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江子，本名曾清生，男，1971年7月生于江西吉水。有兩百多萬字發表于《人民文學》《十月》《北京文學》《天涯》《鐘山》等刊物。出版長篇散文《青花帝國》，散文集《回鄉記》《去林芝看桃花》《田園將蕪——后鄉村時代紀事》《蒼山如海——井岡山往事》《贛江以西》《在讖語中練習擊球》等，獲第八屆魯迅文學獎、第七屆魯迅文學獎提名、第三屆江西文學藝術獎、第二屆孫犁散文獎雙年獎等獎次。中國作協全委會委員，中國作協散文委員會委員，江西省作家協會副主席、秘書長。

鶴向孤山

江 子

1

什么把他引到這里？是鶴嗎？有可能。南昌進賢的黃馬是進入鄱陽湖腹地的必經之路，鄱陽湖又是北上進入長江的重要隘口。占著這一地利，黃馬成了整座南昌城有名的富庶與繁華之地。多少官員、商賈、僧侶、書生在這里聚散，多少商鋪、酒肆、茶館、客棧、青樓在這里盤點，多少關乎廟堂和江湖的大事在這里留下線索。黃馬的介崗村卻是個鬧中取靜的地方，村子四野山明水秀，村子西面的云山和鐘山與南昌西山山脈連接，東面的撫河是鄱陽湖水系主要河流之一，經不遠處的三陽鄉入鄱陽湖。村子陰濕，草木豐茂，小魚蝦、昆蟲、蛤蚧和植物的根莖、種子等食物眾多，鶴選擇到這里棲息，再正常不過了。鶴舞翩躚、鶴鳴九皋也是常見景致。西邊山上有座峰，名鶴仙峰，村不遠有座老寺，名鶴林寺，可以是旁證。

鶴乃祥瑞之物，是美與自由的象征。他是年輕書生，是喜歡華美意象的詩人，追隨鶴乃是本能。從南昌城跟著鶴一步步南行，最后停下腳步，與鶴一起成為這塊土地的子民，簡直就是童話里的故事。

但他與介崗村的因緣遠不如童話美好。他到介崗村并非出于詩情，而是因為已無路可走。

這些年他的確如喪家之犬，藏身過南昌市西南贛江西岸與滕王閣隔河相望的蓼洲，也到過距南昌四十里外的西山伏龍山中的洪崖小住。它們都比南昌市區偏僻、安全，他不需要時時如臨大敵，擔心禍從天降。可是這些地方還遠非理想的安居之所——蓼洲離市區太近，洪崖條件過于寒傖。他后來寫了一首詩《芋》描述在洪崖的生活：“洪崖老人煨榾柮，搜盡寒灰手加額。是誰敲破雪中門，愿舉蹲鴟以奉客。”這個自號洪崖老人的年輕人點燃折斷的木頭煨著芋頭，天氣寒冷，唯有撥盡寒灰才能讓火焰升騰到可以煨熟芋頭的溫度。寒風凜冽，屋子破舊，為防風卷起寒灰吹入雙眼，他不得不用手遮擋和揉拭眼睛。此刻如果誰來敲門造訪，就只能將就著吃點煨熟的芋頭了——這種生活跟乞丐比起來也好不了多少。

他需要找到一個更好的去處，比蓼洲更遠離市區，比洪崖要更容易棲身，他想把自己藏起來，藏得誰也找不到他，就像這世界沒有他這個人一樣。

他不知道這個地方在哪里。他雖然二十多歲，可是因為出身特殊，他對南昌城之外的地方所知甚少。不熟悉的地方，于他來說自然就沒有安全感。

命運驅趕著他步步向南，終于走到了這距南昌城數十公里的人流絡繹不絕的黃馬，走到了黃馬轄區里寂靜的山水之地介崗村。

沒有證據表明這是他精心挑選，或者慌不擇路后的歪打正著。黃馬屬于鬧市，南來北往的人多，而陌生人群之中最宜藏身。黃馬還是南昌、撫州和豐城三地交界之所，也應該是最不容易被關注的灰色地帶，官府疏于管控的夜雨江湖。

