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梁斌，生于1914年4月18日，河北蠡縣梁家莊人，畢業于保定第二師范學校，原名梁維周，筆名雨花、梁文彬。著名小說家、國畫家、書法家。代表作品包括《紅旗譜》《播火記》《烽煙圖》等，其中《紅旗譜》先后被改編為話劇、電影、評劇、京劇、電視劇等，深刻影響了一代又一代讀者。今年是梁斌先生誕辰110周年，本報特邀請閻浩崗、劉衛東、宋安娜三位專家學者撰文，以此紀念這位中國當代文學大家。

——編 者

梁斌年輕時候的照片（1960年）

梁斌

《紅旗譜》《播火記》：文學史上繞不過的存在

□閻浩崗

1957年至1958年之交，《紅旗譜》如平地一聲雷，震動了中國文壇；5年后，《播火記》又從北方平原刮起紅色風暴。于是乎，梁斌從一個普通的革命干部，一躍成為聞名全國、享譽海外、青史留名的大作家。

長篇小說出版不久，報刊上鋪天蓋地的介紹、評論或轉載，話劇、電影、戲曲、曲藝和連環畫等對原作的改編與普及，是其他“紅色經典”都享有的待遇；但像《紅旗譜》《播火記》這樣被郭沫若、茅盾和周揚等名家都予以重視、給予高度評價的，恐怕就不太多了。郭沫若親自為兩部小說題寫書名，茅盾稱其為“里程碑的作品”，周揚則譽之為“世界一流”。即使“文革”時期，《紅旗譜》《播火記》仍然保持這熱度。新時期初期撥亂反正，《紅旗譜》在各種版本的當代文學史著作中占據突出位置。1980年代中期以后，雖然在“重寫文學史”浪潮中“十七年”文學普遍被看低，但《紅旗譜》在絕大部分的文學史書寫中并未消失。1997年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的王蒙主編《中國新文學大系1949—1976·小說卷》中，《紅旗譜》位列收錄的五部長篇之一。新世紀各種評論新歷史小說的論著，每以《紅旗譜》為參照。也許今天的讀者閱讀感受可能會有不同，但《紅旗譜》一直是文學史上繞不過的存在。

《紅旗譜》的文學史地位，取決于其獨特的藝術性。該書塑造的朱老忠形象，是文學史上從未出現過的人物類型。古代文學大多以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為主人公，即使號稱“農民革命的史詩”的《水滸傳》，除了面容模糊的陶宗旺，書中主要人物也沒有一個是以種地為生的地道農民。在《紅旗譜》之前，中國現當代小說中出現了魯迅筆下的閏土，華漢筆下的老羅伯和羅大，茅盾筆下的老通寶和多多頭，王統照筆下的奚二叔和奚大有，趙樹理筆下的小二黑、李有才、張鐵鎖、王金生，周立波筆下的趙玉林、郭全海、劉雨生等農民形象，而朱老忠與這些農民迥然不同：他不是一個被同情、被憐憫的“受苦人”，而是富有人格魅力的強者；他有普通農民身上不具備的江湖氣、俠客氣，確又是一個平日里能屈能伸、過莊稼日子的地道農民；他不是完全由外力推動的被動反抗者，而是在日常生活中活出人格精神的韌性戰斗者，一個真正的“主體”，一個兼具真正農民身份與平凡英雄氣質的“卡里斯馬”。20世紀的中國革命主要是土地革命、農民革命，如果沒有《紅旗譜》和朱老忠，中國土地革命的文學敘事中就只有“被解放”的農民，而沒有主動尋求自我解放的農民，文學對農民革命性的揭示就不深刻、不充分，或停留在“阿Q式革命”階段。事實上，實際的革命斗爭中涌現的農民英雄既有阿Q式或趙玉林、郭全海式，也不乏朱老忠式，即出身農民卻又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普通農民的類型。這樣的農民，往往是生活中更常見的嚴志和、朱老星、伍老拔式的農民領導者，他們最終會成為出色的農民領袖乃至革命干部。

