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3月15日，由中國作家協會主辦的“貫徹落實習近平文化思想 推動新時代農村題材文學創作”座談會在中國現代文學館召開。近30位作家、評論家圍繞如何深刻表現發生在新時代農村大地上的“山鄉巨變”、更好地塑造新時代“新人”形象、切實推動新時代農村題材創作繁榮發展等話題展開了深入交流?！段乃噲蟆房l與會者的發言摘要，以饗讀者。 ——編 者

文學需要記錄好我們共有的鄉土

□陳 彥

今天的鄉土，與前輩們在場的那個鄉土，已經發生了本質性的變化。這是一個巨大的開放空間，一個由交通改變了時間觀念的空間，一個東西、南北地理優劣勢差距愈發凸顯的空間，更是一個城鄉二元對立與融合發展進程中的新型特殊結構空間。

千變萬化的鄉土新形態，其實給創作者提供了巨大空間，讓我們能夠在更加復雜多變的環境中，去尋找我們要進入的那個新“鄉場”。這是一個宏觀的“鄉場”，從都市到農村，都有它的生動景觀；這也是一個微觀的鄉場：一個人，一個村莊，到一個鄉鎮、一個“城中村”的人情物理鏡像，都能隱喻與折射出傳統鄉土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的反復撕裂、彌合與苦苦尋求新定位的震顫與搖蕩。很多村落已找不見扛著鋤頭下地的農民，產業結構、生產方式、生存觀念、倫理道德都在發生著驚人的新變。這里有在城市化進程中變得荒涼破敗的“空殼村”，也有在鄉村振興與新的生態文明建設中蝶變為“花海書香”的清溪村，我們既需要“蹲點”式深度書寫，也需要對新的鄉土社會有一種高度概括的“縱觀”能力。繼承柳青與周立波式的經典作家的經驗傳統，恐怕對鄉土社會的總體性把握，仍是一種路向。但今天的鄉土社會，是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加復雜多變且氣象萬千的新現實。它是一部我們還沒有學會欣賞認知的多聲部立體交響樂。任何一種自以為是的縱深，都可能只是一種側記、一個單聲部，我們面臨著從未有過的書寫困境，但也不能怯場，更不能繞道而行，因為這是我們共有的提供著基本生存熱量的土地。

多角度、全方位地記錄下我們在場的這個時代語境已全然不同的新的“創業史”與“山鄉巨變”，尤其是聚焦有關人本、尊嚴、權利、公平、發展、共享等話題，從而抵達“鄉場”上那些情感精神生命的最深處，當是我們不可缺位的工作。

（作者系中國作協副主席）

寫好山鄉巨變中的人

□白 燁

新時代的鄉村振興與山鄉巨變，是正在發展變動著的生活，正在進行時中的現實。對于這種我們尚不熟悉，或者熟悉了又陌生了的現實生活，寫作者顯然需要花費更大的氣力，下更大的功夫。趙樹理、周立波、柳青等老一代作家之所以寫出了傳得下去、留得下來的經典作品，是因為他們在社會現實的了解與研究上，在人民生活的觀察與把握上，一直都非常用心用情和用力。趙樹理告訴人們他創作經驗中至關重要的一條，是長期地“在群眾中工作和在群眾中生活”，而且他還總結出深入生活的“久則親”“久則通”“久則約”的三大好處。周立波反思了他過去“在生活中，卻沒有生活”的經驗教訓，下沉到湖南益陽的鄉下，深入觀察父老鄉親的日常生活，了解他們的喜怒哀樂，寫作出令人耳目一新的《山鄉巨變》。柳青在皇甫村落戶和工作14年，在與人民一道前進、一同生活的過程中，寫作出新穎又厚重的《創業史》。跟這些老一輩的小說大家相比，我們在文學寫作上與他們的差距不僅特別明顯，而且十分巨大。

我們當下的小說作品中，比較缺少飽含時代情緒又堪稱典型的人物形象，也缺少富于時代氣息又引人入勝的生活故事。我們對于現實生活的了解、把握與研究，不夠長久，不夠深入，不夠到位，這是問題的根本所在。因此，我們需要反思和改變我們生活與寫作的當下現狀，以向老一輩作家學習和借鑒的虛心態度，像他們那樣滿懷焦灼感、緊迫感，把“深入人民、扎根生活”作為必修課，甚至當成日常化，與現實生活保持一種更內在更緊密的聯系，不斷充實和豐富自己的生活庫存，提高閱讀生活的能力。在這樣的基礎之上，我們才有可能寫出具有自己的個性特點和具有這個時代鮮明特征的優秀作品，塑造更多吸引人、感染人、打動人的藝術形象。

（作者系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名譽會長）

農村題材文學創作的經濟學思考

□武 力

觀察新中國70多年的現代化進程，整個社會的生產方式發生了急劇的變化。生產方式的變化帶來生活方式的變化，生產和生活方式的變化又帶來了思想觀念的變化。這種快速劇烈的變化，對文學創作來說，提供了一個非常好的歷史機遇和探索空間。我常想，在這70多年的社會發展中，農民所經歷的變化是最大的。一方面，從土地改革、農業合作化、人民公社，再到實行包產到戶，還有今天的三權分置、新型集體經濟，農民經歷了太多的制度和政策變化；另一方面，隨著工業化、城市化進程的推進，農民從原來的土地勞作，從熟人社會、血緣關系，突然進入到企業和陌生的城市打工，變成市民了，進入了非農產業和城市生活。他的生產、生活環境發生變化，他的思想也發生急劇的變化。所以，農民怎么從農村進入到城市，怎么適應這種大的時代的變化、急劇的變革？這些人的生活、訴求和理想，我們怎么去關注、怎么去書寫？

