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一

20世紀60年代末，我大學畢業后，在報社見習一年，正值萬馬嘶鳴，畢業分配延期一年，我又因見習時脫離了學校隊伍，同學們工作都分配完了，紛紛去了地縣基層就業。我工作無望，懷著一顆年輕激動之心，獨自在南昌徘徊，四處尋業。因南昌興建一座毛澤東思想勝利萬歲館（今江西省美術館），我被人請去采寫建設全過程，撰寫了一部《萬歲館興建紀實》書稿，欲尋求出版而找不到出版社，找到江西省新華書店，書店有人接待興致勃勃送書稿的我。

殊不知，江西人民出版社的社牌其時已被摘下。幾乎是掃地出門，社里的編輯和職員大都下放農村了，出版社的一座小巧院落，也變成盲人醫院。現所見省新華書店是一座停辦的學校（南昌師范）舊址，門口掛的是江西省新華書店的大紅招牌，“新華書店”四字，熠熠生輝，那是毛主席的筆跡。守門人告訴我，江西人民出版社被撤銷后，只留幾個編輯在這省新華書店的一個編輯組里，負責“兩報一刊”社論的單行本出版，偶爾編輯一些文化課本讀物，用江西省新華書店名義出版。

雖然我的書稿未被采用，但是我卻意外地被人看中，接受我來上班。原來此處正要人做事，而老成人大都不敢來，怕下放農村。我少不更事，孤獨一人毫無牽掛，便胸無城府地留下了。

踏進這個編輯組，但見空蕩蕩的一個大教室里，只有幾張辦公桌，四五個編輯，沉默不言，都在讀毛主席著作。他們都比我年紀大，看得出身體并不好。胡友藩作為這個小組的臨時召集人熱情地接待了我，并向我介紹上星期從學校來報到的陳俊山。我同陳俊山曾有一面之交，此地相見格外親切。他告訴我這里原是一個省級綜合性出版社，現在被“運動”搞得支離破碎，相信今后國家總還得要文化吧，還得出書吧，還要有作家，還得恢復出版社吧。他的聲音說得很小，我聽后下定決心到這里來工作。

1969年10月的一天，胡友藩和陳俊山到我住處，幫我搬行李，開來一部搬運書店圖書的大貨車。殊不知，我除了身上的衣服外，就只有一個手提的小木箱，這部解放牌大車大材小用，將我和我的整個小小家當，輕飄飄地拖進了這個名亡實存的出版社。

二

非常時期的江西人民出版社，沒有社名和社址，寄人籬下，要做的事情卻很多，一人頂仨，一個編輯要承擔原來幾個編輯室的工作。

初來乍到，如何做編輯，我一竅不通。我知道要虛心向組里有經驗的同事請教、學習。記得剛過“運動”關的資深編輯湯匡時，很使我敬重，他溫文爾雅，戴著一副眼鏡，很有學者風度，雖比我年長二十歲，卻顯得很年輕，像是同輩人。他是當時知名的文學翻譯家，筆名湯真，后知他年輕時就與喬石在上海同一部門工作。喬石走上仕途成了國家領導人；湯真從文，成了作家、翻譯家、編輯家。20世紀50年代湯老師從上海出版界來支援江西的出版工作，翻譯和責編了許多好書。我經常向他請教，他對我這個青年編輯毫不輕視，而且頗有耐心，有問必答，經常笑呵呵的，為我解惑釋疑。他用自己責編的圖書做范本，教我如何從整體格局上審視和把握一部書稿，又如何在細節上逐章逐節地、咬文嚼字地發現文字問題。他強調發現問題后一定要同作者商量，然后共同修改、潤色，每部書稿至少要看三遍，最后修改得方方面面無懈可擊，才可付梓，出版后成為一部合格的、受到社會歡迎的書。他常說做編輯就是要這樣認真地、一針一線地，“為他人作嫁衣”。他的教誨，讓我逐步入門，進入了編輯領域，也讓我有信心做好編輯工作。

