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伍倩，土家族，北京大學文學博士，中國人民大學外國語學院副教授，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暢銷書作家。

母親的懸崖

伍 倩

同歸于盡！

這一刻，蔣佳蘭腦子里只回蕩著這一聲。

白日正在塌陷，霞光落在小區里密密疊疊的玻璃窗上，一扇又一扇，是世界亮晶晶的復眼，望向每一個生活的深處。它望著蔣佳蘭將劉語琪推向了窗臺，還是像十年前那么拼盡全力——當她將她推出自己的產道。

那時，大家都勸蔣佳蘭放棄這個孩子，畢竟羊水穿刺也做了，醫生也在眼鏡后面有所保留地說了，建議不要。蔣佳蘭猶豫許久，但她總一遍遍想到自己：起初，她爬向生命的路也差點兒被堵死。那時候還是B超，黑白兩色的單子記錄了她在這人間第一次模模糊糊的顯影，臍帶繞頸，有可能因缺氧而導致發育不良。爺爺奶奶、姥姥姥爺、爸爸姑姑、舅舅小姨、全族全村都跟蔣佳蘭的媽媽說，甭要了，反正也是個閨女，打掉不可惜。媽媽說，再是個閨女，那也是我閨女，滿心投奔我來的，咋能說不要就不要？生下來傻的，我背，生下來死的，我埋。

長到五六歲，蔣佳蘭就多少有點兒咂摸明白了，爸爸他們一心想要個男孩，簡直巴不得她是個傻子，開出了殘疾證就能再生第二個，可偏偏她是這樣的齊整、聰明。這份聰明一遇上書本，就像是子彈遇見槍：以超脫年齡的鎮靜和專注，蔣佳蘭命中、擊穿一個接一個的目標。對待學習和考試，她始終憋著一股報復般的勤奮，自己打出生就欠爸爸一個兒子，所以她要加倍還給他，把他的嘴塞得說不出一個字。蔣佳蘭的成績——拿鄉村小學校長的話講——那不是一般的拔尖，是上了玉皇大帝沖天冠的旗桿尖！當她走過時，就連村里村外的狗都肅然起敬地沉默著，不敢亂吠一響，而左鄰右舍那些個黑不溜秋、傻不拉幾的男孩子，把他們的腦子摘出來喂狗吃，狗都直搖頭。等蔣佳蘭考到縣里讀高中時，爸爸早就放下了那個“傳繼香火”的心結，處處以她這個女兒為驕傲，可蔣佳蘭沒放下，她這份記憶力好使得像捕蚊燈——那是叔叔從城里頭帶回來的高級玩意兒——蔣佳蘭曾目瞪口呆地看著院中的花蚊子成群結隊地撲向它，肚子里裝著她自己的血；而那陰沉的燈盞則不動聲色地黏住一切。有些事，知道了，就再也沒辦法原路退回。這個村子里全都是一度打算屠殺她的人，唯一一個例外，是媽媽。走讀那幾年，每次回家，蔣佳蘭都迫不及待地撲向媽媽。媽媽總是在廚房里忙活著給她做好吃的，熏得一身柴火味兒。多年后有一回，蔣佳蘭參加一個飯局，一位德高望重的領導評價一道菜說，這肉熏得好，有柴火味兒。他身旁一個城里的后生問，柴火味兒是什么味兒？蔣佳蘭在心里說，柴火味兒就是媽媽味兒；是被落在身后的味道。

