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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正值三星堆遺址考古發掘90周年。作為上海博物館東館開幕首展，“星耀中國——三星堆·金沙古蜀文明展”連日來引爆大眾的觀展熱情。

三星堆文物迸發出驚人的想象力，甚至有人認為它們儼然“天外來客”的杰作。三星堆究竟如何揭示古蜀國歷史，探索古蜀文明，又在中華文明發展進程中發揮了什么樣的作用，何以成為中華文明多元一體融合發展的鮮活見證？

邀請身處三星堆考古發掘一線的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遺址工作站副站長許丹陽撰文詳細解讀。

——編者

三星堆遺址位于我國西南地區成都平原的腹地，得名于遺址中南部呈西北—東南向排列的三個土堆。它們本是三星堆遺址的一道城墻，因早期人類活動破壞而孤立呈三個土堆。至遲在清代嘉慶年間，三個土堆被比附為天上的土星、木星、火星等三星，因而名三星堆，《漢州志》中記載“廣漢名區，雒城舊壤……其東則涌泉萬斛，其西則伴月三星”。

1927年，居住在遺址內的當地村民偶然發現了一坑玉石器。1934年3月6日，在時任廣漢縣縣長羅雨蒼的支持下，原華西協合大學博物館館長葛維漢和博物館的同事林名均受邀在遺址內的月亮灣地點進行發掘，這是三星堆遺址科學發掘之始，迄今整整90年。新中國成立后，開始有目的、有計劃地進行調查和發掘，初步認識到了三星堆遺址的重要性。改革開放以后，三星堆這片熱土成了不間斷地叩問古蜀文明的鑰匙，考古發掘工作持續開展，“祭祀坑”、城墻、宮殿相繼被發現，成立了專門的考古工作站、建立了遺址博物館，遺址得到有效保護、文物得以科學修復、文化內涵也被充分認識。著名學者李學勤曾說：“像三星堆以及巴蜀文化這樣的發現，應該和歷史上特洛伊、尼尼微等等一樣，列入世界考古學的史冊。”截至目前，在三星堆遺址內發現了城墻、大型柱洞式建筑、大型紅燒土建筑、溝槽式建筑、灰坑、灰溝、陶窯、墓葬和祭祀坑等各類重要遺跡，出土金器、銅器、玉石器、陶器、象牙、絲綢等各類文物標本5萬余件，為我們認識古蜀國歷史、探索古蜀文明及其在中華文明發展進程中的作用提供了豐富的材料。

三星堆遺址是古蜀國中心都邑，規模宏大，規劃有序，并在城市建設方面對后世影響深遠

三星堆遺址是古蜀國的一處中心都邑，規模宏大，規劃有序，承載著古蜀人豐富的社會生活，并在城市建設方面對后世影響深遠。遺址平面分布大致呈南寬北窄的不規則梯形，東西長5千—6千米，南邊寬2千—3千米，總面積約12平方千米。遺址的核心區域亦即城址的面積約3.6平方千米，城址的東、西、南、北四面城墻合圍呈北窄南寬、南面微外凸的梯形，北依鴨子河，馬牧河穿城而過，又有內城墻將之分隔為不同的功能區。城址規模在同時期僅次于商王朝的都城，是長江流域最大的商代都邑。通過歷年來對三星堆城址各段城墻的考古工作，我們發現三星堆城址這樣“一大多小”城市格局不是一次性規劃建造，而是有一個不斷發展的過程，大致可以分為三重城圈。第一重為月亮灣小城，第二重為三星堆城墻，第三重為南城墻。第一重城圈內分布著大型建筑區和手工業生產區。第二重城圈為普通居民居住區。第三重城圈為祭祀區。

三星堆城址的主軸線方向為東北—西南向，是古蜀人民適應當地地理環境的結果，成都平原的整體走向就是東北—西南向，西為龍門山、東為龍泉山，三星堆城址的營建應當參考了自然山川走勢。在城內，大型建筑、小型建筑、墓葬、器物坑的軸線均為這個方向，鮮明的方向性體現的是嚴謹的規劃性。城址北依鴨子河，又橫跨鴨子河的支流馬牧河，一方面便于生產生活取水用水，另一方面又便于利用水路對外聯系，同時還通過水系將城址分為南北兩部分，北邊為宮殿區，南邊為祭祀區。這種跨河建城、宮殿區與祭祀區分列南北的“法象天漢”城市規劃模式，因地制宜營建城市防御措施、對水資源進行充分利用和管理，并反映出神權與王權并重的社會治理模式，是古蜀文明在城市營建方面留給后世的寶貴遺產，對后來的金沙遺址、戰國成都城、秦咸陽城乃至于隋唐洛陽城的營建都產生了重要影響。城市內外，生活著各種各樣的人，有巫師、貴族、工匠，還有農民。他們利用溫暖濕潤的地理條件，紡織絲綢、編制麻線為衣服，種植水稻作為糧食，架設干欄式房屋來居住，利用舟楫溝通遠方。通過發掘出土的大量文化瑰寶，古蜀人的想象力、創造力以及對生活的熱愛和追求依然令我們驚嘆不已。

