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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鍾書的《宋詩選注》在論及王安石七絕《泊船瓜洲》“春風又綠江南岸”句中“綠”字時，舉了三位唐人采用同樣用法的詩句：一是丘為的“東風何時至，已綠湖上山。”二是李白的“東風已綠瀛洲草。”三是常建的“主人山門綠。”接著提出了一連串問題：“王安石的反復修改是忘記了唐人的詩句而白費心力呢？還是明知道這些詩句而有心立異呢？他的選定‘綠’字是跟唐人暗合呢？是最后想起了唐人詩句而欣然沿用呢？還是自覺不能出奇制勝，終于向唐人認輸呢？”客觀地說，王安石“春風又綠江南岸”的影響，要比錢先生所提到的那幾句唐詩大得多，也深受讀者喜愛。原因何在呢？

對綠字的錘煉

首先是宋人洪邁在《容齋隨筆》卷八中講的那個王安石改詩的故事：“吳中士人家藏其草，初云‘又到江南岸’，圈去‘到’字，注曰‘不好’，改為‘過’。復圈去而改為‘入’。旋改為‘滿’。凡如是十許字，始定為‘綠’。”該故事讓這句詩插上了翅膀。經過比較，我們會發現安石先前所用“到”“過”等字，均為一般化敘述，都缺乏形象性，而用了“綠”字，此句詩便立刻變得形象鮮明生動起來，春風所到之處，江南岸綠色遍野，生機勃勃。能讓人聯想起杜牧《江南春》所描寫的“千里鶯啼綠映紅”的景象。“又”字告訴我們這種景象出現于寒冷的冬天草木枯萎凋零之后，所以能讓人感到特別溫暖、新鮮、愉悅。

那么，這個“綠”字究竟好在什么地方呢？我覺得這個“綠”字好就好在用了詞性活用的修辭手法。它本來是個形容詞，在句中卻用成了動詞，這樣就既起了動詞的作用，又收到了形容詞的效果。而且，這個“綠”字還采取了使動用法，即春風使江南岸變綠了，這樣便展現出了江南岸變綠的原因與過程，讓人印象深刻。錢鍾書所提一連串問題其實暗含批評之意，但詞性活用是一種修辭手法，唐人能用，宋人當然也能用。王安石即使受到前人啟發，但能做到青出于藍而勝于藍，且毫無斧鑿拆補痕跡，應當予以充分肯定。

其實，王安石對“綠”字的運用是極富創造性的，他除將“綠”字活用為動詞外，也將其活用為名詞，甚至還同時采用了多種修辭手法。如《書湖陰先生壁》中的三四兩句：“一水護田將綠繞，兩山排闥送青來。”顯而易見，這兩句詩的對仗十分工整，故節奏非常鮮明。再就是這兩句詩中的“一水”與“兩山”都擬人化了，因此將“一水護田”“兩山排闥”兩句詩寫活了，特別深入人心。需要注意的是句中的兩個形容詞“綠”與“青”也都采用了詞性活用的修辭手法。“綠”是指綠色，“青”是指青色，它們在句中用作動詞的賓語。這樣它們在語法上起到了名詞的作用，而在修辭上則收到了形容詞的效果。類似的例子還有《北山》首句“北山輸綠漲橫陂”，其中“綠”字借指綠水，作“輸”字的賓語，用作名詞，其效果是讓我們看到了橫陂不斷注入北山流下來的碧綠碧綠的溪水，使水位在不斷上漲。

王安石詩對“綠”字等表現顏色字的運用，可圈可點之處頗多。如《南浦》中的三、四兩句“含風鴨綠粼粼起，弄日鵝黃裊裊垂”，“鴨綠”指鴨綠色的漣漪，“鵝黃”指鵝黃色的柳絲。為了突出春天的美麗色彩，詩中運用了借代的方法，即借漣漪與柳絲的顏色“鴨綠”與“鵝黃”來代替它們，當然就更加色彩鮮明，詩意盎然了。王安石對這兩句詩似乎非常滿意，如李壁《王荊文公詩注》云：“公每自哦‘鴨綠’‘鵝黃’之句，云此幾凌轢春物。”再如《海棠花》中的一、二兩句“綠驕應約眉輕掃，紅嫩妖嬈臉薄妝。”前一句用少女的畫眉來形容海棠葉的顏色，后一句用少女薄施脂粉的臉蛋來形容海棠花的顏色。通常都用鮮花來形容美女的臉蛋，此詩卻反其道而用之，可謂別出心裁。這兩句詩首二字的詞序當為“驕綠”與“嫩紅”，詩人為突出海棠的色彩，同時也為了聲調和諧，采用了倒裝的修辭手法。再如《王中甫先生挽辭》中的詩句“蒜山東路春風綠”采用了通感的修辭手法。春風沒有顏色，視覺當然感受不到春風的顏色，但是這句詩卻告訴我們春風本身就是綠色的，因此所到之處的草木都被染成了綠色。王安石在詩中對“綠”字等表現顏色的形容詞的運用，皆經過反復推敲與精心提煉，都顯得那么工巧而貼切，為我們留下許多清新而自然的精品。其《題張司業詩》有云：“看似尋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卻艱辛。”這兩句詩顯然也是王安石的夫子自道。