在介崗住了下來，也就開始了他隱藏自身的第一步。

他住進了鶴林寺，成了一名掛單僧人。不久他有了一個法號：傳綮——對于這個外來人，在遠離南昌的介崗做一名和尚，可能是他活下來的最好方式。

2

他是誰？經歷了什么，有著怎樣不堪的過往，才需要如此小心翼翼地折疊起自己？他是負案的逃犯、欠錢的潑皮、血本無歸的商賈，還是打抱不平的英雄、奮起抗爭的義軍首領？他藏身于草莽，隱匿于寺廟，是江湖恩怨，還是官府逼迫？他才二十出頭，眉宇間有遠超過年齡的憂愁，眼神里有惶惶不可終日的恐懼，是遇上什么過不去的坎兒了？

也許只有自己知道，他攤上的事兒有多大。短短幾年間，他從天上到了地下，從人人尊崇的王孫貴族，變成了唯恐被人認出的喪家之犬。他的朱姓曾經是南昌城最為顯赫的姓氏，現在淪落到了要借法號來掩藏的地步——就像一只丹頂鶴借助假裝梳理羽毛，把招幌般的丹頂埋于翅下。

他叫朱統，家在南昌東湖，為奉國將軍府。如果這些信息尚不能說明他的特別，好吧，那就再多說幾句：他的高祖父，是正德十四年（1519年）從南昌起兵十萬造反，最后被贛南巡撫王守仁擊敗被俘賜死的朱宸濠。他的九世祖是朱元璋的第十七子寧王朱權。幾年前在煤山吊死的崇禎帝朱由檢是小他兩輩的朱家子孫。開國皇帝朱元璋自然就是他的十世祖了。

他是正宗的皇親國戚，名副其實的金枝玉葉，出生于天啟六年（1626年），有一個養尊處優的少年時光。他接受了良好的教育，過著相對優渥的物質生活。他學習儒家經典，繪畫、寫詩，樂于在紙上描繪人間幻象，推敲文字的節奏和韻律。他是享年俸二百石的奉國中尉。他的成長，用錦衣玉食肥馬輕裘來形容一點也不為過。

可他遠不是滿足于吃喝玩樂的闊少。他是渴望建功立業的熱血少年。大約十五歲那年，他參加府試，如愿以償考取了秀才，面前浮現出一條嶄新的道來。他在江西的宗室子弟中特別耀眼。他相信只要自己繼續努力，完全可以不依靠血統來實現讀書人修齊治平的理想，走出一條屬于自己的路來。

正當信心百倍地準備下一輪考試時，他攤上事兒了。首先是陜北米脂農民李自成起兵，整個王朝烽煙四起，崇禎十六年（1643年），南昌城被李自成部張獻忠的農民軍包圍，民眾紛紛逃亡。過一年，紫禁城陷落，崇禎皇帝朱由檢上吊殉國，大明中央政府宣告解體。又一年（1645年），清軍入關，整個中國迅速失陷在勢如破竹的大清鐵騎之下，無數城市化成焦土。南昌城的境況則更為糟糕。順治五年（1648年），歸降清廷的江西提督金聲桓因不得封侯，又為江西巡撫排擠，一怒之下聯合部將王得仁舉江西反清。前來平叛的清軍包圍南昌達半年之久，城中糧盡，一擔谷子賣到六百兩銀子，最終到了人相食的地步。城破，二十萬南昌市民被殺，贛江上下浮尸蔽江，滕王閣附近的碼頭，尸體淤塞江岸，無法行船。南昌歷史上這一不亞于“揚州十日”“嘉定三屠”的慘案，被稱作“南昌之屠”。

