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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劉深、楊浥堃編劇，林熙越導演，劉端端、夏力薪、樊尚宏、種丹妮等主演，中國國家話劇院出品、演出，人民法院新聞傳媒總社聯合出品的話劇《鼓樓那些事兒》，以北京東城法院典型人物馮曉光與西城區社區巡回法官趙海為原型人物，塑造出了一個性格陽光的“背包法官”趙曉海這個舞臺藝術形象。在筆者看來，這是一部久違的，貼近真實生活、貼近百姓，有著濃郁北京生活氣息和人物風貌的劇作，讓觀眾通過話劇藝術的方式，走近可能是極為日常卻又別具深意的生活之中，從中透視和品味關乎情與法的種種世象與人情，體察和了解萬家燈火中的法律工作者們所付出的苦心與汗水。

生活中，林林總總的各類矛盾與糾葛總會紛至沓來。那些看上去并不驚天動地卻與百姓生活息息相關的家長里短，無日無之、接連不斷地涌現，給人們帶來無盡的困擾與憂煩，而這或許就是生活的應有樣態和基調。這些輕重有別、是非難定的凡人瑣事，往往介于法律與人情之間，因此自然涉及一個重要角色：法官。而該劇就選定了一個特殊坐標：鼓樓，表明其地理定位是處于北京中軸線的胡同；而“那些事兒”則并非是尋常視角下所慣見的北京生活，而是與法律緊密相關的那些人和事，進而以精心選擇的典型案例來進行構劇和解剖，建構起一部洋溢著濃郁北京煙火氣的引人入勝的話劇佳作。

從觀劇的實際感受而言，這是話劇極少表現的題材和人物。劇作的生活場景不是人們常見的威嚴法庭，而是放在接地氣的鼓樓苑社區；以劇作主人公趙曉海為代表的法官們，也不是人們印象中那樣穿法袍、拿法槌，而是每天騎著電動車、背著國徽、走街串巷，“在百姓中間，離群眾最近”的在社區巡回的“背包法官”。這些法官天天面對的，是主動迎上去或是百姓找上門來的各種司空見慣的家長里短、雞毛蒜皮、大小紛爭和人情冷暖之事。通過人物之口反映出的，是這些法官們“忙一上午了連口水都沒喝”的工作常態。也因此才會有這樣的成績單，即整個法院一百多人，一年辦案竟達10萬多件，光趙曉海一人一年就處理糾紛2700多起。通過這一數據可以體現出基層法官在社區民生中起到的重要作用。正是他們“入社區千萬家，管群眾身邊事，解百姓心中結”的平凡而又非凡的作為，充分證明了我國司法制度的獨特優勢和依法治國取得的歷史性成就。

劇中設置的一系列事件或糾紛，看起來都是人們經常遇到的尋常之事，但又都需要趙曉海們為之付出極大的熱心、耐性與智慧。無論是金奶奶砍了自家栽的樹卻被按規罰款15000元，趙曉海通過調解讓其在街心公園補種10棵樹苗作為補償；抑或是開出租車的錢瑛追尾周傳雄的奧迪車，趙曉海以請來周傳雄家人金奶奶訴說其生病受到錢瑛救助之恩而化解了兩人的矛盾；無論是在王家房產繼承問題上，趙曉海洞悉王大爺、王大媽、王凱、陳玉婷等人物各自背后的心理動機，圓滿有效地解決了困擾這家三代人的難題；抑或是吳德普因汪斌弄破了他的褲子，過分地要求其賠償3000塊錢，趙曉海通過曉之以理、動之以情的勸誡進行了調解；無論是周俊波和于海燕的家庭矛盾導致婚變風波，趙曉海以冷處理的方式及女兒周小雨的訴說，使夫妻二人得以重新認識自身并重歸于好；抑或是遇到裝地鎖占車位、砸人車玻璃、遛狗咬了人之類左鄰右舍之間發生的各種各樣的爭執與碰撞，趙曉海們均進行隨機性、合法合情的解釋與解決。劇作通過這一個個交錯發生、展開和化解的事例，生動表明趙曉海們所擔當的法官角色，始終處在各種生活矛盾與糾紛的旋渦之中，各類司法案件也穿插其間，需要他們謹慎地面對、梳理和處置，使其消弭于無形。劇作對此進行的抽絲剝繭般的藝術表現是令人信服的，也是賞心悅目的，富含著扣人心弦的法理和情感力量。

客觀而言，趙曉海們所面對的“那些事兒”可能是易于解決的，但更多的問題解決起來似乎并不那么容易，這檢驗著他們所具有的法律素質和人格素養。劇中的趙曉海既是有縝密法律思維的理性法官，又是一位觀念新、有個性的人物。因此，他既善于從法理的角度處理問題，又懂得人情世故的“老理兒”，在處理具體問題時總顯示出追根尋源的可貴思路，尋找解決問題的正確方法、策略和技巧，使得許許多多棘手的難題在其苦口婆心地巧妙調解和人性化的司法過程中迎刃而解。作為年輕法官的代表，他總是想幫人們把矛盾解決在源頭，讓更多的家庭和鄰里不傷和氣，并通過協商的方式來解決糾紛，希望讓全社會都能和諧和睦相處。這之中既要講原則，又要講變通，既要顯機智，又要顯嚴厲，其多樣靈活的執法風格和處事方式，反映出基層司法者們是怎樣在嚴肅的法律與溫暖的人性之間解決矛盾糾紛的，可以說，他們所書寫的司法歷史，既是驚心動魄的，也是賞心悅目的。劇作富于藝術魅力的戲劇性呈現，其意義不僅僅在于進行普法教育，而是透過一系列典型案例的產生與消解，塑造出了可親可敬、有血有肉的新時代法官形象，并以此構成和展示感動人心、給人啟示的社會人生圖景。

劇作在事業線以外還設置了一條情感線：作為基層法官的趙曉海，其工作始終不被同樣是法學院畢業卻選擇從商的女朋友許林所看好，且被強勢地要求他于繼續留崗和隨她而去之間作出選擇。“你要是不跟我去上海，就不用來機場接我了”，這種最后通牒式的話語，無疑深深地刺痛了趙曉海，使其陷入彷徨與矛盾之中。許林這個人物的設置，是在時空上增添了戲劇開放性的人物關系和現代性的色彩，既有調節戲劇敘事節奏的功能，更表明趙曉海是如何一方面從事所熱愛的職業，為社會履職盡責做貢獻；另一方面在堅守與割舍之間，承受著怎樣巨大的情感壓力。當獲悉許林乘坐的航班出現意外狀況時，他內心的牽掛與焦慮被推向了極致。而許林的最后平安歸來，特別是兩人的情感轉圜，則是在峰回路轉之后實現的。那般本已有之的熾熱戀情和重逢時的忘情表達，都使觀眾感到了戲劇所賦予的又一重溫暖。

該劇對戲劇環境的營造也是頗具特色的。灰墻青瓦的老北京胡同和金光燦燦的國徽一起出現在舞臺上，突出強調了人物活動的規定情境。旋轉舞臺根據劇情需要進行富于匠心的轉換，形成了多重敘事空間和心理空間，增添了視覺感受上的豐富性和多樣性。而葡萄藤、石墩子、大槐樹等元素，展現了北京典型的環境特征，所接通的是來自胡同的生活地氣。音樂、燈光等手段的運用，則有力地烘托和揭示出劇作的生活氛圍和人物的心理層次。從而也使該劇成為一部真實、飽滿、動人，具有較高思想藝術品質的新創話劇佳作。

（作者系解放軍原總政治部藝術局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