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文學界談論破圈已有多年，很多作家、批評家、文學刊物的“破圈行動”也實踐了多年。這時候繼續談破圈問題，不需要再用什么話來強調它的重要性，更需要的可能是對既有的破圈實踐進行總結和省思：文學“出圈”，到底要“出”到哪里去？怎樣才能使破圈實踐真正助益于文學的內在發展？

綜藝化、IP化與作家作品的“出圈”

過去幾年的文學“出圈”，主要表現為作家、作品的“出圈”，也有一些文學活動的綜藝化、規模化。作家的“出圈”，最受到關注的是作家明星化，最直接的方式就是成為綜藝節目上的段子手或網絡上的表情包。作品的“出圈”，主要是“出圈”到影視界去，通過更多的媒介形式走向更多領域的讀者、觀眾。無論是作家的“出圈”還是作品的“出圈”，大都必須借助平臺的力量，以打通作家作品走向讀者、觀眾的橋梁。這些年文學行業積極探討IP化問題，都希望將具備IP潛力的名人、名作打造成現象級文化產品；同時也有出版方依托媒體和文化公司的運作，聯動文學獎以及影視改編，打造出一些新的名人、名作。這些舉措，的確推出了很多讓人耳目一新的文學主題文化節目，也培育了一些在文學圈外也有影響力的文學新人。

總體來看，作家的明星化，可以讓更多讀者對文學、對作家有更親切的感受，很大程度上改變了人們對文學、對作家的固有印象。但在這些令人振奮的現象背后，我們也應該清醒地意識到，能夠走到“舞臺”上去的作家是極少的，同時還能夠在綜藝節目、直播平臺上講好文學的作家又更少了。與此同時，一些知名作家的公眾號、視頻號，推出的內容大多是知識普及類的，甚至雞湯化。這遠遠不夠，我們需要把讀者引向那些更內在的內容。文學的“出圈”，不能只是進一步強化一些大眾喜聞樂見的東西，還必須給大眾帶去獨屬于文學的內容，為這個一切都可以娛樂化的時代增加一點文學視角的思考。這樣的“出圈”才能更加凸顯文學的意義。

同樣值得關注的，還有文學作品的IP化問題。一方面，通過影視劇改編，可以為其他藝術創作提供文學的母本，放大文學作品的價值；另一方面，打造一個成功的文學IP，可以很好地將一部文學作品推送到更廣大的讀者面前。在這個過程中，會有很多的觀眾變成真正的讀者。由此，文學作品可能獲得了巨大的流量。相對于“養在深閨人未識”，這是文學在傳播層面的成功。文學作品IP化生產帶來的繁盛和熱鬧，反過來會促進我們對相關文學問題的思索。這應該是一種相互正向的影響。但是，這種熱鬧和流量不能單方面地決定我們對一部文學作品的品質判斷。熱鬧的交給市場去熱鬧，文學的問題還是要回歸到文學的專業性層面來。

現在很多大學生的畢業論文研究文學作品的IP化改編問題，普遍都是在介紹說一個作品改編成了某些文化產品，獲得了怎樣的影響力，同時對比、挖掘這些改編相對于原著而言有了怎樣的改動，似乎要將一些獲得了改編、成為了IP的原著文本經典化。這似乎提醒我們：IP化帶來的熱鬧，已經影響了很多人的文學判斷。顯然，我們必須強調一種事實：一個可能很不錯的、獲得了好的市場口碑的文學改編，并不能反過來說明改編之前的那個文學文本是絕對優秀的。而一些文學作品，可能在影視改編方面不是那么理想，但卻并不影響它在整個文學譜系中的經典性。當然，肯定也存在文學作品和改編成的影視作品都具有經典性的情形。關鍵在于，我們要盡量以理性、客觀的態度去對它們進行綜合評價。

IP化或者文學界的各種“出圈”行動，為我們帶來了文學傳播方面的流量。伴隨這些流量的，可能是各種各樣的反饋聲音。這些聲音有助于我們深入思考文學的各種議題。但需要注意的是，這些流量、這種熱鬧不應該單方面地影響作家、學者們在文學創作、文學研究方面的專業判斷，作家、學者們還需要保持專業的追求。

跨界、跨學科與文學批評的出圈

作家、作品的出圈之外，這些年文學批評和文學研究領域也在尋求各種方式“出圈”，其中最便捷的方式就是跨學科、跨界。學者王堯說：“所謂‘跨界’，在學界往往是學者將自己的研究延伸到本學科之外，比如，做古典文學的研究現代文學，或相反。但我現在更愿意在‘跨學科’層面上理解‘跨界’，即多個學科的融合研究，其中包括研究方法的跨學科使用，這將影響我們對‘專業’‘學術性’‘文學性’的理解。世界變化了，人性變化了，技術變化了，我們認識世界的方式也在隨之變化。”（《跨界、跨文體與文學性重建》）王堯這里指向的是文學研究的文體問題，想通過嘗試不同文體的創作實踐，重新定義“學術性”“文學性”，以突破之前的學科化、圈子化問題，這當然也是一種“出圈”。