面向未來，我們到2035年要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農業的現代化是題中應有之義。這是我們學者要研究的重要問題，也是文學創作者應該關注的問題。從這個角度來講，我覺得農村題材創作大有可為。我們的廣大作家應該深入到農村去，深入到第一線去。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在農村題材創作領域，我們出現過這么多好的作品，就是因為這些作家熟悉時代、熟悉農村、熟悉農民。像周立波、柳青這樣的作家，為了寫好作品，真正深入到農民中間。我們面臨著一個不斷變化、迭代特別快的時代，我們在思想上、在專業上、在知識面上要適當地去擴展，以跟上這個時代的發展和要求。在這個過程中，既要深刻認識黨關于農村的方針政策，也要深入了解生活的細微變化，創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研究員）

從經濟學維度考察文學賦能鄉村振興

□張 琦

消除貧困、改善民生、逐步實現共同富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中國共產黨的重要歷史使命。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多年來，牢記使命帶領全國人民取得了巨大的減貧成就，2021年2月25日習近平總書記莊嚴宣告：我國脫貧攻堅取得了全面勝利，實現消除絕對貧困的艱巨任務，解決了中華民族困擾幾千年的絕對貧困問題，為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打下堅實基礎，同時也貢獻了全球70%以上減貧人口，為人類減貧事業作出歷史貢獻。

脫貧攻堅取得勝利后，我國開始全面推進鄉村振興，這是“三農”工作重心的歷史性轉移。從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看，民族要復興，鄉村必振興。黨的二十大報告深刻闡明了為什么要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如何全面推進鄉村振興、應正確處理哪些復雜關系等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明確提出了要加快建設農業強國，展示了打造與我國大國地位相稱的農業強國的信心與決心，為中國式農業農村現代化指明了方向。全面推進鄉村振興，需要全面推動鄉村產業、人才、文化、生態、組織振興，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全方位夯實糧食安全根基，著力促進城鄉融合發展，完善鄉村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深化鄉村制度改革創新。

從脫貧攻堅到鄉村振興，農民的生產、生活在這些年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農村政策的變化，農民生活空間的移動、生活條件的改善，以及他們在這個過程中的精神與心理，是文學創作的富礦。中國作協實施“新時代山鄉巨變創作計劃”，積極推動新時代農村題材文學創作的發展，這是非常有意義的。農村的發展，比如清溪村這樣的案例，既可以從經濟學的維度進行考察，也可以從文學的角度進行書寫，這需要我們兩方面的人員多加強交流，共同深化我們對時代與社會的理解。

（作者系北京師范大學經濟與資源管理研究院教授、中國扶貧研究院院長）

以文學反映鄉村的結構性變化

□陸繼霞

鄉村作為實現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場域，改革開放四十多年時間里發生了巨變。首先，鄉村的人口結構發生了變化，呈現出“離土”“守土”和“返土”共存的特點。其次，鄉村的功能發生了變化，從簡單的糧食生產的經濟功能轉變為農業生產、生態涵養、居住空間、文化傳承、休閑和旅游等相融合的多重功能。第三，鄉村的產業結構和農民的收入結構，以及鄉村的社會關系和價值規范等都與幾十年前大不同。隨著城鄉融合的推進，會有更多的青年在鄉村開拓出新的經濟空間。通過文學作品反映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鄉村的變遷，講述鄉村振興、城鎮化、共同富裕的地方經驗以及各個領域在鄉村所發生的巨變，是新時代對文學創作提出的要求。

向世界講述中國故事，講述中國發展故事，一個重要的途徑就是以鄉村為題材創作的文學作品。通過文學作品反映新時代中國鄉村的變遷，比社會科學學術研究成果的受眾面更廣、傳播力更強、影響力更大。無論是對于中國國內的讀者還是對于國際社會關注中國發展的各領域讀者而言，文學作品的價值和意義都不可或缺。尤其是將優秀的文學作品通過翻譯成外文等方式進行國際傳播，將更加有利于國際社會尤其是青少年了解中國、理解中國。

當然，今天談論中國的鄉村、書寫中國的鄉村，不能就鄉村談鄉村，而是需要一種新的城鄉融合和全球發展的視野。作家需要真正深入到鄉村的現實生活中去，就像那些前輩作家一樣，每天和農民吃在一起、住在一起、勞動在一起，每天和他們聊天，對他們的日常進行觀察。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創作出新時代以鄉村為題材、能夠反映鄉村巨變的優秀文學作品。

（作者系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國際發展與全球農業學院教授）

重讀文學經典 寫好鄉村人物

□孟繁華

1956年至1959年，周立波先后寫出了反映農業合作化的長篇小說《山鄉巨變》及其續編。小說中的人物最見光彩的是盛佑亭，這個被稱為“亭面糊”的出身貧苦的農民，是一個典型的鄉村小生產者的形象。亭面糊的性格有積極的一面，但也有很多缺點，這正是這一類帶點“老油條”的味兒而又擁護社會主義制度的老農民的特征。作者對他的缺點是有所批判的，可是在批判中又不無愛撫之情，滿腔熱情地來鼓勵他每一點微小的進步，保護他每一點微小的積極性，只有對農民充滿著真摯和親切的感情的作者，才能這樣著筆。這樣的人物后來被概括為“中間人物”。

趙樹理、周立波、柳青三大作家是當代中國書寫農村題材的頂流，在農村題材的范疇內，至今仍然沒有超越他們的作品出現。不然，就不能理解中國作協組織的重大活動稱為“新時代山鄉巨變創作計劃”?？梢哉f，趙樹理、周立波、柳青三大作家與中國農村社會生活的關系，創造的人物的生動性、生活化等，仍然是當代中國農村題材中最優秀的。究其原因，他們除了創造了王金生、鄧秀梅、梁生寶等體現社會主義道路和價值觀的人物之外，更在于他們塑造了諸如馬多壽、“吃不飽”“小腿疼”“亭面糊”、梁三老漢等具有鮮明中國鄉土性的文學人物。這些人物使小說內容變得豐富、復雜，人物更加多樣，氣氛更加活躍，更有生活氣息和氛圍。這樣的文學人物在當下的鄉土文學中已不多見。