村里敲鑼打鼓送她上大學那天，媽媽一直立在村口揮手，直到載著蔣佳蘭的拖拉機突突出去老遠，媽媽還一動不動地站在那兒，背后鋪陳著綿綿的山與田。不知怎的，蔣佳蘭突然就想起了王維的詩句：“雉雊麥苗秀，蠶眠桑葉稀”——是的，她連教輔書上的詩詞都一字不落地背了個滾瓜爛熟。反正那一瞬，她真覺得自己像是從一首唐詩里走出來，何時她想回，詩里的人們也還會老樣子等著她。可每年寒暑假她回家，媽媽看上去都變了一點點，又老了一點點。蔣佳蘭蹲坐在小凳上拉風箱，一瞥眼望見媽媽疲憊的皮膚和頭發，宿舍舍友母親那光鮮亮麗的模樣就從虛空里擊中她，分明也是奔五的人了，卻和女星一樣緊致苗條、膚光四射，頸間佩戴著長長的珍珠項鏈，珠子潔白渾圓。蔣佳蘭一時沒忍住，張口抱怨起命運的不公。“媽，你這么‘能’，過得卻還不如有些個寄生蟲。”媽媽的雙手之下臥著個巨大的面團，她把它托起，又“砰”一聲砸下，“我再能，能得過毛主席？那偉人都躺下多少年了，我這么個天不知地不知的老婆兒還挺在這兒活潑潑揉面呢，叫咱主席說，公平不？”蔣佳蘭又是氣又是笑，“兩碼事兒。”“一碼事兒。”媽媽拿臂彎把額前的碎發和細汗都朝后推了推，眼皮都不抬，“誰活著不是個往前走？條條大路通羅馬。”這次蔣佳蘭繃不住了，“撲哧”一下子笑出聲，“行啊媽，你老現在一句是一句，一句頂一萬句！我問你，你知道羅馬在哪兒不？”“咋？大學生還看不上你親媽了？媽還真知道！羅馬在美國！對不？”

“對，對，在美國！”蔣佳蘭眉開眼笑，歪過頭，蹭了蹭媽媽厚實寬闊的胯部。那里矗立著一對羅馬柱，高高頂起一個無所畏懼的女人。

總有一天，我要帶這個女人去羅馬旅游，去美國。

三十四歲那年，蔣佳蘭的這個夢想差點兒就達成了。她的錢攢夠了，假也攢夠了，正當為爸媽辦理護照的時候，她發現自個兒懷孕了。無論婆家還是娘家，都不贊成她帶著身子出國旅游。丈夫劉舒揚寬慰她說，等孩子生下來，咱帶著寶寶跟姥姥姥爺一起，那不更好？他都這樣講了，佳蘭家也就不好再堅持。對劉舒揚，她是真心滿意的。大學里那幾個追求她的男生，她一眼就相中他，有模樣，有性情，條件也不差。最開始，劉舒揚他媽難免有些嫌未來兒媳婦是農村出來的，還是劉舒揚把他媽給說通了，小蔣那么漂亮一姑娘，人又聰明、上進、正派，但凡家里頭再好上一點，還輪得到你兒子我？我可連婚房都買不起！這些話，都是他婚禮后喝大了不小心吐出來的。蔣佳蘭逗他說，那你呢？你不嫌我是農村的，就不嫌我點兒別的？我可老些個缺點呢！你說說，說實話。他嘿嘿憨笑著，拿拇指搓了搓她根根細秀的眉毛，說實話呀——啥缺點？全靠這些“缺點”，我才能和你湊一對，還嫌？跪下磕長頭吧。