對鐘山的眷念

《泊船瓜洲》之所以受到讀者喜愛，主要還在于它深情地抒發了人們普遍具有的鄉愁。王安石真宗天禧五年出生于臨江軍（今江西省樟樹市臨江鎮）府治維嵩堂，其父王益當時為臨江軍判官。仁宗景祐四年，王益通判江寧府，王安石時年十七歲，隨父住江寧。仁宗寶元二年，王益病逝于任上，葬在江寧牛首山，其子孫遂以江寧為家。王安石《李通叔哀辭》云：“初予既孤，寄金陵家焉。從二兄入學為諸生。”王安石奉母居喪，住鐘山。其《憶昨詩示諸外弟》回憶道：“母兄呱呱泣相守，三載厭食鐘山薇。”于是江寧便成了王安石的第二故鄉。

王安石一家人才輩出，據清蔡上翔《王荊公年譜考略》介紹：其父王益、安石本人、其兄安仁、其弟安禮、其子王雱，其弟安國都先后考取了進士。王安石家女性的才華也名聲在外。如魏泰《臨漢隱居詩話》稱：“近世婦人多能詩，往往有臻古人者，王荊公家最眾，張奎妻長安君者，佳句最多。”長安君是安石的大妹妹，名文淑，為工部侍郎張奎妻。王安石在《長安縣太君王氏墓志》中稱其“工詩善書，強記博聞，明辨敏達，有過人者，循循恭謹，不自高顯。”從王安石《示長安君》頷聯“草草杯盤供笑語，昏昏燈火話平生”兩句，略可窺見他們兄妹之間是多么親密融洽。可見王安石兄弟姐妹在父母的熏陶與關愛下，讀書、習文、寫詩，相互切磋，其樂融融。

王安石對家鄉的熱愛與眷念之情，在《泊船瓜洲》一詩中充分地流露了出來，首句“京口瓜洲一水間”是說江北的瓜洲與江南的京口僅有一江之隔。次句“鐘山只隔數重山”是說京口與自己的家園所在地鐘山只隔著數重山，很近。第三句“春風又綠江南岸”是說如今的家鄉如丘遲《與陳伯之書》所說是“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群鶯亂飛”的迷人時節。所有這一切都說明自己應當留在家鄉，與家人在一起，去享受親情與美好的春光。然而第四句“明月何時照我還”告訴我們，這一切都成了泡影。由于公務在身，自己不得不與家鄉背道而行，留給自己的是對家鄉無盡的思念，對著象征團圓的月亮，徹夜難眠的王安石寄重回家鄉與親人團聚的希望于未來。對家鄉的眷念之情溢于言表。

《泊船瓜洲》的寫作時間當在神宗熙寧元年春天，從王安石的行程與心態來看還是準確的。安石母于仁宗嘉祐八年八月卒于京師，十月葬在江寧鐘山，此后王安石便一直在江寧鐘山為母親居喪，直到英宗治平四年閏三月方出知江寧府。同年復被任命為翰林學士。但是王安石以翰林學士身份應詔赴闕，則在神宗熙寧元年春。四月，神宗詔翰林學士王安石越次入對，顯然是在他入京稍做安頓之后的事。故此詩當為王安石于熙寧元年春天奉詔入京，由京口渡江泊船瓜洲時寫的。他在離開鐘山前還寫了首《題南澗樓詩》表達了他當時的心態：“北山云漠漠，南澗水悠悠。去此非吾愿，臨分更上樓。”江寧是王安石長期讀書、生活、工作過的地方，也是他父母與兄安仁，弟安國的墓園所在地。他對江寧特別是鐘山情有獨鐘，雖官運亨通，卻早有歸歟之志。魏泰曾是王安石的座上客，其《臨漢隱居詩話》曾說過：“熙寧庚戌冬，王荊公安石自參知政事拜相。是日，百官造門奔賀者相屬于路，公以未謝（恩），皆不見之，獨與余坐于西廡之小閣。荊公語次，忽顰蹙久之，取筆書窗曰：‘霜筠雪竹鐘山寺，投老歸歟寄此生。’”王安石的鐘山情結導致了他在兩次罷相之后，均退居江寧。第一次罷為觀文殿大學士知江寧府，第二次罷為鎮南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寧府。特別是第二次罷歸江寧后，他不再復出，并于熙寧十年正月上表辭去判江寧府的職務，復于元豐元年正月，因為王安石的一再請求，神宗讓他擔任尚書左仆射舒國公集禧觀使，這是一個掛名拿薪水養老的閑職。王安石退休后，在江寧度過了將近十個春秋，他的詩歌創作達到了巔峰，所寫絕句，深受讀者喜愛。如宋胡仔《漁隱漁隱叢話前集》卷35《半山老人三》稱：“山谷（黃庭堅號）云：荊公暮年作小詩，雅麗精絕，脫去流俗。每諷味之，便覺沆瀣生牙頰間。”宋吳幵《憂古堂詩話·細數落花因坐久》引江西派詩人徐俯語稱：“荊公暮年，金陵絕句之妙傳天下。”宋張邦基《墨莊漫錄》卷六云：“七言絕句，唐人之作，往往皆妙。頃時王荊公多喜為之，極為清婉，無以加焉。”可見，王安石晚年在江寧作五、七絕句所取得的突出成就。在我國歷史上，從商鞅變法到戊戌變法，主事人的結局往往是很悲慘的，王安石卻是個例外，熱愛家鄉，不貪戀權位可能是一個重要原因吧。

（作者：徐有富，系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