當下的“主題創作”緊跟時代步伐，書寫一個時代的偉大變化，其精神是必須肯定的。但是，一些小說將筆墨過于集中在這些“新時代的梁生寶”身上，而沒有顧及更多人物形象的塑造，在文學性上終還是“勢單力薄”而缺少文學的豐富性。只有“主題”而缺少創造，從而流于僅僅是配合了時代對文學的呼喚。我們應該從這種創作傾向中總結經驗，汲取教訓，也應該從我們的“文學遺產”中汲取營養和精華，從而提升我們時代文學的質量。

（作者系沈陽師范大學特聘教授）

記錄思想的表情和時代的表情

□喬 葉

對于鄉村，所謂的“現實”固然指鄉村實體，與此同時，這個實體本身也有著彈性的外延。書寫鄉村不能僅限于鄉村的此時此地，而需要在個體與整體、歷史和現實、地緣和血緣、中國與世界等多方面進行多維度的觀照和把握。這就意味著作家需要不斷拓展自己的視域寬度、認知高度和思考深度，需要作家有能力參與到宏闊的歷史進程中，以文學的方式描繪出富有價值的建設性圖景。

承接傳統是毋庸置疑的，但隨著時代更迭，傳承中也應該有新變。我認識到自己跟前輩們的鄉土寫作因為代際、生活背景、成長路徑、性別身份、審美趣味等各種不同，寫作必然也會呈現出各種差異性。比如諸多前輩的鄉土寫作比較關注鄉村權力，因為他們在盛年所擁有的經驗就是鄉村和城市二元對立，鄉村有相對閉環的運行體系，各種利益都在鄉村內部。而我作為“70后”在成長中的所見所感，就是大量農民不再種地而進城務工，與此同時，土地開始流轉，計劃生育不再成為問題，基層干部職能向服務型轉化，工作焦點和難點經常發生轉移，需要他們不斷調整姿態去面對。簡而言之，在時勢之變中如何關注新的現實，如何描寫沉浸其中的人們的新倫理建設和新生活建設，這些都成為了我的寫作重點。

鄉村、農村、村莊、時代，這些詞語都蘊藏著文學的富礦，其中最具有核心價值的礦脈永遠是人。一個我特別敬愛的前輩曾這樣說：“小說對讀者的進攻能力，不在于諸種深奧思想的排列組合，而在于小說家富于生命的氣息中，創造出思想的表情及這種表情的力度和豐富性?！蔽蚁?，思想的表情一定融合著時代的表情，同時也包含著在時代中生活著的人們的表情。這些表情中能夠解讀出的信息是極其鮮活和迷人的。我喜歡捕捉和記錄這些表情，愿意為此繼續努力寫作。

（作者系北京作協副主席）

展現農村新貌，塑造新人形象

□關仁山

現實錯綜復雜，如何整體把握新時代、反映生活本質，需要穿透時代信息的思想能力。作家對現實農村生活的理解和認知，可能是正確的、深刻的，也可能是偏頗的、膚淺的。其中的生活具有復雜性，新問題、新矛盾，迷霧交織。時代在變，對鄉村的文學書寫必須改變，以適應現代語境下鄉土創作的藝術要求，適應今天讀者的要求。隨著鄉村振興的深入，“千村示范，萬村整治”工程的推廣，就像周立波筆下的湖南清溪村一樣，全國農村會出現更多的鄉村典型，需要作家用作品去激活這些文學地標。

時代要求文學對鄉村的歷史進程中人的心路歷程和行為活動做準確而深刻的描繪。所以說，作家應該積極融入新的生活，以新思想和新感情，講好新故事，塑造新人典型形象。這個新形象，應該是時代的“這一個”。過去文學經典里，如《創業史》《山鄉巨變》等，塑造了真正“站起來”的農民形象。到了改革開放初期，《平凡的世界》里有“富起來”的農民形象“孫少安”等。今天的文學需要“強起來”的農民藝術形象。

鄉村振興，既要塑形，又要鑄魂。扶貧和鄉村振興放在歷史的長河里考察，只是一個瞬間。恰恰在這一瞬間，現代農業發展中造就了農民特殊的人生，鍛造了新的農民英雄。作家要把創作的激情燃燒到這個偉大瞬間里去。盡管苦難與農民相伴，但是，苦難也鑄就了農民頑強生命的華章。對新人的發現、對新人的透視與剖析，不應該停留在簡單頌揚層面，應該是深層次的，是精細和透徹的。探討人性的復雜與矛盾，從文化的“根”上去雕刻人物，寫出他們在大時代中的精神風貌以及產生裂變過程，在他們奮斗崛起的人生軌跡中，蘊藏著生命的真諦。

（作者系河北作協主席）

尋找書寫變革時代的新方法

□張 莉

談起鄉土寫作，我首先想到魯迅的《故鄉》、沈從文的《邊城》等作品。可以看到，現代文學對鄉村的想象是矛盾而糾纏的：一方面，鄉村是啟蒙和拯救的對象；另一方面，鄉村則是我們生發“鄉愁”之地。這兩種鄉土美學共同構成了中國鄉土文學書寫的傳統。后來，中國農村生活和農民面貌在解放區作家筆下煥然一新，這是重要的文學審美變革。什么是解放區文學的寫作傳統？我想，寫作者要看到時代的巨變，看到新的農村現實和新的農民生活并誠實表現，同時也要尋找表現巨變的新角度、新方法。

今天，討論農村題材文學創作時，強調寫什么固然重要，但也要深入思考如何寫、怎樣寫。一部優秀的農村題材作品既代表我們時代作家對農村生活的理解和認識，也代表我們時代作家的文學追求，代表我們時代的文學審美，我們時代的閱讀趣味。換言之，一部作品的優秀，不僅在于深刻的內容，同時也要有與之相匹配的語言與形式，它應該是人人愛讀的藝術品。今天，我們看到“新時代山鄉巨變創作計劃”和“新時代文學攀登計劃”正在推進。我們要深入思考，如何面對我們優秀的鄉土文學傳統，以及如何將這些傳統實現新的轉化、新的拓展。我認為，這是在思考農村題材文學創作方向時所需要正視的：要寫出我們時代新農村的重大變革，要寫出我們時代農村人的精神追求、心靈生活，同時，更要尋找與這種新生活、新變化相匹配的新形式、新表達。