三星堆遺址的主體文化被稱為三星堆文化，宏偉的城市、高超的青銅鑄造工藝標志著已經進入文明階段，是古蜀文明的典型代表，是夏商時期長江流域文明的高峰，是中國青銅文明的奇葩，也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三星堆文明的產生與發展，是多元文化因素交融碰撞的結果，從而體現出內涵豐富、包容開放、開拓創新的特點，是觀察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發展過程的極佳案例。

三星堆文明內涵豐富，文化發展脈絡清晰，深深植根于成都平原這片沃土

三星堆文明內涵豐富，出土文物數量龐大、造型多樣、特征鮮明。陶器是三星堆發現最多的一類器物，也是古蜀人從事生產與生活的主要器具，代表性器類有小平底罐、細高柄豆、高柄豆形器、束頸瓶、觚形杯、袋足封口盉、鳥頭把勺等。青銅器種類繁多，主要包括常見于中原地區以及長江流域的銅容器和罕見于中原地區的銅像設（銅人像、面具人頭像等統稱）兩大部分。銅容器有尊、罍、壺、瓿、盤等類別，以尊和罍最為常見。銅像設是三星堆青銅器的主體，也是三星堆最具辨識度的一類器物，包括鳥首人身像、大立人像、人頭像、面具、眼形器等人物形象或人形神像，龍、虎、鹿、蛇、鳥等動物形象，神樹、花朵、果實等植物形象，以及神壇、鳥足神像、騎獸頂尊跪坐人像等組合形象。三星堆的金器包括金杖、金面罩、金箔飾等，數量豐富，多為飾品，配合青銅器及其它質地的器物使用。玉石器包括禮器、工具、飾件，其中禮器有璋、戈、璧、琮等，也是三星堆的代表性器物。

三星堆文化的主要來源之一，是分布于成都平原上的新石器時代晚期的寶墩文化。三星堆文化與寶墩文化在年代關系上前后銜接，在分布范圍上大體一致。三星堆文化的很多基本特征在寶墩文化中可以找到源頭。房屋建筑方面，三星堆城墻延續寶墩文化城墻的斜坡堆筑法，有多層城垣，城垣附近有城壕，城內有大型紅燒土建筑；房址多為基槽式竹（木）骨泥墻建筑，兼有少量干欄式建筑。生產工具方面，三星堆文化同寶墩文化一樣偏重于斧、錛、鑿等石器，且具有小型化特點。生活用器方面，三星堆文化中的典型陶器小平底罐、深腹罐、小圈鈕器蓋、鏤孔圈足豆等均能在寶墩文化中找到原型。而寶墩文化往前追溯，可以聯系到川西地區的茂縣營盤山文化，營盤山文化是甘青地區馬家窯文化南下的一支。因此，通過青藏高原東麓的岷江河谷，為我們勾勒出西北地區與西南地區文化傳播與發展的路線圖，也為三星堆文化的來源提供了一條重要線索。

三星堆文化既沒有憑空而來，也沒有突然而去。緊接其后延續發展的是以成都金沙遺址為代表的十二橋文化。十二橋文化與三星堆文化在年代關系上前后銜接，在文化分布范圍上大體一致，均分布于四川盆地，并以盆地西部的成都平原為核心分布區。十二橋文化與三星堆文化之間存在許多相同或相近的文化因素，三星堆文化的一些基本特征在十二橋文化中長期延續。陶器均以夾砂陶為主，有同類器形如小平底罐、鳥頭把勺、高柄豆、豆形器、尖底盞、尖底杯等；銅器均見有銅人像、瑗、有領璧、璋，且造型、紋飾具有傳承性，均兼用鑄造和捶打工藝；金器均見有金面具、條形飾、魚形飾、圓形飾，見有相似的羽箭鳥紋，均有捶打、鏨刻、彩繪工藝；玉器均見有玉圭、璋、琮、有領璧、璧形器、劍、矛、刀、斧、錛、凹刃鑿等，且造型大多具有傳承性；均出土較多象牙，多見整根象牙集中埋藏的情況；石器以斧、錛、鑿為主，具有小型化特點；房址多為帶基槽的木骨泥墻式建筑、干欄式建筑；墓葬數量較少、規格較小且缺乏隨葬品；盛行祭祀活動等等。三星堆和金沙這些共同的文化因素，也沒有完全消失，而是融入到戰國時期的巴蜀文化乃至秦漢以后的文化發展中，除了上述的城市營建思想，還包括太陽崇拜、神樹崇拜、眼睛崇拜、鳥崇拜、龍崇拜、虎崇拜、蛇崇拜等思想及文化符號。