天地崩塌，百姓命同草芥，前朝宗室子弟更是首當其沖。祖上搶下別人的江山，別人又從族人手中搶去，此乃因果報應，天道輪回，是誰也攔不住的事。張獻忠圍城，朱家子弟紛紛奔逃于荒山野外。清軍屠城，對明宗室特意做嚴酷規定：“若窮破降順或叛而復歸及被執獻者，無少長盡誅之”，稍有不慎就一個不留。在此嚴酷法令之下，明宗室永寧王一家九十余口被殺。明宗室麟伯王、藹伯王、義王被殺。瑞昌王朱統鏊、宜春王朱議衍被擒斬。城內的寧藩八支王府要么化為灰燼，要么成了他人之所。他的家，以祖父朱多炡爵位命名的將軍府也成了一片廢墟。他這個末世王孫從此過上了逃亡的生活。張獻忠圍城，他舉家逃到了南昌郊區蓼洲隱居。南昌之屠，僥幸逃出城外的他惶惶不可終日，茫茫不辨西東。正所謂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境遇一壞再壞，父親朱謀覲在顛沛流離中死去。他被迫扶柩去祖墳山——西山洪崖處理后事和守孝，靠焚燒木柴煨芋頭艱難度日。不久又接到了妻與子的死訊……

君死，國亡，族散，父死，妻子俱死……厄運接二連三地撲來。它們是暴雨、颶風、雷霆和閃電，是箭鏃、刀斧、利劍和炮彈，是老虎、獅子、豹子和豺狼，攜帶著毀滅的力量，一再向他發動襲擊，對他實施凌遲般的懲罰。他一步步向城外走去。家人一個個死了，他僥幸沒死，就得好好活著。他是家族的遺物，他是祖國的幸存者。他好好活著，也就是他的家族他的國活著。

他原本尊貴的姓氏，王孫身份，用了二十多年，被很多人認識的容貌特征都帶原罪，都是不祥的表征，都可能帶來滅頂之災。他多希望自己壓根不是什么王孫，如此就可以得到一點自由，更多一些活著的保證。他甚至希望自己是一棵樹、一株草、一只螞蟻或一只鼴鼠，跟這個世界兩不相欠。或者就做一只鶴，混跡于介崗的鶴群之中，滿足于在淺灘水田里漫步、覓食和戀愛，迷戀于自身的美麗倒影，展翅高飛掠過青山，舉頭向天歌唱。

……他走在了逃命的路上。經過這么多事，他已經能夠熟練地處理亂世中的信息，比如，他很清楚清軍在南昌周邊哪里陳兵，在哪里又制造了什么慘案，哪里相對駐軍薄弱一些。他繞著清軍走，從奉新到了黃馬山林深處的介崗村，怒目金剛或慈眉善目的菩薩面前，一盞青燈一件僧袍，收納了他所有的過往。一個“傳綮”的法號隱去了他血統的丹色。一個合十的動作，恰好折疊了他掌紋里的秘密。

3

寺廟暫時安頓好了肉身，卻并沒有帶給他內心的安寧。他有菩薩和經書安頓不了的苦，青燈驅散不了的黑暗，晨鐘暮鼓撫慰不了的萬丈狂瀾。雷電風暴、刀斧箭鏃、虎豹豺狼一直追著他，即便他入了佛門也不放過他。從煤山到南昌的與他有關的死亡，構成了具有強大吞噬力的深淵，讓他深陷其中，欲罷不能。死是容易的，活著卻是艱難。怎樣才能讓自己活下去，才能不被內心的悲涼與絕望淹沒？作為末代王孫和被迫把自己藏起來的人，他的空間其實非常有限，眼前世界已然逼仄——他不能如司馬遷寫《報任安書》、李清照寫《金石錄后序》那樣坦明身世與心機，文字于他是有害的，他試著重新拿起了畫筆。是的，只要一拿起畫筆，已成廢墟的將軍府里的一切就會歷歷在目。

他的祖父朱多炡將軍是個畫家，歷史曾如此評價他：“山水得二米家法，花鳥及傳神均工。穎敏絕人，善詩歌，兼精繪畫，善于臨摹。”父親朱謀覲擅長山水花鳥，名噪江右。叔父朱謀垔也是一位畫家，著有《畫史會要》。畫畫乃是他們家的祖業。他只要把畫畫這件事干好，業已破碎的家族在他的腕下依然完整。