（作者系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

扎實推進“新時代山鄉巨變創作計劃”

□鮑 堅

“新時代山鄉巨變創作計劃”的稿源主要由三個方面構成：一是作家出版社的作家約稿和作者投稿；二是名刊名社推薦作品；三是各省級作協推薦作品。到目前為止，共有30部作品被列為“新時代山鄉巨變創作計劃”項目作品。

下一步從兩個方面抓工作：一是保證一定來稿數，確保創作計劃的可持續性；二是抓質量，尤其要抓好名家參與。名家參與是“新時代山鄉巨變創作計劃”作品質量的最大保障。作家社自身要加強約稿工作，同時要進一步發揮名刊名社的重要作用。主動發現青年作家、新作家、基層作家，鼓勵他們參與創作計劃。對于青年作家、新作家和基層作家的來稿，選擇基礎較好的，集中編輯力量，用超乎常規編輯出版的力度幫助修改提高。

此外，要解放思想、擴大視野、開拓思路，豐富作品的選題類型。如嘗試請一些類型文學作家參與創作計劃，使“山鄉巨變”的故事更豐富多彩、更精彩動人。作家社要繼續加強選題策劃，發現具有典型性的原型、素材，尋找合適的作家進行創作。繼續用好專家改稿會的手段，幫助作者有效提升作品質量。加強作品出版后的宣傳營銷。針對品牌宣傳、專業評價與產品營銷的不同受眾群體，綜合運用不同的媒體和網絡平臺進行宣傳。與此同時，今年要與有影響力的宣傳平臺合作，開展立體式的宣傳，力爭讓“新時代山鄉巨變創作計劃”的品牌和一些優秀作品能夠引起社會多方面的關注，讓作品賣得更好。

（作者系作家出版社董事長、社長）

塑造新人的意愿與能力

□劉慶邦

我們現在都在強調，文學創作要塑造時代新人。這不僅僅是一個理論問題，更是一個實踐的問題。這對于我們每個文學寫作者來說都是一個考驗，考驗我們有沒有能力來解決這個問題。

我對農村生活還是比較熟悉，在農村生活到19歲，然后參加工作到煤礦，然后就到北京。雖然離開了老家，但是我和鄉村保持著非常緊密的聯系。當然，對農村的發展也很關注，每一次回家都看見農村在不斷地變化。大姐、二姐跟我說：“現在農村跟以前不一樣了。你寫寫現在的農村?！蔽艺f：“行啊，想寫?！蔽覀冏骷矣羞@個想法和沖動，但不一定能成功寫出來，這需要一個契機。你得把人寫好，因為小說不就是要寫人嗎？人物形象是否塑造成功，是衡量這個小說的一個關鍵。特別是主題性的寫作，對文學性的要求特別高。后來，我想，我最好能找到一位駐村第一書記為主要人物，才能把所有素材集中起來，統帥起來。在貴州遵義，我找到了這樣的典型。后來，她成為了《花燈調》的主人公。在她身上，有堅定的信仰、不變的初心，有新的思想、新的奉獻。當然，她也有她的弱點?？傮w來說，這屬于比較正面的人物類型。與此同時，我也塑造了一批比較復雜的人物，比如酒鬼、賭徒，還有盜竊的、吸毒的。這構成了一個龐大的人物譜系。

有評論家說，“劉慶邦寫的是中國美”。我覺得，“中國美”這個說法挺好。它是一種綜合美，不僅有城市之美，也有鄉村之美，不僅有外在之美，也有內在之美。我試圖通過《花燈調》，逐步地向“中國美”靠近。

（作者系北京作協副主席）

鄉村召喚著我

□周瑄璞

我出生于河南農村，9歲轉學到西安，跟隨父母生活。爺爺奶奶去世后，我曾經以為不再介入那里的生活，從此將切斷與鄉村的聯系。但是，走上寫作道路之后，時常感到有一個聲音召喚我：回來吧，這里有你想要的一切。于是中年的我，回到故鄉。

鄉村其實并沒有凋敝，她也不可能凋敝，因為土地永遠是最寶貴的財富，創造生生不息的價值。鄉村只是換了一種形式，農民擺脫土地的束縛，有了更多選擇，而土地由能人集中承包經營。平常村里人少，很是安靜，過年時人們從外面回來，鄉村經歷近一個月的情感峰值，歸于平靜，等待下一輪的歡聚。

城市有的，這里也都要有，網絡、汽車、快遞、商品房，一樣也不能少，哪怕是替代品、山寨貨，先有了再說。有一種幾千元的電動車，帶后斗，防風雨，可拉人，可裝貨，時速大約二三十公里，在農村家家都有。你能說這不是車嗎？這就是他們的“私家車”呀，每當看到這樣的“汽車”顫巍巍奔跑在鄉村公路上，我都很感動。中國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步伐從未停止。

其實在廣大鄉村，幾乎每一個家庭都能寫一部書，每一個人都有故事。因為生活中每一個事件幾乎都是緊貼時代步伐和政策而變動的，風往哪里吹拂，人們就倒向哪里，這就是世風吧。名詞也是不斷更新，最早的生產隊掙工分，后來的包產到戶責任田，直到今天土地流轉吃地款……時代發展和每一個大政方針都在鄉村投下濃重的影子。作家其實也不需要虛構編造什么，睜大眼睛觀察，及時記錄描述就行。

（作者系陜西作家）

作家不能對鄉村一直停留在舊的認知里

□畀 愚

我正在創作長篇小說《純真年代》。這個小說其實早在2010年時就已經動筆。一邊寫，一邊收集資料，但寫了不久，我就發現一個問題——像我們這代“70后”的作家，對中國的農村其實是一直停留那些舊的、以往的認知里，尤其是對處于變革中的農村，許多了解，也都是很片面的。所以，我當時就停筆了，把更多的精力放到了對鄉村與鄉村人物的觀察、了解中。所以，原本打算寫的三十年改革開放，到現在成了四十年的。但我認為這額外延伸出來的十年，恰恰是我深入生活、了解鄉村的這十年，也正是我們“新時代山鄉巨變”最為顯著的十年。我有幸一直在現場。