批評、學術意義上的跨學科、跨界，已經持續了多年，但“出圈”效果并不是那么理想。如今，跨學科已經成為了文學研究界的時髦詞，但文學研究的跨學科到底要怎么“跨”，跨學科的目的何在，這些一般性問題值得我們不斷地反思琢磨。2023年，國內譯介出版了英國學者喬·莫蘭的著作《跨學科：人文學科的誕生、危機與未來》，莫蘭強調了跨學科的重要性，但也借著伊格爾頓等人對“跨學科”的反思性觀點提醒我們：“如果以為通過跨學科能夠解決所有問題，并且可以輕松超越傳統學科的不足和排他性，這并不現實。”尤其對于文學學科而言，跨學科研究最容易走向一種拿文學來反映、論證其他學科問題的傾向。比如文學批評領域流行的歷史學、社會學分析方法，往往會把文學問題轉化為歷史問題、社會問題、道德倫理問題等，這些批評將文學研究變成了文學作品的內容分析，甚至演變成關于文學作品所講述、揭示的社會問題或生活事件的分析，導致出現類似于伊格爾頓在《如何閱讀詩歌》一書中所反思的問題：“被忽視的是作品的文學性”，“文學批評似乎成了一種即將消亡的技藝”。不是說不能拿文學文本來討論其他學科問題，這里要反思的是，追熱點的、表面的跨學科很可能帶來一種文學研究的“本末倒置”傾向。文學研究的跨學科，其“本”還是文學，應該是借用盡可能豐富的各個學科的知識來理解研究文學問題，而非將文學工具化為論證其他學科問題的材料。文學的跨學科研究如果衍變成忽視文學獨特性的研究，把文學問題淡化、矮化，甚至導向一種無視文學審美、貶低文學批評的思維，這必然不是跨學科研究的初衷。

其實，文學等人文學科的問題從來都是跨學科性質的，要做好文學批評，僅僅有文學史知識和文學理論知識是不夠的，哲學、歷史等學科知識都是從事文學研究的基礎素養。但今天很多時髦的跨學科研究，往往導向一種表面的多學科知識的鋪陳，或許突出了社會歷史維度的知識考察，通過把文學放在某種知識社會學的視野中重新錨定了一些文學史問題，但其中很多的知識化研究往往排斥了文學審美問題，導致了一種有知識無審美、有材料無思想的批評。為此，這些年既有推崇跨學科的聲音，同時也有很多強調回歸文本、回到文學本身的批評呼吁。

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值得反思：我們的跨學科似乎帶來了越來越多的知識化研究，結果是進一步地將文學研究專業化、圈子化；而西方當代人文學科的跨學科史，卻是在綜合多種學科知識的基礎上創造了新的理論方法和批評思想。比如，話語理論、性別批評、生態批評等等，這些批評理論都是在生成新的思想，為傳統的人文學科研究打開了新的局面，同時也實現了突破專業門檻、介入現實參與當下文化建設的目的。這種差異提醒我們，如果要實現人文學科研究成果的出圈，表面的知識化的跨學科恐怕會適得其反，必須追求突破學科限制的原創性思想理論的創造，而文學批評可能是創造新思想、生成新理論的先鋒力量。

練就能上舞臺也能坐冷板凳的“技能”

無論是作家作品的“出圈”，還是文學批評的跨學科突破，始終要追問的是：我們的“出圈”到底要“出”到哪里去？我們為什么要跨界到別處去？“出圈”“跨界”的初衷是什么？真正的“出圈”絕不單單只是“出”到更多非文學領域去擴大流量，真正的“跨界”絕不只是跨到別處去說其他學科可能更擅長說的話。這樣的“出圈”和“跨界”對于文學的持續發展可能并不會有什么長期助益。因此，在當前的破圈實踐中，有必要強調一種冷靜的省思性聲音：重視問題本身。

什么是問題本身？也就是那些靠出圈、靠跨界、靠流量無法解決的問題。比如文學創作層面，無論作家是否成了明星，一部作品賣了多少碼洋，始終要追問的是，他的作品到底好不好、好在哪里、缺陷在哪里。當前談文學出圈，首先是創作、選出優秀的作品，讓真正好的作品出圈，同時也通過高品質的出圈來反哺文學界，激勵更多作家用心于創作、拿出更多精品。當然，什么是好作品，是市場數據說話還是靠專家來評價，這本身也是爭議。但無論如何，文學的出圈始終要落實在“成就更好的作品”這一基本面上來。即便是出圈后的市場數據，也應該轉換為對更理想更高品質作品的召喚。

文學批評的跨界實踐，在強調跨學科的學術探求的同時，也包括批評文體的多樣性實驗以及批評家介入更多領域的文化生產行動。其實，文學的出圈，最應該推進的是文學批評的出圈。作家參與到出圈行動，有可能會帶來浮躁和急功近利的寫作，由批評家去完成社會面的跨界突圍，更可能帶來一種更切近文學內在面同時也更具現實問題針對性的文化批判和思想激蕩。像西方當代理論界的活躍分子福柯、羅蘭·巴特、蘇珊·桑塔格、伊格爾頓、阿甘本等，都兼有文學批評家身份，他們也是跨學科的理論家、思想者，他們自成風格的理論批評文章，不是為了學科化的知識研究，而是為了創造思想和介入時代。文學批評的出圈跨界，是將文學審美轉化為思想創造，這類創造既推進專業發展，也影響社會思潮。文學的“出圈”，應該是文學作為思想精神的出圈，而不只是作為文化商品的出圈。這就需要能“自由出入文學”的文學批評的聲音。

“出圈”實踐讓文學場變得熱鬧。為了讓這流量反過來更好地助力于文學的內在發展，需要我們每一個參與者練就一種能自由出入于文學、能上舞臺也能坐冷板凳的“專業技能”。獲得這種技能的最直接的辦法，可能就是不斷地提醒自己：重視問題本身，不要忘記我們熱愛文學的初心。

（作者系暨南大學文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