他不斷在紙上描摹沈周、陳淳、徐渭等有著強烈藝術個性的畫家的筆意、構圖和情緒，通過墨色的濃淡與線條的緩急、畫面的虛實來構建山水與花鳥的精神，同時會經常走出寺廟，觀察介崗村的山川草木，飛禽走獸。介崗村成了他畫畫的天然課堂。村莊的山中梅蘭、水上蓮荷，頭上柳枝、路邊枯枝，天上飛鷹、樹上昏鴉，池中游魚、林間小鹿，是與他同在的磅礴而幽秘的生命體系，也是他的師友。它們的枯與榮、動與靜、疾馳與回望，都會讓他心領神會。

鶴無疑是他最喜歡觀察的生命之一。在介崗村，它們或成群結隊，或形單影只。它們在淺灘水田間覓食、嬉戲，在山水之間踟躕、沉思，把喙埋于白色的翅下，仿佛不知痛苦和憂愁為何物。每次觀察它們，他內心的離亂之痛亡國之恨都會得到些許緩解。

青燈之下，他在紙上學習古人，描摹自然。介崗的自然是恬靜的、遁世的、田園牧歌式的。他的本意可能也想畫出自然的本色，像祖父與父親那樣，創造出一個與世無爭的世界，結果卻相反，他筆下的一草一木一鳥一蟲，無不在本能而隱晦地言說著這個末代王孫的身世和心聲。

在名為《西瓜》的畫圖中，兩個西瓜一坐一臥，占滿了大半張紙。它們虛實相生，相互獨立卻又互為彼此，看起來陰影重重，仿佛滿腹心事，體內并不是甜蜜的瓜瓤，而是命運的苦水。

另一張紙上畫著幾朵正開花的芙蓉。那是怎樣的芙蓉呀。它們匍匐在畫紙的邊緣，仿佛被刻意遺棄的生命。有一場大風刮，紙上就都是它們驚惶的樣子，幾片葉子被風吹得劍拔弩張，不能自已。

被稱作《蕉石》的畫上，幾片蕉葉完全枯萎，卻以凌厲之勢從天而降，在畫面的右下角，一塊有著三重銳角的石頭如蹲如臥，仿佛深山里準備捕獲獵物的猛獸。

《梅花》中的一根梅枝在畫面的左上角，雖然開著花，可分明是帶著刺的，是鋒芒畢露的，仿佛倒立的戟。另一根梅枝從左上撲向右下，穿過了整個畫面，仿佛它不是香氣撲鼻的梅枝，而是復仇的長矛，伸張正義的閃電。它的梢處，盛開的花朵刀劍般探向右下角。

《古松》里的樹干從左下角直愣愣地斜沖上天，仿佛在振臂高呼。繞著主干的松針，根根如鐵、如刺、如箭鏃……

他把這些初始的畫作一并取名為《傳綮寫生冊》。所謂寫生，當然是以介崗的山水草木為法，將介崗的天地精氣吐納。

4

畫越來越多，而且越來越有辨識度。它們孤絕、瘦硬、險峻，充滿了畫壇少有的猙獰氣質。他畫在紙上的南瓜、梅花，放在任何畫作堆里都不會被混淆，都能讓人們清晰地找出來。它們慢慢地不再像他，已不滿足于待在介崗村的寺院里，聽晨鐘暮鼓，看云卷云舒，而是沿著主人的來路欣欣然躍入南昌城，乃至更遠地方的士人書房，畫家們的畫室。它們越來越顯豁，但他需要更深地隱藏自己。畫是一個系統工程，除了畫，還包括題識、題款與鈐印。如此豐富的步驟、程序，要呈現如此豐富的信息量，一不小心就可能暴露自己。

他似乎對這些事早有考慮。他從不避諱在紙上寫詩、鈐印和題款。出生于書畫世家，從小受過系統訓練，他當然懂得遵從藝術規律，懂得讓一幅畫通過題識、鈐印和落款，獲得生命與性格。幾年的時間讓他琢磨出了萬無一失的隱身術，他早已成了擺迷魂陣的行家里手，題識、題款和鈐印都是他試行迷魂法術的重要手段。