我的家鄉在浙江平原的一個小鎮上，它介于城市與鄉村之間，既是一座橋梁，又像個瞭望臺。在那里，你不管是眺望城市，還是回顧鄉村，它都在一段恰好的視距里，可以更客觀地看到它們雙方的發展、變化以及存在的問題——尤其對于我們的農村來說，經過這十多年的發展，它的面貌煥然一新了，生活現代化了，甚至連表達方式也有變化了。鄉村中也到處體現了傳統的力量。其實這種韌性往往也是一座村莊的個性與靈魂所在。從某種程度上說，正是這種力量在不斷豐富與立體著我們的鄉村，讓它變得更加多元化，更加地具有開放與包容的基礎。當然，矛盾也是避免不了的。但我們仔細去看，那些發展過程的矛盾與沖突，其實就是舊與新、歷史與當下之間的矛盾與沖突，而這恰恰就是我們創作所需要抓住的。所以說，在一個時代浪尖上的鄉村里面，是充滿了文學元素的。

（作者系浙江作家）

新時代鄉村歷史性變革與書寫的創變

□劉大先

鄉村振興的歷史性變革體現為鄉村的中國式現代化，具體表現為農業的科技化、工業化和商業化，比如“互聯網+”、文旅融合、農旅融合、碳抵消的環保合作等方式，實現發展的可持續性。這就使得我們現在的鄉村，不再只是傳統文學作品中的“風景畫”“風俗畫”或“風情畫”，而是呈現為折疊、開放、流動，充滿各種可能性，呈現出參差多樣的風貌。這樣就對文學書寫提出了新的挑戰。

在懷舊的溫情、鄉土的挽歌與現實的素描之外，如何進行鄉村書寫的創變？我認為，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進行開拓。第一，走出同質化的鄉村想象，描摹有著不同地理環境、歷史傳統、生活習俗的鄉村，寫出各個地區的鄉村的個性化發展之路。在廣袤的中國大地上，地區發展不平衡，存在著差異性。這就要求我們的作家不能用某種單一模式來處理鄉村經驗，要深入到基層之中，看到不同鄉村的個性化、地域性、差異性。第二，塑造出不同于土地改革時代、合作化時代、改革開放時代的新農民形象，將其作為城市與鄉村、農業與兼業、科技與人文相融合的新時代主體。這需要作家去除掉對農民的刻板印象，看到鄉村生產與生活的新形態。第三，在生產生活方式中，刻繪新鄉村中倫理道德、情感結構與感受方式的微妙細膩變革，在個性化中凸顯出總體性的社會律動與時代精神。我們的作家需要把眼光放開，保持心胸敞亮，來真正面對新時代鄉村的種種結構性變化，創作出更多真正屬于這個時代的優秀作品。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農村題材寫作的“當下性”和“前瞻性”

□劉 瓊

“三農”問題在中國社會中有著重要地位。作家如果心懷“國之大者”，就不能不關注農村和農民。但捫心自問，我們對中國當代的農村和農民有多少了解呢？農村的社會結構變成什么樣了？另外，還要問一問，我們對于鄉村的了解是通過什么樣的渠道獲得？如果作家做不到每年甚至是每個月都花一點時間在鄉村住一段時間、與留在土地上的人交談，怎么敢說自己熟悉鄉村、了解鄉村、熱愛鄉村？所以，推動農村題材文學創作，作家要熟悉和熱愛農民這個群體，“按照農村的本來面貌來寫”，才能寫出相對客觀的、真實的農村；而不是在書齋里或記憶中，把農村單純作為審美對象或批判對象。更不應該看起來是農村題材，實際上是“想象的農民”“虛構的農村”“懸浮的生活”。

農村題材寫作應有“當下性”和“前瞻性”?！爱斚滦浴斌w現在，作品要有生活現場，反映生活原貌。這需要我們用腳去走，用眼去看，用筆最大限度去還原真實鄉村，展現當下農村社會真實的矛盾、結構、變遷，讓大家感同身受。什么是前瞻性？通過深入生活，不僅發現問題、抓住矛盾，還要探討矛盾和問題的解決方案，探討鄉村全面振興的道路。文學作品除了具有情緒價值之外，還要有思想價值，提供公共議題。只有這樣，作家才能成為具有思想偉力的作家，作品才具有參與改造社會的價值。農村題材文學創作是開放的，類型應該多樣，但現實的真、思考的深、文學的美，應該是共同追求的理想。

（作者系《人民日報》文藝部副主任）

新時代呼喚新的《山鄉巨變》

□李朝全

新時代的農村已經完全變了。正像當年的土地改革、農村合作化運動催生了《暴風驟雨》《山鄉巨變》《創業史》等當代文學的一批經典性作品，今天農業經營方式通過三權分置正在發生著革命性變革，土地的集約化、規?；?、機械化、現代化生產也使農村的生產方式發生了劃時代的變革。這場正在發生的三農變革，這場新的“農村革命”，正在呼喚著新《山鄉巨變》、新《創業史》。

今天的很多作家無法像前輩作家趙樹理、周立波、柳青、路遙那樣，十幾年如一日，和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同生活，打成一片融為一體。作家在與廣大農民建立起休戚與共的關系共同體方面，還存在著明顯的缺陷和不足。很多作家對當今農村的深刻變革了解不深，尤其是對新時代的農民還不熟悉。對于三農的定位和認識必須端正，必須運用大時代觀、大歷史觀進行整體性的把握，一味地贊美歌頌或者批判指責都是片面的。農村實質上是一個巨大的時間和空間的容器，鄉村所負載的，不僅僅是國家的糧食安全、國計民生、生態建設等物質性的內容，它也承載著我們的歷史、人文、鄉愁等精神層面的豐富內涵。廣大有抱負有理想的作家，要深入農村，深入農民生活，去把握“新質”農村、“新質”農人，在此基礎上深入解讀新農村，深思農村的來路和去向，運用優美的語言文字和高超的藝術，寫出這個時代的文學經典。