我們的辦公室是學校原來的大教室，四五個編輯共在一室。一天晚上，快到十點，我來到昏暗的辦公室，發現驚人的一幕：一張木凳子架在一張辦公桌上，凳子上坐著一個人。定睛一看，原是編輯潘清泉坐在高處，貼近燈泡在細讀書稿。辦公室沒有日光燈和臺燈，昏暗的燈泡吊得很高，老潘是高度近視，還是跛腳，采取這等不安全姿勢讀稿，我說很危險，他說不怕，桌面是一整塊的樟木。他近日病剛好，因明早作者要來聽稿件修改意見，得抓緊再看一遍，便到辦公室來加夜班……后來，潘老師人到中年就患上癌病住院了，沒有護工，家屬也忙不過來，小孩小。我們幾個編輯下班后就輪流到病房去照應老潘。年輕的護士很認真護理病人，讓出病房空間，給予我們照應方便。后來老潘英年早逝，彌留之際，護士和我們幾個編輯一起含淚在病房看著潘清泉最后合上了眼睛。再后來這美女護士也成了我們編輯組的朋友。又多少年后，她的丈夫從北京回到南昌，調來我社工作，我把我的桌子全盤交給他使用，她丈夫就是更后來的省出版局熊向東局長……

言歸正傳，潘清泉走了，他那整塊樟木板面的辦公桌，就轉給我使用了。桌面雖已古舊，骨架卻很硬朗。幾經滄桑，我一直用它辦公，直到21世紀初社址搬遷。這也許是江西人民出版社資格最老、退役最晚的老樟木辦公桌了。

湯老師的指教和老潘登桌看稿讓我受到啟迪，做編輯可是只講奉獻，不知索取的，而且第一要認真負責，要用智慧將名利送給別人，而把寂寞與吃苦留給自己。

不久，我有了發稿權。老潘走后，我們只有四位編輯了。湯匡時年紀最大，陳俊山是復旦大學中文系研究生，未讀完研就遇“文革”停讀，分配工作來的。風波過后，他受命調去北京，在國務院研究室任職，后英年早逝。朱煥添是廈門大學中文系畢業的，他是我們編輯組的臨時負責人。也因勞累，不到六十歲，英年早逝。四人中，唯我是本省人，南昌大學（原江西大學）中文系畢業，我最年輕。我們從五湖四海，走到一起來了。我們各有分工，各負其責。我分工編教育、連環畫、長篇小說、詩歌等方面的書稿。每天一上班都要早讀，學毛主席的“老三篇”，由我朗讀。我最愛讀《為人民服務》那篇。除此之外，我們還要兼搞校對，還要進書庫打包，下農場勞動，晚上坐班學習到九時。在那個特殊年代，心情雖有憂郁，我卻自知還得以出版事業為重，對讀者負責，對歷史負責，認真編好每一本書。

20世紀70年代初期，江西人民出版社的社牌，流光溢彩，重新掛起來了。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全國各地出版社正式恢復體制，我們編輯室即從新華書店搬出，回到江西人民出版社懷抱，改名為文藝編輯室，并搬到百花洲路3號辦公。

百花洲是南昌“豫章十景”中的風景名勝，市中心有一東湖，東湖里有南、北、東三個小洲島，水天一色，百花爭妍，人舟往來，自古以景色亮麗著名。

1979年的一天，湯匡時突發奇想，提出為滿足讀者需求，要辦一個大型文學期刊，立即得到了編輯室的響應。《百花洲》大型文學期刊，雷厲風行，是年八月就創刊了，并且一炮而紅，震驚全國。我親歷了《百花洲》近三十年輝煌歲月，往事如夢，縈回在心。

2009年，《百花洲》創刊三十周年，我寫了一篇文章紀念，全文照抄如下：

前些日子，南昌炎夏的氣溫，與日俱增地往四十攝氏度逼近、超越，又徘徊。

整日躲在空調房賦閑的我，突然接到百花洲文藝出版社的電話，約我晚餐去“半島海港”酒家聚會。聽得出電話里的聲音來自久違的《百花洲》雜志社的一位老編輯，音色卻還是年輕。來到酒家才知道有從北京來的《百花洲》老同事來到了百花洲，欲與《百花洲》雜志當年的老編們和新當家人等見面。