他題詩，寫下的句子貌似大白話，又無頭無尾，顛三倒四，云山霧罩。它們無門可入，無路可尋，讓人猜不透，摸不著。《西瓜》的題識：“無一無分別，無二無二號。吸盡西江來，他能為汝道。”“和盤拓出大西瓜，眼里無端已著沙。寄語士人休浪笑，撥開荒草事丘麻。”他畫玲瓏石，題識：“擊碎須彌腰，折卻楞伽尾。渾無斧鑿痕，不是驚神鬼。”誰有這么大的本事，能從這些佛家偈語俗家囈語般的文字中讀出亂世蒼茫之聲，發現一個如假包換的王孫？

落款及鈐印更是五花八門。他最直白的落款，是“傳綮”，那是他的法號和存世的托身之名。許多畫作里，他落款為“個山”，應該是從他所在的“介崗”這一地名拆分得來，也有可能是鳥在地上的腳印。個和山，都是鳥踩在地上的三爪之形。他是把自己比作一只鳥嗎？他還把自己叫“雪個”，是暗指鳥在雪地上的行走痕跡，還是隱喻畫紙如雪，自己的作畫，不過是鳥在雪地上的踏雪之印？還有很多落款，比如“雪衲”“鈍漢”“枯佛巢”“凈土人”“蕓窗”“佛弟子”……都指向他出家弟子的身份。他知道，只要人們越來越多地認同他的和尚身份，他真實的身世就會隱藏得更深。

他的落款也并非全無心跡，比如“刃庵”。在許多畫作里，他都蓋上此印。所謂“刃庵”，其實是表明他雖已出家，心里依然有著與佛界遠不相稱的刀斧之痕，他是利刃屠宰過后的幸存之人。當然，你也可以認為它不過是喜歡標新立異、兼有隱士和俠客之志的文人自取的雅號。誰能把這兩個字與幾年前已滅亡的朝代聯系起來呢？

5

經歷了生死，他對佛法自然有了別樣的體會。幾年之后，也就是清順治十三年（1656年），三十一歲的他成了鶴林寺的住持，南昌佛界聲名遠播的大和尚。四十七歲那年，因師父穎學弘敏圓寂，他離開介崗村，到奉新擔任師父穎學弘敏創建的耕香庵住持，成了曹洞宗三十世宗師，無數人追隨的頭陀。

以《傳綮寫生冊》為起點，他在藝術的道路上一意孤行。與現實中的局促、謙卑、口訥不同，在藝術的王國里，他狂妄、任性，唯我獨尊。可憐的身世、國破家亡的悲慘遭遇，以及這些年東躲西藏隱姓埋名的屈辱感受，都轉化為一股磅礴的力量，鼓舞著他在藝術上揭竿而起，終于以獨一無二的美學特征，成了開宗立派的藝術巨匠。

他畫山水和花鳥。他的山水圖往往寥落、蕭瑟，山寒水瘦，藤枯樹老。但殘山剩水并不一定意味著死，也可能是重生，一片蕭瑟中的茅屋并不意味著困頓，也可能是高潔與獨醒。日暮蒼山，藏隱者之心境；枯枝敗葉，表不屈之態度；天寒白屋，棲有光之靈魂。

他的鳥，比如鷹、雁、烏鴉和鵪鶉，往往探頭斂翅，身體緊繃，仿佛陷入驚恐之中，又像是隨時準備搏斗的戰士。它們統一白眼向天，落拓不羈。它們充滿寒意的空洞的眼睛，意味著否定、拒絕，意味著舍我其誰，意味著不妥協、不合作，意味著自我放逐，不與世俗為伍。

他當然也畫鶴、畫鹿。松鶴圖或松鹿圖等傳統的祝壽題材，在他筆下具有同樣凜然、峭拔的氣質。他的松樹往往劍拔弩張，如刀如戟。在松下，鶴單腳站立于危石之上，頸作回望狀，一副滿腹鄉愁、匪夷所思的表情。他的鹿，或回頭望遠，或仰頭向天，或蜷縮其身子，背脊成了奇怪的弧形，整個畫面因此形成了奇異的張力。畫中的它們，表情古怪，心懷叵測，令人不安。