《紅旗譜》《播火記》以鄉村的小戶與大戶（即農民與地主）之間的矛盾沖突為基本情節線索和故事發展動力。它在寫接受黨領導之前的斗爭時，突出了農民之間靠友情與義氣而產生的團結協作精神——老一輩的朱老鞏挑戰馮蘭池，有其好友嚴老祥一家協助；朱老忠返鄉前，由朱老明牽頭，嚴志和與朱老星、伍老拔參與，共同與馮蘭池打官司；朱老忠返鄉后，他們又團結在朱老忠周圍，有難同當。有了這樣的人際關系基礎，賈湘農來鎖井鎮“播火”就沒費太多周折。小說寫到朱老忠等接受黨的領導之后，沒有像“十七年”時期其他革命歷史題材或農村題材小說那樣將雙方斗爭一開始就寫成直接對壘、劍拔弩張：第一部中的“脯紅鳥事件”完全是普通的鄉里糾紛：馮蘭池喜歡那只鳥，但并不強取豪奪，而是想高價購買；朱大貴不賣，他也無計可施，他報復朱家，用的是“合法”的抓丁手段。“反割頭稅”則是在地下黨暗中領導下通過不流血斗爭取得的勝利。可以說《紅旗譜》寫的是農民與地主的階級斗爭，但這種階級斗爭之所以寫得自然又富于張力，是因為它借助家族斗爭方式而展開。小說中參加朱老忠一派的，是鎖井鎮和小嚴村最講義氣、最敢斗爭的人，而非最窮的人——朱老忠和嚴志和應該屬中農或下中農，與他們家庭條件差不多的老驢頭、比他們窮得多的雇農老套子就沒有加入。也并非所有地主都與馮蘭池聯合在一起，與朱嚴對壘，相反，鎖井鎮另外兩家地主馮老錫、馮老洪與馮蘭池是仇人。馮蘭池所以霸道，主要不是因為他的財富，而是因為他掌握了村長和堤董的鄉村基層權力。據梁斌自述，民國時期冀中鄉村的貧富分化并不特別明顯。華北雖有地下黨，但沒有像南方那樣建成蘇區。這應該與當時北方農村的特殊社會形勢分不開。《紅旗譜》和《播火記》真實揭示了北方鄉村革命的特殊性。

塑造這樣的人物、講述這樣的故事，《紅旗譜》用的是不一樣的寫法，即以日常性為基調，添加適度的傳奇色彩。第一部完全是日常生活敘事，即使第二部寫高蠡暴動和武裝斗爭，其寫法也迥然有別于《敵后武工隊》《鐵道游擊隊》《烈火金鋼》《林海雪原》之類革命通俗傳奇。《播火記》中參加暴動的農民起義軍，領導者缺乏軍事指揮才能，參加者沒有軍事斗爭經驗，所以一觸即潰。作者沒有違反歷史事實，將失敗寫成勝利。作品中地主和農民的言語與行為，均未脫離日常生活邏輯。作品中帶有傳奇色彩的人物，只有朱老鞏、朱老忠父子以及白洋淀中的綠林人李霜泗，但在添加這些傳奇色彩時，作者掌握了分寸，使之不顯得與日常性基調不和諧：朱老鞏與眾不同，是因他參加過義和拳；朱老忠眼界高于普通農民，是因他下過關東，甚至跨出過國界。李霜泗父女的身份有別于農民，屬于另一類型人物，梁斌也并未將其寫成燕子李三式的飛檐走壁者。至于小說在民族風格探索方面取得的成就，早已成為學界共識，在此無需贅述。

能寫出這樣不一般的作品的作家，必有其不一樣的性格特征與藝術追求。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作家寫作時普遍有“趕任務”的壓力，用創作配合政治政策宣傳是其內在驅力。梁斌也不可能不考慮當時的政治要求與基本規范，但他創作《紅旗譜》卻是“蓄謀已久”——早在青年時期，在抗戰之前，他就以二師學潮為背景寫過短篇小說。抗戰期間，又多次以中短篇小說以及話劇的形式，寫過后來寫進《紅旗譜》三部曲里的人物和故事。《紅旗譜》是在具有強烈創作沖動、不寫不可的心態下動筆的。為了完成這部作品，他無心當官從政，只想獲得更多的創作素材和更好的創作條件。他有明確的精品意識，一心要寫出傳世之作，而非迎合一時一勢。他有強烈的個性追求，不想重復《白毛女》《暴風驟雨》以來寫地主農民斗爭的老套路，一定要將故事和人物寫得與眾不同。他對中外文學遺產兼收并蓄，取其所長，探索出獨屬于自己的“比中國傳統寫法細一點、比西洋寫法粗一點”的雅俗共賞的藝術之境。