歲月蹉跎，世事紛紜。老同事相見，心里都在說“老了”，口里發出的卻是善意的恭維：“啊，你還是那樣年輕，沒變，沒變……”老編們不管經歷了何種風雨、哪道風光，舉步皆芬芳或行盡泥沼，都已在求生的人間成功地轉了一遭，儼然從硝煙沉落的戰場解甲歸田，從千里搭長棚、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中散去了。戀棧也罷，思宴也好，英雄都怕“老、病”磨。看起來身體都還健朗，滿臉的滄桑卻在寫道：歲月無情，正在與時俱進地蠶食你最后的生命線。于是有位曾經的“官員”不無傷感地說：“啊呀，我們今夜都稱‘老某’‘阿某’吧，不叫‘某長’‘某總’了……”

此時，我想到最多的卻是坐在旁邊的老湯，他一生沒有“長”字和“總”字的稱呼。他已八十有余，當年無酒不成餐，酒中卻常有他的錦繡文章。年輕的湯匡時在上海當編輯以湯真筆名翻譯了許多世界名著，被稱為年輕翻譯家，而他在大學卻不是學中文和英文的。我初到出版社當編輯，二十出頭，是他第一個在業務上接受了我。我為他能做編輯，又能創作，還能翻譯感到敬佩。他送給我一套他的翻譯著作，并教我如何做編輯，說做編輯也得會寫作，要有自己的作品。難啊，他卻說這不難，并說憑我的智商，做好編輯和文學創作不成問題，若要做翻譯，他只要教我三個月就可入門。

幾十年過去了，他的這番話還響在我的耳際，是這話讓年輕而自卑的我有了自信，而今我實現了自己的夢想，成功地當過了自認稱職的編輯、編審和有良心的詩人、作家。我有了自己的詩集、長篇小說、散文集、評論專著等作品，但終究還是不滿足。因為智商并不高，我沒能跟老湯學習三個月的英文，沒有學會翻譯，也沒有成為一個成就高的作家。

“今天到場的是歷屆《百花洲》的領導和編輯，《百花洲》創辦于1979年，今年是創辦三十周年，特從各地把大家請來聚聚……”出版社東道主說出了今晚聚會的緣由。

我的思緒一下子又回到了三十年前，改革開放剛剛起步，“文革”時被撤銷的出版社剛剛恢復名稱，掛起招牌。那時全省只有一個出版社，編輯人員寥寥無幾。“文革”中被打倒的作家漸漸得到解放，作者來稿非常踴躍，久處書荒年代的讀者，讀書欲望空前高漲。我們社里四個文學編輯，每人獨當一面，半個月或一個月就要編輯出版一輯文學作品，名曰《革命文藝叢書》，這樣，還是滿足不了讀者的需求。

一日，老湯突發奇想，在編輯部提出要創辦一個大型文學期刊，這刊物的開本要像全國僅有的上海巴金辦的《收獲》一樣，內容也要向《收獲》看齊。這大膽的設想，志存高遠，是解放思想的體現，順應了時代潮流，立即得到了編輯們和社里有關領導的首肯。于是由老湯緊鑼密鼓地制訂詳細方案。

老湯緊抓住這歷史的機遇，火速向全社征集刊名，當時我第一個應征，在會上提出取名“百花洲”，理由一是當時國家正在提倡文學創作要百花齊放，這也是辦刊的宗旨，符合政治形勢要求；二是百花洲是南昌美麗的風景名勝，知名度高，其時出版社正在百花洲路3號辦公，很有地方特色。我的提議經過編輯大會復議，一致通過。這刊名便是“天時、地利、人和”的產物。說是編輯大會，總共就是四人，老湯年紀最大，我最小，中間二位今已作古。

接著，老湯安排大家出主意，由名人來題寫刊名，一時找不到適合人選。我曾在圖書館尋到清代布政使彭家屏題寫的石碑，刻有“百花洲”三個大字，古樸蒼勁，終因沒有復制技術而放棄。后來老湯決定從魯迅的手跡中集字，美編便在《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等文中找到了魯迅的“百花洲”三字手跡，集在一起，亮麗舒暢，令人耳目一新。