不同區域文化要素在這里交流、融合、創新，又被中原文明和周邊其它文明吸收

三星堆文明包容開放，它不是寶墩文化自然發展而來，周邊地區人群的交流與伴隨的文化因素沖擊也發揮了重要作用。在發展過程中，三星堆廣泛吸收、借鑒周邊地區文化因素，其中影響最大的外來文化因素來自于中原地區的二里頭文化。三星堆遺址出土的鑲嵌綠松石銅牌飾、銅鈴、玉牙璋、陶袋足盉、陶觚形杯、陶高柄豆、石斗笠狀器等，在二里頭文化中都有類似的器物，且最早不早于二里頭文化第二期。三星堆文化崛起的時候，正值二里頭文化的尾聲。兩者相同的文化因素在二里頭文化中出現更早，三星堆文化明顯吸收、接納了二里頭文化的因素，尤其是青銅器和玉器，造型復雜、技術要求高，同類器物很難在不同地區獨立產生。三星堆文化的玉戈、玉戚、玉璧、銅尊、銅罍、銅瓿、銅盤等器物，也與中原地區二里崗文化至殷墟早期的商文化有很大相似性，可以看出后者對前者的影響。三星堆文明與中原地區夏商文明之間的廣泛聯系，應當是通過長江中游輾轉傳播的。三星堆器物坑出土的青銅容器，無論從器型還是從紋飾上看，都與長江中下游青銅器風格更為接近。一號坑出土的龍虎尊與1957年在安徽阜南月兒河撈起的龍虎尊相似，三星堆龍虎尊鑄造得更為粗糙，被認為是模仿安徽龍虎尊同類器物所作。在湖北江陵八姑臺、四川巫山大昌、湖南華容、湖北棗陽新店等地均發現有與三星堆器物坑出土的風格特征十分相近的銅尊，而湖北沙市和湖南岳陽則出土有與三星堆器物坑出土的風格一致的銅罍。三星堆文化的部分陶器、人像、神像、城址規劃設計理念和墻體建筑技術等，也受到來自長江中游的石家河文化和后石家河文化的影響。三星堆文明中還有一些文化因素，如金權杖、金面具、銅權杖、銅耳飾、紅寶石串珠等，與西北及北方草原地區為代表的“半月形文化傳播帶”、云貴高原乃至南亞存在聯系和交流。原產于印度洋海域的海貝也通過遠距離貿易來到三星堆，被精心盛放于青銅大口尊之中。

文化的交流與影響是相互的，三星堆的文化因素也隨著人群的遷移而見于周邊地區。甘肅張掖發現的青銅人頭像、陜西寶雞發現的陶尖底器與銅人像、越南北部發現的玉牙璋與有領璧，都是以三星堆遺址為代表的古蜀文明的產物。

三星堆文明開拓創新，具有非凡的想象力和藝術創造力，創造出了一大批極具辨識度的器物與文化符號，包括人像、人頭像、神樹、神獸、眼形器等，雖然不同地區有相似的造像或崇拜，但造型一致且體型巨大的器物群確實是獨一無二的。被稱為“三星堆人”的青銅人頭像，面部造型高度規范化，粗眉大眼，高鼻闊嘴，面帶神秘的微笑，作為祭祀場景的實物載體，在國家政治和宗教活動中發揮著重要作用。三星堆的青銅鑄造技術與殷商一脈相承，先采用范鑄法分體鑄造各個部件，再將其鑄接成為一體，并加以芯骨，創造性地鑄造出復雜的組合青銅器。高大的一號青銅神樹，是同時期體量最大的青銅器，由底座、樹身和龍三部分組成，樹身主干挺直向上，其上一側套鑄有三層樹枝，每一層出三枝，全樹共九枝，每枝均有一立鳥；另一側嵌鑄一龍，繩索狀龍身呈波形彎曲，胸、腹、尾各有一支釘與樹干相連，猶如沿樹干蜿蜒而下，前足落于座圈上，整體飄逸而靈動。古蜀人通過神樹溝通上天，龍就是上天的使者。它又與《山海經》等古文獻里記載的扶桑、若木契合，是我國“十日神話”最早的實物。另一件騎獸頂尊跪坐人像，下面是一只神獸，頭頂站立著一位身著長袍的立人，背上是一位跪坐的人，頭頂一個大口尊，尊的肩部裝飾有精美的牛首和龍首。神獸、人像是三星堆獨有的，而大口尊是來自于中原地區的禮器，被頂在頭頂，顯示出古蜀人對中原禮制的尊崇。