他倆十八歲就認識了，是知根知底的同班同學，讀的都是英語系。蔣佳蘭著急掙錢，本科一畢業就入職了一家國際奢侈品集團。去銀行，先得從柜員干起，去這種地方，就得先當導購。于是，蔣佳蘭被分配去了一家購物中心的門店成為儲備店長。背誦過那么多名著片段的腦子，她現在用來背誦VIP客人的名單，一照眼就得親親熱熱地認出來——“王太太，您來啦。”配件、塵袋、通掛之間的距離皆有規定，一絲不可亂。“Denmark is a prison（丹麥是一所監獄），”晚上她在被窩里對著劉舒揚的耳朵，呢喃著被自己惡搞的《哈姆雷特》，“and I work in Denmark（而我就在丹麥工作）……”兩個人滾在一塊吃吃笑。劉舒揚繼續留在了莎士比亞的宇宙里，他留校讀碩士，然后是博士，憑借著四篇一作順利拿到教職。入職不到五年，頂刊發了六篇，青年基金優秀結項，破格評上了副教授，而他才剛剛滿三十三歲。蔣佳蘭這時也已升為區域經理，手底下管著十八家正價店鋪，一周七天起碼有四天都在飛來飛去，巡店，對談，檢查貨品，陳列賣場，追蹤業績，新款培訓，回不完的郵件，貼不完的發票……蔣佳蘭的丹麥在逐日擴張，而她在自己的王國里志得意滿。第一次大幅漲薪后，蔣佳蘭的薪資單就成了爸爸吹噓的對象，一時間，親戚鄰居都來管她借錢，她和劉舒揚剛剛買了期房，一邊是房貸，一邊是房租，也過得捉襟見肘，為此，蔣佳蘭直接在家族群里同爸爸大吵了一架。最終在媽媽的勸說下，蔣佳蘭還是妥協了——每個月，品牌都會為她這個級別的管理人員提供不菲的置裝費，她就選上幾樣印著大logo的小皮具、小錢包、圍巾或者墨鏡，今天送二姑，明天送四姨，然后再挑上兩件最新款的最大碼快遞給媽媽，拿國際名牌把一位農村老太太打扮得花團錦簇。媽媽斜靠著院門，腳底轉悠著兩條黃狗，享受著親友的恭維，這日子，把最美麗、最時尚的“村花”也羨慕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蔣佳蘭和媽媽打視頻，說房子裝修好啦，下個月就能入住啦！媽媽說孩子們真能干，家里頭啥也沒幫上，你們小兩口真能干！陽光捧著媽媽的臉，松弛明媚。

這些日子，是足可以放進水晶球里頭封存的，被保護的小天地，有繽紛的光色，配樂悠長簡單。

把這只水晶球擲在地上的，是那張檢測單。算起來，這是蔣佳蘭的第二胎。頭一個來得不是時候，她正在升督導的裉節上，劉舒揚也在備考博士，兩人一合計，也不顧老人們反對，偷偷打了胎。空月子沒坐好，蔣佳蘭落下個月經不調的毛病。所以這一胎都過了三個月，她才想起來驗孕。等醫院建檔，又拖了一陣，等到孕期快二十周才做了那項例行檢查。風險計算一欄被扣了一個鮮紅碩大的印章：高危，1∶18。蔣佳蘭問這是什么意思？醫生說，就是十八分之一的概率。接下來就做了羊水穿刺，一個月后結果出來了——“胎兒染色體異常-21三體”。蔣佳蘭和劉舒揚早已做好了心理建設，可真聽到醫生的宣判，兩口子依然難過極了。從診室出來，蔣佳蘭問劉舒揚，那——留不留呢？劉舒揚瞪大了眼睛，還用說嗎？！

多少年之后，蔣佳蘭回顧這一幕時，總會想，假如他說留，她指不定還嘀咕嘀咕，可他表現得那么不留余地，反而喚醒了她深處的什么。大三時，系里上“英國文學史”，講到浪漫主義詩人布萊克（William Blake）的《經驗之歌》，那位戴著黑框眼鏡的老教授充滿激情地連連噴射出一行行不標準的普通話，“哦，大地！哦，大地醒來！”學生們在下頭竊笑不已。有好長一段時間，蔣佳蘭她們寢室都流行這么喊室友起床：哦！大地醒來！終于這一天，大地醒來了——“從那可怕又陰郁的黑暗中抬起”。蔣佳蘭絲縷入微地感受到了心頭巨大的崩裂，在那里，亙出了一條注滿鮮血的戰壕，而她注定要站在另一邊。

對抗慢慢變得激烈，在他們相識的第十六年，婚后第六年，蔣佳蘭第一次對劉舒揚破口大罵——不是潑婦罵街那種，是以他最易理解的方式：“你是納粹嗎？宗教裁判所嗎？”劉舒揚不可思議地盯著她，“那你呢？弗蘭肯斯坦嗎？”婆婆把他們充滿隱語的互相攻擊推到一邊，樸樸實實地插了一句，“蘭蘭，國家提倡優生優育，不是沒道理。這一個算了吧，畢竟……有瑕疵。”明知婆婆的措辭已盡量委婉，但蔣佳蘭就是按捺不住地冷笑了一聲，“有瑕疵就不配活？”