在征求刊名、集字的過程中，老湯一人埋頭苦干把創刊號的稿件編好了，編后記也完稿了，這編后記就是創刊詞，只是低調地放在最后面。刊物上沒有主編、責編名單，實是老湯總起承，一人主持執行全部編輯業務，我跟他跑跑腿，組織了這期的詩歌稿，后來開辟了一個《花洲詩會》專欄。上級同意《百花洲》出版的指示一下達，創刊號《百花洲》很快就付梓了，1979年8月問世。封二有一幅《小平同志在南昌》的油畫，背景應是新建拖拉機廠。創刊號只標明是《百花洲》文學叢書1979年第１期（總第1期），定價1.05元。不定期出版，實是摸著石頭過河。

“老湯是《百花洲》的第一人！”東道主講完話后，我說了上面的故事，向老湯敬酒說。

老湯耳重，好像沒聽到我說什么，大家好像也沒有聽懂我的話。回憶如金，沉默也是金。

三十年了，誰還會去撿拾這些上不了正史、沒有銘文記載的陳年芝麻呢？而后來官方撰寫正史者，誰知又是這些陳年芝麻的第幾代新芽呢？回憶錄的綠枝上怎能長出這些陳年芝麻呢？

是的，三十年了，《百花洲》的年齡比如今《百花洲》的新編們大不了幾歲，誰又會曉得《百花洲》誕生的故事？一如百花洲的當下游人，誰能知道百花洲的人世滄桑呢？于名勝百花洲而言，這三十年又算得了什么？而人生又有幾個三十年？老湯正在步履蹣跚地往他第三個三十年高峰攀登。

然而，三十年了，《百花洲》歷經風雨，刊以洲傳，洲以刊傳，如今談到南昌，世人不但知道中國有個古老名勝“百花洲”，還有了一個文壇新景《百花洲》。從百花洲到《百花洲》，但愿《百花洲》能同百花洲永遠走下去。

今日，湯匡時果真攀登完成并超越了他人生第三個三十年高峰，年屆98歲的老湯仍然精力充盈，仁者壽，善者壽，此言不虛。老湯總起承完成了《百花洲》的創刊，并一鼓作氣，以敢為人先的精神，讓《百花洲》在百花洲早早地、深深地、牢牢地扎根，根植千秋，開放永遠不敗的花朵。后來，作為領導，喻建章鼎力扶植《百花洲》成為正式文學刊物，《百花洲》尊重名家，培養新人，新老結合，中外交流，以創業、創新的理念，以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宗旨，以有特色的小說、詩歌和譯文專欄，享譽全國。

其間，只有湯匡時、朱煥添、陳俊山和我四個編輯的文藝編輯室，不僅要編輯《百花洲》雜志，還要編輯圖書。人員匱缺，社里開始招聘編輯，廣告一出，應聘者聞風而動，奔走相告，從全國各地紛至沓來，來者能戰。20世紀80年代中期《百花洲》的編輯已不乏其人，不乏其才，人才不乏其用。

三

《百花洲》為了有效組織稿件，為了真誠聯系作家，組織作者隊伍，編輯室在社里支持下，由湯匡時領頭，摸著石頭過河，組織了一項前所未有的作家寫作活動。當時改革開放伊始，經濟還落后，百廢待興，社會上還無空調，夏日炎炎似火，到廬山避暑者絡繹不絕。我們就利用廬山避暑這一環境契機，得天獨厚，在全國邀請已成名及待成名的一眾作家，由社里提供資助，免費來廬山寫作，美其名曰“廬山筆會”。這是《百花洲》創刊以來，一項創舉，濃墨重彩地在年輕的《百花洲》里寫下了燦爛美麗的一頁，讓《百花洲》瞬間名揚文壇四海，讓作家與編輯有緣相聚，真心誠意愛上《百花洲》。從此《百花洲》作家朋友遍布天下，作家的好詩美篇，在《百花洲》上競相開放、香飄神州。這一創新活動，響應者眾，贊譽者高，連續幾年夏日，全國著名作家紛紛云集匡廬，尋詩覓句，寫作交流，雅重高致，成了文壇當時一大美談，也成就了煙雨廬山文壇歷史的一大創舉。

我全程參加了這一活動，在山上山下接送作家，在筆會上為其提供生活和寫作服務，編輯們交上了眾多作家朋友。當年筆會的廬山客，如今大都鼎鼎有名，成為一代風流、文壇宿將，聞名遐邇，青史留名。