（作者系中國作協創研部副主任）

山鄉巨變是中國式現代化的一面鏡子

□李云雷

當前中國鄉村中不僅有歷史悠久的農耕文明，也有逐步發展起來的工業文明，還有飛速發展的信息文明，在西方數百年歷史上逐漸演變的農業、工業、信息等不同的歷史階段、不同的文明體系，在當前的中國鄉村中彼此共存共生，互相沖撞激蕩，混雜糅合在一起。因此，現在的鄉村包蘊著無限的豐富性、復雜性與可能性。

新時代山鄉巨變是中國式現代化的一面鏡子，為文學創作提供了無限廣闊的天地。但我們書寫新時代山鄉巨變，不能僅就新時代寫新時代，而要有歷史感與未來感，這樣才能從整體上將之作為中國式現代化的一個階段加以把握；也不能僅就鄉村寫鄉村，當代鄉村涉及到的問題是與城市、與世界緊密聯系在一起的，我們需要有開闊的視野、廣博的知識、切身的體驗，才能真正認識到當代鄉村正在發生什么。比如關于土地與人的關系，在描寫土改、合作化、包產到戶的經典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到農民與土地的深厚感情。但在我們的時代，不少人擺脫土地進城打工，或者在鄉村從事其他行業，這從經濟和社會的角度來說是社會進步，但從土地與人關系的角度，我們正在經歷的卻是極具歷史性的時刻，也是有史以來未曾有過的戲劇性轉折，我們該如何從整體上把握？這些都是我們在新時代必須面對與思考的新現象、新問題，只有從各個角度把握中國式現代化的豐富經驗，我們才能書寫出新時代山鄉巨變的新史詩。

（作者系《小說選刊》副主編）

新農村 新發現 新作家

□陳 濤

書寫新時代農村，必然要求對新時代農村的內涵深入了解。城鎮化進程的快速推進，極大消弭城鄉差別，城鄉一體化面貌愈發清晰。農村早已不是作為城市的參照的存在，二元對立書寫模式的破除與摒棄早已是共識。隨著現代資訊與科技文明的大量涌入與使用，隨著擁有開闊視野的人員回流，農村由僵化封閉轉向開放包容，農民對生活與社會的認知逐漸趨向開朗開明，新時代農村正在呈現出更龐雜、更迷人的美學內涵。

新時代的農村，對當下的作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對待新農村，作家要具備歷史縱深性的眼光，要具備對現實廣闊性的思考，從而不斷生發出新的發現。我們需要一大批能夠書寫新時代的農村、承擔新時代文學使命、創造文學新樣貌的“新人”作家。尤其在城市文學日益崛起的大背景下，對農村有了解并且有興趣的年輕作家越來越少，如何發現他們，這是我們必須思考的問題。

新時代農村題材文學創作，不僅僅是作者、編者、評論者的事，更需要讀者的參與。四者的合一，才是良性的文學生態。1月23日，《人民文學》雜志的直播更是讓我們明白，讀者依然在，熱愛文學的人依然在，所以，創作出優秀的農村題材作品，并且借助多種方式進行推介傳播，同樣是每個文學工作者必須面對的課題。

（作者系《人民文學》副主編）

文學應為新時代鄉土鑄魂

□馬 兵

新時代的鄉村經歷了歷史性變革，隨著鄉村振興、脫貧攻堅的勝利，人民群眾置身其間的社會結構、價值觀念和生活感覺也隨之發生巨變：一方面，農民與土地的關系發生根本變化，村民從低流動性進入很高的流動性，村落主體在社會快速轉型中也在急劇分化，人民群眾的需要呈現多樣化多層次多方面的特點；另一方面，鄉村社會的實體結構及部分鄉土倫理的秩序依然保留，鄉村仍然具有很強大的文化凝聚力，被侵蝕的鄉土禮俗依然具有一種黏合與調適的功能。因此，新時代農村題材的新人形象，應該是能以包容的心態直面現代文化轉型過程給鄉村帶來的機遇和挑戰，以堅定的理想信念和深摯的家國情懷，鞏固鄉村振興的成果，推動鄉土文化重建，為新時代鄉土“鑄魂”的形象。創作者既要開掘他們身上所蘊含的社會具體性，著眼個體與時代互相生成的歷史語境，更要在結構性的轉變中傾聽他們心靈的震顫，尤其是瞄準他們生活與情感中的矛盾性因素，因為那些隱晦的意緒往往連接著時代更深沉的脈動。

當下農村題材創作有聚焦鄉土本質化轉型的，也有展現新農村建設成就的，兩種路徑都有優秀的作品。這些作品以深沉的立場、深扎的姿態、深入的開掘，努力潛入事務和事件、人性和人心的褶皺和紋理，嘗試把零散與瑣碎的生活“作為歷史發展的環節”來理解。當然，也有一些鄉土作品呈現出同質化傾向，缺乏深度和說服力。

（作者系山東大學文學院教授）

美麗的鄉村等待我們去書寫

□余 艷

隨著農村物質生活不斷提高，農民在文化需求方面也產生巨大變化。我們需要積極引導農民成為農村文化建設的主體，最大限度滿足農民的文化需求，更好地創造出農村喜聞樂見的文化產品，真正讓農民過上幸福美滿的好日子。

