旅途隨筆》未能完全恢復到三十年代的原貌，形成了革命民主主義為主，無政府主義為輔的思想底色。

結 語

時代的更迭，政治風向的改變，以及巴金個人思想的變化，都在《旅途隨筆》的文本變遷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旅途隨筆》經歷數次版本變遷，巴金對文本進行了多次修改，使得作品在文本藝術上不斷得到完善，體現了他精益求精的創作精神。但原作為作品思想主脈的無政府主義卻在巴金的持續修改中被革命民主主義思想所代替，至全集本時仍然未能恢復歷史的原貌。在筆者看來，在眾多版本中，開明修訂本雖然在語言規范方面和今天的標準仍存在少許差別，但收錄篇目比較完整，尤其是一些反映巴金早期無政府主義思想的篇目都收錄其中，內容上也沒有經過建國后的大幅刪減，這是最能體現巴金早期的思想和寫作風格的“善本”。

《巴金全集》主要由巴金以及編輯王仰晨合力編選而成,對于全集篇目的選定以及刪改主要由巴金親自操刀。對于他早期有關無政府主義的相關著述，最后也只是選擇性地收入了一部分，這體現作家和出版社對文本的控制。[32]顯然，《旅途隨筆》也并沒有全面恢復歷史的原貌。巴金曾說：“幾十年來我不斷地修改自己的作品,因為我的思想不斷地在變化,有時變化小,有時變化大。”[33]在他看來，時代在變，作家思想在變，而文本自然也需要變，而最近的文本才是他心目中的定本。“不論作為作者,或者作為讀者,我還是要說,我喜歡修改本,它才是我自己的作品。”[34]巴金不辭辛勞對所選全集的作品逐一過目或刪改，顯然是以收入全集的文本作為定本。作為文學研究者而言，作家全集更應該注重作品原貌的呈現，面對巴金的《家》、《旅途隨筆》等這樣不停修改的文本，我們是尊重作品的原貌還是作者最后的定本？是尊重歷史還是為尊者諱？2009年初，人民文學出版社啟動了新版《巴金全集》的修訂工作(據悉，這項工作至今仍未完成)，將增補巴金在全集出版以后陸續寫下的文字、全集出版時遺漏未收的文字和20多年間新發現的佚文佚信。此外，還將陸續整理出巴金在“文革”期間被迫寫下的部分檢討與交代，編選進新版全集。[35]竊以為，作家全集自然應最大努力實現全，增補是必要的，但重新考量已出版的《巴金全集》各卷文本的底本選擇，并對其修訂加以匯校也是對歷史負責的態度。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現代文學名著異文匯校、集成及文本演變史研究”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17ZDA279）]

參考文獻：

[1]巴金：《談我的“散文”》，《萌芽》第9期，1958年5月。

[2] 其中《平津道上》《一個車夫》寫于北平，《三等車中》寫于天津，這幾篇記錄了巴金北上的見聞。

[3]巴金：《重排題記》，《旅途隨筆》，上海開明書店,1939年4月版。

[4]修改標準：標點符號變化未統計；字、詞的更換或刪減為一處；字、詞的增加為一處；字、詞在一句中的順序發生變化為一處；一篇中的同類同字修改算一處；一句中多次修改視為一處；增加一句話或一段話為一處；刪掉一句話或一段話為一處；有連續的段落增刪亦算作一處（一句以逗號分隔的字段為標準；段落修改以篇幅較大的改動為標準，其外分布零散的改動仍分別計數）。具體統計中修改次數會有出入，難以做到絕對準確，僅供讀者參考。

[5]巴金：《重排題記》，《旅途隨筆》，上海開明書店1939年4月版。

[6]張全之：《中國近現代文學的發展與無政府主義思潮》，人民出版社2013年3月版，第194頁。

[7]巴金：《懷念一位教育家》，巴金《隨想錄》，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7年9月版，第584頁。

[8]大災：《〈屐痕處處〉〈歐游雜記〉〈旅途隨筆〉〈歐行日記〉》，《華北日報》1935年11月5日。

[9]巴金：《<巴金文集>前記》，《巴金文集》第1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3月版。

[10]張永新：《“拔白旗”運動中的巴金作品“討論”》，《揚子江評論》2017年第1期。

[11]吳定宇《巴金與無政府主義》，《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84年第3期。

[12]陳思和 李輝：《巴金研究論稿》，復旦大學出版社2009年7月版，第94頁。

[13]巴金：《巴金自傳》，江蘇文藝出版社1995年1月版，第4頁。

[14]巴金：《前記》《旅途隨筆》，平明出版社1953年6月版。

[15]巴金：《〈巴金文集〉前記》《巴金文集》第1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53年3月版。

[16]《巴金論》發表于《人民文學》1957年7月號，《巴金作品中的民主主義思想》發表在《讀書》第19期（1958年10月）。

[17]劉正強：《巴金的民主主義和現實主義》，《讀書》1959年第2期。

[18]李希凡：《關于巴金作品的評價問題——評揚風的<巴金論>》，《管見集》，作家出版社1959年9月版，第195-196頁。

[19]《內容提要》，《旅途隨筆》，新文藝出版社1956年版。

[20]巴金：《〈十卷本巴金選集〉后記》，《讀書》1982年第3期。

[21]以《巴金選集》為名的書有不少，如上海中央書店1936年4月版，開明書店1951年版，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年版等。此處選用巴金認可的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22]巴金：《致樹基》（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十四日），《巴金全集》第22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65頁。

[23]巴金：《〈巴金選集〉后記》，《讀書》1979年第2期。

[24]李華興：《民主主義與無政府主義的復合體——蔡元培政治思想初探》，《復旦學報》1980年第4期。

[25]陳思和、李輝:《怎樣認識巴金早期的無政府主義思想》，《文學評論》1980年第3期。

[26]巴金：《〈巴金全集〉第6卷代跋》，《巴金全集》第6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480頁。

[27]胡景敏：《巴金：最后一個無政府主義者》，《文藝爭鳴》2009年第2期。

[28]丹晨：《讀〈巴金全集〉》，《書城》1995年第5期。

[29]這29篇，除了根據選集本和文集本的收入24篇外，其余5篇依據的版本情況如下：《南國的夢》、《西班牙的夢》依據初版收入；《捐稅的故事》和《薛覺先》依據初刊收入；《亞麗安娜·渥柏而格》依據《巴金選集》第7卷編入。

[30]有意思的是，巴金五十年代為《旅途隨筆》所寫的《前記》則未收錄，這表明全集本《旅途隨筆》試圖向三十年代的《旅途隨筆》回歸。

[31]《一個回憶》1處，《農民的集會》1處，《鬼棚尾》2處，《三等車中》2處。

[32]陳思和：《我心中的巴金先生》，《巴金晚年思想研究論稿》，復旦大學出版社2015年1月版，第330-331頁。

[33]巴金：《關于〈火〉》,《文匯報》（香港），1980年2月24日。

[34]巴金：《關于〈海的夢〉》,《文匯報》（香港），1979年7月15日。

[35]《新版〈巴金全集〉修訂工作啟動》，《人民日報》2009年4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