書架上擺放著我幾十年前出版的新詩專集《廬山夢》，這是《山河戀詩叢》中的一部，一如人老珠黃、容顏黯淡，封面已在褪色。然而，扉頁里國畫大師范曾的題簽，仍放光彩。我曾像疼愛孩子似的珍愛過這部詩集，今日卻欣喜地讀出了詩中孩時的幼稚。然而，《廬山夢》被列入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申報世界遺產的名單中關于廬山著述的目錄中。敝帚自珍，此書留給我的卻更有一番夢一樣快樂的廬山情緣。

20世紀80年代初，中國文學欣逢改革開放的春天。因了職業的緣故，我以編輯出版者身份參與組織了幾屆“廬山筆會”，在還沒有普及空調的炎夏，邀請全國有名的作家、詩人聚會廬山寫作、避暑。血氣方剛的我曾穿梭于南昌百花洲、九江煙水亭、廬山云里霧中，接送當年紅極一時和初露鋒芒的一批中國作家。諸如，寫《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的張賢亮，寫《被愛情遺忘的角落》的張弦，國字方臉滿腹文章的李國文，龍騰虎躍獲獎大滿貫的蔣子龍，還有當時聲名鵲起的劉心武。我從南昌火車站接到他去洪都賓館轉車上廬山，一進賓館就被粉絲們圍住，要簽名，要合影。還有幾位美女作家：《人啊，人！》的上海女子戴厚英，細聲細語說話的才女竹林，秋水芙蓉般矜持高雅的張抗抗，更有青春美麗伶牙俐齒最年輕的鐵凝，等等。每批都有一二十人。

說是筆會，其實白天大部分時間是游覽名勝，我們編輯為作家們全程服務，兼作導游，而作家游客是不需要人們講解的，每到一處倒是他們見景生情，借題發揮，滔滔不絕。晚上，或寫作，或休息，那時廬山還沒有電視，月下泉底，云牽霧纏，舞榭歌亭，一任作家們自由選擇。蔣子龍不無幽默地用天津話嚷嚷：晚上干啥都行，可要防止愛情泛濫啊！在一片笑聲中，大家融入了廬山絢麗的夜色中。

作家們大都住在別墅里，寫《將軍吟》的莫應豐，不太貪玩，途中，偶爾會摟著一位女作家，瘋狂起舞，讓大家開懷大笑。他常常通宵寫作，一夜，寫著寫著，突然號啕大哭。旁邊年輕的新婚妻子為他不停地擦淚，問他哭什么。原來，他發現自己住著的房間，正是彭德懷廬山會議時住過的房間，他激動，說不虛此行啊，住了這間房，也不枉此生啊！白天，他又對作家們重復晚上的激動，并再次痛哭，令周圍人個個動容。下廬山后，過了一些時日，我突然得到莫應豐英年早逝的噩耗，想起的便是這位湖南漢子的那場廬山痛哭和慷慨陳詞。

是時我住在美廬旁邊的一個小別墅里，據說此室當年可直通美廬，是警官的居室。別墅是一個三居室的住房，也有中央首長住過，只是不便提名。主臥室寬敞，有穿衣鏡、梳妝臺，古色古香，適合女子住。我便安排張抗抗住這主臥，我和同事展鋒等四人住側房兩間。入住后才發現，這男女合住的別墅，卻只有一個大洗手間，大部分時間被張抗抗占領著，女人是最離不開水的，她似有洗不完的手。而她一出洗手間，總是望著門口等候的男士不經意地笑笑。如是半個月下來，男人的忍耐性得到了空前的質的提高。

人們都叫她抗抗，她很顯年輕、聰明，身美瘦俏，臉上總像在構思小說而帶幾絲憂郁。那夜，大家拾了一些干柴，在如琴湖畔燃起篝火，對著明月，抗抗聲情并茂地清唱了一曲蘇軾的《明月幾時有》。我至今還能憶起她那歌聲中的憂傷，不知是為了愛情呢，還是如蘇東坡在抒發被謫不滿、懷才不遇？而當時的抗抗該是躊躇滿志、聞名遐邇的。當時就有一位她的女粉絲，竟然從山下追上山來看她，她把這粉絲留宿房里幾天。后來，她寄給我一篇小說《海龜》，一經發表就引起了轟動，騎龜之人，欲以龜代步，用香蕉做誘餌，達到目的，表達了對那種以權謀私、無端驅使百姓的社會憂傷。這憂傷讓我又想起了她在廬山上的歌聲。多少年不見面后，在汶川大地震時的一次電視采訪節目中，我看到了她在回答問題時，在已經滄桑的臉上表現的是同樣充滿透明度的憂傷。