她下午到公司的時候，依然揣著一肚子陰森的怒火，卻聽滿堂笑語晏晏，走廊上處處是繽紛倩影。蔣佳蘭想起來了，今天是內購會——每隔三四個月，品牌都會把瑕疵品集中在一起舉行面向內部員工的售賣。以蔣佳蘭如今的職級，再參加類似的搶購已有失身份，但在她年輕時，這樣的日子簡直是過節！無論是行政、人事、銷售、市場，各個部門的年輕人早早就在被劃為賣場的會議室外排起大隊，只等門一開，立刻蜂擁而入；尖利的眼睛，狡黠的肘部，兩只同樣迅捷、有力、精致而白皙的手掌從兩邊抓住同一只蛇皮手袋，“Emily，讓給我，求你啦！”“No！！”被送入這房間里的每一件衣裙、眼鏡、首飾、鞋靴、皮帶、包包，都有獨屬于自己的瑕疵：勾絲、脫線、起邊、掉鉆、劃痕、壓痕、手指印、膠水印、不對稱、不同色、油邊開裂、針腳走偏……但搶到它們的那些姑娘卻雙頰火紅、容光煥發，猶如懷抱著黃金與蜜糖。

蔣佳蘭感到心被嚙了一口，她避開人潮，躲回自己的辦公室，又一次給媽媽掛了個電話，“媽，還是那事兒。懷我那陣，你咋想的，就沒猶豫過？”

先是一陣長長的沉默，蔣佳蘭幾乎能聽到電話那頭的太陽在媽媽的腮邊斜過了一寸。然后媽媽說話了，聲音下頭墊著鴨和鵝脆生生的叫聲。“那陣媽就覺著，這世上啥都能挑挑揀揀，就這媽媽和娃娃可不能挑。要不，誰挑我這么個農村婦女當媽呀，不都一窩蜂挑皇后娘娘去了？那娃娃不挑咱，咱也不能挑娃娃。人人都挑好的，不好的歸誰呀？再說了，好不好，不都是蘿卜白菜嗎？從自個肚子里爬出來的，啥樣都好。”

“你不怕真生個傻子？”

“人嘛，再傻能傻到哪兒？那院子里的大槐樹一到春天還扎拉著開花呢，人再傻，樂子還不如它多？”

蔣佳蘭輕摳著自己的手指甲，她確定懷孕后就不再涂指甲油了，現在那里只剩下淡淡的裸粉，罩籠著月亮的盈缺。“媽，你意思是，該留？”

這回媽媽沒一點兒遲疑，干脆利落地答著她：“閨女，媽說好多回了，本來就是個啥也不懂的老婆子，這年代更跟不上趟。現在的年輕人對自己要求都老高，對孩子也高，那可真不是活著就行。我這本老皇歷早沒用啦，留不留，閨女你自己說了算，你和我不一樣。”

終于下決心的那一刻，蔣佳蘭感到，自己和媽媽還是一樣的，就像巨流河與村口前的小湖泊之間永遠有水道相通。

她采取了一種消極回避的策略，拖拖拉拉直接拖過了七個月，再重新把丈夫拉回談判桌——我也算高齡產婦，引產就是高風險，你想讓我死嗎？而且打掉這一個，再過幾年能不能懷上都兩說，就算懷上，孩子就能保證沒問題？反正我想好了，你要實在不接受，我一個人也養得起——最后這句幾乎是威脅了。說實話，她的薪水比劉舒揚高不少，他們家算是她在“養家”。劉舒揚長吁短嘆，到底是退讓了。他是搞研究的人，自己查了一堆資料去說服二老，這種病分情況，有特別糟的，不過是少數，多數也就是比正常人差點兒，但是經過康復訓練，還是能生活自理的，咱就當養個長不大的小寶寶唄。老人們沉默不語，他們的背后，低懸在沙發上的那一小塊空氣在慢慢變灰。