我們可以湖南益陽清溪村為例。60多年前，清溪村是周立波筆下充滿鄉土鄉愁、激蕩改革風云的樂土，一場“農村合作化”開啟翻天覆地的“山鄉巨變”。而現在，漫步在這個溪流潺潺的村莊，十步之內必有芳草，百步之內滿是書香。巨變，正從書中走進現實；花園，已成為清溪人的家園！一個丘陵村，有一流的清溪劇院、文化廣場；“中國當代作家簽名版圖書珍藏館”，21家農家書屋百步相連遍布鄉村。書香撲鼻，文學魅力，正吸引四面八方的賓客，越來越密集來到這個特色村?！耙郧芭笥阎g談論的話題離不開打牌，現在大家聚在一起，都在說與知識有關的事。”老農民逛書屋提筆寫詩歌散文；年輕人到處參加科技培訓；小孩子從小能背《山鄉巨變》精彩片段……村風清朗，民情向上。村民們的精神，像他們挺直的脊梁，全立了起來。

清溪村持續提升農民素質和農村文明程度，走出了一條以文學文化共建美麗鄉村、共享美好生活的新路子。這唱響了時代主旋律，群眾也在家門口享受到了精神文化“大餐”，從中得到了豐富的文化滋養和精神動力。中國大地上有著很多類似的村莊，等待著作家們去書寫。

（作者系湖南作協副主席）

從“淺淺知道”到“深深沉浸”

□王國平

對于當下的鄉村新變，我們多少都有所了解。但是，這只是“淺淺知道”而已。農村正在經歷的深刻變化，正在展露出的新風貌，此中運行的內在機制是什么？根本邏輯是什么？形與神，表與里，一隅和全局，到底是個什么關系？路遙所鐘情的“城鄉交叉地帶”在新的時代語境下呈現出哪些新變，展現出什么樣的新魅力，又面臨哪些新問題？“新農人”在突圍過程中遭遇了什么樣的困境？農村視野中新與舊、遠與近、傳統觀念與現代理念、個體和集體之間的沖突具有哪些新的動向？“土地”這個農村的本源性元素扮演著什么樣的角色？這些都是課題，都是考題。我們的作家只能“深深沉浸”，全身心投向農村生活現場，張開雙臂，打開雷達，在日常之中感受，在人群之中尋找，在不經意之間發現。“深深沉浸”，摸清農村生活現場的來龍去脈、邏輯紋路，擁有對農村現實生活的解釋力。這就算得上是一個真正的明白人，一個“鄉村生活哲學家”，不盲目，不紊亂，不迷失，心中有定力，筆下能開花。當然農村是一個龐大的舞臺，是一個牽扯面廣、波及面寬的復雜場域，是一個時刻處在行進中的動態，身處其中難免有困惑，還有理不順、弄不明白的地方，而這正是用力、主攻的地方，也是作家發揮特長、大顯身手的地方，以藝術的方式、審美的姿態去講述和闡釋，以文學的初心呈現生活，播撒光明的底色、溫暖的亮色。

（作者系《光明日報》“文學評論版”主編）

農村題材文學創作的新可能

□崔慶蕾

近些年的農村題材文學創作，可以分為以下幾種模式和類型：一是以重大事件為綱切入鄉村社會，重在表現外部政策、行動和力量給農村帶來巨變的過程和結果。二是從日常生活的角度敘述當下農村的變化，將農村日常生活作為敘事的聚焦點并以之為表達思想和認知的路徑與方式。三是以一種歷史視野來觀照當下農村，在“長時段”的歷史連續性中展現當下鄉村巨變的歷史來路與所憑借依存的各類資源。

新時代的農村題材創作，還有進一步生長的空間。一是要以更多內在視角來展現鄉村的獨特經驗，更深入地挖掘并呈現鄉村的內在體系及其變化。這也要求廣大作家要重視對最新的鄉村經驗的獲得，要真正地深入生活，扎根人民，與鮮活的農村生活和經驗融合在一起，才能在此基礎上展開更加有效的鄉村書寫。二是要注重對于人的書寫尤其“新人”形象的塑造。要真正貼近和理解鄉村世界中的人，寫出他們的精神景觀和復雜紋理，塑造出與時代血脈相連、互為鏡像的“新人”。作為學術期刊的編輯，我們要進一步聚焦于推動農村題材文學創作這項重點工作，加強對中國鄉土文學敘事傳統的研究以及對《山鄉巨變》《創業史》等經典作家作品的研究，同時更加重視對“新時代山鄉巨變創作計劃”“新時代文學攀登計劃”中優秀農村題材作品的探討，及時總結當下農村題材創作呈現的新經驗。

（作者系《中國當代文學研究》執行主編）

《創業史》《山鄉巨變》的經驗值得參照

□楊 輝

討論新時代農村題材創作的觀念、路徑和方法，《創業史》《山鄉巨變》的經驗仍然值得參照。這兩部作品所要回應的具體現實問題、闡發的觀念、塑造的典型人物、藝術表現風格不盡相同，卻共同呈現了1950年代時代的宏闊面向。它們之于新時代農村題材創作的啟示意義有三：從時代精神總體性意義上回應具體的現實問題；細致書寫具有新時代新觀念、新心理的“新人”在創造新生活過程中的自我創造及其現實意義；堅守具有內在的質的規定性的現實主義傳統，卻也吸納新經驗，在促進傳統的創造性轉化的基礎上拓展現實主義的表現力。與柳青、周立波力圖在時代精神總體性意義上回應具體的現實問題、書寫宏闊的時代之變一樣，新時代作家也在同樣的意義上，力圖感應和表達新時代的現實新變。深厚的生活積累和藝術經驗，是這些作品能夠切近和表征時代重要議題的原因之一。新生活與新人交互影響、互相創造，在創造新時代新生活的過程中，新人完成了其極具現實意義的自我創造。從《創業史》《山鄉巨變》到《雪山大地》《星空與半棵樹》《寶水》，從1950年代到新世紀第二個十年，鄉村生活已然發生了極具歷史和現實意味的翻天覆地的變化。梁生寶、盛淑君們期待卻“未竟”的生活創造，在才讓、安北斗等人的生活中得以實現。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經過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之后所打開的境界，不僅體現在文學作品中虛擬風景的展開，亦呈現為具體的“人事”風景的全新創造。而在新生態文明觀的指導下，人與自然和諧共處所敞開的“山鄉巨變”，則是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價值的充分體現，包含著超克西方現代自然觀念弊端的重要思想和實踐意涵。