入夜了，當時沒有電視機，山上難得看到電影，大家就踏著山月，到花徑去組織篝火晚會。大家拾來的干燥樹葉樹枝，在如琴湖畔堆起小柴堆，然后點燃，眾人拾柴火焰高。作家們就像小孩一樣圍著篝火唱歌跳舞。溫小鈺是出色的主持人，隨著她字正腔圓的報幕后，一支支讓人耳目一新的歌曲響在廬山的夜空。作家們大都是好歌手，第一支歌是蔣子龍和戴晴的《劉海砍樵》，生動而風趣的表演把大家的激情都調動起來了。接著唱歌的是前面說過的，張抗抗的一曲《明月幾時有》，音色里充滿著憂傷，在山間夜空枝頭繚繞，讓篝火旁的廬山客豁然思念起山下的情人知己。長夜將去時，我唱了一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但愿從今后，你我不相忘……作家們就這樣愛上了詩情畫意的廬山，愛上了有緣相聚在古老廬山懷里、同舟共濟的詩朋文友……于是身在此山中，樂在此山中，廬山劇院里評古說今，錦繡谷里言情寄恨，東林寺里拜佛求神，五老峰云中嗷嘯，秀峰龍潭戲水，石鐘山敲石尋鐘……

廬山秀色天天可餐，千里搭長棚，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編輯和作家親如一家，相處快樂，那時參加“廬山筆會”上山的《百花洲》編輯有湯匡時和我，老湯是20世紀50年代就到出版社的最老編輯，他領隊。我是60年代入社的，其他都是80年代剛剛調來的幾位很有能力的編輯：桂曉風、周榕芳、藍力生、展鋒。即將分別的前夜，作家們聯合出錢，在賓館辦了一席豐盛酒宴，招待我們編輯，以示謝忱。相聚欲散，推杯換盞，難舍難分……

廣州《戰士文藝》主編詩人韓笑，他來參加“廬山筆會”遲到了，我就陪他一人又上了一回廬山。廬山負責人李曼聞訊，親自為韓笑備專車游覽，二人賞景談詩，都寫了詩歌在我社出版，杜宣還為李曼《匡廬詩草》作序。

下山之后，我決意在編輯之余，也開始自己寫作。蔣子龍在廬山夸獎做編輯的是藏在高樓大廈鋼筋水泥里的鋼筋，作家只是露在外頭的水泥。其實不然，鋼筋、水泥都是作家的，編輯充其量澆了一下水，而水也是作家的。須知，編輯雖同作家是一家人，但編輯也應有自己的鋼筋水泥。

做了一輩子編輯，樂于為人作嫁衣，如今賦閑家中，終有了專門時間寫作，多少年來，我已出版長篇小說《天國郊野》、傳記《詩人杜甫》、散文集《塵海拾緣》和《廬山夢》《枕流歌》《盈盈的愛》《夏夜的風》等四五部詩集，還有評論集和專著，總共二十來部作品。這雖屬草野之筆，難有知音，卻因總離不開廬山的情緣，離不開百花洲和《百花洲》的際遇。特別是《廬山夢》，實屬當年《百花洲》之“廬山筆會”的遺夢，終是一種心靈不死的快意人生。

四

如果說“廬山筆會”是從五湖四海請進作家來《百花洲》做客、寫稿；那么，下山后《百花洲》編輯分頭奔赴京滬廣，拜訪作家并約稿，則是走出《百花洲》，到五湖四海去組稿。這當頭人手少，都是一兩個編輯跑一地，我多半單槍匹馬闖天涯，也不會盲目亂闖，一是自發來稿中選擇對象，二是廬山筆會作家提供線索，三是編輯朋友推薦作家。按圖索驥，最終是廣交作家朋友。走出去，也不單是一對一訪問，有時到達目的地也見機行事，或在當地組織作家座談，開個小型約稿會議，或是將當地作家都約到賓館，一邊共餐一邊談稿。古人杯酒可釋兵權，我輩舉杯邀朋友，對飲一桌親，可組好稿。比喻雖屬蹩腳，我們卻有過此經歷。