三星堆正是在這樣一個三四千年前連接以中原地區為代表的農業文明區和以“半月形地帶”為代表的游牧文明區的地理單元，不同區域文化要素在這里交流、融合、創新，又被中原文明和周邊其它文明吸收，深深融入中華文明連綿不斷發展的基因之中，是中華文明多元一體融合發展的鮮活見證。

（作者為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遺址工作站副站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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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文物最能代表三星堆

一號青銅神樹

三星堆遺址出土的青銅神樹至少有六棵，包括大型神樹和小型神樹兩種類型，其中出土于二號祭祀坑的一棵大型神樹，是全世界同時期最大的單件青銅文物，被命名為一號神樹。

一號神樹由底座、樹身和龍三部分組成，樹身頂部和龍尾部殘缺，修復后殘高3.96米。樹身主干挺直向上，其上偏一側有三層樹枝，每一層出三枝，全樹共九枝，每枝上都立著一只鳥。樹干的另一側有一龍，繩索狀龍身呈波形彎曲，猶如沿樹干蜿蜒而下。全樹采用范鑄法分段制作而成，充分運用了青銅鑄接技術，可謂集三星堆青銅鑄造工藝之大成。這是我國神話傳說中有關扶桑與若木神樹最早的實物，十只代表太陽的神鳥棲息其上，象征晝夜輪轉，生動反映了古蜀人的世界觀與宇宙觀。

金杖

金杖出土于三星堆一號祭祀坑，全長143厘米，直徑2.3厘米，重463克。系用金條錘打成寬約7.2厘米的金皮后再包卷而成，出土時已壓扁變形，但金皮杖內側尚存木質炭化物，估計原來是一柄木芯金皮杖。在杖的上端有46厘米長的紋飾圖案。圖案以雙勾手法雕成，分三組，靠近下端的一組為兩人頭，頭戴鋸齒狀冠，耳懸三角形耳墜；其余兩組圖案相同：前端是兩只相對的鳥，鳥的后面為兩條相向的魚。鳥背上各有一支箭，射進魚的頭部，箭尾有羽翼。古蜀國歷史傳說中有蜀王名號“魚鳧”者，魚鳧即魚鷹。這柄金杖可能與傳說的魚鳧時代有一定關系，為王權與神權的象征。

青銅縱目面具

青銅縱目面具是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眾多青銅面具中造型最奇特的一類，共發現三件。耳、眼采用嵌鑄法鑄造。方頤，倒八字形刀眉，眼球呈圓筒狀向前伸出，將眼肌拉出附著在眼球上，鷹鉤鼻，鼻翼呈旋渦狀，闊口，口縫深長，舌尖外露，下頜略向前伸。大獸耳向兩側展開。在額正中及耳前上、下各有一方形穿孔。額正中的方孔中補鑄一夔龍形額飾。夔龍頭端與鼻梁銜接，夔龍身、尾高高豎起，與面部形成整體造型。眉、眼描黑色，口縫涂有朱砂。古蜀國歷史傳說中的蜀王“蠶叢”就是縱目的形象，此種類面具可能與古蜀國的祖先崇拜有關。

青銅大立人像

出土于二號祭祀坑的青銅大立人像，極具視覺沖擊力，是三星堆遺址發現的最高大的青銅立人像，通高2.61米，重180多千克。人像高1.8米，立于像座之上。立人身軀細長而挺拔，手臂粗大，頗為夸張，兩手呈抱握狀，臉龐瘦削，方頤，粗眉大眼，直鼻闊口，大耳上飾云雷紋，耳垂上有一穿孔。頭戴冠，身著三層衣，腳踝戴鐲，跣足。身上穿有窄袖及半臂式三件右衽套裝上衣。衣上紋飾繁復精麗，以龍紋為主，輔配獸面紋、蟲紋和回紋。大立人像所代表的可能是掌握神權的大巫師，集中反映了三星堆文明的精神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