蔣佳蘭曾以為，自己的選擇是出于愛，傳說中無條件、無分別的愛——媽媽把這樣的愛遞給她，她再遞給孩子，就像一季的果子把春天遞給下一季；或者，干脆就只源于她自己身體里的“媽媽”，這位媽媽撫摸著在肚皮之下游走的胎動，自覺像一只透明的蘋果，看得到脈絡與果肉，盛滿了甜蜜的液汁。要等到很久后，蔣佳蘭才肯對自己承認，也許起初的堅持只不過是一種盲目的自大、一種自覺與眾不同的僥幸。畢竟她聽說過的畸形兒都被打掉了，但她活了下來，她老家的同學們紛紛墮落為貧窮又可悲的愚夫村婦，只有她閃閃發光地拔地而起。那些纏繞著其他人的傳聞：打胎、輟學、落榜、吸毒、性侵、抑郁、破產……都從她身邊擦過、被她彈開，她刀槍不入，百毒不侵。她是被水晶玻璃供奉的名牌，對那些在地攤上掃蕩的苦難不屑一顧，對別人的苦衷不予理睬，她從不覺得自己應該和無助、軟弱、失敗有一絲半點的聯系。哪怕是婦科醫生、產科醫生、兒科醫生一遍遍警告她，她的唐氏兒，也應該沐浴在她的光輝之下。她將來既會是波提切利畫中的圣母，在喜訊前謙卑地手撫心口，也會是愛因斯坦的母親，冷靜而驕矜地對抗著世俗偏見。“他不是癡呆，他只是在想問題。”

直到提溜著孩子挨過月月又年年，蔣佳蘭才真正接受，她這個女兒不會成為神明或神童，而只是——這話蔣佳蘭聽別人，也聽自己的心重復過千百遍——發育遲緩，智力障礙。正常的嬰兒三個月會抬頭，她女兒半歲了還是軟綿綿的，整整三歲了還在徹夜啼哭，身高比同齡兒童矮一截，四肢短小無力，手指短少關節，快四歲才走路，幾乎是“蹲走”，偶爾還需要拿手撐地。哪怕在唐氏兒中，劉語琪也差不多算是最壞的情況——蔣佳蘭從未為之準備好的情況。語琪五歲多時，有一回蔣佳蘭帶她上小區的游樂場，一個看起來也不過五六歲的女孩掃了語琪一眼，就一直盯著她看——語琪斜飛向上的眼角、突出半張的嘴巴、寬眼距、低鼻梁，都使得這張臉孔在一群孩子間顯得如此醒目，猶如細陶場里一只粗硬的鐵罐。蔣佳蘭試圖忽視女孩的眼光，只埋頭扶著語琪一步步爬上滑梯。突然，女孩開口對語琪說話，語琪當然沒有回話，她跟家人都說不出完整句子，只會蹦詞，碰見陌生人就更是一言不發。那女孩伸手擋住了語琪的去路，又把自己那雙好奇而殘酷的眼睛直懟到蔣佳蘭臉跟前，“阿姨，這個小妹妹怎么了？她是啞巴還是傻子？”蔣佳蘭硬生生擠出了一絲微笑，“都不是，小妹妹不愛說話。你媽媽呢？”女孩明顯不相信她，直接轉向了語琪問道：“你是不是傻子？我那天在電視上看過，傻子就長你這樣，你是不是傻子？阿姨，她到底是不是傻子？”

蔣佳蘭的視線扭曲著跳動，如同正在破碎的電影屏幕……她是這么憎恨這個孩子，她平等地憎恨這廣場上的每一個孩子，那些明朗、尖利、強壯又粗魯的孩子，他們活在這世界上，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樣。女孩追問到第五遍的時候，她抬手給了她一巴掌。女孩大哭起來，不遠處長椅上，一個女人彈身而起。后來的糾纏無比丑惡，媽媽們在言語的泥沼中如鱷魚般撕扯滾動：“我就說天天來玩，從來沒見過這孩子，租戶吧你！看你就知道，孩子為什么沒家教！”“你有家教，你有家教跟六歲的孩子動手！這種人品，怪不得生個傻子出來！”……兩個孩子在她們腿邊一塊仰著臉哇哇大哭。哭起來時，那兩張小臉蛋看起來是一樣的。