隨著《百花洲》的嶄露頭角、繁榮進取，產生了良好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良好的開始等于成功的一半。編輯隊伍隨之擴大，社領導班子也開始建立和完善。武繼國任社長，曾留學蘇聯的王冶民任副社長，喻建章任副社長。

1984年12月中旬，新任職的王冶民，要去北京國家出版行政部門匯報工作，他帶了我和新近調社里的桂曉風一道前往。我們的另一任務便是為《百花洲》組稿，是時《百花洲》因“廬山筆會”而聞名京城文學界，我們三人在鬧市住下，好不容易下榻一個簡陋的地下室賓館，雖通鋪住著販夫走卒之流，但內心很溫暖。

消息傳出，就有作者循聲覓來，看望我們，讓我們賓至如歸。王冶民帶我倆見了有關出版界領導，掌握不少作家信息，桂曉風北京人緣較熟，我們便決定在北京中心地帶一大賓館的宴廳舉行一個作家招待會，邀請北京著名作家來賓館聚餐小敘。在“廬山筆會”作家朋友李國文等幫助下，很快就如期邀來了十幾二十來位作家。

記得約定與會作家有李國文、徐懷中、邵燕祥、林斤瀾、鄧友梅、中杰英、劉心武、戴晴、毋國政、韓少功、陳建功、吳泰昌、鄭萬隆、朱春雨、曾鎮南等。約定客人后，王副社長很高興，打電話要在南昌的祝方明、周榕芳、藍力生等編輯即乘飛機趕來北京一起參加會議。藍力生應約趕到，其他人有事未來，周榕芳還要老藍帶一封信給我，要我代他向作家們問候。此情此景，歷歷在目，猶在昨天。

招待會開得很成功，如預期完美。周榕芳信中交代我的事，我也代他辦好了，與有關作者當面談了寄在他處稿件的處理意見。北京這么多著名作家與我們相聚，交談融洽，是文壇罕見的美事。作家與我們編輯交了朋友，并暢談如何辦好《百花洲》，積極響應我們的征稿，有的當場應約定下稿名，有的還帶來了文章和書稿。長稿除了《百花洲》可連載外，還可在社里單獨出書。說是招待會，實是上京同作者促膝面談的談稿會。這個招待會也不單是為《百花洲》期刊組了稿，建立了作者隊伍，也是為全出版社組織作家隊伍。此時《百花洲》編輯部已開始獨立成立科室，不久我也到新設立的文藝編輯室任主任，主要編書，其中就有《百花洲》衍生的系列叢書。招待會結束后的當天晚上，與會的著名詩人邵燕祥，就找到我的宿舍，因我向他約了稿，他特將一部新編的雜文集《蜜和刺》交給我，我欣然收下，回去后書很快就出版了。江西省文聯一作家，是邵燕祥的老朋友，不無驚奇地說，《百花洲》得到邵燕祥的書稿，真不簡單。

招待會后，我們還分頭一對一登門拜訪之后要參加招待會的作家。王副社長帶著我找到冰心家里，敲門來應的是冰心的兒媳婦，她說冰心外出了不在家。我們想把禮品放下，她婉拒說，老媽媽不收禮的，若是鮮花，她偶爾會收下。王副社長怏怏而歸。

我就一個人去找曾自發寄稿來社里的一位作者，知其地址，他叫峭巖，當時是位部隊初寫詩的詩人，初次相見，一見如故。他熱情接待了我，他寫的是井岡山，詩寫得清新明快，特好。兩人商定修改意見后，我就決定出版這部詩集，書名曰《放歌井岡山》，這是他的處女作，也是全國較早謳歌井岡山的一部詩集。后來他成名了，到解放軍出版社任負責人。多少年來，峭巖一直是《百花洲》和我社的好朋友，他還會幫我們組稿，我責編《在毛主席身邊的日子里》一書，想請郭沫若題寫書名，峭巖親自去拜訪郭老，幫我們求來了十分珍貴的郭沫若墨寶。社里要出版香港的一部武打小說《鹿鼎記》，他帶我去找劉心武索取稿本，并與作者聯系落實。如今，峭巖是繼李瑛之后北京乃至全國詩壇的領軍詩人。