熟悉梁斌的人認為梁斌本人的性格特別像朱老忠。我認為，《紅旗譜》中朱老忠的外形設計就有作者本人的影子：小說原作中的朱老忠，身材并不像影視劇中的扮演者那樣魁偉，而是個“小敦實個”，說話聲音洪亮，有膛音。而生活中的梁斌也像他筆下的朱老忠一樣，個子不高，但剛烈俠義，敢作敢為。雖然經歷過特殊年代的磨難，他的這一性格也不曾改變，除了天賦個性使然，也與其革命老干部的資歷及重義氣、講友情形成的廣泛人脈分不開。如此，他才可以保持自己的人格尊嚴與獨立個性，堅持自己獨特的藝術追求。

（作者系河北大學文學院教授）

《紅旗譜》手稿 中國現代文學館供圖

《紅旗譜》，梁斌著，中國青年出版社，2004年再版

《播火記》，梁斌著，中國青年出版社，1979年初版

《紅旗譜》（1960）電影劇照

對人民的忠誠與愛 貫穿生命始終

——我眼中的梁斌

□宋安娜

梁斌出生于1914年，逝世于1996年，享年82歲。他是杰出的人民作家、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中國當代文學巨匠和著名書畫藝術家，梁斌精神和其文學藝術遺產已經成為中華民族寶貴的精神財富。

上世紀80年代，梁斌先生從河北省政協副主席、河北省文聯主席任上離休。他是1927年參加革命的老干部，中共中央正式下達文件，梁斌同志以正部級離職休養。有關部門征求他的意見，房子、車子、秘書如何安排，他說，一概不要，只要我看病的時候派個車能送我到醫院就行了。

梁斌殫精竭慮創作出《紅旗譜》后，身體一直不好，多次入院治療。他患有嚴重的心臟病，晚年幾次鬧懸。1988年，有一天，他參加老畫家的書畫聚會，心臟病突發。老朋友勸他，趕緊向有關部門要汽車，他說，他們太忙。他請人打電話通知他的女兒，用自行車推著他，步行十幾里路，將他送到醫院急診。接診的大夫說，再晚來一會兒就沒救了。家屬禁不住后怕，而梁斌從此次病危得到啟發，開始著手整理自己的手稿，親自穿針引線，像鄉村小學生縫作業本那樣，將手稿一本本縫制起來。

梁斌說過，手稿是從作家身上掉下來的肉。一位西班牙收藏者看中了梁斌的手稿，找上門來想購買《紅旗譜》手稿。送走西班牙收藏者，梁老笑容滿面。孩子們問他笑什么，他反問道：“你們猜猜，開價多少？”孩子們說：“10萬人民幣。”梁老大笑道：“10萬美金！”笑過了，他將手一揮，說：“10萬美金我也不賣！我的手稿屬于人民！”后來，梁斌果然將全部手稿捐獻給了中國現代文學館。事后，老人家親口對我說，現代文學館來人取走時，他特意與自己的手稿合影，全部手稿摞起來，比他的人還高。

梁斌先生最后一次入住醫院治療是1994年。那一次他住了2年。經天津市總醫院的大夫、護士精心治療和護理，他的病情穩定下來。他叫人在病房里支起畫案，重新揮毫作畫。梁斌的畫作，被譽為紅色文人畫。他在蠡縣高小曾接受過正規的美術訓練，繪畫基礎扎實。他的書畫題材與他的革命生涯息息相關。北方農村的瓜棚豆架、白洋淀的映日荷花、太行山的嶙峋山姿、武漢江邊的清秀風光，都是他百畫不厭、推陳出新的繪畫題材。他畫荷花荷葉，水墨淋漓，一花一葉見白洋淀浩渺云煙；他畫枇杷葫蘆，果實豐滿，枝枝蔓蔓纏繞著鄉土氣息；他的焦墨山水更獨樹一幟，千里太行一派蕩蕩長風。

文學家能書善畫，古來有之，歷代都有佳作流傳，形成文人畫。文人畫不拘泥于師承與技法，講求感情和興會，捕捉事物最感動自己的特征，抒寫胸中最激動自己的感情。但古來文人又多懷才不遇，將滿腔不平怨憤傾瀉于三尺熟宣，所以文人畫多高古荒寒之氣。梁斌的畫，畫的是他的革命生涯，抒發的是他崇高的信仰。他一改古代文人畫風，不論字與畫，均大氣磅礴，激情滿紙，看了令人精神振奮。

