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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社會生活中的所謂“修禊”，指每年的春天三月里的一天（上巳日，后來定為三月初三）大家到水邊去洗一洗。禊者潔也，把身體搞干凈，意在招魂續魄，祓除不祥；后來則漸漸演變成結為團隊一起玩一玩，到戶外放松一下。中古時代的修禊活動以東晉永和九年（353）在山陰蘭亭（位于浙江之支流蘭溪的邊上）舉行的一次最為著名，在這次集體活動中產生了一批玄言詩，形成一部詩集，王羲之（字逸少，303～361）為此詩集作序，其手跡成為書法史的無上圣品（但傳世的《蘭亭集序》皆非真跡，其原件已經作為殉葬品埋進唐太宗的墳墓里去了。詳見劉餗《隋唐嘉話》）。

老子說“玄之又玄，眾妙之門”（《道德經》第一章），所謂玄言詩就是以體悟魏晉玄學之理為主要內容的哲理詩，在兩晉之交特別是東晉曾經大為流行。王羲之主持的蘭亭會乃是玄言詩人盛大的節日，與會諸人思想不盡一致，其中有些作品因山水成分的加入而帶來新的色彩，遂能略去陳言，稍近自然。

按照玄學的基本理論，世界上的紛紜萬物、社會生活都是“末”，無須多加關心；抽象之根源的“道”才是“本”，必須努力體認。詩歌要直探本源，自無須在種種細微末節上糾纏——這樣就切斷了詩歌與生活之源的聯系，鈍化了詩人對社會的責任感和對生活的審美感，從而導致了一個世紀的詩歌瀕于衰歇。但是玄言詩曾經風靡百年，必有它深刻的依據，同時也并非純屬消極的東西。

玄言詩對儒家“詩教”形成有力的沖擊，在某種程度上有利于解除思想禁忌，在藝術方面它對當時和后來詩歌的發展也曾帶來過某種意外而有益的營養，例如玄言詩帶有很重的散文化傾向，而適度的散文化有利于提高和豐富詩歌的表現力；山水詩的興起與玄言詩關系很大：玄言詩中已具有描寫山水的成分，詩人借此以悟道，而當陳陳相因的莊、老玄虛之論分量減少以后，山水就作為詩的主體凸現出來，此即所謂“莊老告退，而山水方滋”（《文心雕龍·明詩》）——“告退”不是指從思想上完全退出，而是指從文本中大踏步地撤離。

東晉著名的清談家、玄言詩人絕大部分是過江的中原士族及其后裔，土生土長的南方人很少。玄言詩的中心，一在人才最為集中的首都建康，一在過江中原高級士族聚居的會稽郡。永和九年（353）的蘭亭盛會就是在會稽舉行的。

蘭亭集會陣容相當豪華，賦詩者二十六人中多有當時第一高門瑯琊王氏家族的成員，同時也包括了當時最活躍的詩人，他們是：王羲之（二首）、孫綽（二首）、謝安（二首）、謝萬（二首）、孫統（二首）、孫嗣（一首）、郗曇（一首）、庾友（一首）、庾蘊（一首）、曹茂之（一首）、華茂（一首）、桓偉（一首）、袁嶠之（二首）、王玄之（一首）、王凝之（二首）、王肅之（二首）、王徽之（二首）、王渙之（一首）、王彬之（二首）、王蘊之（一首）、王豐之（一首）、魏滂（一首）、虞說（一首）、謝繹（一首）、徐豐之（二首）、曹華（一首），現存詩歌總計三十七首。集會的主持人王羲之是重要的書法家、文學家、思想家。羲之信仰道教，又受到玄學很深的浸潤，很早就有隱逸的傾向，曾經多次拒絕征辟。他的最高官銜為右將軍、會稽內史，后人即稱他為“王右軍”。稍后在永和十一年（355）三月他徹底辭官歸隱，從此優游于浙東山水之間。