（作者系陜西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

“新鄉土敘事”的時代價值

□曾 攀

“新鄉土敘事”是近年來學界討論較為熱烈的命題，因其直接對應著當代中國尤其是新時代以來的山鄉巨變，成為這一時代重要的文化和精神樣本?！靶锣l土”不僅指新生活現場與新民風民俗，而且對應著鄉村和農民的觀念重塑、精神重構與文化重思，并由此衍生出新人物、新觀念，形成鄉土新變的內生性動力，衍化為自足性、發展性、建設性的鄉土氣象?！靶锣l土”的形成，離不開“主體”的“實踐”參與。在這個過程中，熔鑄出“新人”主體，激蕩起歷史的洪濤。“新鄉土敘事”之“新”，主要體現在以下四個層面：一是時代性，依循百年中國鄉土文學形成的宏大旨歸，于傳統的歷史沉積中，不斷建構新的歷史意志和變革精神，秉持真正的現實主義精神，實事求是，在廣闊的農村生活天地中，探尋文學書寫的“沉重的時刻”；二是主體性，作為鄉土寫作甚至鄉村改革的中堅力量，也關涉此間之世界的全新形象塑造；三是實踐性，與中國當下的山鄉巨變息息相關，寫作者或見證或實踐，融直接與間接經驗為一體，獲致切己的經驗并辨析主客體的價值屬性；四是發展性，承續百年來中國文學與文化求“進化”、求“變革”的理路，革故鼎新，在當代中國鄉土的新發展理念與發展格局中，重塑敘事的觀念與視點，更新主體形象的經驗與意志、觀念與價值，在更廣闊的維度中捕捉“發展”的當代意義。好的“新鄉土敘事”，將成為當下中國現實的癥候與表征，透露出整個鄉土文化傳統的當代更新，代表了“發展”中的時代鏡像，蘊蓄著極為強烈的可建設性與可變革性，期許能夠創造新的天地，創生新的可能和新的未來，建構新時代鄉土世界的人物譜系，尤其是“新人”的塑造與再造。

（作者系《南方文壇》副主編）

在相互的能動交流中充實彼此

□李 哲

當下農村已經發生和正在發生著變化，“流動”成為對其進行表述的關鍵概念。這種流動性的出現提醒我們，“農村”作為一個有邊界的空間不再天然地存在。帶著這種感知反顧周立波的《山鄉巨變》，也會發現“山鄉”和“巨變”這兩者之間存在一種內在的張力。周立波筆下“巨變”的“山鄉”自然也有流動，但這種流動是有明確邊界的。在《山鄉巨變》的開頭，土地廟被入鄉干部鄧秀梅視為一個“邊界”。周立波所寫的這個邊界還有另外一重意義，它同時是中國傳統社會、政治、文化、民俗等意義上的邊界，代表的是一種“入鄉問俗、入國問政”的傳統。在這個邊界上，“外來者”的身份會被標識出來。在我看來，這個認識的“邊界”意識，是20世紀中國革命實踐帶出的經驗，是對中國傳統的接續和重新激活。周立波和他筆下的鄧秀梅身上體現的，就是這種態度、這種品質。流動可能會沖擊乃至消泯實體意義上的邊界，但會更清晰地標識出我們“認知”的邊界。這里的挑戰在于，我們對農村的認識，很容易被納入既有的自我意識?；蛘哒f，農村不再是一個有待認知、有待鏈接的他者，而是成為我們既有的情感結構、知識結構的一個承載物，成為這種情感結構、知識結構進一步固化的催化物。意識到“未知”的存在，然后讓自己帶著某種既定前提的認識和實踐暫時停一停，讓鄉村以一種能動的方式進入我們，豐富我們，在相互的能動交流中豐富對方、充實彼此。在這一點上，周立波和他那一代作家的創作實踐，仍然有重新理解的價值和意義。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鄉土中國自然面向的兩副面孔

□鄧小燕

多年來，我斷斷續續做了些鄉村漫游式的田野實踐，累積了一點鄉土志，不過我關注的是農民和自然合作的領域，試著通過交流和觀察，理解鄉下人在與山石草木的合作中養成的自然品格。鄉土文學有兩副自然面孔：一種是理性化的，一種姑且稱為靈性。早前我討論過的梁鴻和喬葉，她們的寫作差異雖大，但鄉土世界都是偏于理性化的。梁鴻觸摸湍河的傷口是典型的環境敘事，可以歸入憤怒的田園詩傳統，背后是生態學理性?！秾毸穭t屬于鄉土風物書寫，最典型的便是挖野菜，這樣一種古老的救荒實踐在當下看似很土氣，實則很時髦，屬于都市博物實踐，這些自然風物具有地方屬性，是由作家補習的植物學予以理性化的。鄉土文學的自然書寫，還有一條非理性的、強調靈性的傳統，如沈從文、蕭紅、遲子建、劉亮程和李娟等人，尤其是文化意義上的邊地作家。以蕭紅為例，她在社會層面驅逐了“跳大神”，但在面對自然時儼然是一位通靈的薩滿，能與花園中的果蔬、屋頂的蘑菇以及冰雪大地溝通。批評家認為，這是兒童視角，但兒童視角本身就是萬物有靈的視角。蕭紅對薩滿的自然改造延續到遲子建、胡冬林等東北作家身上，體現出鄉土文學自然靈性的一面。當下無論是環境敘事還是都市博物學，都頗為流行，也都在參與塑造鄉土文學的理性品格，我個人同時也是自然主義者和博物愛好者，但面對它們對鄉土文學可能的影響，我的態度還是有些猶疑。自然不能簡單地視為農民的物質本錢，更不用說當成風景了，或者只是科普的對象。鄉土自然中蘊藏著我們這個從農業中成長起來的民族的自然元氣，顯著地區別于梭羅的自然傳統，值得深入辨析。

（作者系武漢大學文學院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