梁斌一生創作了8000多幅書畫作品，其中3000多幅毀于“文革”之火，余下的5000多幅大部分收藏于故友新朋、普通民眾手中。

黃胄與梁斌是同族兄弟，黃胄在國畫領域儼然大家。兩兄弟談笑之間，梁斌常說：“黃畫不如梁畫”；黃胄為《梁斌畫選》作序，坦言道：“梁斌的畫和文學創作一樣，充滿激情和希望。看過他的畫的人，都認為散發著新時代的書卷氣，表現意象凝重厚機。梁斌說，他的畫比我的畫好，就這一點說，我是同意的。”

聽說梁斌先生在病房支起畫案，慕名來索畫的不少，梁老感謝醫護人員的辛勞，每有得意之作，也欣然贈送。他在這期間創作了不少精品，但畢竟是久病且高齡的老人，畫作斷斷續續。

1996年４月，梁斌先生一連幾日不適，體力下降，提起筆來手顫不止，他已經許久不動畫筆了。一天清早，他忽然說很想畫畫，叫人鋪開宣紙，一氣畫了三個多小時，畫出一組四扇屏：梅花、牡丹、枇杷、櫻桃。花朵生機盎然，果實豐碩繁多，洋溢著生命的蓬勃和收獲的喜悅。大家看了，都暗暗稱奇，說這哪像一位久病老人的畫作，簡直就是出自血氣方剛年輕人之手嘛！由此，人們還私下里慶幸，期待他終會戰勝病魔，慢慢康復起來。誰也沒有想到，兩個月之后，他便與世長辭了。

梁斌先生的書法絕筆，是“梁莊小學教學樓”七個字，那是他為家鄉河北省蠡縣梁莊村的小學題寫的匾額。這座小學，是他個人捐款50萬元建起來的。這是一筆“秘密”捐款，全部現金連梁老的家人都不知情。那時他還沒有住院，老家村黨支部書記帶著小學的校長來了，訴說學校的難處。梁老說，再難不能難了孩子讀書。過了一些日子，他把書記和校長叫到天津，當頭對面交給他們一個提包，里邊裝著50萬元現金，說：“蓋吧，給孩子們蓋一所最好的小學校”。他還囑咐那位書記，別告訴孩子50萬元是他個人捐的，告訴他們學校是縣委、縣政府為孩子們建的，讓孩子們感謝縣委、縣政府。

以我對梁老的了解，要想搞到50萬元，他只有兩個辦法：一是找老戰友、老同事批款，他1927年參加革命，長期在冀中工作，戰友、故舊不在少數，其中掌握一定權力的領導也不在少數，他出面為鄉村的孩子們說一句話，問題應該不難解決。第二個辦法簡單，便是自己拿出錢來。但梁斌身邊沒有這么多錢。幾十年來，他的生活由夫人散幗英照料，年輕時從不稱油打醋，老了更加不問家庭瑣事。一個沒有購買使命的人，要錢何用？但他需要50萬元。

大約10年之后，梁斌的家人才對這筆巨款的來歷有了片段回憶。原來，有一段時間，家人經常見他攜畫外出，將他幾十年來珍藏的名人字畫，卷一卷就拿走了。又過了一段時間，家人無意間發現了一張賣畫的單據，款項很大，問他，他將手一搖，說：“你們別管，我有用。”家人只知道他在賣畫，想做一件自己的事情，就沒人再問起，包括數字和用項，這之后就發生了一提包裝了50萬元現金的事情。

在梁莊，流傳著許多梁斌關心家鄉百姓的故事。梁喜來患羊角風，四處求醫不治，梁斌把他接到天津，請了名醫調治，回鄉后，梁斌又一次次買藥，親自包裹好郵寄回去，直至他的病痊愈。３年困難時期，梁斌生活也不寬裕，但他得知梁振興家生活艱難，袁營家缺衣少被，便多次給梁振興寄錢，還給袁營家寄去了棉被。1988年，梁斌托人將一臺電視機和一批圖書送到村里，在村辦小學開辟了“梁黃”閱覽室，鼓勵鄉親們讀書。