這件事在小區的媽媽群里傳得沸沸揚揚，劉舒揚終于把離婚二字說出口，就是在此之后。而早在那之前，她和他已彼此耗盡。其實語琪三歲前，一切還算不錯，有姥爺姥姥幫忙帶孩子，總算周轉得開。后來姥爺中風，姥姥只能把病人帶回鄉下照顧。他們剛走那一段時間，語琪動不動就發高燒拉肚子，大人到醫院一陪陪一夜，小兩口工作上倒騰不開，又不放心交給保姆，只能由公婆頂上。公婆起初就不贊成要這個孩子，累了煩了難免有幾句牢騷，蔣佳蘭也處處針鋒相對，什么喂飯的方式不對啦，說話的態度不好啦，壞習慣太多，控制欲太強……總之三天兩頭就要和老人們拌嘴。屋子里被他們一起填滿了暗雷，一觸即發。每次爆發后，雙方都會各自向劉舒揚抱怨一通。這天劉舒揚剛一進門，蔣佳蘭就將他一把拽進臥室，門一關，咬牙切齒。她說她前幾天發現婆婆總是在午睡時間才帶語琪出門遛彎，就提醒了兩次說要趁早出門，太陽沒那么毒，今天卻發現婆婆一直陽奉陰違。“我可算明白了，你媽非得等其他小孩走光了才出門，就是嫌我們語琪丟人！你知道她背著我說什么嗎？她不承認，但我聽見了！她跟你爸說，我們兒子都被評上了青年杰出學者，沒道理生個傻子出來，誰基因有問題，擺明的，難怪當初一分錢不要嫁過來……”一邊說著，蔣佳蘭看到劉舒揚把隨身的電腦包輕輕卸在亂七八糟的書桌上，從中掏出一沓稿紙，默默歸置起來；那些紙面上畫滿了各色熒光筆的標記，都是她青春時與他一同學習過的，主題、回旋、神思、詩格……他的整個靈魂都曾像一部浪漫主義的小說熱烈地向她敞開著，眼前卻只剩后現代的余燼，冷漠、封閉、拒人千里。但她依然能讀懂他——從他臉上每一行加粗的紋路、每一道斜體的松垂，她知道自己應該閉嘴，但蔣佳蘭管不住自己的嘴巴。她從梳妝臺鏡子里的映象望見那個女人，一看就是個有故事的女人，只不過那故事令她自己都感到厭惡。她目睹那倒影的兩片嘴唇閃著濕漉漉的光，不停一張一合，不由發自內心地覺出一種丑陋的勝利，直到——

“我媽照顧語琪，已經累得犯了兩回病了，還要成天被你挑三揀四，她也受不了。你實在看不慣爺爺奶奶帶，咱就自己來吧。你辭職還是我辭職？”

劉舒揚的語氣異常平靜。這不是反擊，只是一位研究者經過深思熟慮后，擺好論點、撐滿材料的結論。

蔣佳蘭啞然。她多年沒有升過職了，被調崗，被邊緣化，被空降的上司排擠，她那曾輝煌傳奇的職業生涯隨著她一次次的拒絕出差、動輒請假、丟三落四、敷衍了事而過早地調零；而他，他早已跨越了“非升即走”，是有“編制”的人，隨時都可以抬頭挺胸地走進校園，就像青鳥回到天空，蛀蟲回到腐木之下，不必擔心被驅逐、無家可歸。至少接下來二十年，他穩定地還得出房貸。忽然，蔣佳蘭聽懂了，劉舒揚不是當真在問問題，只是出于禮貌而跟她客氣一句。為此，她恨他。