《蘭亭集序》有幾個不同的版本，蕭梁時學者劉孝標在《世說新語·企羨》注中引用此序，稱之為“臨河敘”，成書于唐高祖武德年間的類書《藝文類聚》在卷四“歲時”三月三日條下錄此序則題為“三日蘭亭詩序”，都是刪節本，而所依據的原文是兩個不同的文本，《臨河敘》是依據比較早的文本引錄的，《三日蘭亭詩序》則出于王羲之某一修訂稿。在后世影響最大的則是《晉書·王羲之傳》引錄的《蘭亭集序》，一般即視為此序的正式文本。傳云：“羲之雅好服食養性，不樂在京師，初渡浙江，便有終焉之志。會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謝安未仕時亦居焉。孫綽、李充、許詢、支遁等皆以文義冠世，并筑室東土，與羲之同好。嘗與同志宴集于會稽山陰之蘭亭，羲之自為之序以申其志”：

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于會稽山陰之蘭亭，修禊事也。群賢畢至，少長咸集。此地有崇山峻領（嶺），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為流觴曲水，列坐其次。雖無絲竹管弦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敘幽情。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游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或取諸懷抱，悟言一室之內，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雖趣舍萬途，靜躁不同，當其欣于所遇，暫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將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隨事遷，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間，以為陳跡，猶不能不以之興懷。況修短隨化，終期于盡。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每攬（覽）昔人興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嘗不臨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懷。固知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后之視今，亦由（猶）今之視昔，悲夫！故列敘時人，錄其所述。雖世殊事異，所以興懷，其致一也。后之攬（覽）者，亦將有感于斯文。

在蘭亭盛會上，王羲之寫了兩首詩，四言、五言各一首，其四言的一首寫道：

代謝鱗次，忽焉以周。

欣此暮春，和氣載柔。

詠彼舞雩，異世同流。

乃攜齊契，散懷一丘。

這里表達的意思和《蘭亭集序》完全一致。既然人世永不停留地“代謝”，那么在暮春的大好時光里到風景區“散懷”享受人生，就是有意義的。《蘭亭集序》里所說的“游目騁懷”，“欣于所遇，暫得于己，快然自足”也是指此而言。王羲之強調地指出自己這種人生態度是孔夫子贊成過的——《論語》侍坐章中的曾點說他的理想是在暮春時“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孔子曾予以肯定——所以說自己與孔門師弟“異世同流”。他在五言詩里說：

有心未能悟，適足纏利害。

未若任所遇，逍遙良辰會。

在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中，忘卻或淡化實際的功利的考慮，以審美的態度對待生活——王羲之提倡這樣一種積極而達觀的人生態度。

《蘭亭集序》未曾進入蕭統《文選》，曾經引起許多爭議，有人據此認為此序為偽作。這是沒有道理的，《文選》是一選本，未入選的文章很多。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中葉，郭沫若先生發表專題論文嚴肅地提出《臨河敘》為真，而《蘭亭集序》是后人假托的，具體地說，《蘭亭集序》的文章和墨跡就是智永所依托；到1972年郭老又申論其說。郭說雖有高二適先生等人提出相當有力的駁議，但擁護的人比較多，一時幾乎成了定論。當年雙方爭論的文章皆收入《蘭亭論辨》一書（文物出版社1977年版）。這里有兩個層面的問題：字跡的真偽與文章的真偽。按今日所見之《蘭亭集序》墨跡，包括最為著名的神龍本，皆出于唐人的摹擬，被認為最近于原作的定武石刻本亦出于唐人所摹，都難免會帶有一點唐風，但又都有其可信的依據，與一般意義上的贗品不可同日而語。至于《蘭亭集序》的文章，幾種文本都不能算偽，因為這里有初稿本、修改本、再改本及其不同的刪節本之別，字句自然不盡相同，這是可以得到合理解釋的。筆者不敏，昔嘗論之（詳見顧農：《蘭亭集序》真偽問題的再思考，載《文學 遺產》2008年第1期），這里就不去多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