梁斌先生捐出的50萬巨款結出了果實，1996年5月，新的梁莊小學竣工了。那是梁莊村里最美麗的建筑。兩層高的教學樓坐北朝南，樓體向東西兩側伸展，恰似一個正做著廣播體操的小學生，在陽光下盡情地張開他的雙臂。教學樓的中部設置了一座弧形過廳，采光充分，廳堂里陽光燦爛，燦爛的光芒將瑯瑯讀書聲熨燙出綢緞般的質感。

此時，梁斌先生已經入住醫院并兩次病危又轉緩。聽到梁莊小學落成的消息，梁老欣慰地笑了。６月６日，應鄉親們之邀，梁老終于又揮毫運筆，高興地題寫了匾額“梁莊小學教學樓”７個大字。1996年6月20日，梁斌先生與世長辭。這日子與他為梁莊小學題匾只隔14天。

2004年我曾去梁斌先生的故鄉河北省蠡縣梁莊采訪。村里的鄉親告訴我，近年來，有30多名農民子弟考上了大學。一位以書畫藝術之精粹著稱的作家、藝術家，他的書法絕筆不是恢宏的長卷，也不是精美的小品，而是一座鄉村小學教學樓的匾額。梁斌先生用他的一生印證了他的話：“我是農民的兒子”，“我永遠忘不了農民父老在幾十年的戰斗生活中對我的影響和教育。不能忘記八年民族解放戰爭中，廣大農民父老不怕犧牲他們的身家性命，獻出他們的一切；不能忘記吃了他們多少小米；不能忘記坐了他們多少漁船；不能忘記睡了他們多少熱炕頭；更不能忘記領導人民浴血奮戰的八路軍將士。沒有他們對我的教育，肯定沒有我這個梁斌”。

也許梁斌先生對自己的生命極限已經有所預感。在他離世兩個月前，在畫了梅花、牡丹、枇杷、櫻桃四扇屏之后，他余興尚濃，意猶未盡，又大筆一揮，寫下一幅條幅：“一華落地來，滿天星斗日。”寫這幅條幅時，他的手一絲不顫，運筆剛勁有力。這幅條幅成了他書法的峰巔之作，與花朵生機盎然，果實豐碩繁多的梅花、牡丹、枇杷、櫻桃四扇屏，相映生輝。盛開的梅花、牡丹象征著祖國的繁榮昌盛，枇杷、櫻桃象征改革開放碩果累累，滿天星斗象征人民光輝的未來。然而“一華落地來”，此時梁斌先生已經預知了自己的生命即將終結，他卻創作出這樣的書與畫。梁斌先生將他對人民的忠誠與愛，貫穿了他生命的始終。

（作者系作家，曾任天津日報社文藝部主任、高級編輯）

紀念陳莊戰斗五十一周年 梁 斌 作

十月廿五日偉大的早晨 梁 斌 作

梁斌先生在文壇蜚聲中外，畫壇更是獨樹一幟，造詣非凡。早在先生少時，繪畫便嶄露頭角，先后得到任藝圃、張化魯、姚萼三位先生的專業指導，七歲寫大仿，十二歲畫靜物及速寫，高小三年級時畫了一張《秋風紅葉》，老師贊曰“我們出了個畫家”。張化魯老師更是諄諄叮囑：“你是有繪畫天才的，要好好學習，法乎其上，要看好畫帖，臨好字帖，藝術這一行就是勤奮，是無止境的……”這段時期的積淀，為梁斌先生日后的書畫生涯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之后的梁斌先生參加革命，一手秉筆，一手持槍，戎馬倥傯，直到1957年重新拿起了畫筆，晚年大寫意畫更是直抒胸臆，六十年后，憑記憶又畫的《秋風紅葉》充滿了濃濃的回憶。

梁斌的中國畫筆法源于傳統，發自心源、取其意氣，下筆干脆磊落，蒼老沉著、勢狀雄強而直達靈府。類如《平原仲夏》《花架之下井臺之上》《滹沱河畔》無不因他“詩不能盡，溢而為書，變而為畫”，真切地將歲月留在畫作中。