半夜，蔣佳蘭躺在眼皮后的黑暗里，一分一寸地可憐自己，她身邊，劉舒揚突然坐起來，他把兩手搭在膝蓋上，就那么發著呆。他們總是這樣，每天都困得不得了，卻從來睡不著。驀然，語琪尖叫了起來——半夜只要她醒來，就必然要高聲叫嚷，“媽媽！媽媽！媽！”劉舒揚一動不動，叫的又不是他。蔣佳蘭趕忙俯過身哄孩子；語琪哭喊著，她口齒不清，只有蔣佳蘭聽得懂，那是小家伙在向她訴說夢境里的怪東西。如果女兒能描述清楚任何一種物、一件事、一份感受或情緒的話，她準會問問女兒，那個夢是不是就像她天天乘坐的小推車？車篷總壓得低低的，安全帶捆得死死的，毒辣的太陽在上面炙烤，她的臉孔不允許被任何人看見，雙腳不允許被大地接觸——因為她令自己的爺爺奶奶蒙羞。蔣佳蘭抱緊了女兒，怎么剛才她竟會以為，可憐的那個是自己？

辦完離職后有一段日子，往事總回到記憶里來。蔣佳蘭記得，還在猶豫著要不要留下肚子里的胎兒時，她會反復做一個夢。在夢中，她的整個身體在一瞬間就癟下去，無論那里頭曾釀造著什么，都已煙消云散。她悲痛欲絕地兩手抓著空，寶寶，快回來，沒人趕你走，快回來，寶寶！經由這些夢，蔣佳蘭驚訝地體驗到，人會怎樣去愛一個自己還根本不認識的人。盡管如此，她依然沒有意識到“愛”將意味著什么。

當她在小區里偶爾聽到媽媽們抱怨自家的孩子如何難帶時，都只能無聲地苦笑。假如那些能夠奔跑、會靜坐、背得出唐詩、唱得好英文歌、乖乖聽話或喋喋不休跟你頂嘴的孩子都叫“難帶”，她不知該如何形容與語琪相處的時刻——那些無休止無理由的尖叫，看不到盡頭的機械與沉默，不受控的口水，永遠做不到的一個指令……好容易認識了一個小朋友，三天不見，她就把人家給忘了。蔣佳蘭替語琪向那個小朋友道歉，小朋友很大方地說沒關系，“姐姐就要讓著小妹妹嘛，我媽媽說的。”她媽媽微笑著，水壺、扇子、防蚊藥、小滑車都在一旁的保姆手里，她自己空身而立，手指上佩戴著價值不菲的珠寶戒指，四肢纖細而小腹隆起，一件日本設計師的褶皺連衣裙由她兩肩垂墜而下，整個人如同一朵攏滿了漣漪的玻璃紙花。蔣佳蘭不受控地想到自己，她也有過這樣的季節，睜開眼頭一件，就是懷抱著新鮮、喜悅與隆重去挑選當天衣飾的品牌、材質、版型、做工……但現在，她所有的華服都已賣給了二手店，她過早抵達了終點，確鑿地知道所有的衣服都有露出頭頸與四肢的孔洞，七種顏色，九種制版，五十種面料，處處是一樣的單調。真正重要的，是舒服，是便宜，是耐磨，是穿脫迅捷，是不怕被果汁或水彩污染，是讓所有的汗漬與尿漬不顯眼，是便于她輕松塞進自己胖了十五斤的身體。當其他女人需要衣服像銀盤子一樣把自身從人群中托起時，蔣佳蘭只需要衣服像一件隱形斗篷，一個藏身的山洞。她感到過于刺眼的光亮，聽見了自己如灰塵般漂浮的聲音，“二胎呀？”兩個女人客套了幾句，各自離去。走不出幾步，蔣佳蘭聽見那家的保姆低聲警告著女主人，說懷孕了，就少跟那女人和她娃說話，傻子要傳染的，別影響肚子里的寶寶。保姆大概以為自己的方言旁人聽不懂，可偏偏那正是蔣佳蘭的家鄉話。蔣佳蘭加快了步伐，恨不得自己當真感染了殺無赦的傳染病。

……

（未完，全文見《十月》202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