他的花，往往構圖險峻，如墨荷，細細長長的莖，上面卻有大團看似不堪重負的荷葉和燈盞一般的荷花，無所顧忌地從一點往四處散開，墨色飽滿仿佛哭過，只在頂上開出一團小小的花。

他的石，往往空懸在畫面中間，或混沌未鑿，或玲瓏七竅，或棱角分明，但都突兀、險峻、陰郁，讓人懷疑是囚禁了雷聲。石上的幾根野草，一朵小花，算是沉重的生命的一點笑意。他的魚單個地游弋于紙上，孤獨，冷寂，無聲無息，仿佛孤苦無依的命運，卻又儼然一腔孤勇的義士，或者是得了大自在的智者。

他還畫貓，畫虎，畫鴨，畫蝦，畫南瓜、木瓜，畫蕉葉、梅花，畫松石、牡丹……都不是傳統畫家筆下該有的靜謐、甜美、無為的氣質，而是陰郁、緊張、怪誕，有著讓人疑懼的力量。那當然是他的精神世界里的物象。是他的經歷，他的痛苦，他的認知創造了它們。或者說，它們就是他，他就是它們——那些白眼丑鳥、突兀山石、殘山剩水、孤獨的魚與折疊起身子的鹿，都是作為遺民的他自己。

他的書法也越來越自成一體。在《傳綮寫生冊》里題款的隸書刀鋒一般的筆鋒最終完全不見，而是代之以枯寒儉省之書寫。它們不衫不履，無悲無喜，稚拙而又老邁，枯瘦而又豐腴，平淡而又絢爛，漫不經心卻自成法度，似隨手寫下卻有老衲坐禪之姿。最關鍵的是它們幾乎是無鋒的——幾乎所有的筆鋒都刻意舍棄，幾乎所有的心跡都已藏起，他寫下的每個字仿佛如他，有著長久的救亡圖存的隱忍之心。

他的鈐印也有了不少變化，以前用的刃庵、傳綮、雪個已然不見，增加的印簽有“個相如吃”“口如扁擔”“人屋”“驢屋人屋”。那都來自于他的佛家話語體系，也是他的心志的反映。禪宗說：“不蒙你眼，你看什么；不捂你嘴，你說什么。”“口如扁擔”，就是閉起口來說。他本不善言辭，苦難身世加上入了佛門，他更成了無言之人，“口如扁擔”正是對他最好的寫照。世俗之人都蔑稱和尚為“驢”，他以驢自稱，實際上是一種自嘲。他最愛用的鈐印是“八大山人”。所謂山人，自然是他作為文人的謙稱，也是對他隱逸山野狀態的自我指認。而八大，來源于他取名一貫的伎倆，正如他的“個山”之名是對他的隱身之地“介崗”地名的拆解，八大，就是對他本名的拆解。他叫朱統，又因他耳朵大，得名耷，“朱”去“牛”為“八”，“耷”去“耳”自然就是“大”了。他如此費盡心機，不過是為了在他的畫作上隱晦地留下一點他的血統的信息。他的國已亡，而他的每一幅畫作，或許就是這朱姓的國的最后的國土。因他對這故國遭遇的復雜情感，他經常將“八大山人”寫成“哭之笑之”。

他還在畫作落款之下畫上一個奇異的簽押。那簽押有如龜引頸舉足，也如鶴伸長了頸項，張開了翅膀。可事實上，那是數字“三十九”的組合。三十九，那是一個讓他的家族傷痛不已的數字：甲申年三月十九那天，崇禎帝朱由檢在煤山上吊自殺，經歷了二百七十六年、傳十六帝的王朝滅亡，他的歹命由此開始。

簡明、空寂、靈動、隱忍、怪誕、險絕、悲憤、超脫……種種這些，并不足以概括他的藝術。一個破碎的王朝毀滅了他，卻同時也造就了他。他擁有了獨一無二的國——它來自世襲，也來自他的開創。那是與他的故國有著相同基因的紙上帝國，但又比故國還要堅韌、牢固和長久。

……

（未完，全文見《十月》2024年第1期）