——范 權（畫家）

論“青年梁斌”的創作

□劉衛東

梁斌的代表作是出版于1957年的《紅旗譜》。對梁斌不熟悉的讀者可能會認為，梁斌屬于新中國成立后在“革命歷史敘事”中一舉成名的作家。其實不然，梁斌的創作始于1930年中期。1932年7月，梁斌積極參加就讀的保定第二師范學校的學潮運動，學潮失敗后，保二師被解散。因為上了“共產主義思想犯”的嫌疑犯名單，梁斌離開家鄉，跑到北平，加入“左聯”，以筆為武器，繼續戰斗。當時他與失學的保二師師友一起，白天到北平圖書館（現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北京圖書館分館）自學，晚上寫作、投稿，在平津報刊上發表了許多作品。之后，梁斌參加抗日，南下湖北開辟新區。1950年代初期，梁斌開始撰寫《紅旗譜》，并因此轟動文壇。此時，早期作品對于梁斌來說，是價值不大的“練筆”，并沒有很關心。可以說，梁斌1930年代中期的作品自從發表后，就隱沒在文學史深處，長時間內默默無聞。

直到1980年代初，這批作品才得以走出故紙堆。當時，河北師范大學的青年教師唐文斌因為編寫《中國當代文學研究資料·梁斌專集》，發現了10多篇梁斌青年時代的作品。梁斌寫了《關于早期的幾篇作品》（《蓮池》1981年），詳細記錄了這批作品寫作、發表情況，并表示作品寫于“初學練筆時期”，是“微不足道”的。此后，梁斌發表于1930年代中期的作品受到關注。2014年，百花文藝出版社出版了《梁斌全集》，將當時已發現的梁斌早期作品悉數收入。近年，數據庫提供了便利的檢索條件，又有多篇梁斌佚作被發現。筆者統計，1931年到1933年，不到20歲的梁斌發表了詩歌、小說、散文等共30多篇作品。單是1933年，就發表了18篇。這些作品支撐起了一個以往文學史不太熟悉的梁斌，為表述方便，本文稱之為“青年梁斌”。

“青年梁斌”關心政治局勢，憂國憂民，在很多問題上，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一、農村問題。《讀了〈如此農村〉之后》（《大公報》天津版1933年3月18日）是一篇佚作，梁斌借題發揮，談到農村的“破產”，“封建勢力，和新官僚的殘酷，已到極點”，而農民“不會奢華，只知道日以繼夜、夜以繼日地勞動。然而所得物，經過捐稅、地丁、高利貸等等的剝削后，到年終結賬的時候，還得個債臺高筑，連過年的餃子都吃不到——甚至于破產流亡”。從中可以看出，當時19歲的“青年梁斌”通過觀察和體驗，對農民水深火熱、農村危機四伏的情況非常了解。二、軍事問題。東三省淪陷，華北危如累卵，然而城市青年麻木不仁，仍舊沉浸在個人生活情趣之中。佚作《春》（《大公報》天津版1933年4月21日）中，“他們”泛舟湖上，依偎親吻，情話綿綿，沉迷于醉人的春色，根本沒有意識到“冀東撤防，冷口失陷”、危機四伏的戰況。三、女性問題。此前梁斌的作品中，較少有直接論述女性問題的，新發現的《時代中的犧牲者——鄉村少女》（《世界日報》1933年5月22日、23日）、《從中國農村婦女生活論到“健美的女性”》（《世界日報》1934年3月26日）兩篇佚作，填補了這一空白。在文中，梁斌充滿對女性的同情，提醒“研究婦女問題者，應該注意到這些農村婦女所受的痛苦”，“中國的勞動婦女，努力的掙扎在饑餓的線上，再沒有時間去注意其他”。

“青年梁斌”關注的問題很廣泛，但并非夸夸其談，而是有自己的“心結”，即保定“二師學潮”和高蠡暴動。親身經歷“二師學潮”，耳聞目睹高蠡暴動，這兩件事對梁斌產生了很大震動。梁斌青年時期就不斷書寫，繼而逐步積累，終于在《紅旗譜》三部曲中得以完整呈現。佚作《“十節一”的話——獻給被忘卻的朋友》（《京報》1935年10月5日）中，梁斌隱晦地提到了“二師學潮”中的戰斗。“已是三個年頭不曾聽人提得這件事：那是一個六月的拂曉，敵人拿著刺刀和槍炮攻破圍墻，來對付這赤手空拳的青年學生”，“我的朋友——那斗爭的一群，被嚴密的軍警圍在學校里，吃盡了所有的食糧，吃盡了河里的藕，吃盡了看門的狗，把狗皮懸在城門上，向同情者求援。他們未曾有絲毫的‘個人’與‘自私’，是要負起他們的使命。”關于高蠡暴動，文中也提到，“后來敵人要鎮壓某地的農民暴動起義又給槍斃了四人”。當時，“青年梁斌”就立志用筆寫下這一幕作為紀念：“有時幾個朋友坐在一起，也想過要紀念朋友們：把它用文學的筆寫出來，并且希望，使它永久的存在世界上”。