那次見面后，峭巖還帶我去拜訪當時大名鼎鼎的部隊詩人李瑛，李瑛熱情大方，神采飛揚，非常親切地接待了我，談了詩，談了寫作計劃，還介紹他女兒詩人李小雨的作品，并表示有新作一定記得寄給《百花洲》，后來他為《百花洲》寫了一首很長的抒情詩。

從李瑛家出來，我獨自按地址來到地安門，尋找我大學老師邵鵬健教授的同學葉君健，小學就讀過葉君健翻譯的安徒生童話《賣火柴的小女孩》，我責編的邵鵬健《外國抒情詩歌選》一書，是葉君健作的序。聽到我去北京組稿，邵先生就介紹我去拜訪著名作家、翻譯家葉君健。葉君健老人笑呵呵地把我迎進他的四合院，帶我一室室觀看房間，房里的紅木書柜裝滿了圖書，有一書柜裝的盡是葉君健的個人作品，真著作等身。他有選擇地取出幾本書向我展示、介紹，還小心翼翼地展示了幾封中央首長親筆寫給他的信，使我震撼。柜子里存有一沓沓書稿，他說剛出爐，很新鮮，讓我看得上就帶走。我真的選了兩部書稿，帶回去都出版了，一部《紅葉集》印數不少。門開最末一間大房，兩位金發女郎笑吟吟地從書桌旁站起。葉老向她們介紹我是他大學同學的高足弟子，出版社編輯，來組稿的；又用英文對女郎說了幾句什么，并告訴我，這是留學中國的英國學生，他等于是她們的研究生導師。研究生也很熱情，用中文向我索取名片，說交個朋友。殊不知，后來我辦《微型小說選刊》，葉老看重這微型小說，將刊物當作他外國學生最好的課外讀物，短而精，學生們竟成了我刊的熱心讀者和翻譯者，將作品翻譯成英文是作業。這是后話。

北京諸多著名詩人和作家，那時都年輕，都曾是我們的熱心作者，并都在《百花洲》和我社發表和出版過作品，后來大都成為北京刊社負責人，如《詩刊》副主編楊金亭（筆名魯揚）出版有《編余詩話》，《詩刊》主編楊子敏有《隨心集》，《人民日報》記者徐剛有《雨花集》，《人民文學》主編韓作榮有《雪季·夢與情歌》，還有上述解放軍出版社副社長峭巖《放歌井岡山》。

在北京我還去拜訪過詩人艾青，那時我已出版了自己的詩集，帶著自家作品去組稿，可活躍氣氛，心有底氣，不輸場面。我是由詩人紀鵬帶去艾青家的，紀鵬讀到我的詩集后，寫了評論，跟我交為詩友。那天去東四十三條胡同97號艾青家，艾老在廳堂等候，艾老夫人高瑛滿面春風把我們迎進屋里，入座后我將詩集雙手送給艾老，艾老先翻讀瀏覽詩集后，才開始同我們交談，他讀到了我《攬鏡》一詩，我知道他也寫過詩《鏡子》，兩者立意不同，我有點忐忑不安。良久，他一手舉著我的詩集，一手豎起大拇指說：漂亮！漂亮！我臉紅了。說到《百花洲》，說到“廬山筆會”，艾老說，以前只有達官顯貴坐轎子可上廬山，解放后人民都可上廬山。話未完，高瑛為我和艾老拍一合影，閃光燈一閃，艾老孩童似的憨笑起來：亮了！亮了！

【李春林，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江西南康人。1945年12月生，畢業于江西大學（今為南昌大學）中文系。《百花洲》創辦人之一，后擔任《微型小說選刊》雜志主編，著有詩集《枕流歌》《夏夜的風》《廬山夢》《盈盈的愛》等，獲得第一、二屆谷雨文學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