在“青年梁斌”的創作中，出現了一個反抗者的形象，帶有很強的左翼特征。《姊姊》是一篇小說佚作，發表于《北調》1936年第3期。《姊姊》寫的是姊姊，用的是弟弟若霖的視角。家庭中父親缺失，母親又沒有收入，姊姊萍倩擔起了養活一家三口的責任。姊姊無奈，與男人周旋，“賣相不賣身”，以此獲得利益，引起若霖不滿，也被周圍同學嘲笑。這是一個典型的現代文學“家”的故事，若霖就是那個“叛逆者”，沖出家庭，向黑暗、荒誕的現實發出怒吼：

他狂了：咬著牙，瞪著紅的眼睛，立著頭發。一個骷髏，在他前頭耍鬼臉。他撒開腿就追，窮追。

他要找王新玉，要找張先生，他要拼命！他想喝他們的血，吃他們的肉。他走過一條街又一條街，找不到要找的門，憤怒了，挺起腰來，伸出拳頭，向著黑暗的天空狂擊。

“誰怕死，誰是懦種！”他喊。

讀“青年梁斌”的作品，可以感受到他強烈的、超過同齡人的使命感。佚作《誓》（《大公報》天津版1934年5月14日）是一首詩，首先寫道：“何必悲憤怒號，/只求血在狂濤。/若忘不了，九一八的奇恥，/終有一天我們恢復失地的歌聲也會響徹了三島”，作者并不只是停留于口號，而是將其視為奮斗目標，“奪回了我們失掉的國土，/救出了我們被蹂躪的同胞，/這偌大的使命呵！/就在你我立志的今朝”。從詩歌中可以看出，“青年梁斌”并非利祿之輩，而是將奪回國土作為“使命”，有宏大的抱負。

整體來看，“青年梁斌”的作品中，可以明顯體會到其中強烈的“啟蒙＋救亡”意識。原因有如下方面。其一，1930年代的冀中蠡縣，革命基礎深厚，黨組織活動頻繁，保定“二師學潮”和高蠡暴動，都發生在梁斌青年時代。梁斌13歲就在縣高小參加了共青團，在黨員教師的指導下讀書、思考。其二，1933年，梁斌到了北平，參加了“左聯”，自覺接受和傳播進步思想，還因此被捕，經黨組織營救出獄。其三，“九·一八”事變后，東三省淪陷，平津與其鄰近，抗日救亡思想和活動非常活躍。

此前，梁斌1930年代的創作已經得到研究者的關注，出現了多種研究成果。更多時候，研究者受到梁斌自我界定的影響，將其看成不成熟的“習作”，而把更多目光投向“紅色經典”的代表作《紅旗譜》。不可否認，“青年梁斌”正在尋找革命道路，與《紅旗譜》時期相比，選題和寫作技巧上都有青澀之處。但是，置于五四運動后流亡北平的左翼青年創作的語境，“青年梁斌”具有不可替代的價值。“青年梁斌”的文學活動，與當時北平左聯的指導有很大關系。梁斌在《我的第一篇小說》中回憶說，他的《夜之交流》（《令丁》1936年第2期）曾通過組織關系，給當時中國大學的進步教授吳承仕看過，吳承仕還提出了閱讀意見。另外，與“青年梁斌”的創作相比，梁斌《紅旗譜》的語言發生了很大變化。可以說，經過抗戰期間“新世紀劇社”的戰斗生涯和對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的理解，梁斌的語言發生了巨變。類似的變化也體現在丁玲、何其芳等許多革命知識分子的寫作中，不過，因為“青年梁斌”長期被忽視，更為典型的梁斌的語言“轉變”，還較少有學者關注。

（作者系天津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導）

附：經典作家專刊往期

經典作家專刊——郭沫若

經典作家專刊——曲波

經典作家專刊——周立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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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編輯：陳澤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